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何乡村居民假如的确明白这类时期的政治意义而且认为自己合乎其水准，他便会迁移到城市中去，或许不是在身体方面，然而却一定是在精神方面。农民的乡村的情感与舆论——假如可以说有这种情感及舆论的话——是受城市舆论导向所影响的。底比斯便是埃及，罗马便是世界，巴格达便是伊斯兰教国家，巴黎便是法国。每个青春时期的历史是在许多不同地区的很多小中心中演绎的。埃及的诺姆、荷马时代的希腊民族、哥特时代的州郡及自由城市都是古代历史的创始人。然而政策渐渐集中于少数几个都市中，其他全部都成为政治存在的影子。甚至在古典的世界中，向城市国家原子化的倾向也无法阻挡这一运动的潮流。早在伯罗奔尼撒战争中，真正掌握政策的也仅是雅典与斯巴达，爱琴海的其余城市仅是雅典或斯巴达霸权中的组成部分罢了；至于它们自己的政策，就变得微不足道了。最终，仅有罗马城的广场才是古典历史的舞台。凯撒虽然能够在高卢作战，他的刽子手虽然能够出征到马其顿，安东尼虽然能够打到埃及，但是，无论在这些战场上发生了怎样的事情，事件获得意义的原因是它调和了罗马的关系。
所有有效的历史都始于那原始的阶级，即贵族与僧侣，这两个阶级是自行产生的，将自己提高到了农民之上。所有原始政治的基本形式是大贵族与小贵族、国王与臣属、世俗力量与精神力量之间的对立。荷马时期的、中国的或哥特时期的政治都是如此，直到城市、市民第三等级出现，历史才改变了其形式。然而历史的整个意义是完全包含于这两个阶级及其阶级意识中的。农民是没有历史的。农村处于世界历史之外，从“特洛伊”战争到密司立对提战争，从萨克逊诸帝到1914年的世界大战的所有演变都是通过这些景色上的小点来进行的，有时将它们毁灭了，耗费了它们的血，然而却丝毫未触动它们的灵魂。
农民是永恒的人，不依附于安身在城市中的任何一种文化。它出现得比文化早，生存得久，它是一种无言的动物，让自己一代代地繁殖下去，将自己局限于受土地束缚的职业与技能，它是一种神秘的心灵，它是一种死盯着实际事务的枯燥而且敏捷的悟性，它是创造城市中的世界历史的血液的来源与源源不断的源泉。
不管城市中的文化在国家形式、经济习惯、信条、工具、知识、艺术等方面有何想法，他一向都是狐疑地、犹豫地加以接受的；虽然最终他也许接受这些东西，然而作为一种类别，他是永远不会因此而有所改变的。因此西欧农民虽然表面上接受了从有名的拉特兰宗教会议到特棱特宗教会议的所有教义，就像他接受了机械工程的产品和法国革命的结果一样——但是他依旧是他的老样子，依旧是他在查理曼时代就已经有的样子。农民今天所信奉的信仰比基督教还要古老；他的神比所有高级宗教的神更加古老。给他消除大城市的压力之后，他便会恢复自然的状态，不会认为有何损失。他的真正的伦理、真正的形而上学是处在所有宗教的和精神的历史以外的，还没有一个城市中的学者相信这是值得研究的，实际上，它们根本无历史。
如果说城市是才智，那么大城市就是“自由的”才智。因为反抗血统及传统的“封建”势力时，市民或资产阶级这一才智的阶级才开始认识到自己的单独存在。它以理性的名义，特别是以“人民”的名义，将王位推翻，给旧的特权以限制，自此之后人民的意识便专指城市中的人。民主便是城里人的世界观且要求农民也具有同一世界观的一种政治形式。城市中的有志之士将处于青春期的伟大的宗教进行了改造，在贵族与僧侣的旧宗教之外建立了第三等级的新宗教，也就是自由科学。
城市在经济史中处于首位而且控制了经济史，用金钱这一不同于物品的绝对观念替代了与农村生活、思想永远分不开的土地的原始价值。用以表示自古便存在的物物交换的乡村所用的词是“物物交换”；即使被交换的东西是宝贵的金属，交换过程中的基本观念仍然不是金线——也就是说，它并未从货物中将价值抽象出来，将金属的或杜撰的量确定下来，试图以“商品”去衡量货物。在青春时期的沙漠商队的远行及北欧海盗的航行都是来往于乡村居民区的，含有以物易物或掠夺的意味，而在晚期却是在城市之间来进行的，意味着“金钱”。这也就是十字军远征之前的诺曼人与十字军远征之后的汉萨及威尼斯人之间的不同，是迈锡尼时代的水手与希腊晚期拓殖时期的水手之间的不同。城市不仅意味着才智，并且意味着金钱。
不久一种新的时期到来了，此时城市进化到了如此一种有力的地步，以至于它无须再去抵御乡村与武士精神，相反，它成为了一种专制，乡村及其基本等级同它进行着绝望的自卫斗争——这种斗争在精神上反抗民族主义，在政治上反抗民主，在经济上反抗金钱。此时，历史上具有真正支配力量的城市的数目已经微乎其微。因而，在大城市与小城市或市镇之间出现了深刻的不同——主要是一种精神上的不同。后者十分有意义地被称作乡村市镇，它是不再共同起作用的乡村的一部分。
在此种市镇中，城里人与乡下人之间的差别并非减少了，只是这种差别较之它们与大城市之间的新差别而言是很小的。乡村的不动声色的敏捷性及大城市的智慧是醒觉意识的两种形式，两者之间的互相了解几乎是做不到的。这里又非常明显，起作用的不是居民的数目而是居民的精神。还有非常明显的是，在所有大城市中，仍然在某些角落存在着一些几乎是农村的人类，他们住在它们的侧路中就像住在乡村一样，而且街道两旁的人们的关系差不多与两个村子中的人一样。实际上，这是一种正日渐兴起的市民精神的金字塔，数目越少，视野越远，它始于那种近似农村的因素，逐层收缩，上升到顶点上的少数真正的大城市市民，哪里能让他们的精神条件获得满足，他们便会在哪里感到舒适自在。
如此一来，金钱的概念便取得了十足的抽象性。它不再仅为经济交往的协商而服务，而且让物品的交换服从于它自己的演变。它对物品的估价已非物品双方的事，而是参照它自己来估价了。它与土地的关系，与土地的居民的关系完全不存在了，以至于在领导城市——“金融市场”——的经济思想中，此种关系是被忽略的。此时金钱已经变成了一种力量，并且这种力量全然是智性的，仅仅表现在它所用的金属上，此种力量的现实性存在于经济上活跃的上层居民的醒觉意识中，此种力量让那些有关的人依照它，正如同农民依赖土地那样。正如同世界上有数学思想或法学思想一样，我们也有金融思想。
然而土地既是实在的也是自然的，但金钱却是抽象的、人为的，它仅是一种“范畴”——就像启蒙时期所想象的“美德”那样。因此，任何一种原始的、前市民时期的经济都依照宇宙的力量、土地、气候、人的类型，而且是与它们连结在一起的，但金钱作为醒觉意识中的经济交往的纯粹形式，在可能发生作用的范围内并不比数学世界及逻辑世界的数量更加受到现实的限制。正如没有任何关于事实的见解能够妨碍我们任意创造出多种非欧几何学一样，在发展了的大城市的市民经济之中，对于增加“货币”或者依照金钱的其他方面去思考失去了任何固有的异议。
这与手头所有的黄金或一切实际价值都毫无关系。不存在任何一种标准或一种物品能够让波斯战争时期的塔伦的价值与庞培在埃及所掠得的塔伦的价值相比。因为人是一种经济的动物，金钱变为了醒觉意识的活动的一种形式，在存在中失去了任何根源。这便是它对任何一种刚开始的文明所具有的巨大的力量的基础，文明一向是一种无条件的金钱独霸，虽然在不同的文化中所表现的形式不同，但是，这也正是金钱缺乏牢固性的缘故，结果便让它失去了它的力量及意义，以至于到最后，如同在戴克里先时代一样，它在终结时期的文明的思想中不复存在了，土地的原始价值重新归来，取而代之。
最终，完全解放了的才智的巨大象征与容器，也就是世界城市兴起了，它是世界历史的进程自行完结的中心。在任何一种文明中，数量不多的大地方将自己的文化的整个大地轻视地称为“行省”，如此去剥夺它的权利，而且贬低它的价值。所谓的“行省”在当前是无所不指的——乡村、市镇及城市——除了这两三个点之外，再也无贵族与资产阶极、自由民与奴隶、希腊人与蛮人、信徒与非信徒的区分，而仅有世界市民与行省居民的区分。其他所有对比在这一对比前都黯然失色，它支配所有事件、所有生活习惯、所有世界观。
在全部的世界城市中，历史最悠久的是巴比伦与新帝国的底比斯——克里特的米诺世界虽然有它光辉的成就，依然属于埃及的“行省”。在古典世界中，亚历山大里亚是第一个例子，它一下子将古希腊下降到行省的水平，即使罗马，即使重新修建的迦太基，即使拜占廷都无法超过它。在印度，优禅那、曲女城，尤其是华氏城等大城市甚至在中国与爪哇都是享有盛名的；任何人都知道在神话中极赋声誉的巴格达与西方的哥拉那达。在墨西哥世界，乌施马尔（建于950年）仿佛是玛雅帝国的第一个世界城市，然而因为托尔特克人的世界城市退斯库科及登诺支铁特兰的兴起，它却降低到行省的水平。
我们不能够忘记“行省”这个词的最初出现，是作为一种宪法上的名称而由罗马人给予西西里的；实际上，征服西西里是将昔日著名的一处文化景观降低为一个绝对的对象的第一个例子。古典世界中第一个真正能被称为大城市的是叙拉古，当罗马还是一个微不足道的乡村市镇时，它便已经繁荣起来了，然而自此以后，面对罗马的兴起，它却降为一个地方性的城市。同样，哈布斯堡家族的马德里和教皇的罗马在17世纪的欧洲是领导城市，但到18世纪的开端却被世界城市巴黎与伦敦的竞争降至地方性的水平。纽约在1861—1865年内战时期上升到世界城市的地位或许是19世纪最具意义的重大事件。
“世界都市”的石像树立于任何一种伟大文化的生活进程的终点上。精神上乡村所形成的文化人类被其创造物——城市所掌握、所占有了，并且变成了城市的俘虏，成为其执行工具，最终成为其牺牲品。此种石料的堆积便是绝对的城市。它的影像，正如同它在人类眼前的光的世界中显出其极尽美丽之能事那样，内中包含了确定性的已成事物（thing-become）的所有崇高的死亡象征。哥特式建筑中渗透着精神的石料，通过一千年风格演化的历程，已经变成了这样一种没有心灵、恶魔性质的石的荒野。
这类终极的城市全然是智性的。它们的房屋与爱奥尼亚及巴罗克式的房屋不相同，已经不再是从古老的农民房屋之中派生出来的，而文化却是从农民的房屋中将自己的青春带入历史之中去的。一般而言，在此类房屋中，灶神、门神、家神已失去立足之地了，它们仅仅是一些因为需要而非因为血统，因为商业精神而非因为感情所形成的屋宇。只要存在一种火灶作为一个家庭的实际的与真正的中心而具有一种虔敬的意义，房屋及乡村的古老关系就还没有全然消灭。然而当火灶也随着其他一切而湮没时，房屋海洋中的成群的房客及投宿的旅客也正同“前”时期的猎人与牧民一样，从一个藏身之处到另一个藏身之处过着漂泊的生活时，智性的游牧民便全然发展起来了。这种城市便是一种世界，它就是世界。城市只有作为一个整体，作为一种人类的住处，它才具有意义。房屋却只是构成城市的石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