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此，最好回忆一下两大言语类别的差异。表现言语把对方当作见证，目的完全是想对其产生影响，而交往言语却将他当作一个对话者，期望他作出回答。了解意味着按自己所感到的印象的意义来接受印象，人类的表现言语的最高形式、艺术的效力便依赖这一点。得到了解、进行谈话便得假设对方所感到的意义与自己所感到的是相同的。在见证之前的表现言语的基本单位称为主旨。掌握主旨是所有表现技术的基础。另一方面，为了领悟的目的而产生的印象称为符号，它是所有交往技术——因而在最高阶段上包括人类的言语——的基本单位。
关于人类醒觉意识中的这两种言语世界的广泛性，我们现在还很难形成一种观念。表现言语最早是与禁忌的所有宗教严肃性一起出现的，它不但包括重要的与严格的装饰——这种装饰在开始时是完全与艺术的观念一致的，它让任何一件僵死的、惰性的事物变成表现的工具——并且也包括神圣的礼节——其信条的网络遍布于整个公共生活上，甚至遍布于家庭生活中——同时还包括具有相同意义的衣服、文身，及个人修饰的服装语言。19世纪的研究者毫无作为地企图将穿衣服的起源追溯到羞耻的情感或实用的动机。事实上，它仅能作为一种表现言语的手段才能被理解。
所以，在包括我们自己现在的文明在内的所有高级文明中，它发展到了如此显赫的程度。我们只要想想在我们的整个公共生活与活动中“方式”所起的支配作用，在重要场合中穿正规的华服，在不同社会典礼中穿着佩戴的精细变化、婚礼服、丧礼服；想想军队的制服、僧侣的法袍、勋章与纪念章、法冠与光头、假发与辫子、脂粉、戒指、发式；想想人们的所有意味深长的虚饰与掩饰、清朝官吏与议员、女奴与尼姑的服装；想想尼禄、萨拉丁与梦提组马的宫廷华盖便够了——至于农民服装的细节、花卉、旗帜与宝石的语言便无需再提了。至于宗教的语言，提它是没有必要的，因为所有这些便是宗教。
在交往语言中，任何一种设想得到的感官印象都多多少少地参与在内，这种语言慢慢产生了（对高级文化的民族来说）三种突出的符号——也就是图画、声音与姿势，它们在西方文明的文字言语中聚合成为一种字母、词及标点符号的单位。
在这种长期演化的过程中，最后引起了说话从言语中分离出来的现象。在语言历史的所有过程中并无任何其他一种过程比这个变化具有更大的意义。最开始，全部的主旨与符号毫无疑问都是当时的产物，仅对积极的醒觉意识的单个行动才有意义。其实际意义与其被感到的与被希望的意义是相同的。但在一定的符号储备为运用符号的活生生的行动而努力的时候，情况就发生了变化，由于此时不但活动从其手段中分化出来了，并且手段也从它们的意义中分化出来了。二者的统一不仅不再是一件当然的事情，甚至也并非一种可能了。意义的感觉是一种活的感觉，并且也如别的一切属于时间与宿命的东西一样，它仅出现一次而不再出现。并没有一种符号，不管它是如何熟悉与常用，曾以完全相同的含义反复出现；因而，最开始并没有一种符号曾经以同一形式再现过。僵死的符号的领域无疑是一种纯粹外扩的既成的事物；它并非一种有机体，而是一种体系，它具有它自己的因果逻辑，并将空间与时间、理智与感情之间的无法调和的对抗，也带入两种存在的醒觉联系之中去。
假如一个人想要归属于他所属的醒觉意识的团体、这种符号与主旨的固定储备和它表面上的固定意义便必须通过学习与实践去获得。从说话中分离出来的言语的必然的伴随物就是学习的概念。在高等动物中，学习的概念是非常发达的；在任何一种独立的宗教中，任何一种艺术中，任何一个社会里，它都被提前假定为信徒、艺术家、“有教养的”人的背景。从这点看来，任何一个团体有它自己严格规定的界线；一个人要想成为一个成员，他便必须知道这个团体的语言——也就是，其信条、伦理和规则。在对位学中也与天主教教义中相同，幸福并非凭单纯的感情及善意就能获得的。
文化意味着各部门中的形式语言的深度及严格性的尚没有被想象过的强化；对于任何一个属于这种文化的个人，它——作为他的个人的，也就是宗教的、伦理的、社会的、美术的文化——是为了这种生活而进行教育与训练的终身过程。结果，在所有伟大的艺术中，在伟大的教会、密仪与教团中，对形式的掌握达到了一种让人类自己都感到惊讶的地步，最后，在其自身的危机的压力之下以自行破坏而告终——因而，在任何一种文化中同样提出了（明白地或缄默地）“回归自然”的口号。这种技巧也扩展到了词的语言当中。与僭主政治或抒情诗人时期的社会景象在一起的，与巴赫的赋格曲及厄谢基亚斯的瓶画在一起的，我们有雅典的雄辩艺术和法语的对话艺术，如同别的所有艺术一样，二者都是用一种严格的与苦心积虑地培养成功的程式及个人的长期的与艰苦的训练作为前提的。
从形而上方面看，一种凝固语言的这种分裂的意义是不可以估计得过高的。以既定形式进行的日常交际并通过这类形式把握整个醒觉意识——这些形式的形成过程不再会被人感觉到了，它们本来就有（他们本身就单纯地存在于此），它们要求最严格意义上的理解——引起了醒觉意识中理解和感觉的越来越尖锐的差别。一种刚开始兴起的语言是被理解地感觉的；说话的实践要求一个人首先感知那已知的言语媒介，其次了解在这种情况下放进言语媒介中的意向。因而，所有训练的核心在于知识因素的获得。任何一个教会都宣称导向救世的道路并非感情而是知识；所有真正的艺术品都建立在关于形式的确切的知识上，这类知识个人并非要去发现而是要去学习。“理解”是被设想成作为一种存在的知识。它是完全异于血统、种族、时间的东西；从僵死的言语与流动的血及发展着的历史之间的对立当中，产生了绝对、永恒、普遍有效的东西的消极理想——那便是教会与学校的理想。
可是，分析到最后，正好就是这种情形使得语言成为不完全的，而且导致了实际所说的和说者所希望或所要表达的东西之间的永恒的矛盾。我们有充足的理由这么说，因为言语由说话中分离出来，世界上就产生了谎言。符号是固定的，但其意义并非这样——开始，我们觉得事情是这样的，然后对它有所认识，最后我们便用我们的知识去估计。这是一种非常老非常老的经验：当一个人想说些什么的时候，词却出了毛病；一个人无法“正确地表达自己”，实际上说的与想要说的不同；一个人或许说得准确，而被了解得不准确。因而，最后我们便获得了那种“用言词来掩盖思想”的艺术——这种艺术即使是在动物界中（例如猫）也是广泛流行的。
一个人并不说出全部，或说的偏离主题，或不挑正经的说，他活泼地谈话，其目的是去遮掩他已说了一些什么。不然的话，他便模仿别人的言语。红背的伯劳鸟模仿小歌鸟的歌唱，其目的是要去引诱它们。这是一种众所周知的猎人的巧计，但这种技巧也是用公认的主旨与符号作为前提的，正像它们是伪造古董或假冒签字的一种条件一样。所有这些能在态度与容貌及书写和发音中同样遇到的问题，在任何一种宗教、任何一种艺术、任何一个社会的语言中反复出现——我们只要指出“伪君子”、“正教的”、”异教徒”，英文的“口头禅”等词的含义，“外交家”，“耶稣会人”、“演员”等词的副义，上层社会的托辞与谨慎，及那不再有什么诚实可言的并在每个展览馆里用所有能够想象得到的形式对眼睛提供不真实的东西的现代绘画，这便够了。
不能说好一种语言的人无法当外交家。但在真正掌握一种语言的时候却有一种危险，便是手段与意义之间的关系可能会变成一种新的手段。那里产生出一种亚历山大里亚句法与浪漫派所实行的玩弄表达的智性艺术——忒奥克里托斯与布伦塔诺用在抒情诗上，雷哲尔用在音乐上，基尔喀加德用在宗教上。
最后，言语与真理是彼此排斥的。事实上，恰好是这种情形在固定的语言时期中培养了典型的“人的鉴识者”，这种鉴识者是纯种族的，他知道如何去看待说话的人。锐利地去看人们的眼睛，从政论演说或哲学谈话的后面来了解说话的人，从祈祷词的后面来洞察衷情，从普通善良声音的后面来洞察具有社会重要性的更本质的标准——即时地、直接地、并怀着所有宇宙的事物所特有的不言而喻的必然性去做到这所有的一切——这是真正的禁忌方面的人所无法做到的，对这类人而言，一种语言无论怎样带有说服的作用。一个同时又是外交家的僧侣算不上是一个真正的僧侣。一个康德类型的伦理哲学家决不是一个“人的评判员”。
一个在言谈中说谎的人毫无知觉地在举止上泄露他自己。一个用举止去掩饰的人却在语调上泄露他自己。正是由于僵死的言语将手段与意思分开了，因此在敏锐的鉴别者面前，言语决对无法用手段来骗人。一个老手在他看到一个人走路或书写的时候，他马上能从字里行间看出言外之意并了解他。精神上的交往越深刻，越亲密，通过醒觉意识的符号与连结便越无用。真正的情谊用几句话便能够被了解，真正的信仰是彻底的沉默无言的。自语言之外获得的了解在农民老夫妻中有最纯粹的象征，他们在傍晚的时候坐在自己的茅舍前，不说一句话却心心相印，任何一方都清楚对方在想什么及感到什么。言语只会破坏那种和谐。从此这种相互了解的情境之中，某些超出高级动物世界的集体生活的、深藏在自由运动的生活的原始历史之中的东西恢复过来了。在此，醒觉意识所作的表达有时是非常接近于完成的。
在一切已经固定的符号中，并没有一种比今天我们称为“词”的那种符号的后果更重大的了。它没有疑问的属于纯粹人类的言语历史，但是关于词的语言的“起源”的观念，至少是关于其起源的沿袭的观念，一般是与言语起点的观念一样没有意义、没有结果的。对于后者，一种准确的开始是无法想象的，由于它是与小宇宙的本体共存的，而且包括在小宇宙的本质之中；对于前者也是无法想象的，由于它要求多种充分发达的交往言语作为其前提，同时，它只构成一种缓慢而平静的进化的因素——虽然最后成为支配的因素。所有学说（不管它们相互之间怎样正面冲突），例如冯德的学说与热斯培森的学说的原则错误在于他们从词中去研究说话，好似说话是某种独立的新的东西，这种做法无法避免地将他们带到完全错误的心理学中去。实际上，词的语言是一种非常晚才出现的现象，并非一棵新芽，而是所有有声言语母干上的一个分支所开的最后一朵花。
实际上，不存在一种纯粹的词的言语。没人在说话的时候，在固定的词汇之外，不利用一些别的言语方式，像加重语气、节奏及面部表情，这些东西比词的语言更原始，并且，词的语言与这些东西已经彻底纠缠在一起。因此，不应该将现在在构造上十分错综复杂的各种词的语言的全体视为一种具有同质的历史的内在统一体，这是十分必要的。我们所知道的任何一种词的语言具有很多非常不同的方面，任何一方面在整体的历史中都有其自己的命运。并没有一种感官知觉是与词的使用的适当历史毫不相干的。
另外，我们必须十分严格地区分有声的语言与词的语言；前者甚至是被较简单的各种动物所熟悉的，后者在一定的特性上——毫无问题的是个别的特性，但因而更加重要——是一种很不同的东西。对于任何一个动物，声音语言及表现主旨（一种忿怒的吼声）与交往符号（一种警告的呼声）能够非常清楚地区别开，并且毫无疑问，最早的词的情形也是这样的。可是词的语言是作为一种表现语言还是作为一种交往语言才发生的呢？在非常原始的条件下，它是不是或多或少地不依赖于一切视觉语言——如图画与姿势呢？对于这些问题，我们并无答案，关于可以正当地称其为“词”的前期形式是何种样子，我们一点也不清楚。语言学实在非常幼稚，它将我们现在所说的各种“原始”语言（实际上是关于非常晚近的语言情况的不完全的描绘）作为关于词的起源的结论和关于词的结论的前提。在这类语言中，词是一种已经被创立的、高度发展的与自明的手段——即正好并不是什么“原始的”东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