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挺出狱后，第一件事就是致电中共中央，提出他的重新入党申请。此时在延安的毛泽东，亲笔修改了电文这样回答叶挺：
亲爱的叶挺同志：欣闻出狱，万众欢腾，你为中国民族解放和人民解放事业进行了二十余年的奋斗，经历了种种严重的考验，全中国都已熟知你对民族与人民的无限忠诚。兹决定接受你加入中国共产党为党员，并向你致热烈的慰问和欢迎。
4月8日，中共历史上发生了一场大悲剧：叶挺与夫人、扬眉、阿九、王若飞、博古、邓发等人，乘坐的从重庆飞往延安的飞机，途中不幸失事，机上人员全部遇难于山西兴县黑茶山。为此，中共中央在延安为叶挺等烈士举行了隆重的追悼大会，毛泽东亲笔写了“为人民而死，虽死犹荣”的题词。在重庆的周恩来得知叶挺遇难的消息，悲痛欲绝，亲笔在《新华日报》撰文悼念：
希夷，你是人民队伍的创造者，北伐抗战，你为新、旧四军立下了解放人民的汗马功劳。十年流亡，五年牢监，虽苍白了你的头发，但更坚强了你的意志。一出狱，你就要求重新加入中国共产党，一见面，你就提到皖南死难同志，检讨皖南事变，要我交涉继续放人。我记住，我永远记住。我敢向你保证：我们要为保护人民队伍和释放一切政治犯而奋斗到底！
叶挺的英名和他的《囚歌》因此也被载入红岩革命史册。说“红岩”故事中的那些英勇不屈的共产党人，我们不得不说罗世文这位烈士。除了他是一个剥削阶级的背叛者外，罗世文的另一个身份十分特殊——中共四川省委书记。这样一位党的高级干部，惨死在敌人的乱刀之下，我们无法不对他表示深深的敬意，从他身上我们更多地看到了一位党的高级干部的忠诚。
以前，在我们熟知的“红岩”故事中，罗世文的名字几乎没有出现过，这是因为他牺牲得比较早，他和另一位中共四川省委领导车耀先，被敌人杀害于1946年8月18日。这两位党的高级干部并没有和“江姐”及《红岩》作者罗广斌等在一起工作过，所以《红岩》小说里基本上没有涉及到他们。加上“文革”时，江青一伙人恶意将罗世文、车耀先等英雄诬蔑为“叛徒”，因此他们的事迹鲜为人知。
关于车耀先，我们在上面有所提及。他是张露萍等同志的革命引路人，在此不再重述。而罗世文是不是一位坚定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和对敌斗争的英雄，也许只有与他一起革命和一起蹲过敌人监狱的人才会真正了解。
《红岩》小说中“疯老头”的原型，后来逃出了监狱，他就是解放后历任贵阳市委领导和贵州省政协副主席的韩子栋。韩是与罗世文、车耀先一起在监狱里战斗过的少数的几个见证人之一。下面是韩子栋在1972年回忆罗世文时的口述：
1941年秋季，罗世文和我关在一个牢房里，起初我对他是有很大怀疑的。原因是：一是当时我们关在一个秘密监狱，严禁“修养人”（这个监狱对犯人的称呼）互通姓名及谈案情、讲身世。可是，在罗世文还没有押到之前，牢房里就传出要从重庆押来一个大共产党的消息。这是我在这个监狱坐了七八年中从未经历过的事，觉得这个消息很不正常。二是狱吏、看守在喊叫犯人时，一般都喊“番号”，不准叫姓名的，而看守叫罗世文时不叫他的番号，反而经常客气地称他是“张先生”，这也是以前从来没发生过的事情。三是外面给关在这里的共产党人送东西是不可能的，我从没见过有人给坚持立场的共产党员送来过东西。但罗世文却有人可以送东西给他，这也很不正常。后来时间长了，慢慢我了解清楚了，他罗世文确实是中共四川省委书记和成都《新华日报》社长。以后，我下决心弄清楚他在狱中的态度。我借机问他：“你打算跟他们（指监狱的特务们）做什么工作？”他听了以后真的很生气，真要揍我。还好，他没有揍我。后来我把怀疑的原因详详细细地告诉了他，罗世文的气才消了很多。他告诉我：他关在重庆时，邓文仪（他在苏联的同学）带了很多东西去看他，跟他谈他的出路和工作等。罗很生气地严厉痛斥了邓。说到为什么有人给他送东西一事，他也不知道是谁送的，不过罗说有可能他被捕以后，是周恩来同志向蒋介石提出了抗议，向蒋介石要人，这样可能他罗在监狱的处境得到了某些改善。罗还说到了为什么看守们喊他是“张先生”，这是他关在重庆时的化名。
监狱的斗争是尖锐的，是真共产党员假共产党员，好像熔铁炉中的烈火一样，很快就把假的化为灰烬，真的显出耀目的光辉来。牢里的残酷斗争，使我后来断定罗世文是真正的共产党员，是忠于共产党的。在斗争中，我们彼此认识到，事实证明我们是为共产党而献身的。在罗和车来监狱之前，这个监狱里没有党的组织，是他发起建立了临时支部，他是支书，车耀先和我是支委。为了能坚持长期斗争，必须要争取发动难友们联合和团结起来。罗向我分析，在这个监狱里，释放的希望少到完全不可能，于是决定要和外面的党组织接上关系，然后在外面的党组织领导下，实行里应外合，集体越狱（暴动）。罗特别指示我做这个工作。
1944年左右，监狱头子周养浩，声称要叫一些“修养人”当工作修养人。去不去呢？许晓轩的意见是“不”。经过考虑，当时的具体情况，如：在两三百个“修养人”中，共产党员只有十几个，再加其他政治犯也不超过30人，是少数。这样，敌人很容易把我们这些共产党员完全孤立起来。支书罗世文遵照毛泽东同志对在国民党统治区域工作的方针精神，决定在不附任何政治条件下，如果监狱看守叫我们当工作“修养人”，我们就当，这样对我们的狱中地下工作是有利的。后来罗世文自己就去当了监狱的图书管理员，他通过自己的认真工作，给监狱里的同志们提供了很多进步书籍看。
“重庆谈判”后，中共代表在政协会议上提出释放共产党员罗世文和车耀先等。知道这事后，罗世文对我说：如果你先出去，你就在重庆等我，我们再一同到陕北去。如果我先出去，我立即向党报告你的情况，党一定来找你的，你放心吧。这时的我，已经坐了19年牢了，我激动地向他表示了自己坚定忠诚于党的决心。但是没有想到的是，后来我真的从监狱里逃了出来，而罗世文与车耀先同志却在我越狱之前就已经被敌人杀害了……韩子栋于1947年8月18日从白公馆逃出，这一天正好是罗世文、车耀先的忌日。一年前的这一天，罗世文和车耀先被敌人杀害于重庆松林坡的“戴公祠”。
罗世文、车耀先烈士的墓碑是周恩来亲笔写的。关于罗世文的故事很多。郭久麟先生在1979年写的《罗世文传》也许是记录罗世文这位“红岩”特殊人物的最完整的文字了。在此笔者引用郭文中的部分内容，以供大家进一步了解罗世文——1904年农历6月21日，罗世文出生在四川威远县。
1920年秋，16岁的罗世文经清末举人罗爱棠的推举和资助，到重庆读书。他以优异成绩考取教会学校——青年会的英语补习班，学习了一年的英语。1921年秋，他又以最好的成绩考取重庆甲等商业学校第13班。
重庆商业学校是一所职业学校，设在重庆机房街，开设中文、外文、数学、簿记、会计等课程。罗世文在商业学校刻苦好学，每学期几乎都是头二名，因此皆为免费读书。这期间，“五四运动”对重庆影响很大。罗世文如饥如渴地看着在进步青年中广为流传的《新青年》、《新潮》、《少年中国》、《少年世界》、《星期天》等报刊杂志。他尤其喜欢李大钊、陈独秀等人的文章。那些文章打开了罗世文的心灵窗口，解开了他思想上的疙瘩，使他明白了许多进步的道理，也因此逐渐明白了要想改变这个不平等的世界，就必须投身到革命浪潮中去。从此，罗世文积极参加学校和社会上的各种革命活动，其间他结识了四川早期的革命家吴玉章和杨闇公等人，以及1923年中国共产党中央派到四川的特派员萧楚女等同志。在这些革命家的指导和帮助下，罗世文开始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并在参加革命活动中，不断树立了共产主义世界观。1923年，他加入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
1924年1月20日，革命导师列宁逝世。在重庆，由萧楚女和罗世文等人召集青年学生和群众团体代表，举行了隆重的追悼会。自此开始，重庆这“一萧一罗”即萧楚女和罗世文，在青年学生和社会上影响越来越大。
1924年5月21日，杨闇公由成都返潼南故乡后，来到重庆。罗世文热情邀请杨闇公到进步青年中讲演马列主义的真理。而杨闇公则以敏锐的目光，很快发现了罗世文是个革命的人才，认为罗是“本团的健者，很可造的”，并对其给予特别的器重和培养，提携罗世文担任重庆共产主义青年团地委书记。从此，罗世文与萧楚女、杨闇公等一起，成为领导重庆革命斗争的领导骨干。这年11月19日，日本商船乘军阀混战之际，私运伪币来渝，被重庆军警团重庆督察处查获。船主不但拒绝检查，反而将督察的六名士兵一齐捆绑，掀下大江，四人淹死，两人重伤。重庆军警团即将船主及船上伪币押回督察处。日本领事不但不依国际公法让中国人按法律处理该船主，反而污蔑中国兵士侵犯了领事裁判权，要中国放人、道歉、赔款。卖国贼的重庆海关督察江岳生不但不处理日本船主，反而将日本船主释放，还对其道歉认错。这激起了重庆人民的极大愤慨。罗世文立即与杨闇公等商议，决定要以这件案子作为一个事例，激发重庆人民的反帝爱国热情。萧楚女和杨闇公赞成罗世文的主张，他们三人开始领导了这场在重庆现代史上留下重要影响的革命运动。12月13日上午，在打枪坝召开了有7000多人参加的“重庆人民声讨日本帝国商船惨杀我同胞案”的群众大会。大会发表了宣言，并向全市人民发出了呼吁通电，同时向日本领事馆提交了抗议书，也向重庆市政府提出了六点要求。这次群众大会及后来的盛大游行活动，振奋了山城人民的革命精神。
1924年至1925年间，罗世文与杨闇公先后组织进步青年成立了“平民学社”和“劳工互助社”，团结重庆进步青年和劳动群众学习马列主义理论，参加革命斗争。在罗世文、杨闇公领导下，“平民学社”和“劳工互助社”推动了重庆的革命运动，并为重庆和四川培养了一批革命干部。
1925年6月，罗世文和萧楚女、杨闇公一起，领导山城各界成立了“五卅惨案重庆国民外交后援会”。并于6月25日召开了全重庆市的声援大会。之后又举行了大罢工。为了指导革命运动，罗世文与萧楚女不辞辛劳，创办了《爝光》杂志。这份革命刊物立即遭到了军阀刘湘的忌恨。刘湘为拔除这个眼中钉，立即派人草拟了《重庆卫戍司令部禁令》，派专人交给萧楚女、罗世文二人。禁令上说：“……《爝光》刊物编辑人萧楚女，发行人罗世文，假爱国反帝之名，行宣传共产之实……勒令查封该刊物，经办人员限期三日出境。如有违者，定依法究办。”接到禁令后，萧楚女于愤慨之余，连夜草拟了《萧楚女的人生观》一文，据理批驳刘湘的禁令，伸张革命的正义。次日，《新蜀报》全文刊出此文，轰动全城，弄得刘湘手足无措，恼怒万分。罗世文在愤慨和激动之中，挥笔写下了三首绝句，有力地表达了对反动军阀迫害的愤怒和蔑视，以及对革命真理传遍四方的坚定信念。
为了保存革命力量，党组织决定派萧楚女去广州，而罗世文恰好于本期在商业学校毕业，遂决定派他取道上海赴苏联留学。罗世文同蔡和森、向警予、李立三等一道，向海参崴前进，开始了他革命人生中的又一个里程碑意义的经历。
在苏联，罗世文同向警予及从另一条道过来的刘伯坚、王仁达、李大章等编入东方大学中国班。东方大学在第三国际和苏联政府关怀下，为世界各国、各民族的共产主义者学习革命理论和革命建设经验创造了良好的条件：为他们选派了优秀教员，提供了大量马列主义著作和各种图书、资料，生活上也给予较好的照顾。在这样优越的环境里，罗世文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手不释卷地学习马恩列斯的著作，潜心研究马列主义理论及革命战略战术，研究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经验。尽管学校苏联专家、教师上课都配有翻译，可以不学俄文，可是，为了更好地学习马列主义的原著，学习十月革命的宝贵经验，他还是刻苦地学习俄语和德文。由于他在中学时即已通晓英语，再加上他天分高，记忆力强，又刻苦，所以罗世文的俄语、德语水平迅速提高，很快能阅读俄文和德文的原著了，这给他学习和研究马列主义插上了翅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