语言学历史的发展速度是十分迅速的；在此，仅仅一个世纪的时间便表明了很多事情。我能够再一次引证北印第安人的姿势语言，因为部落方言变化非常快，使部落之间不能通过其他方法得到相互了解，因而需要这种姿势语言。我们也能够将最近发现的罗马广场铭文（约在公元前500年时）中的拉丁文与普罗塔斯（约在公元前200年时）的拉丁文比较一下，再将它与西塞罗（约在公元前50年）的拉丁文相比一下。假如我们认为最古的吠陀原文保留了公元前1200年时的语言状态，那么，甚至2000年时的语言状态便可能与它不同，比所有印欧语言学家用从结果推论原因的方法所臆测的要有出入得多。但当书写(即持续的语言)插进来，在完全不同的时代阶段束缚了体系并将体系固定下来的时候，急速便变成了徐缓。这便让研究工作难以清晰地透视到这种演化；我们所具有的只是书写语言的遗迹。关于埃及与巴比伦的语言学领域，我们的确占有远至公元前3000年时的原本，但是最古的印欧遗物是抄本，其语言状态比内容年轻得多。
在这种种决定因素的影响之下，各种文法与语汇的命运是完全不同的。前者依附才智，后者依附事物与地点。只有文法体系内部常有自然的变化。反之，词的应用在心理学上假定，虽然表现可能改变，但内部的机械结构，作为命名的主要基础，是不变的。卓越的语言族系纯粹是文法的族系。其中的词多少是没有归属的，而从一族系流浪到另一个族系。语言学的（尤其是印欧语言学的）研究工作的根本错误是把文法与语汇视为一个单位。所有专家语汇——猎人、战士、运动员、水手、文人的行话——实际上仅是一些词的储备，能够在所有文法体系中应用。半古典的化学语汇，外交上的法语，及赛马场中的英语在一切现代语言中都被采纳了。我们能够说某些词是“外来的”，但所有古代语言中的大部分所谓“语根”，有时也能够说是外来的。
所有名称都依附于它们所表示的事物，分享其历史。在希腊文中，金属的名称是外来的；印度的数字能够在波伽兹科易的赫梯原文中找到，其在上下文中的联系是随着马匹繁殖带到这个国家来的技巧表现。拉丁文的行政术语侵入了希腊东方，大量德文侵入了彼得大帝的俄罗斯，阿拉伯文中的词渗透到了西方数学、化学与天文学的语汇中。诺曼人，本身是日耳曼人，让英文中充斥了许多法文的词。德语区域的银行业务中充斥了意大利语的表达方式，与此相同，在更加广泛的范围内，大宗有关农业和畜牧、金属与武器的名称以及一般有关所有手工艺品的买卖、物物交换及部落间的法制的名称一定都是从一种语言移植到另一种语言中的，正像地理的术语经常变成主要语言的本身语汇一样，结果，希腊文中包含了很多加里亚的及日耳曼克勒特的地方名称。
这种说法并非夸张，一个印欧语的词传布得越广，它便越年轻而且越来越可能是一个“外来的”词。那些被当作私有的名称恰恰是那些最古老的名称。拉丁文与希腊文中仅有非常年轻的词才是共同的。难道“电话”、“煤气”、“汽车”等词也属于“原始”人的词的储备吗？从论证的角度出发，我们假设“原始的”雅利安词中有四分之三来自公元前13000年的埃及或巴比伦的语汇；在梵语中，历经千年的非书写的发展，我们必定无法找到那种事实的痕迹了，甚至在德文里，无数的拉丁文借用词早就完全认不出来了。“Henriette”这个字的词尾“-ette”是埃特鲁里亚的——有多少真正雅利安语的与真正闪米特语的词尾——虽然它们完全是外来的，——能让我们无法证明它们是侵入者呢？在澳洲语与印欧语中，有很多词惊人地相似，这应当如何解释呢？
印欧体系当然是最年轻的，因此是最有智性的。从这种体系中派生出来的语言现在统治着世界，但在公元前2000年时它是不是作为一种特殊的文法体系而真正地存在过呢？大家都知道，今天人们认为雅利安文、闪米特文与哈姆文是可能具有同一最开始的形式的。最古的印度原文反映的是（可能是）公元前1200年时的语言状态，最老的希腊文则反映着（可能是）公元前700年时的语言状态。但此后很久，印度的人与神的名称在叙利亚及巴勒斯坦与马同时出现，采用这个名称的人显然首先是幸运的士兵，随后是有权势的人。是否约在公元前1600年时这些陆地上的冒险家，这些最开始的骑师——从小离不开马的人，那种让人感到恐怖的半人半马怪物传说的根源——在北方平原或多或少地变成了冒险家的头目，带来了印度封建时代的言语与神学呢？雅利安贵族的种族理想与行为理想也是如此。依照我们前述关于种族的论点，这便能说明雅利安语区域的种族理想，而根本用不着一种“原始”民族的“迁徙”。总而言之，武士式的十字军人便是这样在东方建立起他们的国家的——正好位于具有米坦尼名称的英雄们二千五百年前建立过国家的同一个地方。
这种公元前3000年前后的体系是不是只是一种已经失传了的语言中的一种无关紧要的方言呢？罗马语的语言族系约在公元后1600年时支配了全部的海洋。大约在公元前400年时，台伯河流域的“原有”语言仅有略大于一千平方英里的领域。当然，公元前4000年左右时，文法族系的地理图景还是十分复杂的。闪米特—哈姆—雅利安语系（假如它曾经形成一个单位的话）在那时很难具有非常大的重要性。我们在许多古老语系——埃特鲁里亚语、巴斯克语、苏末语、利古里亚语、小亚细亚古语和其他语言——的残余的每个转折点上感到彷徨，这些语言当时必定是属于十分广泛的体系的。在波伽兹科易的档案中，我们已经辨认出了八种新的文字，其在公元前1000年前后都是通用的。按照当时的一般变异速度，在公元前2000年时，雅利安语可能联合很多我们想象不到会与之发生联系的语言形成了一个单位。
书写是一种全新的语言，它表明人类醒觉意识的各种关系的彻底改变，因为它，醒觉意识从“现在”的压迫中解放出来了。描绘物体的图画语言古老得多，或许比所有词更古老；但在此处，图画已非某种所见物体的一种直接符号，而主要是一个词的符号——也就是某种已经从感觉中抽象出来的东西。这是一种本身并无预备而要求必要的准备性训练的最早的与唯一的语言典型例子。
因此，文字用一种充分发达的文法作前提，由于书写与阅读的活动比起说话与听话的活动要无限地抽象得多。阅读在于用一种对相应的词音的意义的感知去仔细观察文字的表象；文字所包含的并非事物的符号而是别的符号的符号。文法的意义必须通过即时的理解而加以扩大。
词是一般人类所共有的，而书写却完全是属于文化人类的。与词的语言不一样，它是全部地而不只是部分地为世界历史的政治的与宗教的命运所制约。所有文字都出现于各别的变化中，是文化最深奥的象征之一。但是，至今为止，尚没人写出过一部关于文字的详尽历史，至于有关它的形式及其变异的心理学则甚至还无人尝试过。书写是有关远方的重大象征，这里所说的远方不仅指扩展的范围，而首先是指持续、未来与追求永恒的意志。说话与听话仅发生在近处与今天，但通过文字则一个人能够向他从来未见过的人，甚至于尚未出生的人说话；一个人的声音在他死后数世纪还能够被人听到。文字是历史遗产的最显著的标志之一。但正因为这样，最能表明一种文化的特征的莫过于它与书写的内在关系了。
关于印欧语言我们知之甚少，那是由于利用这种语言体系的人所属的两种最古老的文化——印度的和古典的——在性质上是如此地非历史，以致它们不但没有形成自己的文字，并且它们发展到晚期甚至还排斥了外来的文字。实际上，古典散文的所有艺术是直接为听觉器官耳朵设计的。人们读它便似说话一样，而相对而言，我们说什么却像读它一样——结果，在文字表象与词音的永恒跷板之间，我们永远未达到过阿提卡意义之下的完善的散文风格。另一方面，在阿拉伯文化中，任何一种宗教发展了它自己的文字，即使是词的语言改变了，还能将它保持下来；圣书与圣训的持续是跟作为持续的象征的文字无法分开的。字母书法的最早的证据见于南阿拉伯的米内的与萨巴的文字中——毋庸置疑，这类书写是按教派分化的——它们可能追溯到耶稣诞生前10世纪。
犹太教徒、曼第安教徒与巴比伦的摩尼教徒说东阿拉米语，但是他们各有自己的文字。自阿拔斯时代起，阿拉伯语占据主导地位，但基督教徒与犹太人用他们自己的文字书写阿拉伯语。伊斯兰将阿拉伯文在其信徒中普遍传播，不管他们讲的是闪米特语、蒙古语、雅利安语还是黑人语言。书写习惯的发展在各处都无法避免地造成了书写语言与会话语言之间的区别。书写语言让持续的象征性影响到它自己的文法状况，这种状况本身只是缓慢地、强勉地屈从于会话语言的进步性变异——因此后者在任何一定时期中总是代表一种较年轻的状态。并无一种通用的希腊语言，而有两种希腊语言，而且帝国时代的书面拉丁文与活拉丁文之间的巨大差别在早期罗马语言的结构中便得到了充分的证明。一种文明越古老，这种差别便越突出，现在，我们发现书面的中国语言与中国北部受过教育的人所讲的官话之间存在着巨大差异——这已不仅仅是两种方言的问题，而是两种相互不相干的语言的问题。
此处必须说明，有一件事实已经直接表现出来，即书写主要是一个身份问题，特别是僧侣们的一种古老特权。农民是无历史的，因此没有书写。但甚至除去这点不谈，种族方面对书写也有一种不会被误解的厌恶。我想字相学中有一件非常重要的事实，便是书写者的种族性越多，他对待文字的修饰性结构的态度便越傲慢，也越容易以个人的行文路数来代替这种结构，仅有遵从禁忌的人对文字的正当形式表现出一种当然的尊重，而且不管怎样，总是下意识地设法把它们重现出来。这就是创造历史的行动者与只把历史写在纸上并让它“永恒化”的学者之间的区别。在所有文化中，文字全由僧侣所保持，我们也应把诗人与学者计算在这个阶级内。贵族轻视书写，有人替他们书写。从最早的时候开始，这种活动便具有智性的与僧侣的性质。没有时间性的真理根本不是通过言语流传下来的，只是因为它们形之于文字才传下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