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枪老太婆”的传奇可多得很。有人说她走路疾步如飞，可邓惠中其实是缠小脚的女人，只是参加革命后她把裹脚布撕了，双脚开始成了“解放脚”，为了保持行军时方便和快捷，她走路总让人感觉是一跳一跳的，所以当地百姓中传说“双枪老太婆”又有“飞毛腿”
之称。
这么个女游击队队长，她在自家的孩子眼里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呢？下面是她女儿邓叶芸的回忆：
我妈妈原名张惠中，本是一个农村姑娘。结婚后，在爸爸的支持下进四川岳池县女子师范学校学习。报名时，她怀着对共产党员的爸爸的钦佩和深情，干脆改名叫邓惠中。我爸爸邓福谦，是个小学教员，1938年为了抗日救国，突破国民党的重重封锁，从重庆去延安。妈妈送走爸爸之后，勇敢地承担起了抚养和教育三个孩子的重担。因为爸爸走的时候，为了凑路费卖掉了仅有的一点家产，妈妈只好靠教书来维持全家的生活，日子过得十分艰苦。1939年，妈妈光荣地加入中国共产党，秘密地从事党的地下工作。那时我只有六岁，我的两个孪生哥哥才11岁。为了发动农民参加抗日斗争，妈妈把哥哥邓永义、邓诚放在家里，托姥姥照管，带着我到了农村。她在乡村一边当教师，一边为党的工作奔走于穷乡僻壤之间。由于经常住山间的破庙，山水沿着石墙渗下来，屋里非常潮湿，不久，妈妈身上就长满了疥疮，一直到她被捕入狱也没好。
妈妈在乡下工作了四五年，后来工作紧张，把我也送回了家，姥姥去世后，我们三个孩子只好独立生活，饱一顿，饿一顿，每当我们看见别的孩子穿得干干净净背着书包上学，心里非常羡慕。我们的妈妈只有过年才回来住几天。记得有一次，妈妈捎信叫大哥去取生活费，约定在半路上某个小店门前见面。我们兄妹三个头天晚上就睡不好觉，想妈妈也许会顺便捎点好吃的东西来，高兴极了。第二天一清早，大哥就起来上路，我们在家里等呀，太阳都落山了，才把大哥盼回来。原来大哥在约定的地方一直等到下午，还不见妈妈的影子，眼看太阳偏西了，肚子也饿得受不了，才无精打采地回来。我们一听说没看见妈妈，失望得哭做一团。
我们三个无娘管的孩子生活极其困难，身体一天天瘦下去。邻居看到我常常怜悯地说：“这孩子的脖子都像磨盘芯了，她妈妈为什么不回城教书？”我想妈妈，但不理解妈妈为什么竟忍心扔下我们到山沟里去教书。有一次，妈妈回家，我终于憋不住问她为什么不照看我们。妈妈说：“我也想你们！但是，现在有成千上万的孩子在日本帝国主义的铁蹄下生活，为了救他们，也为了你们以后能过上幸福的日子，我只好暂时扔下你们，你们要谅解妈妈。”听了这番话，我更加敬爱妈妈了。
……
（1948年）8月2日晚上，妈妈化装回来，说二哥被捕了，教我们有人问时应如何对答。八点多钟，外面有人敲门，说是清查户口。妈妈从后门逃出，我去开门，冲进来十几个持枪的国民党匪兵。他们搜查了一阵，没有发现妈妈，就把大哥、张淑珍（二哥的未婚妻）和我投入了监牢。
入狱的第二天晚上，两个国民党匪兵传我去审讯。他们用枪顶着我的后背，经过黑森森的小道，走到县衙门后面的参议院里。一进门，就听到一阵惨叫声。这分明是妈妈的声音啊！我拼命往里冲，一只大手把我抓住推到了旁边的一间屋子里。过了一会儿才让我进去，在走廊里，迎面碰见我二哥，他一瘸一拐地从我身旁走过，眼睛里射出愤怒的光芒。等我走进屋子，看见了妈妈。两个审讯官对我用了刑，问我家里来过什么人，但终于问不出什么情况，其中一个把枪往桌子上一摔，说：“拉下去，和她妈妈、哥哥一起枪毙！”我心想既然我们全家遭了殃，能和妈妈、哥死在一起也就很好了。没想到匪兵没有枪毙我，又把我押回了监狱。
几天以后的一个上午，两个宪兵把我带进县衙门。一抬眼，我看见了日夜思念的妈妈。她坐在长桌子旁边，头发白了许多，清瘦的脸上一双有神的眼睛紧盯着我。我跑到她身边，紧紧地依偎着她，想起那天晚上妈妈的惨叫声，我哭了。妈妈用手抚摸着我的背，轻轻地说：“芸儿，不要哭，抬起头来！”旁边一个穿便衣的家伙说：“你妈妈就要转移到别的地方去，你跟不跟她去？”我在狱中听人说，敌人所谓的转移，常常是秘密处决。就在我一愣神的工夫，只听见妈妈抢着说：“她是个孩子，不懂得什么，不必了吧。”然后，敌人把我带出来了，妈妈还想说点什么，刚一开口，就被宪兵一把推到一边，那宪兵还恶狠狠地说：“不许说话！”我目送着妈妈被押走了。
在这生离死别的关头，我哭成一团，竟没有能再看妈妈和二哥一眼。但是，我心里暗暗唤着自己的名字：“叶芸呀叶芸，你要为妈妈、二哥报仇！”当天下午，一个管监狱的兵悄悄地送来一张条子，是妈妈写的，她叫我好好生活，照顾好张淑珍。
从此以后，我就再没有见到我的妈妈，1949年7月，形势越来越紧张，国民党见情况不妙，把我们押送到合川集中营。11月，家乡解放了，我从牢笼中飞出来。国家是我们人民的了！天空显得这样碧蓝而深远，大地变得这样美丽和宽广，我从未感到过如此自由和幸福，日夜盼望着妈妈和二哥回来。有一天晚上，我梦见妈妈、二哥喜气洋洋地回来了，我狂喜地大叫一声，就醒了。看看黑漆漆、空荡荡的屋子，眼泪止不住淌出来。大哥被我哭醒了，但他装着睡熟的样子。第二天，他赶快把我送到乡下二姑家。二姑和表姐妹们想尽了办法逗我高兴，但是，我实在惦记妈妈和二哥，偷偷地跑回了家，这才知道，妈妈和二哥已被敌人杀害了……敌人抓到“双枪老太婆”邓惠中，简直疯了一样的高兴，因为这等于是他们继“捣毁”
《挺进报》后，又“粉碎”华蓥山游击队的一个重大“胜利”。故一抓到邓惠中，敌特机关上下就全都行动了起来，动用一切力量企图让这位传奇的女游击队队长在他们的面前服输。但是他们想错了。第一次受审时，邓惠中除了承认自己带暴动游击队打过地主老财主外，其他什么也没有承认，尤其是没有承认自己是共产党员。第二次又提审邓，当邓惠中仍不承认是共产党员时，特务就叫了一个名叫陈永福的半瞎子和一个姓贺的学生出来作证。邓惠中一见这两个叛徒就大骂了陈永福等人一通，后来曹茀知要她交出共产党的负责人和其他的党员，邓惠中冷冷一笑，答复了曹：我的负责人就是有名的毛泽东、朱德同志，你这个毛虫狗官敢不敢去见嘛？曹说你交代岳池县的共党就行。邓马上摇头说，岳池县的我不知道！就是知道了也不会向你说的，这是我们共产党人的规矩和习惯。曹茀知又问：岳池县有多少共产党员？邓说：多得很！不但岳池多，而且目前世界上几乎有一半国家都有共产党，尤其是苏联，全是共产党。中国已解放了的三分之二的土地上也全是共产党人！你要我帮你介绍认识他们，你敢去那里吗？邓惠中接着就大骂曹茀知：你这一个毛虫狗官不干为人民求解放的好事，专门干坏事，你想把共产党搞垮整绝，你是白日做梦！告诉你，中国不久就要全部解放，你好事不干，坏事做尽，看你今后如何交代！曹气急败坏道：你竟敢威胁到我头上来了！便指挥手下对邓惠中动刑。这时，几个差使把邓架到了后堂，把她的一对大手指拇钉在板凳上，又将其身子用麻绳绑在铁桩上，然后用麻绳做的鞭子抽打她，逼她交代。邓仍然不屈，并大骂曹是民族的败类，法西斯的走狗。见邓不招，反而骂他，曹茀知火冒三丈，又叫手下加刑，用削尖了的竹签子直接往邓的手指甲里边打进去，邓惠中的十指立即鲜血直流，昏死过去……后来曹茀知又用猪毛穿乳头等十分下流的毒刑想让邓惠中“招供”，其结果招来邓惠中更猛烈的痛骂，根本得不到一句像样的话。最后曹茀知见硬的不行，又将邓惠中的儿女全都逮捕来了，跟邓惠中讲条件：如果你交出其他共产党员来，全家就可以一齐放了，如果死心塌地不交代，就杀你全家。邓惠中不愧是“双枪老太婆”，她根本不吃这一套，反而又大骂曹茀知，说“我和我全家人都不怕死，怕死的只有你们这些反动狗官！你若杀了我，将来自有人要杀你，血债一定要用血来还，你记好这句话！”曹茀知不得不摇头罢休，并对同事说：他跟班站堂这么多年，从来没有见过这样厉害的女人！不久，国民党中央来令说，凡是捉到真正的共产党员，本地不能关押，一律送重庆渣滓洞监狱，就这样，邓惠中和她的二儿子邓诚被押解到了渣滓洞……到重庆的这所“人间地狱”的牢房后，一听说是“双枪老太婆”来了，渣滓洞监狱的难友们欢欣鼓舞，都想目睹一下女英雄的风采。不过，据后来脱险的同志讲，当他们见过邓惠中后，都说：原来“老太婆”并不老，而且看上去也是很普通的一个妇女，只是有些人高马大，由于她裹过小脚，走路姿势有些独特。总之在同志们的眼里，邓惠中只是个平实的老大姐而已。
在敌人的监狱里，邓惠中时时处处以老大姐的身份，在女牢房内积极发挥作用，特别是对那些身体虚弱的年轻同志，时常帮助和关照她们。别看邓惠中年岁比较大，但她也很活跃。狱中组织的春节联欢会上，她提着竹筒，扭着有些笨拙的身姿跟着大伙儿扭秧歌，给同志们留下了深刻印象。
1949年11月27日夜晚的那场大屠杀中，邓惠中和她的儿子邓诚，同一时间被残暴的敌人用机枪扫射而牺牲。“双枪老太婆”邓惠中，牺牲时其实也只有49岁。一个女人的这个年龄，如果在今天的话，仍然是娇艳和风采照人的年龄，然而在革命斗争时代，49岁竟成“老太婆”了。革命者的牺牲常常是多方面的。
关于“江姐”——江竹筠的故事
1943年，年仅23岁的共产党员江竹筠接到一项令她十分为难却必须去完成的任务——与市委第一委员彭咏梧假扮“夫妻”。也许别的女性会提出种种理由向组织推掉这样的任务，然而组织观念极强的江竹筠，在经过考虑后接受了这项工作。接受这项任务之后所发生的一切，也使这位女性日后成为中国家喻户晓的英雄人物，并载入中国共产党的史册。
假扮夫妻，从事敌后革命工作，这是中国共产党进行地下斗争时常用的一种工作手段。江竹筠与彭咏梧的假夫妻故事，还得追溯到中共历史上一次重要的政治运动，即1942年开始的延安整风运动。
那是在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以后，中共中央决定利用局势比较稳定的有利条件，进行整风运动。1942年2月，毛泽东在延安党校作了《整顿党的作风》的报告，接着，在干部会议上作了《反对党八股》的报告。4月3日，中央宣传部作出了《关于在延安讨论中央决定及毛泽东同志整顿三风报告的决定》。这以后，大规模的整风学习运动开始了。
当时的重庆《新华日报》发表了整风学习文件，并编印成册发给党员和进步人士学习。南方局分批调集所辖各地区地下党主要领导干部参加整风学习班。作为市委第一委员的彭咏梧来到红岩村参加了南方局举办的整风学习班。1943年5月，彭咏梧从南方局带回一份重要文件《中共中央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根据南方局的部署，决定在地下党组织中开展整风运动，要求每个党员秘密阅读整风文件，联系实际，写出思想、工作、生活总结。逐层转到彭咏梧手中，由他弄清每个人的情况，记入脑海，并提出问题与市委的其他同志研究解决，然后，再把这些材料销毁。
当时彭咏梧虽是中央信托局的中级职员，但因没有家眷，只能住在单身集体宿舍，十几个人住在一起。而彭咏梧手中，有七八十个党员的关系，这样的环境，很不利于领导整风学习。恰巧这时中信局刚修好职工宿舍，因此组织上决定派一位女同志来协助彭咏梧工作，与他假扮夫妻，可借口有了家庭，分到一套住房，更好地开展工作。其实，这时的彭咏梧已经有了家室，并有一个近4岁的儿子。其妻子谭正伦正在老家云阳。彭咏梧1941年8月根据组织决定调到重庆，担任重庆市委第一委员。他到重庆不久，即经过组织同意，给妻子写了一封信，叫她带上儿子到重庆来。但是，因当时儿子正在出麻疹，其妻举债在云阳办的一个家庭纺织作坊刚刚开张，所以妻子回信给丈夫，希望过段时间再到重庆团聚。谭正伦的回信，引起了市委同志的担心和警惕。当时重庆正处于白色恐怖之中，形势极其险恶，特务四处搜捕地下党员，稍有不慎，即可能给组织造成很大破坏。如果特务截获了他的信件，那后果将不堪设想。因此，彭咏梧来重庆时，市委第二委员莫达在公开介绍彭咏梧时，说他是中央大学的毕业生，又在北平银行当职员。当时莫达建议彭咏梧立即断绝与下川东的一切联络，包括与妻子的通信。莫达的建议得到了其他同志的赞同，并计划在适当的时候，派人将他的妻儿接到重庆。然而，随着形势的不断变化，这一计划没能实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