睿宗上台以后，遇到的第一个大问题就是谁做太子。宋王李成器是长子，但他是平庸之辈；平王李隆基虽非长子，却立有大功。两个人究竟立谁好呢？睿宗拿不定主意。使人感到意外的是：李成器决心不做太子，他说：“国家安定时就立长子，国家危难时就立有功的。如果不这样做，就会叫天下百姓失望。我死也不敢位在平王的上面。”这话很有道理：李隆基不仅有功而且也很有才，很有威望，就应该立为太子；而李成器虽然名叫“成器”，事实上并不成器，既没有功劳，又没有才干，也没有威望，就不应该立为太子。如果没有才能的人勉强被立为太子，地位也就不可能稳定。因为没有才干、没有功劳、没有威望的人是不能统治国家的。李成器这样说，不管是出于真心，还是怕将来遭殃，都说明他的确是一个聪明人。当时诸王、公卿、大臣们也多数认为李隆基有大功应该立为太子。宰相刘幽求说：“我听说除天下祸的人，应当享天下福。平王拯救社稷和陛下的危难，论功最大，论德最高很显然应该立为太子。”最后，睿宗不得不把李隆基立为太子，李隆基假意上书推辞，睿宗不准许。
立隆基为皇太子，显然是六月政变胜利的结果。隆基作为政变的主要谋划人，他的功劳是其他人无法相比的。如果“推功业为首”，皇太子很显然是李隆基。当时，诸王和公卿大臣们也赞许李隆基有社稷大功，合居储位。尤其是追随李隆基发动政变的一批谋士们，更是竭力推举平王为太子。其中，以刘幽求最为突出。他对睿宗说：“臣闻除天下之祸者，当享天下之福。平王拯社稷之危，救君亲之难，论功莫大，语德最贤，无可疑者。”除了“论功莫大”外，又加上“语德最贤”，那么，皇太子只有隆基了。在废少帝重茂和拥戴睿宗即位的过程中，刘幽求起了很重要的作用。而当睿宗面临立太子的疑难问题时，刘幽求的意见也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唐睿宗之所以放弃传统的“承继之道”，也是跟他本人的经历有关的。从中宗到睿宗，本来是不符合嫡长制继承法的。既然如此，在立太子问题上也就没有必要按部就班了。六月二十八日，睿宗以成器为雍州牧、扬州大都督、太子太师，下制曰：“成器，朕之元子，当践副君。以隆基有社稷大功，人神佥属，爰符立季之典，庶协从人之愿。”古代兄弟排行，按照伯、仲、叔、季为次序。季就是指排行在后的非长子。以“立季之典”来论证隆基为太子的合“礼”性，跟几天前援引“兄弟相及，存诸典礼”来论证睿宗即位的合法性，其手段是多么的相似！反观唐初之时，秦王李世民是通过“玄武门之变”才获得了皇位的继承权。而平王李隆基之所以取得太子地位，则是经由兄弟相让的方法而实现。长兄成器的拒绝，避免了可能发生的“蹀血禁门”事件。
李隆基当了太子后，在处理政事时时常受到太平公主的限制。太平公主“沉敏多谋略”，个性、气质跟她母亲武则天相似。睿宗对这个胞妹更加尊重，视为辅弼。经常与她商议军国大政，每逢宰相奏事，睿宗便先问：“与太平议否？”再问：“与三郎议否？”之后才表示不同意。可见，在睿宗眼里，太平公主的地位是高于太子隆基的。除了加太平公主实封满万户外，凡“公主所欲，上无不听，自宰相以下，进退只要他一句话。其余荐士骤历清显者，不计其数。趋附其门庭者如市。”太平公主早在中宗时，就和安乐公主一样建有公主府，赂卖大批斜封官，到睿宗后期，朝中“宰相七人，五出其门，文武之臣，大半附之。”太平公主和其党羽，以及韦后、安乐公主的胡作非为并没什么两样。
太平公主是唐睿宗惟一的亲妹妹。景云年间，她纠集的势力达到鼎盛的阶段。
韦后被杀，睿宗即位，有志者没有谁不想望太平，努力恢复贞观之风。就在立隆基为太子的第二天，也就是六月二十八日。睿宗召拜姚元之作了兵部尚书、同中书门下三品。七月八日，召拜宋璟检校吏部尚书、同中书门下三品。过了九天，以姚元之兼中书令。这两位杰出的政治家，在中宗时期遭到冷遇，外任刺史、长史等职，如今担任了宰相。在他们主持下，改革除掉了弊政，罢斜封官，纲纪修举，铲灭打出维护嫡长制旗号的重福叛乱；还为中宗时期各种冤案平反昭雪，例如追赠郎岌、燕钦融为涑议大夫，追复故太子重俊位号，为五王以及成王千里、李多祚等恢复名誉与官爵。值得关注的是，姚、宋等正直大臣竭力拥护太子李隆基。因为姚、宋看到了这位只有二十六岁的王子在六月政变中的出色表现，相信隆基是“真宗庙社稷之主”。玄宗在春宫，宋璟又兼右庶子可见，他们有相同的政治观点，尤其对“外戚及诸公主干预朝政”，表示了其非改不可的决心。
不过，太平公主对自己的地位与权力却不满，掀起了一场大风大浪。“太平公主沉断有谋，则天爱其类己。诛二张，灭韦氏，咸赖其力焉。”的确，在多次政变中，公主扮演了不是主角而是重要配角的作用。她所代表的既不是武氏集团，也不是韦后之党，而是相对独立的一股“群体”。五王诛二张时，公主出过力气，所以被封为镇国太平公主。此时，她是站在复兴李唐的角度，其实武氏集团如武三思也都是这样，其功实不可没。但是，韦后专权时，太平公主并不依靠于韦武联盟，恰恰相反，与韦后、安乐公主和武三思有矛盾、因而毅然支持太子重俊政变，支持杀死武三思的作法。重俊失败，公主和相王、隆基受到了连累。由于这个缘故，隆基发动六月政变时，公主派遣儿子薛崇简积极参与斗争。特别是在六月二十四日，公主“提卜幼主，因与玄宗、大臣尊立睿宗。公主频著大勋，益尊重。”可见，太平公主是一个非常有能力的女人。武则天早就“爱其类己”，真是慧眼识女！应当说，隆基与姑母的关系本来是和睦的，并没有什么利害冲突。在六月政变过程中。彼此支持，互相配合。睿宗立隆基为皇太子，是得到大臣包括宗室和太平公主的一致同意。看不到公主反对的迹象。而当时的政局形势，只能是睿宗当皇帝、隆基当太子。太平公主绝对不可能萌生当皇帝的意愿，哪怕是一时的突发奇想。公主本以为自己支持过隆基，而太子只有二十六，没有多少从政经验，总会依照她的意思办事。然而，过了几个月，就觉得不对了。皇太子是很精明的，自有一套政治主张，决不会屈居于姑母之下。拥护太子的一批大臣如姚元之、宋璟等，陆续以革除“弊政”的姿态活动于政治舞台。有鉴于“外戚及诸公主干预朝政，请托滋甚”的历史教训，“最与侍郎李又、卢从愿等大革前弊，取舍平允，诠综有叙。”这样做，不能不触犯太平公主的私利。因此，太子与公主之间的矛盾不可避免地发生了。太平公主专权，睹太子明察，恐怕对自己不利，仍企图废黜。公元 710年十月，废黜太子的流言四处散布，睿宗不得不“制戒谕中外，以息浮议。”这就意味着新的斗争即将序幕拉开了。
公主密谋废黜太子，有一个很充分的理由，那就是所谓“太子非长，不当立”。按照传统继承法，隆基不是嫡长子，不该立为太子。但是，当时议立时，诸王、公卿大臣以及太平公主都一致赞同以遵循功建储原则。半年不到，公主自己首先改变主意了，打出维护嫡长制的旗号，甚而私下挑动成器说：“废太子，以尔代之。”如此出尔反尔，显然是非法的活动。其实，太平公主也不是嫡长制的真诚的拥护者。她替成器争太子地位，完全是为了自己的权利。因为隆基的精明，不利于她的专权。“太平公主以太子年少，意颇易之；既而惮其英武，欲更择暗弱者立之，以久其权。”也就是说，公主企图立的不是嫡长子，而是“暗弱者”。在她看来，成器是“暗弱者”，拥立他可以长久地专权。其真实的目的就是这样。如果说公主想让成器当太子，进而自己夺权称帝，似乎史实可以说明。
太平公主胡作非为，企图动摇隆基的太子地位。姚崇、宋璟于景云二年正月，密言于睿宗曰：“宋王陛下元子，豳王高宗之长孙，太平公主交构其间，将使东宫不安宁。请出宋王及豳王皆为刺史，罢岐、薛二王左、右羽林，使为左、右率用来扶持太子。太平公主请与武攸暨皆于东都安置。”睿宗听了这一建议，心中很不愿意，说：“朕更无兄弟，惟太平一妹，岂可远置东都！”此事尚未结束，睿宗忽又对宰相说：“术者言五日中当有急兵入宫，卿等为朕备之。”很明显，这是针对太子隆基的，睿宗的不安全感似乎已到了惶惶不能自制的地步。因此，张说提出：“这必谗人欲离间东宫。但愿陛下使太子监国，则流言自息。”姚崇也乘机进言：“张说所言，社稷之至计也。”张说此时为太子东宫的师傅，兼知宰相事，对政治斗争的内幕是非常了解的。
睿宗采纳了张说、姚崇及宋璟的建议，在二月初一日下制：迁太平公主于蒲州安置；宋王成器为同州刺史，豳王守礼为豳州刺史，左右羽林大将军岐王隆范租薛王隆业，分别为左、右率。接着又下令命太子监国，六品以下除官及徒罪以下，并取太子处分。
太平公主对自己的失利是不会善罢甘休的。虽然宣布公主蒲州安置，但人仍在长安，进行紧张的活动。当她探悉二月一日的三项措施出自姚元之和宋璟的密谋，忍不住大怒，便去责备隆基。“玄示惧，乃奏崇（元之）、璟离间骨肉，请加罪黜，悉停宁王已下外授。”这里，奏请定罪于姚、宋，是一种以退为进的政策主动提出，显然是在舆论上表白自己并无“离间骨肉”的心。可见，太子虽已监国，但对姑母的权势还是害怕的。经过磋商，二月九日，贬元之为申州刺史、琼为楚州刺史。过了两天，宋王成器等外任刺史的命令也作废了。不过，公主仍被安置于蒲州，离开下京师。而岐王和薛王则为东宫左、右卫率，“以事太子”，这对于后来消灭公主势力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然而，上述处理并不意味着公主以劣势转为优势，而是唐睿宗搞平衡政策的结果。近半年来，目睹亲妹妹与三郎之间的矛盾的一天天加剧，睿宗放纵公主“怙权”，但又不同意废黜太子。同时，他要维护隆基的太子地位，但又时时袒护公主的利益。睿宗本人就陷于十分矛盾的境况。每每碰到激烈的争斗，往往是采取平衡的对策。二月初，他采纳了三点建议，并令太子监国，目的在于平息“浮议”，杜绝祸乱。但是，公主跳出来反对，他就以贬谪姚元之和宋璟作为牺牲，来换取妹妹到蒲州的安排。世上决无绝对的平衡。双方矛盾没有缓和下来，反而愈演愈烈。
睿宗当上皇帝时，李隆基和姑母之间没有什么矛盾，勾心斗争只是在公元 710年十月才出现。随着宫廷内争的加剧，以“宽厚恭谨，安恬好让”为性格特征的唐睿宗，终于产生了不愿意当皇帝的一些念头。二月二日命太子监国，或多或少包含有要传位的意思。等到了四月，趁太平公主在蒲州，“睿宗欲传位于皇太子”。他召集三品以上大臣商量，说：“朕素怀淡泊，不以宸极为贵。昔居皇嗣，已让中宗。及居太弟，固辞不就，思脱屐于天下为日久矣。今欲传位太子，你们认为怎么样？”群臣不知怎样回答。所谓“素怀淡泊”，实际上反映了睿宗面对矛盾不知所措的心情。既然无法调解，也就想“传位太子”，免得引起新的争夺。
消息一经传出，无论是太子集团还是公主集团都惊讶不已，谁都没想到即位仅十个月的睿宗就公开声称要“传位”了。太子隆基立刻叫右庶子李景伯上疏推辞，就连监国也要推掉。而属于公主集团的殿中侍御史和逢尧，则对睿宗说：“陛下春秋未高，方为四海所依仰，岂得遽尔？”睿宗时年半百，不算寿高，照正常的情况，传位的确早了一些。彼此对立的两个集团，出于各自利益的考虑，竟在“传位”问题上都持否定的态度。睿宗只好暂且打消自己的主意，不提“传位”的事了。
接着，四月，睿宗颁布一道诏书，说：“政事皆取皇太子处分，若军马刑政、五品以上除授，政事与皇太子商量，然后奏闻。”太子的权力扩大了。二月监国时，仅处理六品以下除官及徒罪以下；至此，政事要由太子负责处理，然后向皇帝报告。看来，睿宗是想用过渡的方法，把皇位传给太子隆基，以平息皇室内部的争权夺利。然而，这就惹起了公主集团更大的反对，李隆基只好恳求拒绝。不过，监国时的权限维持不变。
史载：“五月，太子请让位于宋王成器，不允许；请召太平公主还京师，许之。”前者说明太子处境很危险，维护嫡长制的舆论甚嚣尘上，所以隆基不得不表态把位子让给长兄成器。同时，为了证明自己并没有“离间姑、兄”的阴谋，主动建议召回太平公主。至于睿宗的态度，前一个“不许”，后一个“许之”，反映了他处理矛盾还是用老办法：既维护太子隆基的地位，又偏袒太平公主的利益。
太平公主自蒲州回到长安以后，汲取往日一度失利的教训，就加紧营私结党，按排亲信，排除异己。首先推举一批私党为宰相。公主早就“与益州长史窦怀贞等结为朋党，欲以危太子”。窦怀贞曾经是韦后的帮凶，劣迹闻于朝野。接着依靠太平公主，从益州长史调任京宫殿中监。公元 711年五月，公主回京师时间不久，窦怀贞为御史大夫、同平章事。九月，以窦怀贞为侍中。“怀贞每退朝，必诣太平公主第。”十月，一度罢政事，左迁御史大夫。同时，依据公主的建议，以崔湜为中书侍郎、同中书门下三品。第二年正月，以窦怀贞与岑羲并同中书门下三品。又过五个月，以岑羲为侍中。窦、崔、岑等宰相都是公主集团的很重要的人物。
接着，把支持太子的韦安石、郭元振和张说等从相位上撤下来。公主以韦安石不依靠，故意要睿宗封安石为尚书左仆射，兼太子宾客，仍然同中书门下三品。“虽假以崇宠，实去其权。”不久，将韦安石、张说、郭元振同时罢免他宰相的职位，分别为东都留守、左丞、吏部尚书。
太平公主错误地估计了形势。
公元 712年秋七月，天空出现彗星。古人总把彗星当做灾异的前兆，因此，太平公主和太子隆基双方都非常敏感，甚至连睿宗也神经起来。太平公主指使一位术士对睿宗说：“慧（星）所以除旧布新，又帝座及心前星皆有变，皇太子当为天子。”太平公主企图利用这次星象的变化，挑拨睿宗、隆基父子间的关系，用这样的方法激怒睿宗废掉太子隆基。
但是，事与愿违，弄巧成拙。睿宗似乎不领会“术人”的心计，坚决表示“传德避灾，吾志决矣。”公主及其党羽眼看情况不好，便纷纷力谏，以为不可传位。可见，所谓“太子合作天子”完全是鬼蜮伎俩。针对公主的阻拦和劝说，睿宗强调指出：“昔中宗之朝，悖逆骄纵，擅权侈靡，天变屡臻。我当时极谏，请择贤于立之，以应灾异，中宗不悦，我担心惊惶数日不食，岂在彼能谏，于已不行！ ”借鉴往日的经验教训，表明了自己再次让位传德的决定。隆基显然不知底细，觉得有点突然。他驰人请见，自投于地，叩头曰：“臣以微功，不次为嗣，惧不克堪，未审陛下遽以大位相托。 ”睿宗不语。结果，“太子合作天子”真的成了事实。七月壬辰，睿宗下诏书传位给太子，诏文赞扬隆基“有大功于天地”，“委之监抚，已逾年岁，时政益明，庶工惟序。 ”声称：“朕方比迹洪古，希风太皇，神与化游，思与道合，无为无事，岂不美欤！”很明显，睿宗让位还是跟“无为无事”思想分不开的。半年多前，曾经跟天台山道士司马承祯词论“道经之旨”。睿宗问：“理身无为，则清高矣。理国无为，怎么样？”道士援引《老子》“顺物自然而无私”的观点，说明“无为之旨，理国之道也。”睿宗叹息不已。在公主与太子之间相互争斗的情况下，“顺物自然而无私”不愧为好计策。正是在“无为”思想的推动下，睿宗作出了“传位”的决定。
太平公主弄巧成拙，无奈她的党羽们怎么劝阻，睿宗都固执不听。太平公主只好不得已而求其次，劝睿宗虽然传位，但是秘书仍掌握大权。睿宗也就同意了。
睿宗称为太上皇，自称“朕”，下达的诏书叫做“诰”，五天一次在太极殿处理国事。明皇自称“予”，他下达的诏书叫做“制”或“敕”，每天在武德殿处理政事。三品以上官员的任免以及大案件、大政事，由睿宗亲自处理，其他的都由明皇处理。
明皇虽然当上了皇帝，但睿宗却仍然掌握主要的权力；当时的七个宰相，有四个是太平公主的党羽，只有郭元振、魏知古、陆象先三人不是；文武百官，大多数也依附太平公主，所以李隆基和太平公主双方的斗争依然激烈地进行着。
李隆基作太子时，让睿宗任命王琚做诸暨主簿，王琚到东宫去表示感谢。走到院子里，他故意昂着头，迈着四方步，慢慢地走。宦官说：“殿下在帘内。”王琚大声地说：“你还说殿下干什么？如今不是只有太平公主吗！”李隆基一听，立马召见他。王琚说：“韦后毒死中宗，人心不服，所以容易除掉。太平公主是武后的女儿，凶恶、狡猾，大臣多半依附她，所以我很担心你。”李隆基请王琚坐在自己身边，哭着说：“父皇的骨肉同胞，只剩下一个太平妹妹，我想劝父皇除灭她，怕伤他的心；不除，她又为害越来越严重。这可如何是好呢？”王琚说：“天子的仁慈孝顺，和普通老百姓不一样，首先应该能够安定宗庙社稷。盖主；星汉昭帝的姊姊，从小抚养他。后来她有罪，就被杀了。为了天下，岂能顾小节！ ”李隆基十分高兴，叫睿宗任命他做太子詹事府司直。至此之后，李隆基和他天天会面、谈心、游玩。后来王琚任太子中舍人。李隆基即位后，任命他为中书侍郎。
当时，宰相刘豳求看到宰相窦怀贞、崔堤、岑羲是太平公主的同党，就和右羽林将军张密谋，企图把这三个人杀掉，他叫张秘密告知明皇，明皇表示赞同。不料张又把密谋泄露给侍御史邓光宾。明皇十分害怕太平公主的权势，只好忍痛违心地向睿宗汇报这三人的罪状。后来，三个人都被抓进了监狱。有关方面上奏：“刘幽求等人离间骨肉，应该判处死罪。”明皇说刘豳求立过大功，不能杀。结果，刘豳求被贬职流放到封州，张被流放到峰州，邓光宾被流放到绣州。
同年十一月，睿宗命令明皇去巡视边疆，西起河、陇，东到燕、蓟。虽然最终他没有去，但是说明了明皇的地位不很稳定，太平公主仍虎视眈眈，妄想取而代之。
公元 713年六月，双方的斗争达到了白热化的程度。太平公主认为发动宫廷政变的时机已经成熟。于是她和党羽阴谋废掉明皇，又和宫女元氏密谋在赤箭粉中放毒药拿给明皇吃。掌握羽林军的常元楷和李慈经常出入太平公主之家，策划密谋。这时，不仅明皇有生命危险，而且唐朝又一次处于治乱兴亡的非常时刻：若不马上除掉太平公主，这个野心家、阴谋家就可能篡位，国家就要混乱，百姓便会遭殃。
此时，明皇并没有睡觉，正迅速而周密地做准备，以消灭太平公主党。王琚对明皇说：“事情紧迫了，应该抓紧行动。 ”尚书左丞张说从东都派人献给明皇一把佩刀，其意乃在请明皇当机立断，快刀斩乱麻。荆州长史崔日用也悄悄对明皇说：“太平谋反已经很长时间了。陛下以前在东宫，还是一个臣子。若想要讨她，还得用谋、用力。如今已经即位，下一道制书就行了，谁敢不服从？万一奸人得逞，后悔可就来不及了！”明皇说：“你说的都对，不过，这样做恐怕要惊动太上皇。”崔日用说：“天子的孝顺在于安定四海。若奸人得志，社稷都变成废墟了，哪里还谈得上孝顺！请先安定北军，然后抓逆党。就不会惊动太上皇了。”明皇同意他的意见，任命他做吏部侍郎。
七月初，魏知占报告明皇，称太平公主准备在当月四日发动叛乱，叫常元楷、李慈率领羽林军突入武德殿，杀明皇等人，窦怀贞、肖至忠、岑羲等人在那里起兵响应。对此，明皇和李隆范、李隆业、郭元振、龙武将军王毛仲、殿中少监姜皎、太仆少卿李令问、尚乘奉御王守一、内给事高力士、果毅李守德等人决定消灭太平公主党。
七月初三日，玄宗从王毛仲处调用闲着的马及兵三百余人，率李令问、王守一、高力士、李守德等亲信十数人，自武德殿入虔化门，先召常元楷和李慈，两人不知有变，一如既往的前去，到玄宗跟前被杀，太平公主在北门四军中的亲信将领，已经被肃清。随后，玄宗派人擒贾膺福、李猷于内客省，执杀萧至忠，岑羲。窦怀贞乘乱逃人京城沟中。知难免于死，于是自杀。太上皇李旦闻变，慌忙登上承天楼。此时此刻，早已有郭元振前来“护驾”，并说，皇帝奉太上皇命诛窦怀贞等，他并没有参与。诸事都已按预定计划完成，玄宗来到承天楼谒见，太上皇见事已如此，没有办法只好顺水推舟，下诰罪窦怀贞等。
次日，太上皇又下令：“自今军国政刑，一皆取帝处分，朕方无为养志，以遂素心。”然后徙居百福殿。至此，政权全归玄宗。这时，李隆基二十九岁。
太平公主住在宫外，闻变逃脱，隐入山寺，三日后方下山，在家中被赐死。公主诸子及党羽同死者数一卜人。只有薛崇简，因反对其母所作所为，多次被其鞭子抽打，因而特被免死。玄宗下令抄其家产，“财货山积，珍奇宝物，侔于御府，马牧羊牧田园质厍，数年征敛不尽。惠（慧）范家产亦数十万贯。”崔湜开始被贬至窦州，新兴王晋被判死刑，临刑前叹曰：“本为此谋者崔湜，今吾死浞生，不亦冤乎！”另外有司在审讯宫人元氏时，元氏供出崔湜和其同谋进毒谋害玄宗。于是，崔湜被追赐死于荆州。
这时，已经彻底消灭了太平公主集团势力。神龙以来，京师长安宫廷深院内，政变不断，刀光剑影，动荡了长达七年半之久。李隆基与太平公主间的矛盾斗争，可以说是中小地主官僚集团支持李唐皇室正统势力和政权内部腐朽的商人地主官僚集团势力的最严重的一次大比拼。李隆基击败了太平公主集团，结束了长期以来政变频仍的动荡局面。是年十二月，玄宗改元“开元”。李唐王朝，又以玄宗的名字，开始了新的局面。
李隆基深知帝王之道，他的驭人之术特别高明。左手提拔，右手放逐，不让权臣有坐大之机，天下局势由此全在掌控。
玄宗在清除太平公主集团之后，成为唐王朝名副其实的最高统治者。但是，在开元之初，王朝面临着诸多困难。因长期的政局动荡，武则天后期以来的弊政不断发展，特别是中宗、韦后统治时期，吏治腐败，以至到了开元之初积重难返，百废待兴。这些弊政总体有以下几个方面：一是诸侯王的权益越来越大，王公贵戚违法乱纪风行。二是朝中冗官充斥，如斜封、待阙、员外等官充满政府各级机构，致使权力分散，相互牵制，官吏制度败坏。三是贵族官僚奢侈成风，百姓赋役负担越来越沉重，社会经济陷入危机。四是大量建造寺院道观，僧道地主势力强大，危害整个地主政权的统治。
很显然，这些弊政不革除，封建中央集权国家很难向前发展，社会经济无法复兴，唐王朝的统治没办法巩固。这些严重的政治问题摆在面前，不能不使唐玄宗感到，只有改革政治才是惟一的出路。因此，玄宗首先着手起用能进行革新的人才。这时姚崇进人了唐玄宗的视野。
姚崇是杰出的政治家、皇权主义的维护者。原名元崇，陕州硖石人。早在武则天时，由于才华出众，被提拔为宰相。“时突厥叱利元崇构逆，则天不欲元崇与之同名，乃改为元之。”其后，他推荐张柬之为相，并参与五王政变的预谋。政变胜利后，武则天被迫退位，迁到上阳宫，唐中宗率王公百官欣跃庆功，只有姚元之痛哭流涕。张柬之等说：“今日岂是啼泣时！恐公祸从此开始。”姚元之坦然地承认自己啼泣出于衷情，强调说：“昨预公诛凶逆者，是臣子之常道，岂敢言功；今辞违旧主悲泣者，亦臣子之终节，原因在于这个获罪，实所甘心。”短短几句话，不仅反映了姚元之的“多智”，而且充分说明他是一个皇权的忠诚卫士。姚元之所以预谋政变，并非反对女皇武则天，他恪守“臣子之常道”，只是反对危害皇权的叛逆者张易之兄弟。政变的结局却是武则天下台，而新皇帝中宗却如此软弱，这就难免使皇权维护者感到悲哀而啼泣了。还因为这个原因，姚元之在唐中宗时遇到冷遇，出为亳州刺史，转宋、常、越、许四州刺史。
先天二年十月，唐玄宗率领官员们到渭川打猎。开始，明皇想要任命同州刺史姚崇做宰相。宰相张说与姚崇不和，嫉妒他，叫御史大夫赵彦昭弹劾他，明皇不听。张说又让殿中监姜皎对明皇说：“陛下早就准备任命河东道总管，但就没有合适的人选。现在我想推举一个人，不知道怎样奖赏我？”明皇说：“你说说，是谁呢？如果合我的意，赏你一百两金子。”姜皎说；“姚崇文武全才，是再适合不过的人选。”明皇微笑着说：“这是张说的意思，你犯欺君罪，该死！”姜皎也笑了，叩头谢罪。明皇就派太监去叫姚崇来。此时，明皇正在渭水边上打猎，姚崇赶来了，拜见在马前。明皇亲切地问：“你会打猎吗？”姚崇回答说：“我从小失去父亲，住在广成泽边的一个小乡村，没机会读书，每每只是打猎。四十岁，我遇到了张憬藏。他对我说，应该好好念书，争取以后当将相，不要气馁，从此我才发奋读书。所以今天我虽然当了官，岁数也大了，但是还能骑马、射箭。 ”于是他呼鹰唤犬，骑马射箭，技术很好。明皇非常高兴，说：“我很长时间没有看见你了，有事情要问你。你可以参加到宰相行列里去。”可是姚崇仍然在后面走。明皇放松了马缰绳，等了很久，他才走到明皇身旁。明皇问道：“你为什么在后面走？”姚崇说：“我官小，不配参加宰相行列。”明皇马上当众宣布：“任命姚崇担任兵部尚书，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姚崇却不拜谢。明皇两眼盯着他，心里感到很奇怪，但是又不便问。到了休息的时候，宰相都坐下了。姚崇跑来上奏说：“刚才陛下任命我做宰相，我没有拜谢，是因为我想建议十件大事。这十件大事，如果陛下不实行，那我就不能接受任命。”明皇非常感兴趣地说：“你都讲一讲，看我能不能办得到。”
姚崇问：“自从垂拱以来，朝廷以严刑峻法治理天下。我请求实行仁政，可以吗？”明皇马上回答说：“这一点我对你寄托了很大的希望。”姚崇又问：“朝廷自从在青海战败以后，仍不悔改，继续求边功。我请求今后三、四十年内不求边功，可以吗？”明皇痛快地回答说：“可以。”姚崇又问：“自从武则天执政以后，有时叫阉人传达命令。我请求中官今后不干预朝政，可以吗？”明皇回答说：“这是我早就想做的。”姚崇又问：“自从武氏各亲属、亲戚窃据重要官职，后来韦后、安乐公主、太平公主专权，任官混乱。我请求今后皇亲国戚不再担任台省官，所有斜封、待阙、员外等繁杂的官员，统统罢免，可以吗？”明皇回答说：“这是我平日的意愿。”姚崇又问：“近来近臣、宠臣，犯法的，都因为受皇帝宠爱就免罪。我请求今后将他们行法，可以吗？”明皇愤怒地说：“我早就恨这些人，恨得已经咬牙切齿了。”姚崇又问；“最近因皇亲国戚和贵族向皇上送礼献媚，影响到公卿和地方官员也模仿。我请求今后除了租、庸、赋税以外，送礼一律不收，行吗？”
明皇干脆回答说：“愿意实行。”
姚崇又问：“太后先前为了造福人类修建的寺院，中宗造圣善寺，上皇造金仙观、玉真观，都浪费了上百万钱，劳民伤财。我请求今后凡是寺观宫殿，全都不许再造，行吗？”
明皇回答说；“我每回看到这些寺院，心里就感到不安，今后还敢再造吗！”姚崇又问：“先朝有的大臣和皇上过分亲近，随随便便，失去君臣的界限。
我请求今后陛下用礼法对待大臣，行吗？”明皇回答说：“这是肯定的事情，有什么不行呢！”姚崇又问：“自燕钦融、韦月将直言得罪，从此谏官害怕，不敢大臣再进谏。
我请求今后所有大臣，都可以触龙鳞、犯忌讳，直言进谏，行吗？”明皇回答说：“我不但能够允许，而且能够采纳。”姚崇又问：“吕产、吕禄差一点颠覆西汉，马、窦、净、梁又乱东汉，后妃、外戚干预政事本朝也有之。我请求今后把后妃、外戚不干政载人史册，形成万代的法律，永远作为教训，行吗？”明皇听到这里，不禁流下眼泪，半天说不出话来，过了好一会儿才回答说：“这件事真值得铭记啊！”
姚崇所建议的十件大事，明皇当场就毫不犹豫地答应了，姚崇很是高兴，叩头说：“这是陛下实行仁政的开始，是我千年一遇的时刻，我能够担任宰相，不但是我个人的荣幸，也是天下万民的荣幸！天下万民的荣幸！”
明主得贤相，贤相遇明主，共同致力于拨乱反正、励精图治，这是一个多么令人激动的历史场面！难怪当时在场的成千上万的官吏、将士都流下了热泪。明皇很亲切地对姚崇说：“坐吧！”姚崇想要坐在张说的下面。张说却站起来，推让不敢上坐。明皇问原因？张说说：“姚崇是先朝元老，应该上坐。”姚崇却说：“张说是中书令，今天我刚担任宰相，不能上坐。”明皇哈哈大笑，说：“不要让，来让去了，张说坐上位吧！”就这样，姚崇当上了宰相和兵部尚书。姚崇正像姜皎所说的那样，文武双全、能力超人。他三次担任宰相，都兼任兵部尚书，他对于边疆部队布防、士卒、马匹、粮草、器械等情况，都胸有成足，了如指掌。
此外，姚崇以前参加五王除二张的密谋，立有大功。
姚崇在武则天、中宗、睿宗三朝中，担任过两次宰相： 698年十月到 705年二月，共六年多； 710年后半年，共半年多。他还多次担任过中央和地方的许多重要官职，所以，积累了丰富的政治经验，在官吏、百姓中间享有崇高的威望。
姚崇还有一个最大的、别人都没有的特点，那就是头脑灵活，善于随机应变，北宋大史学家司马光评价姚崇“尚通”，就是指他善于随机应变；唐朝的史官称赞姚崇“善应变以成天下之务。”
明皇对姚崇特别信任、大胆使用。有一次，姚崇向明皇请示任命一些小官，明皇却眼睛看着天棚，既不看他，也不回应。姚崇一再说明，等待明皇回答，但是等了半天，明皇还是不回应。伴君如伴虎，姚崇以为自己错了，很害怕，惊恐地退了出来。他走了以后，高力士劝明皇说：“陛下刚刚继承大业，宰相请示事情，应当面表态。姚崇虽再三说明，陛下却连看都不看，我怕今后宰相心里会很怕您的。”明皇激动地说：“我既然任命姚崇当宰相，重大的事，他当天就应该上奏，和我一起决定；至于任命小官这样的小事，他自己不能拿定主意，还要来麻烦我吗！”再说姚崇回到自己的府邸以后，心里还在惴惴不安。过了一会儿，高力士为传达事情，顺便说明了明皇的意思。姚崇才放心了，而且感到很高兴。朝臣们听说这件事情，都赞成明皇有人君的风范，懂得施政的道理。
当时，姚崇在京城没有自己的住宅，寄宿在罔极寺。开元四年十一月，他患了疟疾，明皇派使者去探病，这天派去了几十人。副宰相源乾曜请示事情如果中明皇的意，明皇就高兴地说：“这一定是姚崇的主意。”若不合明皇的心，明皇便生气地说：“怎么不先和姚崇商量！”源乾曜只好承认这是事实。每次有大事，明皇都叫源乾曜到罔极寺去问姚崇。后来，源乾曜觉得这样做很不方便，请求姚崇搬到四方馆来住，而且让他家里人进来侍候，明皇马上恩准。姚崇认为四方馆里有文件和图书，他同家里人住着不方便，坚决推辞。明皇则说：“设四方馆，是为了官吏办公；让你搬进来住，是为了国家，我恨不得让你住到皇宫里呢，住在四方馆，你还犹豫什么！”
为了使姚崇能更好地发挥自己的作用，明皇给他配备了合适而又得力的助手。姚崇刚拜相时，宰相还有张说和刘幽求。这两个人都十分有才能。但是，群虎不能同在一山，很明显，他俩都不能当好姚崇的助手。挑来挑去，明皇挑中了卢怀慎。卢怀慎，滑州灵昌人，进士出身，开元元年十二月到四年十一月担任宰相，共三年。卢怀慎拜相以后，知道自己才干不如姚崇，故而每件事情都让姚崇处理，自己不敢擅自作主，所以当时人嘲笑他是“伴食宰相”。实际上，卢怀慎为人既不嫉妒，又懂得谦让，能和姚崇同心合力，协助明皇治理国家，卢怀慎还有一个很大的优点，就是严格要求自己。他一生节俭，衣服用具，从来不用金玉绸缎做装饰。他不贪污，不受贿，不收礼，有时还将自己的俸禄，送给亲朋好友。他虽然做了大官，但是妻子、儿女依然过着清苦的日子。有一次，他到东都洛阳去选官，随身用品，只装在一个布袋里。开元四年十一月，他得了重病，宋璟和卢从愿去看望他。见他家只有一领破旧的竹席，门上连帘子也没有。当时正好赶上刮风下雨，他只好用破竹席来挡风雨。他招待两人吃晚饭时，只有几盘素菜。他死了以后，因为家里没有钱，没法丧事，有一个老人家，请求卖己身替他办丧。后来，在别人提议下，明皇赐给他家一百段布帛、二百石粮食。以后，明皇又赐给他家一百匹绢。一天，明皇经过他的墓地，看见连墓碑都没有，站立了很长时问，感动得掉下泪来。回宫后，明皇马上下令给他立碑，叫当时有名的文人苏颋起草碑文，明皇亲自书写。所以说，委任卢怀慎这样的人做姚崇的助手，是非常正确的。
唐玄宗为了巩固皇位，“共洽维新”，自然地想起了姚元之。“玄宗将猎于渭滨，密召元崇会于行所。”所谓“密召”，包含有料想不到的人事安排。果然，十月十三日骊山讲武，罢免兵部尚书郭元振。十四日，玄宗猎于新丰界渭川，姚元之恰好赶到，立刻被任命为兵部尚书、同中书门下三品。先后两天，一个罢免，一个任命，自出于唐玄宗的精心考虑。
史称，“上初即位，励精为治，每事轮到元之，元之应答如响，同僚只要遵守诺言而已，故上专委任之。”这年十二月初一，改元“开元”。过了十二天，以姚元之兼中书令。元之避“开元神武皇帝”尊号，恢复旧名崇。唐玄宗之所以“专委任”姚崇，是因为于姚崇跟别的臣僚不一样，他作为忠诚的皇权拥护者，从长期的从政经验中悟得一整套行之有效的方略，而这些方略又完全符合唐玄宗安定皇位的需求。难怪玄宗这样地赞美他；“宏略冠时，伟才生代，识精鉴远，正词强学，有忠臣之操，得贤相之风。”所谓“忠臣之操”，显然是要大力表扬的。
历来忠臣与功臣是有些区别的，各有其用。如果说，唐玄宗在发动政变时更多地借助一批功臣，那么，“励精为治”时就要重用“有忠臣之操”的贤相了。所以，姚崇既为宰相，原来一批因政变而产生的功臣，纷纷从高位上下来了，不少人外任刺史。
功臣郭元振最早被罢免，甚至处以流放。开元元年十二月初一，虽然天下大赦，元振起为饶州司马，怏怏不得志，于途中病逝。
功臣张说以前是太子隆基的侍读，“深见亲敬”。后鼓吹太子监国，并献计除灭太平公主，“玄宗深嘉纳焉。”七月十四日，以功拜中书令，封燕国公。十二月初一，改元并改易官名，拜紫微令。仅过十二天，姚崇已经为紫微令，张说也就被罢职了。又隔十一天，张说左迁相州刺史。然后，又坐事左转岳州刺史。功臣刘幽求是六月政变和七月三日事件的主要策划者之一，勋业显著。既诛太平公主，被任命为左仆射、同中书门下三品。可是，就在张说左迁的那一天，刘幽求也被贬为太子少保，丢掉了实权。公元 714年闰二月，因有怨言牢骚，被降为睦州刺吏。岁余，迁杭州刺史。公元 715年十一月，自杭州徒郴州刺史，途中愤恚而死。功臣钟绍京曾参与六月政变，从禁苑总监升为户部尚书。玄宗即位，迁太子詹事。他与太子少保刘幽求一道，“发言怨望”，同时降为果州刺史。七月，由于妄陈林咎，贬为溱州刺史。
功臣王琚早年与太子隆基是朋友，“叫做王十一”。他还是七月三日事变的直接参加者，因为立了功封赵国公。“琚在帷幄之侧，常参闻大政，时人谓之‘内宰相’，没有人能和他比的。”可是，不久就被玄宗所疏远。公元 714年闰二月，与刘、钟同时，被贬为泽州刺史。
功臣崔日用以前参加过六月政变，出谋划策诛太平公主。开元初期，被贬为常州刺史，削实封三百户，转汝州刺史。
宰臣魏知古曾告发太平公主七月四日密谋叛乱，立了大功。后来，官至黄门临。开元二年（公元 714年）五月，罢知政事，除工部尚书。由上可见，一个个功臣或流贬，或外放，或罢相。
唐玄宗为什么要将功臣外放呢？原因是吸取了往昔政局动荡的教训，为了防止可能发生的新的动乱。功臣们确实有翊赞之功，没有他们的努力，很难登上皇位。但是，如今要巩固皇权，就不能不注视着他们的动静。要知道，功臣们大多是“有通力且又多变的”的人物，崔日用自己就承认：“吾一生行事，皆临时制变，不必重专守蛤谋。每一想之，不芒剌在于北也。”崔某的“反思”，说明政变再次出现的时代扶植了一些善于搞政变的人物。对于唐玄宗来说，这些人是善变的功臣，却不是诚实的忠臣。因此，有人对玄宗说；“彼王琚、麻嗣宗谲诡纵横之士，可与履危，不可得志。天下已定。宜益求纯朴经述之士。”这话立刻动摇了玄宗的心，不久前“宴慰终夕”的王琚就疏远离开了京城。所谓“纯朴经述之士”，无非是指“有忠臣之操”的人。贬谪功臣，重用姚崇，这是唐玄宗安定天下的必然取向。
宋代史臣评论说：“雄迈之才，不用其奇则厌然不满，当然不可使。”人不在京城，而且分散各地，也就不可能结党营私了。
怎样妥善地安置功臣，是关系到政局稳定的大问题。开元初期，“姚崇劝不用功臣，宜矣。”功臣外刺，对于巩固皇权起了重要的作用。然而，如果一味地贬逐，不做抚慰工作，也会造成新的麻烦。唐玄宗作为杰出的政治家，没有枉杀功臣，没有被狭隘的心理所支配，而且可以肯定别人的应该肯定的功劳，表现了某种宽容的器度。
例如，骊山讲武时，下令斩唐绍。“绍死后，玄宗追悔之。”一个封建专制时代的帝王能为自己的误杀臣下而后悔，毕竟是很可贵的。后来没有错杀功臣，像与此事的教训有关。郭元振被处流刑后，“帝思旧功，起为饶州司马。”既然“姑欲立威、”的目的已经达到，也就没有必要施以刑罚了。公元 713年十二月一日，下令大赦，宣布：“郭元振往立大功，保护于朕。颇失军容，顷因阅武，责情放逐，将收后效，可饶州司马员外置同正员。”不因其过错而不记大功，这种以观后效的做法还算是可行的。
又比如，钟绍京自左迁果州刺史后，又坐他事贬怀恩县尉，悉夺阶封，再迁温州别驾。到了公元 727年人朝东都洛阳，拜见玄宗，老泪纵横，泣奏曰：“陛下岂不记畴昔之事耶？何忍弃臣荒外，永不见阙庭。且当时立功之人，今并亡殁，只有臣衰老独在，陛下岂不垂愍耶？”玄宗听了，“为之惘然”。忆及十七年前，夜战禁宫，苑总监钟绍京率领户奴及丁夫二百余人，手拿着斧锯以跟随着，那情景哪能会忘记呢！当时立功之人，如刘幽求、崔日用等，一过世，面对这位健在而又衰老的功臣，又怎能不产生怜愍之情！所以，就在这一天，封钟绍京为银青光禄大夫、右谕德。时间长了，迁少詹事。“年逾八十，以官寿卒。”
此外，还有坐“幽求党”而贬谪的王琚，历诸州刺史。到了公元 734年，起复太子右庶子，仍兼地方刺史。天宝以后，又为广平、邺郡大守。这个人性格豪放，纵酒享乐。“玄宗念旧，常铖容之”。历史上说，王琚“携妓从禽，恣为欢赏，垂四十年矣。”
以上事实说明，开元初年，功臣外刺是必要的，不这样做不足以巩固皇位。而当皇权已臻稳定的时候，唐玄宗又念旧功，宽容待他。这样做，同样是有利于政局的安定。
唐玄宗还总结了西汉与东汉的历史经验，以“南阳故人，优闲自保的史实”告诫功臣。
公元 717年，贤相姚崇已辞职，继任者宋璟仍推行安定皇位的政策。当时，太常卿姜皎及其御史中丞、吏部侍郎姜晦，当朝用事，“宋璟凭借其权宠太盛，恐非久安之道，屡奏请稍抑损之。”姜皎，是玄宗在藩时的好友，曾密谋诛韦后势力。及玄宗即位，“数召入卧内，命之舍敬，曲侍宴私，与后妃连榻，间以击球斗鸡，常呼之为姜七而不久也。”这样受宠的待遇，违背礼节，在皇权主义者看来，实在不是“久安之道”。经宋璟多次上奏，唐玄宗明白过来了，“亦以为然”。这年七月，将姜皎放回田里，令其自娱，同时迁姜晦为宗正卿，废除了他的权利。还特地下敕曰：“西汉很多的将士，多以权贵不全；南阳故人，并以优闲自保。观失先后之迹，吉凶之数，较然可知，良有以也。”这里，以西汉功臣被诛的故事为借鉴，吹捧东汉元勋“优闲自保”的做法，目的在于巩固皇权，防止动乱。唐玄宗强调指出：“朕每欲戒盈，用克终吉。未若避荣公府，守靖私第，自弘高尚之风，不涉嚣尘之境，沐我恩贷，庇尔子孙。”只要拥护皇权，不干预时下的政治，尽可以放纵娱乐，永保富贵。此乃唐玄宗安置功臣的重要原则之一。
李隆基心铁但是手软，即便对文武大员也较少杀害，其主要方略还是柔道治国。
开元之初，政局虽已稳定，但不安定因素依然存在。玄宗的兄弟很多，开元初年在京师长安的有宋王成器、申王成义、邻王守礼、岐王范、薛王业曾分掌左、右羽林军，后来又参预讨平太平公主有功，地位很不一般。上述诸王在当时的客观条件下虽然没有凯觎皇位的企图，但他们的特殊名分和在皇室中的地位，很容易被别有用心的人利用，如处置不当，很可能成为不利于皇位稳定的潜在因素。因此，在睿宗朝时，姚崇、宋璟就曾建议削弱宗室诸王的权力和地位，结果是不得而知。
张说找岐王范联系时，正好姚崇遇到。他日，姚崇于便殿谒见玄宗，故意装跛脚行走，玄宗问道：“有足疾乎？”姚崇答道：“臣有腹心之疾，非足疾也。 ”上问原因，他答道：“歧王陛下爱弟，张说为辅臣，而密乘车入王家，恐为所误，所以担心。”重臣交通王家，这是触及玄宗中央集权的敏感问题，玄宗当然不会善罢甘休。于就把张说贬为相州刺史，刘幽求则罢为太子少保。
唐初，功臣食实封者不超过二、三十家，封户最多的不超过一千户；武则天以后封户逾制，到中宗时食实封者增至一百四十余家，封户最多达到七千户。尤其是宗室王、公主的封户倍增。在神龙以后至开元初年，每次政局动荡之后，新执政者为施恩惠，是会大加赏赐，于是诸王、公主的封户节节加增。按唐朝开国初年的制度，亲王食实封八百户，最多也只有一千户。公主三百户，长公主可加三百户，最多也不过六百户。高宗以后，武则天所生的诸王、公主，食封都逾制，相王李旦和太平公主封户都达三千户。其他亲王、公主也多在千户以上。睿宗时，太平公主又剧增至一万户！玄宗即位初，无一例外也要施恩诸亲王，宋王成器为五千五百户，岐王范、薛王业为五千户，申王成义为四千户，邻王守礼为一千八百户；皇妹公主，食封皆一千户。
如此，国家的租调很大一部分落人诸王贵戚之家，政府的财政收入大大减少，而百姓的负担都成倍增加。为此，玄宗规定：封家的租调一律改归政府合在租庸调内统一收取，然后在京师由太府根据封家的食封户数，统一发放，避免诸王贵戚直接向封户征收。这样，原宗室王、公主“衣食租税”的特权便产生了一定程度的变化，向封户无限止的剥削得到了限制。这是玄宗对食封制度的一项重要改革。
在此同时，玄宗又进一步限制诸王、公主的封户数，他对莫名其妙要求增加封户的公主说：“百姓租赋，非我有，士出万死，赏不过束帛，你有什么功劳，而享多户耶。使短俭啬耳，不亦可乎。”但是，在开元以前已封的，玄宗由于各种原因，保留其封户数；开元以后规定皇子封王者赐封二千户，皇女为公主者赐封五百户，都大概以三千为限。玄宗对封户数的限制方面，方法并不彻底，也没有恢复到唐初亲王八百、公主三百，限以一千的程度。可是积重难返，能这样做已是相当不容易，因为玄宗必须对亲、公主妥协，才能取得他们的支持。
对于封户的人数，玄宗也作了些调整。开始封户人丁皆三丁以上，称之为“真户”。封户的租税，食实封者十分取九，一分上交朝廷。但是由于封户的人丁数没有限度，因此，刺激了食封者千方百计取高赀多丁者为封户，使一些贪佞的人有机可乘，太平公主、安乐公主就是这样。唐玄宗针对这种制度上的弊病，规定封户以三丁为限，租赋全人封家。这就弥补了漏洞，使政府可以控制食封者的实际租税额。
唐玄宗以非嫡长子的身份即位，内心深处埋藏着对兄弟诸王猜疑的情绪。诸王外刺，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也是玄宗为这种心理所支配而采取的举施。诸王召还以后，猜疑心理并没有完全消失。据称，“玄宗常伺察诸王”。有一次，适逢炎夏季节，宁王宪“挥汗鞔鼓，所读书乃龟兹乐谱也。”玄宗知悉后，高兴地说：“天子兄弟，当极醉乐耳。”由此可知玄宗常常暗中侦察宁王的行动，而当知道长兄沉迷于音乐，也就稍稍放心些。
除了“伺宗诸王”外，还明文限制诸王的某些交往。“上禁约诸王，不使与群臣交结。”虽然诸王与刘幽求这些功臣的勾结是不可能，但是，跟其他朝臣的“交结”也会带来麻烦，有碍于皇位的稳定。立约禁止，正是唐玄宗害怕心里的折射。公元 720年，担忧的事情果真发生了。光禄少卿、驸马都尉裴虚己和岐王范游宴，“兼私挟谶纬之书。”所谓“谶纬之书”，从来都是政局动乱的预言，很多内容为历朝换代者所利用。当时正赶上冬十月，玄宗经过长春宫，知道这件事，深感问题的严重性。于是将裴虚己流于岭外新州，离其公主。与此同时，对参加游宴的万年尉刘庭琦和太祝张谔也作了处理，分别贬逐为雅州司户和山荏丞。但是，玄宗没有追究歧王范，对左右曰：“我兄弟友爱，天生必无异意，只是趋况之辈，强相托附耳。我最终不以纤芥之故责及兄弟也。”这番表白半是掩饰半是真情。兄弟之间相猜疑，哪里有什么“天生”的“必无异意”呢？在唐玄宗的心底里，诸王与群臣“交结”毫无疑问是危害皇权的隐患，决不是小事。当然，严惩的确实“只是趋竞之辈”，因为这些人往往仰仗宗室成员为靠山，无事生非，制造祸端。只要将他们严加处置，也就不会有“交结”问题了，也就无需“责及兄弟”了。
在此之后，又发生了新的事件。唐玄宗“尝不豫”，患病欠安。东宫内直郎韦宾和殿中监皇琢恂“私议休咎”，结果被暴露出来。对此，唐玄宗是决不仁慈宽容的，随即下令杖杀韦宾，左迁皇甫恂作锦州刺史。薛王业妃子的弟弟韦宾原，妃子怕受连累，“降服待罪”。薛王业也不敢入谒。如此惊惧，可以想见猜疑是何等的深重！这时，玄宗急令召见薛业来到殿廷阶下，想进去不前，惶惶请罪。而玄宗却走下阶来，拉着他的手，说：“吾若有心猜阻兄弟者，天地神明，所共咎罪。”还设宴款待，慰谕业妃，令复其位。通过韦宾事件，暴露了皇室内部的勾斗。看来，妃子韦氏确实没有参与弟弟的“私议”活动，所以玄宗才不会株连及她，且演出了一场执手言欢的喜剧。
接二连三的事故就像声声警钟，对于宗室和其他皇亲国戚非严加防范不榀。所以，公元 722年八月，重申禁约，下令曰：“自今已后，诸王、公主、驸马、外戚家，除非至亲以外，不准出入门庭，妄说言语。所以共存至公之道，永协和平之义，克因藩翰，目的是厥休。贵戚懿亲，宜书座右。”唐玄宗不但禁止诸王与许多大臣的“交结”，而且禁止皇亲国戚之间的“交结”。特别是裴虚己事件之后，对驸马都尉也严加管教，不准他们与朝廷主要官员往来，以免“妄说言语”搬弄是非。直到唐朝后期，名臣李德裕还曾提及：“旧制，驸马都尉与要官禁不信来。开元中，诃督特别历害。”
唐玄宗对待兄弟诸王，一方面是猜忌、伺察与防范，另一方面则是大力鼓吹“友爱之道。”史书称“天子友悌，近世无比。帝既笃于昆季，即使谗邪交构其间，然友爱和开始一样。”人们所说的“友爱”之道，突出地表现为以下几种状况。
隆基好多兄弟的青少年朝代是在“五王宅”里度过的。那时“同开邸第”的生活状况，后来成为唐玄宗吹捧“友悌”的话题。开元初；“帝友受至厚，殿中设五幄，与五王处，号五王帐。 ”很明显，“五王帐”是从“五王宅”脱胎出来的。自兴庞大旧宅改为宫殿后，诸王当然不能住在原处了，于是赐宁王宪和薛王业住在胜业坊，申王为和岐王范宅于安兴坊，“邸第相望，环于宫侧。”这样的分布同样有兄弟共处的意思。而且，兴庆宫的楼宇设计也表现出来了：“花萼相辉楼在西临待，以燕（宴）兄弟；勤政务本楼在南，以修政事。”可见玄宗听政之余，常常召诸王登楼同榻欢宴，礼仪全都像家人。有的时候，还亲赴诸王邸第，赐金分帛。
为了表示愿意和兄弟永远分离欢乐，唐玄宗还将自己服用的丹药，分别送给诸王，并致书说：“朕每思服药而求羽翼，怎么能像骨肉兄弟天生之羽翼乎！顷因余暇，妙选仙经，得到这个神奇的药方，古老云‘服之必验’。今分此药，愿与兄弟等同保长龄，长生不老。”这里，把“骨肉兄弟”看成是“天生之羽翼”，反映出唐玄宗的的真诚愿望。因为“同保长龄”总比互相残杀好，对政局稳定有好处。又有一次，薛王业得病，玄宗“亲为祈祷，及谬，幸其第，置洒宴乐，更为初生之欢。”还特地作诗曰：“昔见漳滨卧，言将人事违。今天恰好赶上庆诞日，犹谓学仙归。棠棣花重发，钨原鸟再飞。”由这首诗可知对兄弟“友爱”之情，表达了“同保长龄”的意愿。
死后追封“太子”，宣扬“孝车”。唐朝历史上有过追谥“太子”的先例，但像玄宗那样基本上给每个兄弟赠谥“太子”，却是很少见的。这是一种特殊的“友爱”状态。公元 724年十一月，申王病逝，玄宗下制表扬他“温恭孝友”，说：“用表非常之荣，少寄天伦之戚。可追赠惠庄太子。”公元 26年四月，岐王范因病去逝，玄宗特别悲伤，手写《老子经》，为之福。下制云：“故太子太傅、上柱国、岐王范，特票聪明，率由孝友，可追赠惠文太子。”公元 734年七月，薛王业去世，赠谥“惠宣太子”。
宋代史臣范祖禹批评说：“太子，君子贰，不是当官的，而以为赠，何哉？虽亲爱其弟，想更好的对他，然不正之礼，不足为后世法也。”这种意见还只是从皇帝同太子的关系上立论，然而没有体察到唐玄宗的用心良苦。玄宗久历政变和动乱，深知“推刃同器”的后果。为了皇位的稳定，有必要宣扬“孝友”；而赠谥“太子”，则是表扬“孝友”的策略手段。及至唐代宗时，商议褒赠齐王倓，著名政治家李泌“请用岐、薛（王）故事赠太子。”从这可以看出，在唐朝君臣看来，赠谥“太子”并不是“不正之礼”而是值得模仿的。
宠荣大哥，赠“让皇帝。 ”“友爱”的最突出表现是对待长兄的姿态。隆基为太子，也是嫡长子成器相让的结果。这一点是不可以忘记的。后来，成器改名宪，封为宁王。“宪尤恭谨畏慎，未曾于议时政及与人交结，玄宗尤加信重之。”一不干涉内政，不任以职事；二不与群臣来往，专以声色娱乐；这样一来，玄宗自然就放心了。申王、岐王、薛王先后去世，唯宪独在，玄宗尤加恩贷。“每年到宪生日，必幸其宅，移时宴乐。居常无日不赐酒酷和异馔等，尚食总监及四方有所进献，食之稍甘，即全分以赐之。”公元 741年十一月，宁王宪病逝，玄宗悲涕交集，追谥“让皇帝”。册封那天，特令高力士带手书置于灵座之前，书称“隆基白”，表达了“家人之礼”。手书强调：“大哥嫡长，合当储贰，凭借功见让，爱在簿躬。大哥事迹，身殁让存，所以册日让皇帝，神之昭格，当兹宠荣。”这里表扬大哥的谦让精神，也是出于巩固政权的需求。玄宗“不次为嗣”的隐痛至此才完全消失。
巩固皇权的又一个重要举措，就是加强对北门禁军的掌握。唐玄宗深知，以往每一次政变都跟禁军特别是千骑、万骑与飞骑有关。要防止“祸变”再起，保障稳固的统治秩序，则必须牢牢地控制住禁军才行。
七月三日事变胜利没多长时间，唐玄宗搞了一次气势宏大的军事演习。这年十月十三日，在骊山脚下，“征兵二十万，戈铤金甲，耀照天地。列大阵于长川，坐进退，凭借金鼓之声节之。三军出入，号令很统一。”玄宗身穿戎服，手持大枪，站在阵前，甚至亲自击鼓，发令将士。这么隆重的演习，显然有它的政治目的。玄宗在赏慰士兵的诏中，宣称：“往以韦氏构逆，近又凶魁作祸，则我之宗社危如缀旒，故斩长蛇，截封稀，戮枭獍，扫搀枪。使武之不修，人何克义？”由此可见，骊山讲武是吸取了“祝变”经验而采取的行动，“以振国威，用搜军实。”除了向动乱势力作示威外，更使皇权的威风大大地伸张起来。
值得关注的是，在这天检阅中，唐玄宗以突然袭击的方法，解除了功臣郭元振的兵权。郭元振早在武则天时就是一员大将，后来于西土边陲立功。睿宗即位，他官升到兵部尚书同中书门下三品。公元 713年，参加七月三日事变，再次立了大功。可是，隔了三个多月，在骊山讲武中，唐玄宗又因“军容不整”的罪名，“坐于互不纛下，将斩以徇。”唐玄宗只是借此威风，并不想杀他。所以，宰臣刘幽求、张说出来求情，玄宗就决定“赦之，流于新州。”
与此同时，唐玄宗以“制军礼不肃”为借口，宣布处斩给事中、知礼仪事唐绍。“上始欲立威，亦无杀绍之意”，可是金吾卫将军李邈没有领会圣上的意思，立刻宣敕，将唐绍斩了。“时人既痛惜绍，而深咎于邈。寻在敕罢邈官，遂摈废终其身。”其实，完全归罪于李邈，也不公平。唐绍之死，无非是唐玄宗“始欲立威”的牺牲品。由两位大臣得罪，诸军几乎都被皇权威势所震憾。
因为唐朝北门禁官肩负着非常重要的宿卫任务，唐玄宗特别重视。
公元 711年，太子隆基监国时，因为“万骑”有讨诛韦后之大功，地位急剧地上升起来，而且人数众多，所以，“秦改左右万骑左右营为龙武军，与左右羽林为北门四军，以（葛）福顺等为将军以押之。”所谓“秦改”，就是建议。至于是否已经改为“龙武军”，史书上没有明确地说明。如果认为已改左右万骑为“龙武军”，似乎不是很确切。事实上，“龙武军”名称没有被采用，依旧叫左右“万骑”；只是增设了“龙武将军”名称，以统率“万骑”第一次组建的北门四军，即左、右万骑与左、右羽林军。也就是，从前隶属于羽林军的左右万骑两营，如今正式有了独立的编制，王毛仲和葛福顺都担任过龙武将军。龙武官全是功臣，故号为“唐元功臣”。“长安良家子避征舶，纳资以求隶于其中，遂每军至数千人。”北门四军的组建与扩大，对于消灭太平公主势力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开元时期，因为边防军事上的需要，左右羽林大将军率领众人在外，禁宫宿卫主要由左右万骑负责。“北门奴官太盛”，结果引发了王毛仲事件，牵连到一批北门将领包括葛福顺在内。据记载，葛福顺又叙用，公元 732年率兵攻打登州海贼。看来，王毛仲已经被杀，有牵连的北门诸将没有重新叙用的了。葛福顺被贬后的结果怎样？就算史无记载，肯定是没有东山再起的可能性。
唐玄宗吸取了王毛仲事件的教训，注重北门禁军将领的选择。史称“在这之后，中官益盛，而陈玄礼以淳朴自检，宿卫宫禁，志节不衰。”陈玄礼，早年像葛福顺一样，是万骑营长。参与六月政变，立了大功。但他从不骄盈放肆，因为“淳朴自检”著称。开元十九年以前，陈玄礼就一直默默无闻的，不像葛福顺那样与王毛仲来往，盛气凌人。因此，葛福顺等被贬之后，北门禁军就由陈玄礼统率了。
为了整顿北门四军，公元 738年，“析羽林军置左右龙武军，以左右万骑营隶焉。”根据这个，龙武军的建置是从羽林军中分出来的，并不是改“万骑”为龙武军。将左右万骑营归于龙武军管辖，说明唐玄宗对万骑态度的改变。这样，左、右龙武军与左、右羽林军，重新组建为北门四军。公元 739年正月，“置龙武军官员。”经过整顿的龙武军，由龙武大将军陈玄礼统率，主要的任务是宿卫宫禁、保卫皇帝。天宝中，玄宗在华清宫，乘马出宫门，欲幸虢国夫人宅，玄礼奏日：“还没有宣敕报臣，天子不能轻去就。”玄宗就回来了。 753年冬，玄宗在华清宫，想要夜出游，龙武大将军陈玄礼谏曰：“宫外即是旷野，须有备预，若欲夜游，但原归城阙。”玄宗也接受了，为之引还。由此可见，从开元晚期到天宝末年，龙武大将军陈玄礼就像忠心耿耿的卫士，始终保卫着唐玄宗的安全，真可以说是“志节不衰”！飞龙禁军是一种特殊的禁卫力量。胡三省说：“飞龙禁军，乘飞龙厩马者也。武后置仗内六闲，一日飞龙，以为中官为内飞龙使。”原来，唐初以来，皇帝拥有内外亲厩的马，一日左右飞黄，二日左右吉良，三日左右龙媒，四日左右驹，王日左右驶醍，六日左右天苑，一共十二闲。武则天增设了禁中飞龙厩，由宦官掌管。到了开元，“仗内有飞龙、祥麟、凤苑、鹓鸾、吉良、六群等六厩，奔星、内驹等两闲。仗外有左飞、右飞、左万、右万等四闲，东南内、西南内等两厩。”唐玄宗特别喜欢骑良马。以前，皇帝外出都是乘车舆玉辂的。723年冬十一月，举行祭祀南郊大礼，玄宗乘辂而去，礼毕，骑马而还。“因为这样行幸及郊祀等事，无远近，皆骑于仪卫之内。”
飞龙禁军作为仗内卫队，是由宦官高力士统率的。公元 752年四月，有个名叫邢绰的，企图策划龙武万骑作乱，杀李林甫、陈希烈、杨国忠等。被告发后，邢縡率党徒数十人，拿着弓格斗；走到皇城西南隅。“会高力士引飞龙禁军四百至，击斩绰，捕其党，都被捉到了。”可见，高力士率领的飞龙禁军起了重要的作用。君明臣贤很是得意。
李隆基识人有一套，开元一朝多用良相，并因此留下了许多政治佳话。
如果说“贞观之治”是任贤致治，那么，“开元之治”也同样是这样。史称“开元之代，多士盈庭。”多士指百官。济济多士，确实是开元“盛世”的创造者。特别是“开元之初，贤臣当国，四门俱穆，百度唯贞。”那个时期，唐玄宗善于用人，其最明显地表现为如下几点。
凡是古代杰山的帝王，无不留意于任命贤相。“国无贤臣，圣亦难理。”这一点，唐玄宗是非常清楚的。“开元中，上急于为理，尤注意于宰相的辅佐。”姚崇与卢怀慎、宋璟与苏濒、源乾曜与张嘉贞，可谓三对配合很好的名相。他们先后辅佐唐玄宗，对于实现“开元之治”起了重要的作用。
前面提到，姚崇致力于稳定政局、巩固皇权和治理庶务，业绩是极其显赫的。他曾问紫微舍人齐浣，“余为相，可比何人？”齐浣当面评论他似不如古代名相管仲、晏婴，说：“公可以说是救时之相耳。”姚崇一听，却高兴得把手中笔都丢开，说：“救时之相，哪是这么容易得来的！ ”这个“救时之相”的评论非常合适。姚崇经历武则天、中宗、睿宗及玄宗四朝，三次做宰相，深知时弊所在，洞悉动乱的根源。开元初期，短短几年，他所采取的措施就收到了明显的效果。“救时”，正是这位贤相的业绩，决对不是轻而易举的事。
姚崇作为经验丰富的政治家，独当重任，明于吏道，断割不滞，非常有魄力。所说，另一位宰相卢怀慎，自以为吏道不及崇，每事皆推让之，时人谓之‘伴食宰相’一刚一柔，互相合作，却减少了议政过程中的争议。唐玄宗任用如此两位贤相作为自己的左右手，可以说是颇有眼力与卓识。
姚崇之后，唐明皇任命宋璟和苏颐作宰相。
宋璟，邢州南皮人，进士出身，开元四年闰十二月到八年正月担任宰相，任期三年。
703年九月，宋璟担任凤阁舍人。当时张昌宗诬告御史大夫魏元忠，叫凤阁舍人张说作为伪证，答应以后给他高官做。张说迫于张昌宗的权力，只好答应了。宋璟听到这个消息，马上跑来对张说说：“名誉最重要，鬼神难欺骗，咱们不能依靠好人、陷害好人，来求苟且偷生；您因为不肯作伪证而得罪太后，被流放，那是十分光荣的事情。您如果被判处死刑，我肯定上殿救您，和您一起去死！你大胆去吧，万代瞻仰，就在这一次了！”左史、当时著名史学家刘知几也严肃地说：“不要玷污历史，连累子孙！ ”结果，张说被他俩的话所感动，在武则天面前，既没有作伪证，又替魏元忠辩护，揭露张昌宗的企图。魏元忠因此免死。
后来，宋璟升职左御史中丞。有一次，在朝堂参加大宴。因张易之、张昌宗是三品官，坐在上位；宋璟是六品官，坐在下位。张易之平时很怕宋璟，虚伪向宋璟作揖说：“您是当今天下第一人，怎么坐在下面呢？请上坐吧！ ”宋璟却冷漠地说：“我才低官小，张卿却说我是当今天下第一人，这是什么意思？”张易之讨了个没意思，只好灰溜溜地走开了。当时朝臣们因为张易之、张昌宗受到武则天的宠爱，都想奉承他俩，一般都不称呼他俩的官名，而把张易之叫做“五郎”，把张昌宗叫做“六郎”。天官侍郎郑果莫名奇妙地问宋璟道：“您为什么称五郎叫做卿呢？”宋璟说：“用官名来说，正应该叫做卿；如果是他的亲戚，应该叫做张五。您不是他的家奴，为何把他叫做郎呢？您为什么这样怕他呢？”当时在场的朝臣们都吓得一句话也不敢说。所以，张易之、张昌宗经常说宋璟的坏话，但是武则天需要像宋璟这样正直的人来协助她治理国家，同时也知道张易之、张昌宗是诬陷中伤，所以没有处罚宋璟。
704年十二月，有人揭发张昌宗造反，武则天派宋璟等人审理。宋璟请求把张昌宗下到监狱问罪，武则天很长时间不回答。宋璟说：“如果不马上收监，恐怕会动摇所有人的心。”武则天还是不答应，又想用调虎离山的方法，派宋璟到扬州、幽州、陇蜀去。但宋璟都不去，依然坚持把张昌宗收监。武则天说：“张昌宗已经自己去认罪了。”宋璟说：“张昌宗是被诏书所逼、走投无路才自首，并不是自已愿意去的。而且像谋反这样的大罪，绝对不允许自首。如果张昌宗不判重刑，还要国法做什么！”武则天仍以好言相劝，宋璟声色更加严厉地说：“我非常的清楚张昌宗很受宠爱，话一说出来就有灾难，但是义激在心，不能不说，死也不悔！”武则天很不高兴。宰相杨再思怕宋璟继续违反命令，就传达武则天的命令，叫宋璟出去。宋璟仍然不走，说：“圣主自己在这里，不用宰相传达命令！ ”武则天没有办法，只好同意把张昌宗交给他审问。宋璟既高兴又激动，离开了座位，站在庭院里审问。然而还没审问完，武则天就派人来特赦张昌宗。宋璟无奈：“没有先砸烂小子的脑袋，真是遗憾！”事情过去以后，武则天叫张昌宗去谢宋璟。宋璟不见，说：“公事应该公见，如果私见就是有私，而法律是无私的！”
中宗复职以后，武三思专权，曾经有事去找宋璟帮忙。宋璟严肃地教训道：“皇上封您做王，您就应该老老实实在王府呆着，为什么还干预朝政？你难道不知道吕产、吕禄的事情吗！”这一席话，说得武三思哑口无言。有一年，黄河以北发生了严重的灾荒。武三思的封地在贝州，他派人专门去收租税。当时宋璟担任贝州刺史，不让老百姓交税给他，因此被武三思排挤。以后宋璟担任杭州、相州刺史，做官清严，官吏、百姓不敢犯法。睿宗时，宋璟担任广州都督、王府经略使。当地老百姓习惯用竹和草盖房子，因此经常有火灾。宋璟教他们用瓦盖房子，从此没有火灾了，老百姓很是感激。
总的一句话，宋璟像姚崇一样，是一个德才兼备、有崇高威望、富有政治经验的人。明皇任命他做宰相，是相当合适的。
宋璟任相，最重要是用人，根据各个人的才干来授官，让百官各称其职：赏罚无私；敢直言谏诤。
开元四年闰十二月到八年正月，明皇在宋璟和苏濒等人的帮助下，继续拨乱反正，目的是振兴唐朝。
突厥默啜可汗自从武则天当皇帝以后，经常侵犯中原，使得历代皇帝寝食难安，多次征伐都未能有效。后来郝灵荃偶然得到默啜的脑袋，自以为功高盖世，肯定会升做大官。不料宋璟怕明皇好武功，边将邀功请赏，所以故意不给他过高的奖励，事情过了很长时间才提升他做郎将，官职很低，郝灵荃气得痛哭而死。这就是姚崇向明皇建议的第二件大事：不求边功。
唐初规定：六品以下的官员，都由尚书省建议任命。从开元四年开始，明皇下令：员外郎、侍御史、起居郎、补阙、拾遗、监察御史等重要官员，都由他亲自任免，不经过尚书省。
开元五年正月，由于陕西歉收，为了减轻百姓负担，明皇率领百官到洛阳去。经过崤谷，由于道路狭隘，没有加宽，明皇想要罢河南尹和知顿使的官。宋璟劝阻说：“陛下刚刚出巡，因为道隘就惩罚两名官员，我怕将来官吏某种原因们会因此而烦扰百姓，百姓承受不了。”明皇马上传令释放他俩。宋璟又阻止说：“陛下把他俩抓起来，我求情以后就放他俩，是我代替陛下受恩；不如等到朝堂以后再赦免他们。”明皇听从了。
贞观年间曾规定：中书省、门下省的长官和三品以上官人官奏事，一定叫谏官、史官参加，有失误随时纠正，有善恶马上记下，其他官员都在正殿奏事；御史弹劾百官，专门戴执法帽，当着皇帝面读弹劾文。如此做，能够保证大臣不能控制皇帝，小官不能献媚皇帝和大臣。高宗时，许敬宗、李义府这两个奸相用事，凭私人感情滥用权力，奏事的官员要等其他朝臣退班，皇帝左右都退出以后，才秘密上奏，殿中侍御史和值日官站在远处，根本听不见什么；谏官、史官们都随其他官员退出，退班后的事情，他们就不再参加了。到了武则天时，她用严刑峻法控制百官，谏官、御史可以根据传闻来上奏，从御史大夫到监察御史都可以相互弹劾、相互陷害，就更没有什么制度了。宋璟担任宰相以后，建议明皇恢复贞观时的好制度，因此明皇在开元五年九月下令：“今后除非确实需要保密的事，其他事情都当着百官的面上奏，史官照贞观时的规定办。”开元六年正月，根据宋璟、苏颞的建议明皇下令禁用恶钱。原来，621年开始铸“开元通宝”铜钱。以后有人偷铸。660年，因为恶钱多，政府出钱收买，用一个合格的钱买五个恶钱。但是很多人不卖，把恶钱藏起来开禁。 666年以后，偷铸恶钱越来越多，甚至有用船在江里偷铸的。高宗命令收恶钱，但是制止不了。武则天时，规定只要不是有铜目的和铁锡铜液铸的钱，都可以用。因此恶钱更多了，偷铸蜂起，官府不能禁止。712年以后，两京使用的恶钱，规定只有重二铢四分以上的铜钱准许通用。收买民间的恶钱，熔化重铸善钱。结果京城骚乱，买卖几乎都停止了。在宋璟、苏的建议下，明皇下令从国库拿出二万钱，放到南、北市场，用平价买百姓不卖而官府又能用的货物，并预支两京官吏俸禄钱，以便善钱能够在民间流行。当时，因为禁恶钱不但有利于国家和百姓，而且利于制裁贪官污吏、土豪劣绅和奸商，所以遇到了他们的拼命反抗。开元七年二月，明皇又下令从国库和各州县拿出十万石谷子卖掉，以收买民间恶钱，并把收买的恶钱送交国库销毁。然而恶钱仍然禁止不了。因此，开元八年正月，宋璟和苏颋议严禁恶钱。因为长江、淮河流域地区恶钱流行很严重，宋璟派监察御史肖隐之到那里去禁恶钱。由于肖隐之严重烦扰，使得官吏、百姓怨声载道，明皇不得不把肖隐之降职。开元七年四月，王皇后的父亲王仁皎死了，他的儿子王守一请求筑五丈二尺高的坟，明皇答应了。宋璟和苏坚决劝阻，说：“作为皇后的父亲，想要建筑高坟，那是很容易的，我们所以一再劝阻，是为皇后着想，想要让她在百官和百姓中有一个好形象。今天做的事情，会永远留传下去，让后人效法，这不能不慎重啊！”明皇高兴地说：“我经常想严格要求自己，做百官、百姓的好榜样，哪里敢袒护自己的妻子儿女！而你们的话，并非一般人所能说出。你们能够坚守礼节、成全我的美事，而且给后人做好样子，的确合我的心意！ ”明皇还奖励宋璟、苏頲四百匹丝织品。李隆基以太宗为治政楷模，广开言路，虚怀纳谏，颇有盛世明君之风。
“治世”的实现，上头要靠宰相的辅佐，下依赖于发挥地方官的作用。唐初以来，地方建置大略如此：州设刺史，只是天宝年间，一度改州为郡，改刺史为太守。州下有县，置县令。此外，还有都督，每一都督掌管数州军事。唐太宗曾强调：“治人之本，莫如刺史最重”；“县令甚是亲民要职。”还说都督、刺史“实治乱所系，尤须得人。”重视地方吏治，构成了“贞观之治”的内容之一。至于开元时期，唐玄宗也是以贞观吏治为榜样，认为“诸刺史县令，与朕共治，情寄尤切。”公元 713年七月，诛灭太平公主不久，为了稳定地方统治秩序，派遣益州长史毕构等六人宣抚十道，同时规定：今后，都督、刺史赴任前，都要“面辞朕当亲与畴咨，用观方略。”可见，唐玄宗是很重视地方政治策略的研讨。同年十二月底，重申：“都督、刺史、都护每欲赴任，皆引面辞旋，侧门取候进止。”侧门，是指东内左右侧门。罢朝之后，六品以上臣僚包括刺史、谏官等如有“面奏”，则由侧门进出，史称“侧门论事”。通过这种方式，向地方官作指示。
在唐玄宗的重视下，地方吏治得到显著的改善，涌现出一批卓有成效的良吏。如，“毕构为益州长史兼按察使，多所举正，风俗一变。”玄宗特地降玺书表扬：“卿孤洁独行，有古人之风。自临蜀川，弊论顿易。”又比如韦恒，“开元初为砀山令，政策宽松，人吏受之。”又如汴州刺史和河南采访使倪若水，“政尚清静，人吏安之。”他特别重视教育，“增缮孔子庙堂及州县学舍，励劝生徒，儒教甚盛，河、汴间不断的称赞。”玄宗手诏表扬他“达识周材，义方敬直，故辍纲墨守成规之重，委以方面之权。”又如宋庆礼，历任贝州刺史、营州都督等职，“为政清严，而勤于听理，所到过的地方之处，人吏不敢犯。”这些例子反映开元吏治的显著成就。“玄宗从开始即位，励精政事，常自选太守县令，告戒以言，而良吏布州县，民获安乐。”
为了进一步发挥地方官的作用，贯彻“任贤用能”的原则，唐玄宗还采取了地方官与京官间互相交流的办法。
虽然唐太宗、武则天和一些有识之士像陈子昂、刘知几等，都反复强调过地方官的重要性，然事实上“重内官，轻外职”的倾向总是或多或少地存在着，而且唐中宗、睿宗时期特别突出。唐玄宗想要扭转这种不合理的官员流向，采取了交换内外官的办法。公元 714年正月，制曰：“当于京官内简宏才通识堪致理兴化者，量授都督、刺史等官。在外藩频有升进状者，按着他的身世授予京官。使出尝均，永为常式。”这里包括“出”与“入”，一方面选拔京宫中有才识者担任都督、刺史，另一方面都督、刺史中政绩优异者到京城做官。一般而言“入”者是乐意的，“出”者则未必都是痛快的。史称“上虽欲重都督、刺史，选京官才望者为之，然当时士大夫犹轻外任。”比如，公元 716年二月，扬州采访使班景情调任京官大理卿，经过大梁，汴州刺史倪若水告别后，遥望班景倩一行西去，风尘滚滚，心里不可名状，对手下官属说：“班生此行，何异登仙！ ”“入”者被看作“登仙”，“出”者又算是什么呢？显然，这话反映了士大夫“看不起外任”的倾向。
所以，公元 718年，唐玄宗又一次颁布敕令，强调“刺史兼于京官中简择，历任有善政者补署。”过了两年，又下诏书曰：“自今以后，诸司清望官阙，先于牧守内精择。都督、刺吏等重要的人，兼向京官简授。这个台郎下队改，也是于县令中通取。即宜铨择，以副联怀。”公元 724年六月，唐玄宗在《重牧宰资望敕》中重申：“朕欲妙择牧宰，以崇风化；亦欲重其资望，以励衣冠。从今以后，三省侍郎有阙，先求曾任刺史者；郎官阙，先求曾任县令者。”这些敕令，证明玄宗坚持“任贤用能”的原则，实施地方官与京官交流的决心是很大的。但是，这也正好说明，要真正做到“出入尝均，永为常式”，确实是很不容易的，反复强调也不一定奏效。原因不是个人，而是制度。要知道在大一统的封建帝国，君主专制主义政治体制必然是重上而轻下，重内而轻外，开元时期也是这样。何况，权贵之家往往为自己的子弟谋求京职，不愿外出地方官，而外任刺史或者出任外官则经常被当作一种贬职和惩罚的手段，这样就加深了士大夫“轻外任”的倾向。
虽然唐玄宗在体制上不可能作根本性的改变，但是毕竟为内外官“出入尝均”做了一些事。在玄宗的倡导下，不少京官经过选择，纷纷出任地方官。让他们独挡一方，施展才智，地方吏治会有很大的改进。例如，倪若水以前是中书舍人、尚书右丞。开元初，奉命为汴州刺吏兼河南采访使。尽管他本人也有“轻外任”的看法，但作为一个有才识之士，治理地方，成绩优异。又如李漩，隆基为太子时曾任东官僚属，开元初授润、虢、潞等州刺史，“所历都以诚信待物，称为良吏。”又比如，公元 724年六月，山东旱灾，“朝以选朝臣为刺史，目的是为了抚慰贫民。”玄宗下制强调：“长吏或不称，苍生或不宁，深思循良，以乔过弊，仍重诸侯之选，所以自朝廷始之。”于是，以黄门侍郎王丘、中书侍郎崔沔、礼部侍郎韩休等五人做山东诸州刺史。公元 725年，“玄宗令宰臣择刺史之任，必在得人”，结果吏部侍郎许景先被选上，出为虢州刺史。以上事实说明，唐玄宗“重诸侯之选”，从京宫中选择刺史，目的是加强地方吏治。
明皇以前的皇帝，不在意地方官的选用。就像中宗朝宰相韦嗣立指出的：“刺史、县令，是治理百姓最重要的官吏，但是近年以来，却不挑剔。京官犯罪或者声望不好的，才派出去当刺史；年老干不了多少事情的，才委派县令。这种风气已经很长时间了，上下都知道。这样治民，怎能治好呢？”而明皇却充分认识到了地方官的重要性。他说：“郡县是国家的根本，刺吏、县令是执政的根基。我经常注意这些官员，因为他们和其他官吏不同。 ”“我挑选好的刺史和县令则为了更好地管理百姓。”“爱惜百姓，关心他们的痛苦，就要依靠刺史、县令。应该和他们一同治理天下。”“发扬风化，靠的是刺史、县令。应该挑选合适的人，和他们一起治理百姓。”安抚百姓，靠的是县令。总之，明皇认为郡县是国家的基础，刺史、县令是治理百姓的主要官吏。
县是地方吏治的根本。因为县令人数众多，自然难以全总考核。唐太宗只是亲“简择”刺史，至于县令则由五品以上的京官各推选一人。而就唐玄宗亲自考核县令来说，其重视的程度都远远超过了曾祖父。
公元 713年十月初，“引见京畿县令，戒以岁饥惠养黎元之意。 ”京县包含长安、万年、河南、洛阳、太原、晋阳六县。畿县指京兆；河南、太原所管各县。唐玄宗当皇帝不久，特地接见京畿县令，表明了对地方吏治与社会安定的重视。但是，长期以来，弊病非常多，地方官中滥竽充数者不少。公元 715年，有人提议“精简”刺史县令，玄宗命召尚书省官讨论。姚崇认为，“天下三百余州，县多数倍，安得刺史县令皆称其职乎！”玄宗接受了这种建议，停止讨论“精简”问题。人数众多，难以严格挑选，不可能都称职，这也是不争的事实。但是，按照姚崇的意见办，停止“精简”，势必助长了滥举的歪风斜气。因此，公元 716年，居然出现了“今岁吏部选叙大滥，县令非才，全不简择”的状况。四月，“有人密奏上”，秘密地向皇帝报告“全不简择”的情况。这里，所谓“有人”，是否有去年提议“精简”的人，谁也不知道。用“密奏”的方式，明显是要躲过宰相姚崇及尚书省官，防止再次不了了之。此事引起了唐玄宗的重视。新授县令入殿拜谢那天，唐玄宗在宣政殿亲自主持考试，“问安人策一道”。试者二百余人，其中竟“有”即交白卷的，不入第的二十余人还旧官，四十五人放回去习读。唯独鄄城令韦济，词理第一，封为醴泉令。鄄城属濮州，醴泉离京师近，自紧县擢为次赤县，是升职了。只人说，“济至醴泉，以简易为政，人用称之。”唐玄宗不仅对考试不入第者作了惩罚，而且还追究吏部“选余大滥”的失职之罪。同年五月，吏部侍郎卢从愿“以注拟非才，左辽豫州刺史。”吏部侍郎李朝隐“以授县令非其人，出为滑州刺史，”像这样的处理，在唐朝历史上是非常少见的，说明唐玄宗求治心切，决心整顿吏治，以保障“任贤用能”方针的实施。
当然，由皇帝亲自考核县令，是不可能常常进行的，终开元之世，就这一次而已。县令还是通过推举出来的，报吏部核准公元 721年四月，敕曰：“京官五品以上，外官刺史、指京兆府、河南府、河中府、太原府等上佐，各推举县令一人，看他的政善恶，为举者赏罚。”这里的“惩罚的奖赏”规定，明显是为了防止出现“选叙大滥”、“县令非其人”的状况在此出现。
总之，从中央宰辅到地方官吏，唐玄宗都加以认认真真地选拔，朝廷里，选用群官，必选其精当；地方上，简择良吏，不是人才不用。当时有人称赞玄宗“任贤用能，非臣等所及。”这是有历史根据的，唐玄宗之所以赢得“开元之治”，原因之一就在于他善于“任贤用能。”自从唐太宗开创“贞观之治”的成绩之后，他虚心纳谏的作风，对唐代影响非常深刻，能否纳谏，成为检验君主是否贤明的标准。玄宗也学习唐太宗的作风，即位后就下敕：“求直谏，废不急之务。”
在通常情况下，在艰难困苦之中，容易听取别人的不同意见。胜利了，不一定都能如此。唐玄宗的可称赞之处在于：打败公主集团后，亲自理政，依然坚持求谏与纳谏。姚崇的“十事要说”有一条纳谏诤的建议，说：“臣请凡在臣子，皆得触龙鳞，犯忌讳，可以吗？”玄宗答道：“朕非唯能容之，亦能行之。”这里看到了贞观谏诤的深刻影响。
龙，是封建皇权的象征；碰到龙鳞，也就是责备皇帝。如果君主容不得与己不同意见，那么臣下谁又怎么敢触犯龙鳞呢？唐太宗曾公开号召臣僚们“不要怕责备皇帝”，唐玄宗也是照此实施的。这种雄豪的气度正是每个杰出的政治家的素质所在。
当真，唐玄宗不仅“容之”，而且“行之”。过了两个多月，也就是 714年正月，“制求直谏昌言、弘益理政者。”这是通过制令的方法，号召属下臣僚和士庶都积极地提出各种建议。之后的二十多年尤其是前十年，出现了盛唐历史上谏诤盛行的第二次高潮。上书封事，上书切谏和陈时政者非常之多，其中不光有宰相等中央臣僚，有刺史等地方官属，有亲王贵戚，还有平民百姓、文人学者、方会隐士等等。
贞观时，中书门下和三品官上朝奏事，肯定派遣谏官、史官跟着，“有失则改正，美恶必记录下来”，百官对仗奏事，御史服法冠监奏，当面弹劾，“大臣不得专君，而小臣不得为谗慝”。这就是唐太宗定下的制度。宋璟作宰相，决心恢复贞观的政策，玄宗也十分赞同和支持。于是公元 717年九月，下令规定：“自今事非的须秘密者，皆令对仗奏闻，史官自依故事”。这就从制度上保证谏官、御史得以从容发表建议，史官则据实上书皇帝。
开元初期，唐玄宗基本上是能接受忠谏的。如先天二年正月十五日，玄宗刚即位时间不久，为庆祝和粉饰太平，下令开皇城门，燃灯千百，赐天下大醣，并奏乐歌舞，连续一个多月。玄宗与皇后夜以继日，登城门楼观看。左拾遗严挺之上书进谏曰；“今乃损万人之力，营百戏之资，非所以光美风化也。”玄宗采纳了这一正确意见，并下敕表彰严挺之的“忠直”，给予“厚赏”。
715年，由于台省郎官过多，有些官员又不称职，尚书左丞韦玢奏请罢免一批，改授他官。结果韦玢遭到郎官的攻击，在淘汰郎官的同时也被出任外官刺史，宰相准备任命他为冀州刺史，但玄宗下敕改为小州。姚崇认为如此处理不太妥当，进谏说：“台郎宽怠及不称职，玢请沙汰，乃是奉公。台郎甫尔改官，玢也就是贬黜于外，议者都说郎官谤伤；臣恐后来左右丞指以为戒，则省事何从而举矣！伏望圣慈详察，使当官者无所疑惧。”玄宗乃授韦玢做冀州刺史。
玄宗曾令宦官到江南捕捉、等水禽，目的是供宫殿园池之玩。远自江、岭、水陆传送，沿途很麻烦。汴州刺史倪若水上表切谏，认为这样做妨害农作，“道路观者，岂不以陛下贱人贵鸟也！”语气很尖锐，就像指责。玄宗还是听取了，把禽鸟统统放掉，赐给倪若水帛四十段，表彰其“骨鲠忠烈，遇事无隐。”不过，在“手诏”中说：“朕先使人取少杂鸟，其使不明白我的意思，采鸟稍多。”这是在为自己辩护，把责任推到宦官身上。没过多长时间，又发生了一件事。依据胡人的建议，玄宗派人到海南和师子男，寻求珍宝、灵药和医媪。监察御史杨范臣劝谏，说：“此特胡人眩惑求媚，无益圣德，唯恐非陛下之意，愿熟思之。”实际上，下令派人前往的，不是别人，完全是“陛下”的意思。所以，玄宗无法再辩解了，“遽自引咎，慰谕而罢之。”一个位居九五之尊的帝王能够“引咎”自责，知错就改，还是难能可贵的！太常卿姜皎是玄宗藩王时的老朋友，参与密谋诛太平公主，立有大功，“由是宠遇群臣莫及，常出入卧内，与后妃连榻宴饮，赏赐了很多东西。”姜皎与唐宗室、朝中达官还有连姻。其弟姜晦，也因为姜皎的关系连累迁史部侍郎。宋璟上言姜皎兄弟“权宠太盛，非所以安之”。玄宗就在开元五年七月，降姜晦为宗正卿，姜皎却“放归田园”，只给了个散官的称号。
有一次，玄宗在宫中复道中散步，通过隔墙看见卫士将吃剩的饭菜随意丢掉了。玄宗大怒，就想将卫士处死。卫士糟蹋粮食固然不该，但处以死罪未免小题大作了。然而当时左右都不敢说话，惟玄宗胞兄宁王宪从容谏曰：“陛下从复道中偷看过失而杀之，臣恐怕人人不自安。而且陛下恶弃余良于地者，为食可以养人也；今以余食杀人，无乃失其本乎？”玄宗省悟，起身道：“若非兄长，几至滥刑。”遂下令释卫士。这表明玄宗对正确的意见是能加以接受的。
公元 719年，玄宗因岐山令王仁琛是藩邸老官吏，为照顾自己的旧臣，特降墨敕令授五品官，宰相宋璟不赞同，奏意：“故旧恩私，则有大例，除官资历，非无公道，仁琛缘旧恩，已获优改，现在如果再蒙超奖，遂于诸人不类；又是后族，须杜舆论。乞下吏部检勘，敬无负犯，于格应留，请依资稍优注拟。”玄宗听从了宋璟的意见，按照制度交吏部照章办理。
贞观进谏有一条准则，叫做“虚己纳下”。作为封建帝王，要容纳卑臣意见必须有虚心求教的态度。如果藐视一切，动不动训人，谁还敢讲话呢？唐玄宗虽然不是时时处处都能虚己纳下，但最起码开元前期很尊敬大臣的。史称“玄宗初即位，体貌大臣，宾礼故老，特别注意于姚崇、宋璟，引见便殿，皆为之兴，去则临轩之前。其他宰臣，优宠赶不上。”便殿即紫宕殿，在正殿的后面，姚、宋每进见，玄宗就从御座上站起来，表示尊敬。姚、宋离开时，又临轩以遂。这种礼遇反映了玄宗虚己纳下的心理。宋代范祖禹就这件事评曰：“开元之初，明皇励精政治，优礼故老，姚、宋是师。”
唐玄宗为什么会这么“优礼故老”呢？原因很简单。开元之初，玄宗不过二十九岁。虽然经历了六月政变以来的复杂斗争，颇谙策略手段，但对如何治理好天下，还是没有经验。而姚崇已六十四岁，宋璟也有五十一岁，他俩早在武则天时期就表现出杰出的政治才华，再经唐中宗、睿宗两朝，积极吹嘘“依贞观故事”。
“玄宗初即位，亲访理道”，自然听得进姚、宋的各种意见。“每事访于元之，元之立即答应，同僚唯诺而已，所以上专委任之。元之请抑权幸，受爵赏，纳谏净，却贡献，不和群臣亵狎；上面全部接纳。 ”715年，玄宗以前和卢怀慎说：“朕以天下事委姚崇。”充分的表明对姚崇是何等的器重！至于宋璟，后来以“论得失”出名，敢于讲话，包括武则天都是“内不能容，而惮其公正。”唐玄宗对他那副“敢犯颜直谏”的行为，“甚敬惮之，虽不合意，也委屈从之。”宋璟还“顾天子方少”，时常“危言切议”。像这样在青年皇帝面前摆起老资格来，却是很少见的。正如宋代史臣所评论：“宋璟刚正义过于崇，玄宗所尊敬的，常屈意接纳。 ”
只要是善纳谏诤的帝王，从认识论的角度来看，往往都勇于自我觉悟，敢于承认与改正错误。唐玄宗也是这样。公元 714年八月，他接受民间舆论的批评，深知“求声色”的错误，在诏令中说：“见不贤，反省不如自己。”这种知错自省的精神，正是唐玄宗尊贤纳下、虚心求教的思想根本。公元 716年，倪若水批评宦官猎捕禽鸟，玄宗就用“手诏”的方式作了自我批评。杨范臣批评求灵药等，玄宗便引咎自责，在臣下面前公开检点自己的不对。公元 719年，宋璟等批评筑高坟不合礼式，玄宗虚心接受，表示“每事常欲正身”，严格以身作责。
以上事实，从各个侧面反映了开元谏诤的大体情况。唐玄宗如唐太宗那样“从谏如流”，“虚怀纳诲”的事迹还是很受人关注的。就“容纳”谏诤来说，唐朝李德裕把“太宗、玄宗”相提并论，是很合理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