兰山道和兰山区民国二年（1913年）1月，北京政府相继公布《划一现行各省行政官厅组织令》和《划一现行各道行政官厅组织令》，规定地方行政建置为省、道、县三级。当年2月，赵惟熙以甘肃都督（军事指挥）兼任甘肃省民政长（行政首长），驻兰州。兰州仍为甘肃省会，终民国未变。赵下令裁撤原清制府、厅、州、分州、县，分县，一律改为县，县的长官由知县一律改称县知事，又划全省为七道，原兰州府、巩昌府（驻陇西县）合为兰山道，道的长官称道尹，道下辖15县，其中包括皋兰、金县。此外，今永登县（原清之平番县）属河西道，后改为甘凉道。民国八年（1919年）10月，金县因与奉天（今辽宁省）金县重名，改为榆中县至今。这便是北京政府实行的省、道、县制。
民国二十七年（1938年）6月25日，冯玉祥以国民党开封政治分会主席身份召开会议，决定成立甘肃省政府，任其部下刘郁芬为甘肃省政府主席。7月18日刘郁芬在兰州就职当天，根据南京政府的规定，决定废除道一级行政建置，裁撤道尹。原道所辖之地改设为行政区，实行省、行政区、县三级制，但各区行政长官上受省政府监督、指挥，下负督察区内行政、监督各县县长及官属之责，不是完全意义上的一级行政区。据此，原兰山道改为兰山区，辖县未变，但县知事改称为县长，沿用至今。原河西道（甘凉道）改为安肃区，所辖平番县划归兰山区，并在民国十七年（1928年）改名为永登县至今。
行政区实施时间很短，民国十七年（1928年）又改为省、县两级制，撤销兰山区，皋兰、榆中、永登三县直隶于甘肃省政府。同民国时期的甘肃省政府年，因为“（南京）国民政府为限制地方军阀割据势力，规定每省驻军只限一个军，且对官兵员额、武器、马匹编制限额极严”（语见《陇史掇遗》第32页），身为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总司令的冯玉祥为保存军事实力，分甘肃省辖之地设宁夏省、青海省，任所属门致中、孙连仲两军长分别为宁夏省政府主席、青海省政府主席，从而保住了三个军的实力，蒋介石被迫承认。
行政督察区和新县制省、县两级制实行中，甘肃省域辽阔，辖县又多，政令下行不畅，上下脱节严重。尤其是在以蒋介石为首的南京国民政府“剿共”，镇压各地人民革命斗争中“甚不得力”。民国二十年（1931年）7月，为“剿共”在江西省设行政督察员制度，在省、县之间虚设“专区”，此后逐步在全国推广。
民国二十五年（1936年）3月，南京国民政府正式颁行《行政督察专员公署组织暂行条例》。5月，甘肃省政府遂将全省划为7个行政督察区，并分设行政督察专员公署，设专员1人，兼任本行政督察区的保安司令及驻地县长，实为强化国民党对地方的统治。根据甘肃省的设置规程，皋兰县为省会，直隶于省政府，榆中、永登二县属第一行政督察区。民国三十年（1941年），调整全省行政督察区，将新设立的兰州市，以及皋兰、榆中、永登等10县直隶于省政府。第二年，再次调整，增设第八行政督察区。兰州市、皋兰县、榆中县直隶于省政府，将永登县划归第六行政督察区。民国三十三年（1944年），第三次调整，兰州市、皋兰县、永登县直隶于省政府，新设第九行政督察区，将榆中县划归该区。
民国二十九年（1940年）开始实行新县制。定全省各县为三等（后调整为六等），其中皋兰县为一等，榆中县、永登县为三等。
县政府内设民政、财政、教育、军事、建设等科。县以下设乡镇，乡（镇）公所为最基层政权组织，内设民政、警卫、经济、文化等股。
乡镇之上设区指导员（皋兰县地广，仍为区公署）。实行新县制后，在实施保甲编查、严密社会组织、清除行政积弊、发展地方生产等方面，都取得了一定成效。
兰州设市中国有城市建置，始于清宣统三年。当时规定凡府治、州治、县治之城厢为城，城厢之外为乡村。人口五万以上者称镇，五万以下者称乡。从此有了城、乡建置的概念。同年，江苏省通过暂行市乡制法令，进一步提出市建置的概念，从此开始了中国现代城市的行政建置。中华民国十七年（1928年），陕西省会西安在西北首先建市，设为西京市。
提出兰州设市，除了全国建市浪潮的推动外，主要是处于对州所处战略地位的考虑。兰州地处我国陆域版图的几何中心，北通蒙新，西入青藏，东连陕洛，南下川康，为交通适中之地。兰州又是西北地区的中心，中原与中亚交通的枢纽，自古是中原王朝控制西北、屏障内地的重镇。明朝为藩王驻地，清朝为西北中枢。因此，孙中山在其《建国方略》中提出：南京为“海都”，兰州为“陆都”，未来之经济建设、全国铁路网建设应以兰州为中心。而建设兰州，便能更有力地统摄西北。
提出兰州设市，还因为抗日战争的需要。抗战期间，东南各省相继沦陷，铁路交通多数中断，海路交通悉被封锁。西北因此成为抗战大后方，兰州成为国际贸易和军事物资转运的必经之地。苏联援华物资主要通过公路、航空运抵兰州，转运抗战前方各省。因为兰州军事、经济地位的抬升，中外人士（甚至外国政府要员）往来兰州者络绎不绝，大量资本、技术、设备从沦陷地流入兰州。兰州设市，则有助于巩固抗战中经济军事地位，更好地为抗战服务，为发展经济服务。
提出兰州设市，还有一个抗战后期人们对首都选址问题争论的学术背景。如王维屏提出：“国都之位置，或主在全国疆域适中之地。”以中心位置而论，兰州“可为最理想之首都地点，国父（孙中山）之称为陆都”（语见民国三十三年《中国战后建都问题》载《国都论》）。张其昀认为“我国疆域辽阔，军事重镇不能限于一地。应于武汉、广州、重庆、西安、兰州、多伦、东镇七地设立陪都，分区负责，与首都南京合成振衣得领之国防形势”（语见民国三十年《思想与时代》所载《论建都》）。民国三十二年鲍觉民更建议“他日我国定都武汉，以北平、南京、广州、重庆、兰州为陪都”，兰州则分任“西北经济建设之中心，兼大陆边防重镇”（语见《当代评论》载《论战后的国都问题》）。这些争论都不约而同地提到兰州设市对祖国西北的重要性。
此外，省会皋兰县的城郊在经济、文化、市政、对外交通等方面已初具设市条件。
民国十年（1921年）7月，北京政府颁布《市自治制》，甘肃省政府遂于民国十二年正式通过兰州建市的决议，成立以张维为总办的兰州市政筹备处，筹备建市。后因时局动荡，市政筹备处被裁撤。
民国十六年（1927年），刘郁芬为主席的甘肃省政府电请南京国民政府行政院，要求“特许建设兰州市政府，以期发展”，得到批准。8月，成立以水梓为总办、王烜为会办的兰州市政筹备处，并颁布《甘肃兰州市政筹备处暂行条例》，举办兰州市政事宜。但此后三年大旱，死于饥饿者，兰州（指皋兰县城郊范围）十数万，全省140余万。于是在民国二十二年（1933年）3月，第二次裁撤市政筹备处。
民国三十年（1941年）2月，以谷正伦为主席的甘肃省政府召开会议，审议《兰州市政府组织规则》，并报请重庆国民政府批准。5月，再次成立兰州市政筹备处，加快建市的筹备工作。至6月30日，正式颁布《兰州市政府组织规则》，于次日生效。
民国三十年（1941年）7月1日，兰州市政府正式成立，首任市长蔡孟坚（江西人）。兰州成为西北五省第二个设市城市。市政府下设秘书处、社会局、工务局、警察局、财政局、卫生事务所、参事室、会计室，各处、局、室其负责人组成以市长为主席的市政会议，决定市政府的施政方针、重要规章法令、科级以上人事任免、财政收支和预决算等。市政府另设附属管理机构两个：兰园管理处、税捐稽查处。
抗战胜利后，蔡孟坚市长离职东去。民国三十五年（1946年）2月，原兰州市政府财政局局长孙汝楠（兰州市人，毕业于北平大学法学院经济系，时年35岁）任兰州市第二任市长，直到民国三十八年（1949年）8月26日。
兰州设市，是兰州发展史上继明肃王府迁兰，陕甘分治、兰成为省会，陕甘总督府迁兰，左宗棠任陕甘总督之后的又一重大事件，它开启了兰州城市现代化建设，对于兰州经济社会的发展、黄河之都的形成具有十分深远的影响。
市政建设兰州筹备设市期间，市政建设已经在进行之中。由于皋兰县直隶于省政府，市政建设各项工程由省政府主持实施。张广建主政（甘肃）期间（1913年6月~1920年12月），在东大街（今中央广场东北角省政府政务大厅址）兰州电厂安装直流发电机一部，兰州始有电力；创办兰州市内电话；组织首次植树节大会；成立电灯电话局。陆洪涛主政期间（1921年6月~1925年10月），铺修兰州城内东、西、南三条大街（今张掖路、酒泉路）为碎石路面；修筑东稍门（今东方红广场东口）至东岗镇汽车路；增装发电机，道路照明开始用电灯。
刘郁芬主政期间（1925年10月~1929年5月），铺修西兰公路、甘新公路兰州城区段，开办西兰公路汽车客货运输业务；整修金城关至安宁沙井驿大车道，使之能勉强通行汽车；以工代赈，挑水浇灌，营造中山林；开辟中山东园（省政府后花园、今兰州市委院）、中山西园（省民政厅后院，今通渭路小学、甘肃省群艺馆一带），定期开放，供人游览。邵力子、邓宝珊、于学忠、贺耀组、朱绍良先后主政期间（1932年5月~1940年11月），建成兰州拱星墩飞机场；勘察兰州至西固城道路；倡导义务服役，修筑下东关、颜家沟、中山林等处道路；组建省建设厅市政工程队，铺修养护城区主要街道和黄河两岸码头；增辟左公东路（今旧大路，后改为甘南路一段）、左公西路（今民主西路、白银路），运输军用物资，称国际运输联络线；炸毁金城关，加宽至沙井驿的道路路面，新辟西南门（今双城门）、东南门（今广场西口）、东北门（今永昌路北口），打开百子楼、学院街、曹家巷、马坊门南4处城墙缺口，以便防空疏散；设立甘肃省会工务所，负责省会市政公用设施建设、管理、养护维修；筹组简易自来水公司，设立兰州汽车站；编制《兰州新市区路网规划》。
民国二十九年（1940年）2月，成立兰州市区设计委员会（后改组为兰州市建设委员会），专门负责兰州城区街道修建工程的管理。当年，设计委员会完成《兰州市区平面图》绘制，组织修通了兰州至西固的公路（今之西津路至西固东路、北路），修建了省会第一期和第二期消防水道、水池。市政建设从设计、道路、通信、交通、运输、照明、消防等方面为设市奠定了基础。
兰州市政府成立后，下设的工务局负责城市建设。当时兰州的行政范围是省会警察局所辖区域，其中市区仅有16平方公里（终民国未变），行政区为128.9平方公里，不久扩大为146平方公里，并于民国三十一年（1942年）4月1日实行皋兰县向兰州市的土地移交，树立界石以明确兰州市的界域。兰州市的城市建设从此有计划地展开，其中主要是：
道路和照明兰州设市前，已有66条主要街道（内城44条，外城22条）构成全市道路网。市政府成立后，拟建设兰州为“开发西北的模范城市”，由市工务局编制《兰州市区路网设计图》，分市区道路为主要干路、市区线路、拟建的丁等路、大车道、乡村路五等，据此有计划修建和拓建、改建。至民国三十四年（1945年），拓修中华路东段（今南昌路西段）、崇信路（今武都路）、中正路南段（白银路至五泉山）、定西路西段（九间楼至七里河渡口）、庆安路兰州市界碑（今静宁路）、民勤路（今永昌路）、靖远路，路幅宽12米~20米。
另外还整修道路7条。至民国末年，市区主要道路增至87条，总长90.24公里。设市当年，在整修南、东、西三大街的同时，将省政府门前扩建为兰州市第一个城市广场——中央广场，占地3656平方米。
民国三十五年（1946年），市政府提倡守时运动，在广场中心建小钟塔一座。道路照明原仅在热闹路段和关键路段安装电灯。设市后“为繁荣市区，便利夜间交通及严密冬防计”，整理城区及郊外重要照明线路，增装电灯。至民国三十七年（1948年），全市80余条街道共安装路灯483盏（40瓦~60瓦）。
给水和排水兰州设市当年11月，在兰园左侧空地建成兰园简易给水站，用抽水机抽黄河水入池沉淀后，供市民及机关用水，给水范围远至南稍门一带。民国三十五年（1946年），成立兰州市自来水工程筹备委员会，并电请世界卫生组织专家毛理尔来兰，指导和制定《兰州市自来水工程计划》，并设计采用国内领先的渗水法取水。
计划分三期建成，但因财政拮据，完成多半工程后于民国三十八年民国时期兰州市的公交车（1949年）7月停工。为排放雨污水，市政府工务局编制市区下水管网规划设计和拟先整理旧沟道计划，按轻重缓急分期实施，仍因经费限制未能全部完成。兰州设市后给排水工程的全面规划设计和大规模建设，是兰州历史上的第一次。
公共交通民国时期兰州市公共交通主要由人力轿子、畜力轿车（包括兰州特有的驾窝子）、双轮人力车、汽车。其中主要是畜力轿车（即交通马车），以中央广场为终、始站，分别通往东岗镇、小西湖、五泉山、庙滩子、十里店，沿途不设站，招手即停。抗战期间，双轮人力车迅速增加，至民国三十五年（1946年）有人力车900多辆，从业人员（力车）1100余人。民国十年（1921年）兰州始有汽车。兰州设市后，市政府利用新兰绥公司6辆汽车，改用木炭为原料，用作公共交通汽车，即为兰州最早的公共汽车。公共交通汽车运输开始发展。民国三十七年（1948年）11月，成立兰州市公共汽车管理所，改制8辆轿车，车身喷有“兰州市公共汽车”字样，担负市区至七里河、至十里店的公交运输，至次年5月停运。兰州设市后的公共汽车运营线路先后有6条，最远可达安宁堡（西）、西果园（南）、东岗镇（东）、庙滩子（北）。
对外交通兰州市的对外交通包括公路和航空，是由省政府组织建设的。公路方面：民国十三年（1924年），驻兰军队修筑西公路兰州段（东稍门至东岗镇）约9公里，为兰州修筑公路之始。
民国十七年（1928年），国民政府交通部以兰州为中心制定全国道路规划，分为国道、省道、县道，但未实施。民国十六年（1927年），整修4条汽车路，即兰平（平凉）路、兰肃（酒泉）路、兰湟（湟源）路和兰宁（银川）路，共计兰州（按今政区范围计）境内总长度达417公里有余。民国二十四年（1935年），为堵截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按南京国民政府电令，赶修甘川公路，当年修通兰州至临洮103公里。以后又陆续整修甘新公路、甘青公路、兰宁公路。抗战期间还修通了兰州市区至西固、三角城至兴隆山两条公路。至民国末年，兰州有主要公路线段8条，总长473.3公里，路基宽7.5米，路面宽3至5米，多为土路、泥结碎石路，部分砂砾路。航空方面：兰设市以前已先后修成了拱星墩机场（1932年）、西固城机场（1938年，今西固区陈官营以西）和东古城机场，开辟了兰州至上海、北平、迪化（今乌鲁木齐）、银川等航线。民国三十一年（1942年），又先后开辟了兰州至新德里国际航线和兰州至重庆、北平、南京、银川、迪化、哈密等航线。
邮政通信兰州设市的第三年（民国三十二年，即1943年），开办了兰州自西果园的自行车邮路、发送邮件。到民国三十四年，州—天水—双石铺的兰州市第一条自办汽车邮路开通。到民国三十七年（1948年时，兰州有步差邮路7条，分别发送兰州至景泰、临河（宁夏境）、碧口、榆中、岷县、都兰（青海境）、锁南坝的邮件、汽车邮路10条，分别发送兰州至西安、平凉、银川、西宁、岷县、哈密、酒泉、武威、天水、咸阳的邮件。航空邮件可发至华东、华南、华北。民国三十一年（1942年）8月，更新长话设备，调整市内电话、长话、电报资费，初步形成以兰州为中心、通向西北各地的报话通信网。民国三十三年，在安定门、黄河铁桥南、兰园首次安装公用电话。至民国三十七年时，兰州的电报电路18条，长话线路直达地点45处，市内电话实装623户。
城市卫生与绿化市政府成立后，关于城市卫生主要解决街道清扫和垃圾清运、粪便清运和粪肥经营两大问题，先后颁布实施了《改进本市环境卫生办法》、《兰州市粪便垃圾处理方案》，使城市环境卫生问题的解决在历史上第一次纳入地方政府的城市管理职责范围，取得较好的效果。市政府还规定，市民每人每年植树5株，并先后组织人力在南大街、中华路、中山路、东关、定西路、励志路、中正路、益民路两旁植树13000多株，沿黄河两岸植树2200余株，所植树种主要是国槐、刺槐、榆树、柳树。南北两山绿化也得到重视。徐家山绿化最有成效，得到美国副总统华莱士等人的高度评价。
近代建筑民国时期，特别是兰州设市以后，大量的东部和南部省份的建筑工程技术人员、建筑企业（当时称营造厂）来到兰州，近代建筑从此大量出现。城市主要街道（其中包括今天的张掖路、酒泉路、武都路、中山路、通渭路等老街），随着道路维修、拓建，修建了砖木结构、砖混结构的二、三层楼房，用作商店、饭馆、旅社、办公等。构成兰州近代城市主要的街道景观（这些建筑直到20世纪70年代后期才开始拆除，有的甚至保留到了20世纪90年代末，如酒泉路、通渭路等）。当时兰州代表性的近代建筑有：西北银行甘肃分行楼（砖木混合结构）、励志社（市政协旧楼，今存，为中西合璧式代表性建筑）、抗建堂（兰园内）、西北大厦（最早采用马赛克和水磨石地面，最早采用钢筋混凝土结构）、澄清阁（市委院内，1997年拆除后新建市委东楼）、三爱堂、文化会堂、国立兰州大学建筑群（今兰大二医院内）、红山根体育场、兰州车站（民主西路省公路局公路总段驻地）等18处。成片、连线的近代建筑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兰州城市形象。
人口变民国元年（1912年），今兰州政区范围内总人口约24.4万人，其中皋兰县最多15.2万人；金县最少，约3.7万人。当时还没有对城区民国时期兰州主街道上的二层楼建筑人口的专门统计。从民国元年开始到民国十五年，兰州人口处于恢复和增长状态。这个时期，兰州处在新旧各路军阀的争斗之中，一方面实行残酷的经济剥削，“贪污浪费—财政亏空—增加赋税徭役”的统治方式，使兰州大量人口处于贫困线以下，城区周围、隍庙一带、月牙桥下（今中央广场）饥民成群；另一方面在军阀的争夺中，军队人口进大于出。但在总体上，中原人口为躲避战祸西迁，定西等地汉族、回族贫困人口来兰谋生等，使兰州人口缓慢增长。例如榆中县人口就增加到8.5万余人，为三县人口增幅最大。民国十七年（1928年），今兰州政区范围总人口达到39.92万人，单独统计省会（即城区）人口为74675人。
民国十六年至民国十八年，甘肃全省连年大旱，“兰州每日死人甚多，政府用大车运投黄河”（语见《解放前五十年大事记》）。
加上冯玉祥国民军与马仲英部队的厮杀造成大量伤亡，使兰州人口急剧下降。民国十八年（1929年），今兰州政区范围内总人口31.88万人，比民国十七年净减80435人。
民国十九年至民国二十四年（1935年），兰州人口快速恢复和增长。其中有人口统计的深入和大量军队的进驻等因素。民国二十四年（1935年）的今兰州政区范围总人口达到58.73万人，首次突破50万；城区人口10.85万人，首次突破10万，兰州城市人口为甘肃全省最多。
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前后，兰州人口又呈大幅下降趋势。
一方面，围堵陕甘宁革命根据地，“追剿”河西的红西路军，使大量人口伤亡、流失，加上抗战爆发，军队东调，地方官吏为逃避“征兵配额”而瞒报户口，人口统计数大量下降。兰州设市当年（1941年）市区人口为9.1万人，今兰州政区范围人口42.41万人，分别比1935年减少16841和163233人。
兰州设市以后，特别是兰州作为抗日大后方重点城市，大量东南人口的西来，加上兰州城市建设和经济的发展，人口又有了恢复。
尤其是兰州市区人口快速增长。民国三十六年（1947年），兰州市区人口达到18.27万人。今兰州政区范围总人口为43.42万人。
兰州解放初的市区人口突破20万，达到24.44万人。
军阀争夺中的兰从中华民国元年（1912年）开始，到民国十八年（1929年），兰州先后处在北洋军阀的统治和地方军阀的争夺之下，直到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政府确立对甘肃的统治为止。
北洋军阀的争夺与复辟逆流中华民国元年（1912年）3月20日，赵惟熙就任北京中央政府（史称“北洋政府”）的甘肃都督，次年又兼任甘肃民政长（后来的省长），掌握了甘肃的军政大权。但是，与他合谋害死省临时议会议长李镜清的甘肃提督马安良却也势力膨胀，不仅兵驻兰州，还控制了新恢复的甘肃省临时议会，又被1912年11月的中国国民党甘肃支部成立大会推举为支部长，他在兰州的“帅府”（提督府）成了赵惟熙的都督府之外又一个权力中心，正所谓“一山难容二虎”。于是，同属于北洋军阀的赵、马之间开始了争夺。
赵惟熙借口缓解甘肃财政困难，将全省各地正税以外地方附加苛捐杂税收归省上统一征收，又明码标价公开卖官。马安良控制的临时议会提出弹劾，二人矛盾激化。赵惟熙和他的学生、亲信、时任甘肃巡警道的恩培密谋，暗中挑动马安良部队（大多为回族）同陆洪涛、周务学部队（大多为汉族）之间的矛盾，阴谋败露，赵惟熙为赖恩培等开脱，而马安良则极力要求以挑动内战罪给予严惩。赵惟熙极力营救，将赖解送北京。事后赵难以立足甘肃，保举其乡谊张炳华护理甘肃都督兼民政长，自己离兰赴京，觐见大总统袁世凯。
张炳华（曾任兰州府知府，后被越惟熙提升为兰山道道尹）在任8个月间，继续聚敛民财，同时按袁世凯政府的要求，下令解散国民党，收缴省议会议员中国民党籍的证书，查封国民党甘肃支部的《大河日报》，通缉其总编；裁撤各县学官，改在文庙设奉祀官，主持祭孔。民国元年7月，刘尔炘在兰州文庙（今兰州第二中学）设立甘肃尊孔总社，次月大祭孔子。
民国二年（1913年）11月，袁世凯任命张广建为陕甘筹边使，进驻兰州，次年3月被任命为甘肃都督兼民政长。张在甘肃大肆扩军，并裁撤全省各地绿营（原清朝时由汉族人组成的地方武装），任用亲信，以精良的武器和庞大的兵力迅速控制了全省，巩固了自己的权力，开始谋划逐出马安良。他在督署大门（时称辕门，今省政府大门）大书八个字“害马不除，安得良果”，并派卫队和新军士兵制造事端，公开向马安良挑衅，双方的多次殴杀几乎酿成战乱。形势所逼，马安良几经权衡，只得退让，先将所属驻军从兰州市区撤出，然后自己悄悄回到河州家乡。北洋军阀在兰州的争夺以张广建的胜利而告一段落。
张广建主政期间，民国五年（1916年）元旦袁世凯复辟称帝，次年7月张勋拥戴前清末帝溥仪复辟帝位。这两次复辟事件引起甘肃封建势力的复辟恶潮。在此之前，张广建已经恢复了拜跪迎送、官员乘绿呢大轿等清代礼仪。民国四年（1915年），袁世凯授意成立“筹安会”，鼓吹复辟帝制，张广建遂在兰州西城门瓮城设立甘肃筹安会，响应袁的复辟活动，并向袁世凯上“劝进表”，拥戴袁称帝。
袁称帝后封张广建为子爵，他令人加班加点仿北京王府的规制加快修建子爵府（甘肃贡院南号舍，今兰大二医院南部）。府邸未及完工，袁世凯已死。张广建接受袁的“子爵”策封，穿着袁世凯规定的礼服祭孔。袁死后，张率文武官员追悼，伏地痛哭。张勋策划溥仪复辟后，张广建又表示赞同，张和他的军政官员以及清朝遗老在溥仪复辟后，按清代品级改换衣冠，穿清朝朝服往万寿宫（今市政协旧址）行三跪九叩之礼。一时间兰州城内古董铺生意兴隆，官服上用的珊瑚顶子以及平金蟒袍被抢购一空，有人则雇画匠星夜按图描绘衣冠，更有人用纸描绘朝服图案、颜色以冒充。张广建饬令全市及省内各县署衙、学校、商号等取下中华民国五色旗，改挂大清龙旗。张广建还将慕寿祺所著《尊孔论》刊登于政府公报，转发全省，备学校传看。为复辟清王朝，前清陕甘总督升允参加宗社党的复辟活动，购买枪械，拼揍武装，策反军队。但所有这些甚嚣一时的复辟活动都以失败而告终。
张广建主政甘肃期间，贪得无厌，搜刮财物，修建豪宅府邸；任用亲信，把持军政，吏治腐败之极。张广建任用的政务厅长、土药局长、督捕局总办、警察局长人称“四凶”，民愤极大。任用的财政局长田骏丰将布政使署所藏明清档案全部烧毁，造成档案文献的空前浩劫和后世研究明清甘肃历史的极大困难，罪恶滔天。对农民的盘剥和对士兵的克扣，多次引发民变、兵变；民国三年（1914年），全国最大的一支反对袁世凯的农民军——白朗起义军也在甘肃流动作战，甘肃处于北洋军阀统治的最黑暗时期。
护法运动民国六年（1917年）7月，张勋策划的溥仪复辟失败，北京政府被皖系军阀控制。8月，孙中山号召开展维护《临时约法》的护法运动。在兰州，甘肃法政专门学校校长蔡大愚联络师世昌（法政学校毕业生）、赵学普（法政学校教员）、郑瑞青（新建右军军官，辛亥革命中曾在大连率兵舰起义，响应辛亥革命）响应孙中山的护法运动，准备发动起义。师世昌、郑瑞青发动临洮驻军（新建右军），筹建“甘肃护法军”，并由焦桐琴负责临洮的起义。蔡大愚又与河州的马安良父子联系，由他们在河州响应起义。师世昌回广州向孙中山报告情况，要求拨给经费、枪械，发给委任状。
蔡大愚等约定民国六年（1917年）冬至节晚回临洮首先举事，由焦桐琴负责，新建右军五营鸣枪为信号发动起义，河州、阿干镇（胡登云负责）、武都（郑瑞青负责）同时起义。其中临洮起义后的队伍进攻兰州，联络兰州的护法运动的同志驱逐张广建，并报告广护法军政府，通电全面响应北伐。但新建右军中两名班长酒醉后泄露起义消息。右军统领吴桐仁即下令收回各营子弹，派出亲信分路把守要道和通往河州的浮桥，对外联络断绝。
当晚，焦桐琴只身在军营内枪杀分统，击毙连长，逃往兰州后辗转到四川参加了护法军。秦钟岳、杨景如、边杰臣三人从临洮逃至河州，而赵学普、边永福在洮河边被马安良之子马廷勷部守桥士兵击毙。临洮起义失败。胡登云、郑瑞青按预定时间分别在阿干镇、武都起义后，胡登云带兵从阿干镇南进临洮中铺镇与守军激战而败，退至临夏。秦钟岳、胡登云等相约去陕西，途中被捕押至天水，胡登云被枪杀，秦钟岳、杨景如、边杰臣被解送兰州。武都起义也遭失败，郑瑞青也被解押兰州，甘肃护法运动失败。甘肃护法运动是一次直接受孙中山领导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运动，它的失败也标志着资产阶级领导的旧民主主义革命在甘肃的结束。
蔡大愚在起义失败后，避往河州，被马安良派营长护送至四川松潘，蔡的家眷随后也回到四川。赵学普、边永福、胡登云牺牲的消息传到广州后，孙中山亲书“为国捐躯”的白绫挽幛以示悼念，并发给家属5000元抚恤金。秦、杨、边、郑等被关押在兰州监狱，直到1922年经张维、魏鸿发等地方人士多方营救才被释出狱。
张广建下令查抄甘肃法政专门学校，搜捕起义人员。并因此次起义而戒备马廷勷，1918年1月，任命其为凉州镇守使，使其离开其传统基地河州。
五四运动在兰州的反响民国八年（1919年）5月4日，北京爆发了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反帝反封建的爱国民主运动，史称“五四运动”。在北京求学的兰州籍学生张一悟、丁益三、张亚衡、王和生、王自治等人参加了5月4日的天安门集会和游行示威，抗议“巴黎和会”和段祺瑞为首的北洋军阀政府的卖国行径，遭到镇压。6月3日，北京各院校学生举行更大规模的示威游行，在京兰州籍学生（当时甘肃全省在京学生中一半以上为兰州籍）全部参加，王和生、水、邓春膏、王自治、张明道、张继忠、冯聘山等十余人被捕。兰州爱国学生在北京不仅积极参加第一线的斗争，还积极营救被捕学生，参与北京中等以上学校学生联合会的筹备和成立活动（见杨毓荣主编《中国共产党兰州历史（上卷）》）。
五四运动的消息以及五四运动中的传单，《北京学界全体宣言》、《五·七日刊》和报道运动情况的《新青年》、《每周评论》
等刊物很快由兰州在京学生以书信、邮寄、自带等方式传到兰州，激发了在兰学生的爱国热情。是年夏、秋，兰州中等学校爱国学生在校内外举行演讲，游行示威，要求收回山东，废除《二十一条》辱国丧权条约，拒绝在巴黎和约上签字。但甘肃督军兼省长（1916年7月，都督改为督军，民政长、巡按使改为省长）张广建派出大量军警，驱散爱国学生的游行示威队伍。
1920年初，甘肃旅京学生受五四运动的影响，发起节衣缩食运动，集体筹集资金，一面向家乡人民购寄进步书刊，动员奋起救国；一面创办刊物《新陇》杂志，宣传新文化新思想。张继忠（清华大学学生，北京五四运动骨干）、王自治、王和生（五四运动骨干，两次入狱被释）等甘肃籍学生任编辑，并在兰州等地设代表处，负责通联和发行。5月20日，《新陇》创刊号在北京正式出版。《中国共产党兰州历史（上卷）》评价说：
《新陇》杂志继承和发扬五四精神，对甘肃封建军阀的黑暗统治予以猛烈抨击，大力宣传五四运动的意义，探讨改变甘肃落后现状、发展教育、以科学的精神对待学术、树立新思想新观念等问题，努力介绍五四以后出现的各种思潮，对于打开兰州地区文化思想上的落后闭塞局面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五四运动后，兰州学生的爱国民主运动持续不断，并发展成为工商界人士参加、广大市民同情和参与的兰州人民的爱国行动。
1920年5月7日，兰州的省立一中（今甘肃省兰州第一中学）、第一师范学校、华英女子中学、西湖小学师生在曹家厅左公祠举行“五七国耻纪念日”集会。遭到军警阻挠、破坏后，兰州工商界人士极为愤慨，不仅支持学生的爱国运动，而且开始了抵制日货的爱国行动。
在五四运动的影响下，兰州地区的社会风气大开。邓春兰吁请大学“开女禁”、“高张结婚事件”，表明兰州妇女要求解除封建桎梏，追求自由、平等、解放的呼声日渐高涨，并取得了前所未闻的成就。1919年5月，甘肃省立女子师范学校（兰州）毕业的女学生邓春兰上书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强烈要求大学解除女禁，实行男女同校同班，享受与男子同等的受教育权利。北京《晨报》、上海《民国日报》专题报道，引起全国巨大反响。《少年世界》、《少年中国》出专刊讨论男女教育平等、妇女解放等问题。《新青年》（中共创始人之一的陈独秀主编）刊发启示，讨论妇女解放问题。蔡元培接受了邓春兰的吁请。第二年春，邓春兰等女生正式入北京大学文科学习，成为甘肃最早的女大学生，也是北京大学首批女生之一。北京等地报刊都以显著位置报道这一消息，热烈赞扬这一件标志着社会进步、教育变革和妇女解放运动的重大胜利。
“高张结婚事件”在另一个侧面取得了反对封建礼教的胜利。
1923年正月，省立第三师范（临洮）教师高抱诚与该校毕业生张从贞之妹张淑贞正式结婚。这件本属天经地义、其他人毫无干涉之权的事，却被迂腐至极的封建卫道士、狄道视学牛应星、兰州的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校长杨公汉等人视为“‘师生结婚’犹如‘亲属相奸’”，违背“伦理道德”，横加干涉，省城兰州为之哗然。牛、杨组织了一个“纲常名教团”，采用一系列不堪论及的龌龊下流手段进行阻挠和攻击，同时向督军、省府两署控告，要求查办，向省内外社会名流写信、发传单，遭到严厉批评后仍不死心。牛、杨的丑戏持续了半年之长，终于偃旗息鼓。在兰州的甘肃教育会会长牛载坤坚决支持高张结婚，并写了《为高张结婚事敬告地方父老昆仲书》，揭露“纲常名教团”的卑劣行径和荒谬言论，还为高抱诚所著小册子《高张结婚问题》作了序。这个事件沉重打击了甘肃封建主义势力，扩大了男女婚姻自由的影响，成为甘肃妇女解放运动中的一曲战歌。
地方军阀的争夺与国民军入甘北洋军阀张广建在甘肃敛财之贪婪、统治之腐败，引起了1919年的“易督”（驱走张广建，另换督军）风潮。张广建自知不妙，借其亲信孔宪廷（时任兰山道尹）辞职离甘之机，让孔将他在甘搜刮的财物运往北京。1920年在宁夏被马福祥截下，并要求张广建公布甘肃财政收支，继而与马麒、马璘、马廷勷、裴建准联名通电北京政府，要求撤销张广建的督军职务。年底，张广建被调离回京。
张广建离甘前后，马麒、马璘等回族镇守使倡言拥护马福祥为甘肃督军，而汉族镇守使陆洪涛和其下属张兆钾分别通电反对马福祥为督，从而出现了督军之争很可能转化为民族矛盾的危险。在此情况下，1921年6月北京政府调任马福祥为绥远都统，以陆洪涛护理督军，以兰山道尹陈訚护理省长。到1924年“气氛稍洽”后，陆洪涛正式任甘肃督军兼省长，主持甘肃军政。陆洪涛主甘期间，在继续盘剥民众的同时，一是大开烟禁，迫令自1922年起在全省各地广为种植罂粟，以增收入；二是面临“八镇割据”（即陇东张兆钾、陇南孔繁锦、宁夏马鸿宾、西宁马麒、河州裴建准、凉州马廷勷、甘州马璘、肃州吴桐仁8个镇守使各自为政），陆洪涛无力控制，于1925年9月离开兰州。
1925年1月，新成立的中华民国临时执政府执政段祺瑞任命冯玉祥为西北边防督办。两月后，陆洪涛中风瘫痪，7月向中央提出辞职。甘肃地方军阀中张兆钾谋算督军的宝座，孔繁锦看重省长的职位，甘肃陆军第一师第一旅旅长李长清觊觎师长的职务。9月27日，李长清借第二旅旅长黄得贵送陆洪涛夫人东行的机会发动兵变，将驻华林山的黄得贵第二旅尽数缴械改编，然后强迫陆洪涛交出甘肃陆军第一师大印，自任师长。陆洪涛被迫离兰，途经天水时，将甘肃变故电告段祺瑞、冯玉祥。段以执政身份任命薛笃弼为甘肃省省长，冯以西北边防督办名义任命其第二师师长刘郁芬为国民军驻甘总指挥，代行甘肃军务督办，率国民军第二师从驻地包头（今内蒙古包头市）向兰州进军，随军的还有共产党员宣侠父、钱泉、贾宗周、邱纪明等。10月下旬，国民军兵不血刃进入兰州。
国民军入甘，首先是李长清不满，与其亲信密谋再次发动兵变，解除国民军武装。1925年11月12日，刘郁芬在督署设宴请李部营以上军官，未及开席即将李长清、魏鸿发、包玉祥、华连升等逮·00·捕，宣布省城戒严。然后派员分赴李部各营，晓以原委，抚慰官兵，稳定军心。后李长清、包玉祥、华连升三人被秘密处决，埋在后花园（今兰州市委院内）。接着，取消甘肃陆军第一师番号，改编为两个混成旅，第一旅魏鸿发部驻东校场（今兰州军区院内），第二旅郭安学部驻拱星墩，黄得贵新任为游击司令驻阿干镇。刘郁芬还召开全省军事会议，规定今后全省军队统由督署指挥，各镇（指原甘肃8个镇守使）不得擅自扩军，不得自由调动。同时支持薛笃弼省长组建了新的省政府。国民军从此掌握了甘肃政权。
刘郁芬的一系列军、政举措令甘肃地方军阀极度不安。尤其是在1926年初的整编军队、扩充兵力、调整部署，更引起地方军阀们的恐惧和不满。恰在此时，东部前线的国民军遭受直系、奉系军阀的打击，被迫放弃京、津、热河等地，直系军阀吴佩孚派部下围攻西安，同时命令甘肃军阀张兆钾、孔繁锦等镇守使及其他小军阀进攻甘肃国民军，会攻兰州。此时兰州城内只有少量兵力，面对东、南、西三面围攻，形势十分危急，此时只有甘州镇守使马璘派马飞虎骑兵营支援兰州。于是急调宁夏、绥远的丁振国旅、吉鸿昌旅驰援兰州。到1926年6月下旬，刘郁芬组织国民军反攻。南路至8月打败孔繁锦，进驻天水，东路至9月打败张兆钾，进驻平凉。西面的回族军阀马麒、马廷勷、马鸿宾等部慑于国民军威势，只得接受刘郁芬的点检、改编。至此，甘肃地方军阀被消灭，分裂割据局面结束，甘肃统一于国民军之下。不久，国民军挥师入陕，解西安之围，东出潼关与武汉北伐军会师中原。
国民军入甘前后，正值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其首领冯玉祥自1924年10月起倾向革命，拥护孙中山“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政策，并电邀孙中山北上“共商国是”。他的部队中不少共产党员在促进他进一步倾向国民革命，促进国民军官兵政治觉悟的提高、保持部队吃苦耐劳、纪律性强的作风等方面，起了很大作用。孙中山逝世后，冯玉祥曾为纪念孙中山而作的挽联清晰地反映了冯玉祥当时的政治态度：
要固三秦革命根基争独立争自由全凭热血精诚相率就死数将士人民暨先进国同志高冢千秋甘为牺牲殉主义恰值二年哀祭时节哭总理哭国殇对此青天白日誓承遗愿与工农阶级和共患难弟兄兼程并进最后奋斗策全功由于上述原因，国民军入主甘肃初期，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很有建树，使兰州在民国时期有了第一次发展的机会。
整顿吏治。国民军的军政领导首先为自身树立良好形象。“每至五更头，各机关领袖带主任以上官员，齐集司令部，候行朝会礼。”然后，公务员按指定地点清扫“城关内外街道”。督署下令，官员乘坐绿呢大轿一律取缔，外出改为步行。严惩官吏贪污和军官违纪者，将古浪县知事郭光衡（承办军需中借机贪污价款）在兰州处以死刑；将军中营长郭小谟、连长陈光锐（抢劫固原董府）分别处以枪决和监禁60年，解送省城执行，“闻者为之咋舌”（以上所引均为慕寿祺语）。
收回利权。1926年3月，省政府改兰州福音堂为中国基督教，宣布中国政府有权管理，并设教长二人，由中国教徒自行管理，取消外国教职人员特权。1926年10月，花定（花马池—定边）榷运局局长移驻兰州时，解雇外国稽核贺尔慈，收回全部管理权。接办教会学校华英中学。收回外国在甘肃的收购廉价皮毛、药材、土特产经营的特权。将留居敦煌的沙俄军官阿连柯夫引渡苏联，消除隐患。
统一财税。设立西北银行兰州分行，收回陆洪涛发行的银元纸币，另发行纸币350万，十足兑现；关闭北洋军阀在兰州的中国银行分支机构；设立甘肃造币厂于兰州，仿铸“老人头”和孙中山头像的银元，流通全省；没收孔繁锦、张兆钾搜刮的资财充实国库；禁止各镇私设税卡、截留税收，统一向各县派税收厘卡人员。
发展生产。恢复停办的机器织呢局，改办为甘肃织呢厂；将原甘肃机器局（即初之兰州机器制造局）改为甘肃制造局，扩大规模，恢复生产，由刘郁芬题写匾额；成立国民印刷局，又将甘肃政报局改为甘肃督办公署印刷局；建立省立第一民生工厂，生产卫生衣、袜子、手巾、布匹等；恢复原洋腊胰子厂，改为第一民生工厂第一分厂，生产洋蜡、肥皂、牙粉等；整顿甘肃劝工厂，改为第一民生工厂第二分厂，生产皮货、布匹、绒毯等；以开办灾年赈民粥厂的经费创办济贫工厂，招收贫民1500人，在兰州庙滩子、小西湖、东关设立三个分厂，生产毛织物、纺线、织褐、毡毯等；创办省立工科学校附设工厂，分织布、栽绒、编织、造胰、漂染、靴鞋等部；迁天水工艺厂制革部分到兰州，开办为甘肃制革厂。另在各县设平民工厂。在州开办农事试验场、苗圃等，示范、推广先进农林技术。开设中山市场，举办甘肃实业展览会，进行物资交流和新产品推介。
兴办学校。1925年冬，在兰州创办五族学院，至1927年改为州中山学院；同年将甘肃省立法政专门学校改组为兰州中山大学（即今兰州大学前身），兰州中山学院改为兰州中山大学附属中学（今州市第三十三中前身）。1924年实行新学制后，省立兰州第一中学招收三年制初中，并开招三年制高中。在皋兰、榆中、永登开办了初小（四年）、高小（六年）学校。省内其他县开办了县立初级中学。
移风易俗。省府官员、公务员带头穿中山装，代替长袍马褂。
中山装从此成为公务人员、知识分子的时尚着装。拆毁炭市街等处神树庙，禁止利用古树名木骗钱害人，打击封建迷信势力。1927年4月，在兰州召开清洁大会，动员群众搞好环境卫生，要求不许随地吐刘郁芬题写的“甘肃制造局”匾额痰、不许口嚼虱子、不许随地倒垃圾和大小便，提倡洗澡。规定学校学生自己动手打扫教室、宿舍、校园卫生，废除由校役打扫、师生不动的陋习，并要求学生定期洗澡。组织捕蝇队、清道夫、卫生防疫队等管理环境卫生。取缔“讲圣谕”活动，巧用此种形式雇人在街头巷尾说唱由薛笃弼省长自编的《劝民歌》，其中包括破除迷信、孝敬父母、戒除大烟、勤俭办事、珍惜光阴等内容的几十首歌，劝谕百姓，树立新风。
1928年以后，冯玉祥和他的国民军背离革命，成为新军阀。刘郁芬在甘肃的统治政策随即彻底改变，加上连年罕见的自然灾害，给刚刚有了新气象的兰州再次带来严重的灾难。
国民党在甘组织的重建中国国民党在甘肃的组织早在民国二年就被护理甘肃都督、民政长张炳华查禁。1925年3月，国民党北京执行部派田昆山等来兰重建甘肃组织。7月，成立国民党甘肃省临时党部，有7人为委员，田负责党务，但此时国民党还不能公开活动。他们在学生中发展党员，并在兰州、榆中县金家崖等地成立地方党部或分部。1926年9月，国民军集体加入国民党后，国民党开始公开活动，经费也由省政府提供。为了扩大党务工作，临时省党部成立党务工作人员训练班（亦称政治人员训练所），由国民军第二师的政治工作人员，国民党员符国延负责，具有国民党员身份的共产党员宣侠父、钱泉、邱甘肃制造局铸造的原中山林孙中山像纪民、张一悟等任训练班教员，讲授“三民主义”“建国大纲”“社会进化史”“唯物史观”等课程。训练班为国民党培养了一批骨干分子，为国民党在甘肃的发展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但国民党在甘组织重建伊始，就面临着以田昆山为首的国民党右派与共产党员支持下的国民党左派的矛盾和斗争。1927年2月4日晚，国民党甘肃省、兰州市党部200余人在皖江会馆（今山字石的甘肃文殊院址）举行春节联欢会。会上有人就田昆山排斥共产党、财务不清、克扣市党部经费等问题质问田，引起两方辩论，继而斗殴。
随后，联欢会开成了处理田昆山问题的讨论会。经讨论和选举，成立了甘肃省临时党部执行委员会，调整、成立了新的兰州市党部。史称“皖江会馆”事件。
中共甘肃特别支部的成立和活动中共甘肃特别支部在兰州的成立，是兰州和甘肃社会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
首先，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为甘肃党组织的建立奠定了思想基础。最早在兰州传播马克思主义的是牛载坤、蔡大愚、张一悟等人。
临洮人牛载坤于民国八年（1919年）5月，在兰州西大街（今陇西路口至西关什字段）创办正本书社，由商务印书馆供给书刊，其中不少进步书刊。《新青年》杂志所刊陈独秀、李大钊等中国共产党创始人的文章、著述，如《庶民的胜利》、《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译作《共产党宣言》在兰州得以传播。四川成都人蔡大愚任甘肃法政专门学校校长，1917年开始便在课堂上或其他场所，以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实践者的视角，介绍当时的各种思潮，其中包括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学说。即使如此，也引起甘肃当局恐慌，发出告示禁止蔡的演说，禁止兰州各校研究社会主义。榆中人张一悟在北京、武昌等地求学期间，先后结识李大钊、恽代英等，受其影响，逐步形成马克思主义信仰，回到家乡后，在兰州、武威等地宣传马克思主义和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并对学生中流行的实用主义、无政府主义、社会改良主义进行剖析批判。经过张一悟等人的宣传、教育活动，“马克思主义在兰州的传播进入了一个新阶段”。1924年，张一悟加入共产党，成为兰州和甘肃最早的中共党员。
其次，五四运动以来兰州爱国民主运动的高涨和工人阶级的成长为甘肃党组织的建立奠定了社会基础。在五四运动的影响下，1922年，省立第一中学等兰州七所学校发起组织“甘肃中等以上学校学生联合会”，拟定简章，提出联合会以“研究学术，交换知识，改良社会，拥护国权”为宗旨。1923年5月7日，华英中学学生将日本拒绝废除“二十一条”而北洋军阀又丧权辱国的情况编成传单，上书“勿忘国耻”四字到处张贴，以唤醒民众。随后，甘肃法政专门学校等五校学生纷纷响应，并成立“甘肃中等学校学生联合会”，公推3人为代表，进见甘肃督军省长，表达人民的爱国要求，同时决定，自5月9日“二十一条”签订之日起，举行公开集会演讲和示威游行。5月9日，学生联合会发动兰州4000多名中小学生、20000多市民，举行大规模的“国耻纪念日”集会。大会通电北京总统府、国务院、外交部和参、众两院，坚决要求废除“二十一条”，收回被日本侵占的大连、旅顺和台湾等失地。大会建议全省各县学校迅速组织学生联合会，以便全省学生协调一致地开展爱国斗争。据1923年9月29日上海《新闻报》的事后报道，大会结束后，各校学生从左公祠（今兰州二中东部）出发举行示威游行，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
“取消二十一条！”“收回旅大！”“抵制日货！”等口号，并呼吁商人不得再“趸批日货”，否则查出充公。游行队伍组织200多人的学生纠察，沿途站岗维持秩序，“声势浩大，秩序井然”。
兰州是甘肃全省工人阶级队伍形成最早，也是最集中、工人运动最早开展的地区。1917年，甘肃机器局工人因监工虐待和侮辱举行罢工，迫使当局撤换了监工。这是兰州乃至甘肃最早的一次工人罢工。1923年，在全国罢工高潮的影响和推动下，兰州6000多名烟业工人举行全行业大罢工，要求提高工资待遇，反对搜身、监视入厕等人身侮辱，取得了部分胜利。1925年9月，甘肃电报局工人参加13省电报局的全局大罢工，表现出了“积极的团结斗争精神”。这些都表明，兰州工人阶级逐步成长并开始有了团结斗争的觉悟。
第三，国民军入甘前后中共北方区委对冯玉祥及其国民军的细致工作、对在兰州建立党组织的指示、一批共产党员的随军入甘，为甘肃党组织的建立奠定了政治和干部基础。国民军入甘以前，中共北方区委总负责李大钊以主持国民党政治委员会工作的身份，对冯玉祥做了大量宣传、争取的工作，动员冯玉祥及其国民军投入推翻帝国主义和北洋军阀统治的斗争中。甘肃政局发生动荡后，段祺瑞派冯玉祥为西北边防督办，实为排挤冯玉祥，李大钊会见冯玉祥，分析形势，提出“固甘援陕、联晋图豫”的发展战略，为冯所接受。冯玉祥的国民军主力入甘时，李大钊答应冯的要求，派宣侠父等一批共产党员以国民党党务特派员和政治宣传员身份随军入甘，并指示他们与已在州的张一悟取得联系，建立党在兰州的地方组织，组织和领导革命斗争。宣侠父等随军中共党员到兰州后，张一悟也有意接近国民军，参加其组织的宣传活动，从而实现了李大钊的设想（事见《中国共产党兰州历史（上卷）》的记载）。
1925年11月，张一悟、宣侠父、钱泉聚会于张一悟住处。
宣、钱传达了中共北方区委关于在兰州建立党组织的指示、国民军赴兰的经过及随军来兰共产党员的情况；张向宣、钱二人介绍了兰州的形势和他培养进步分子的情况。三人共同分析了国共合作形势下兰反帝反封建斗争面临的客观形势、任务和斗争策略。经过宣、钱与张之间的多方了解和沟通，次月，即1925年12月正式成立中国共产党甘肃特别支部，推选张一悟为书记，宣侠父和钱泉为委员。当时还有党员贾宗周、寿耀南、邱纪明、李印平等。中共甘肃特别支部直属中共北方区委，是中国共产党在兰州和甘肃的第一个组织。它的成立，标志着兰州人民乃至甘肃人民的革命斗争从此有了中国共产党的组织和领导，是兰州和甘肃近现代历史上的重大事件。
中共甘肃特支成立后，按照既定的工作任务开展工作。一是秘密发展党员，壮大党的队伍。省立一中教师王陶是特支成立不久在州发展的第一个党员。接着，于1926年3月，将兰州道升巷“中外大药房”老板娘秦仪贞培养、发展为党员，成为特支发展的第一个女共产党员，她的住处也成了特支的秘密活动据点和对外联络点。此后，又先后介绍了女师附小的韩芝惠、谈仲瑜、冯玉洁、窦香菊等入党。
1926年冬，钱泉以国民联军少将身份，通过陕北党的秘密组织，在榆林、绥德、定边等地招收40多名进步青年（内有少数是共产党员）带到兰州，参加政治人员训练所的学习，至结业时，有28人入党。党员队伍在短期内的扩大，为特支领导革命斗争创造了基本的条件。
二是充分利用国民党员的合法身份以及宣侠父、钱泉在国民军中的高层职务，帮助国民党整理党务，健全省、市两级临时党部组织，发展国民党员，推动国民党在国共合作形势下执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政策，广泛宣传、发动和组织人民群众的反帝反封建革命，并积极团结和争取国民党左派，保持共产党对革命的领导权。特支成员在皖江会馆组织救灾捐款演出，所得全部收入交给国民党甘肃省党部，用以救济灾民，扩大了国民党在群众中的影响。在特支成员的帮助、指导下，《民声周刊》《醒社周刊》先后创刊，进化剧社等团体成立，在宣传革命、动员群众方面发挥了很大的作用。特支在推动兰州人民反帝反封建革命运动的发展中，无疑起到了策源和核心作用。
三是妥善处置拉卜楞事件，这是党的早期民族工作的一次光辉实践。拉卜楞事件始于1917年，是西宁镇守使马麒借查办拉卜楞寺内部的争权一事，对整个甘南藏区实行残酷的压迫、剥削和掠夺而造成的事件。中共甘肃特支了解了事件的全部情况后，首先帮助黄正清等人在兰州的浙江会馆建立“藏民文化促进会”，借以提高藏民化水平和政治觉悟；接着由宣侠父深入甘南草原进行详细调查，并帮助成立了“甘青藏民大同盟”，起草大同盟宣言散发全国，争取舆论的了解、同情和支持；然后宣侠父帮助起草了《甘边藏民泣诉国人书》，在1926年9月下旬兰州东校场召开的大会上递给了主席台上的军政要员，给马麒造成了巨大的社会压力；加上于右任的同情和支持、刘郁芬的督办，最终于1927年上半年得到合理解决。中共甘肃特支贯彻党的民族政策，运用自己的政治智慧，给藏族广大僧俗群众以强有力的领导和支持，是拖延十年的事件得以解决的关键。党的民族团结、民族平等的思想从此深入人心，并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中共甘肃特支卓有成效的工作和以共产党员为代表的国民党左派巨大的社会影响，引起国民党右派势力的惶恐和仇恨。1927年2月，钱泉被逮捕押送西安。此前宣侠父也被调离兰州。中共甘肃特支的正常工作面临严重困难。
中共兰州特别支部1927年3月初，受国民联军政治部主任、共产党员刘伯坚委派，共产党员胡廷珍、马凌山、王孝锡、保至善以国民党甘肃整理党务特派员身份来到兰州。王孝锡被刘郁芬任命为省督办公署政治部主任、甘肃政治委员会会长。不久，原中共甘肃特支书记张一悟主持会议，听取胡廷珍关于近期政治形势、上级党组织（新成立的中共陕甘区委）的指示的通报，还听取了他关于兰州地区工作基本方针的说明。
鉴于原中共甘肃特支领导机构不健全的实际，根据中共陕甘区委的指示，1927年4月17日，胡廷珍、王孝锡、马凌山、保至善、张一悟、贾宗周、王陶、姜屏周、韩芝惠、谈仲瑜、邱纪民等共产党员举行会议，决定成立中共兰州特别支部（1），由胡廷珍任书记，王孝锡任组织委员，马凌山任宣传委员。兰州地区的共产党员有了新的健全的领导机构，隶属中共陕甘区委领导。
中共兰州特支成立后，迅即开展了各项工作。一是整顿国民党甘肃党务。取下原国民党甘肃省和兰州市党部的牌子，所有党员重新登记。登记过程中，淘汰很多国民党右派分子，各厅局公务员在厅局长带领下集体加入国民党，然后选举产生国民党兰州市党部执行委员会。接着成立了国民党甘肃省党部，由胡廷珍任组织部长，马凌山任（1）有学者认为是对中共甘肃特支的改组，所以仍应称中共甘肃特支。
州宣传部长，保至善任农工部长，王孝锡任青年部长，陈宗涛任妇女部长，从而掌握了反帝反封建革命的领导权。二是进一步发动和组织群众开展反帝反封建斗争。李大钊被杀害后，1927年5月7日，中共兰州特支组织各界群众在东校场举行追悼大会，介绍李大钊的生平事迹，控诉封建军阀的残暴罪行。由于缺乏经验，不少中共党员在这次活动中暴露了身份。5月30日，以国民党甘肃省党部名义，在辕门广场举行由工农商学兵各界参加的“五卅惨案”两周年纪念大会，会后举行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这次活动在兰州地区产生了巨大反响。三是成立青年社等共产党的外围组织，发动青年运动。特支组建了以王孝锡（青年部长）为主任的青年社筹委会，按照先组成学校的学生会，再组建兰州地区学生联合会，最后成立青年社的步骤，进行广泛宣传和组织活动。1927年4月下旬，在省教育会礼堂（原励志社、今市政协旧楼）召开青年社成立大会。各机关、团体、学校派代表共300多人参加会议，选举产生了兰州青年社执行委员会。筹委会、联合会、青年社以每周一下午五点为集中活动时间，宣讲、讨论三大政策、马克思主义学说、介绍苏联共青团的组织和工作，号召广大青年中共甘肃特支的活动据点：道升巷秦仪贞家肩负起挽救中华、挽救危亡的重任。四是组建工会、农会，发动工农运动。中共兰州特支通过甘肃省党部的号召、宣传和组织，至1927年5月下旬先后组建了机器、邮务、水伕、理发等8个行业工会，在此基础上组织了由保至善（农工部长）为主任的兰州地区总工会。皋兰县、七里河、西固等地郊区农民在保至善的宣传组织下先后成立了农民协会。工会、农会组织工人、农民开展反帝反封建斗争的热潮日益高涨。
就在兰州地区反帝反封建斗争处于热火朝天的时候，国民军首领冯玉祥随着蒋介石发动“四一二政变”（1927年4月18日，蒋介石在南京宣布国民政府成立，史称中华民国南京政府），1927年6月公开投向蒋介石一边，开始“清党”反共，“礼送”、逮捕、屠杀共产党员，取缔所有进步政党和团体。1928年11月10日的上海《新闻报》刊载中央社的报道说，国民党在甘肃逮捕和通缉共产党员48名。中共兰州特支停止了活动，兰州处于一片白色恐怖之中。冯玉祥在甘肃的“清党”反共，标志着第一次国共合作和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在兰州和甘肃的结束。
民国南京政府统治兰冯玉祥追随蒋介石“清党”反共，成为新军阀。他在甘肃的代表人物刘郁芬随之背叛革命，开始了对甘肃的反动统治，逐步激化了社会矛盾尤其是国民军与回族军阀的予盾，先后引发了河州事变和凉州事变。
河州事变和凉州事变河州事变是国民军新军阀与河州回族军阀之间矛盾不断加深的结果。1928年5月2日，马麒部下的马仲英在河州揭开了回族人民反对国民军的起事，得到回族群众的响应，三度围攻河州城，直到8月18日刘郁芬所属部队的解围而暂告平息。此后，马仲英部在夏河、湟源、大通、河西一带屠城害民，至1930年4月被彻底粉碎，河州事变才得以告终。
刘郁芬认为河州事变是“凉州镇守使马廷勷主使”，于是下令免其职务，派赵席聘为剿匪总司令，另派刘志远到凉州，做马部的分化瓦解工作。1928年6月30日，刘志远突袭马的镇守使署，发动了凉州事变。8月17日，马廷勷率兵围攻永登，进窥兰州，遭到冯玉祥所派孙连仲的打击。11月，刘郁芬调集重兵6万多人，对马廷勷发起总攻击。12月，马部大败后，凉州事变被平息。
持续一年多的凉州事变给兰州、河州、西宁、凉州一带回汉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同时也耗费了国民军的大量兵力，削弱了国民军在甘肃的统治。从1929年夏天开始，国民军大量东调参加中原军阀大战，只派雷中田进驻兰州，留守甘肃，先以王祯为代理省主席，后任命马鸿宾代理甘肃省主席，马麒出任甘肃省保安司令，进驻州。但马鸿宾拒绝到职。
雷马事变1930年4月至11月的新军阀中原大战中，冯玉祥以失败告终，甘肃省政府代主席王祯通电拥护以蒋介石为首的南京政府，自己辞去代主席职务。蒋介石终于有了直接控制甘肃的机会，但因全力“剿共”
难以西顾，便任命马鸿宾代理甘肃省主席，作为过渡。另派田昆山、马文车等8人为“甘肃党务整理委员”，同时任马文车等4人为“视察员”了解甘肃动态，为日后蒋介石势力入主甘肃作准备。驻守兰的原冯玉祥雷中田部被改编为中央陆军新编第八师，负责兰州城防和治安。这时候，冯玉祥为东山再起，指示雷中田扣留马鸿宾，夺取甘肃省政府。驻陕西的杨虎城为向甘肃扩张势力，也派人在兰州活动。
蛰居四川的直系军阀吴佩孚也想染指甘肃。
1931年8月7日，蒋介石的南京政府发布改组甘肃省政府的命令，以马鸿宾为甘肃省政府主席。雷中田连政府委员也不是，心存愤怒。马文车仅为省政府委员，也心怀不满。于是，马文车利用雷中田与马鸿宾之间的矛盾，与雷联合倒马。
1931年8月25日，雷中田发动军事政变，拘留马鸿宾，解除马在黄河北步兵营的全部武装，华林山、小西湖一带马部武装西撤至今西固区新城一带。次日，雷中田、马文车召开“甘肃省党政军学农工商各界联合会”，宣布成立临时省政府，以马文车为临时省政府主席，雷中田为甘肃全省保安总司令。雷中田贴出布告，宣布马鸿宾五大罪状和被扣决定，马文车发表“告民众书”，宣布马鸿宾五大罪状，宣称雷中田的军事政变是为“除暴安良”。史称这次政变为“雷马事变”。
“雷马事变”发生后，西安的杨虎城一面复电赞扬雷中田，一面要求蒋介石派陕军入甘平叛。蒋介石得到事变的报告后，电令雷中田恢复马鸿宾自由，恢复其行使职权，将马文车“拿解来京究办”。
吴佩孚知道消息后，以“兴国军总司令”名义由川入甘，11月7日到达兰州，“调解”事变，雷中田、马鸿宾竟接受了“调解”条件，事变告一段落。吴佩孚在兰广泛同甘、宁、青新等省的各方面代表人物接触，并派人到西宁同青海省代主席马麒洽谈，11月15日，由马麟领衔，甘、宁、青、新、川五省将领18人署名通电，“一致敦请（吴佩孚）出山，主持对外军事。”吴佩孚在兰期间，马文车为他专门设置了“吴上将军行辕”，并召开欢迎会。吴佩孚到兰当晚，时人写了一副对联，贴在其“行辕”的大门上：
万众同心，兰州将宰丧家犬；匹夫有责，甘肃不乏救国人。
陕军入甘吴佩孚在兰州的活动引起蒋介石的高度警觉，十分担心吴的活动和影响严重威胁到他即将对甘肃的统治。于是，他命令杨虎城派陕军入甘，接收甘肃省的政权，宣慰地方武装，驱逐吴佩孚。杨即派孙蔚如率陕军第十七师进军甘肃，途中全歼雷中田部，于12月1日进驻兰州。吴佩孚、马文车、高振邦闻讯后，借道宁夏逃往天津，原冯玉祥的国民军势力在甘肃也被彻底清除。1932年1月，孙蔚如被南京政府任命为甘肃宣慰使。孙在兰州成立甘肃省临时维持会，自任委员长，代行省长之权。另设“甘肃清乡总局”，各地设分局，以“肃清土匪”，“整理民团”，“编查户口”。
孙蔚如在兰的短短六个月里，极力为杨虎城的陕军在甘扩张势力做准备：一是为地方割据势力划定筹饷区，使他们在各自的筹饷区合法化地敲榨人民，以此拉拢他们，缓和矛盾；二是削除反叛军阀，收编残余武装，扩充军事实力，控制了陇东各县和陕甘交通要道；三是接管甘肃财政大权，接管甘肃省金库，成立陕西省银行甘肃分行，并停止甘肃富陇银行的经营活动，为陕军提供财力支持。而杨虎城则以邓宝珊为西安绥靖公署驻甘行署主任，组建陕军新一军，扩充陕军。孙蔚如的作为同样令蒋介石不安，更担心杨虎城的陕军势力扩张到整个西北，于是决定派蒋系人员直接统治甘肃。
南京政府在兰主甘肃之政1932年4月30日，蒋介石南京政府任命的甘肃省政府主席邵力子就任（1931年12月被任命，但邵一直拒绝），标志着民国南京政府对甘肃统治的确立，甘肃进入了蒋系势力与非蒋系官僚军阀之间的斗争，直到1949年8月26日，共统治17年零4个月。但邵力子任省主席期间几乎一事无成。为什么？因为他没有军事和经济实力。那时候，孙蔚如以宣慰使名义、邓宝珊以西安绥靖公署甘肃行署主任名义，仍然驻在兰州；天水、岷县、酒泉、凉州等地为军阀驻守，另有多个小军阀分布于全省各地。9月，邵力子通电各部军阀要“军民分治”
“统一政令”，各地军阀概不理会。11月，邵力子主持军事长官会议，要求军阀们裁减军队，各地军阀更不买账。邵力子设立禁烟公署，制定禁烟规程，但鸦片是甘肃军阀们的重要军饷来源和生财之道，因此禁烟决策也完全落空。11月，甘肃学院、省一中、省工校教职员向省政府请愿，索要欠薪，引发上千学生游行，并捣毁省财政厅长谭克敏的住宅，邵力子无法解决。邵力子无力治甘，于1933年元月托故离兰，告假不归。省主席职务暂由邓宝珊代理。
1932年10月，蒋介石以“防共”“剿共”名义，调嫡系胡宗南部入甘，驻扎天水、碧口镇一带。胡宗南入甘后，陇南陕军被迫退出。
1933年7月1日，蒋介石的嫡系亲信朱绍良在兰任甘肃省主席（国民党中央4月就已任命，朱以诸多困难“恳辞”不受。5月4日，公布朱的任命，同时免去邵力子的省主席职务）。朱上任后提出“甘肃人自卫”的口号排斥陕军，陕军从此开始陆续退出甘肃。同年9月，蒋介石命朱绍良兼任甘肃绥靖公署主任，并撤销原西安绥靖公署甘肃行署。朱绍良独掌甘肃军政大权，甘肃也就完全掌握在了蒋介石的南京国民政府手中。
朱绍良在任省政府主席期间，追随蒋介石的反共政策，从政治、经济等多方面巩固和加强南京政府对甘肃的统治。他的最主要措施就是统一军政。他注意和各地军队首领联络私人感情，对各县县长的任命也与他们先协商，然后由省政府委派。各地按规定征收钱粮税款，地方不得附加，所有收入都解交省财政厅。各地方部队的编制、军需都由军政部核定后执行。这样一来，全省除河西多受马步芳等的控制外，其他地方都能执行省政府的政令、军令，基本改变了各地方经济上自收自支、军事上互相兼并的混乱局面。在内政方面，1934年4月，蒋介石南昌行营电令甘肃实行“四大要政”（即清丈土地、清查户口、办理警务、修筑道路），并以办理警务为重点。朱绍良忠实执行，将省属警务大队、自卫武装部队改名为甘肃省保安团（亦称甘肃保安直属大队），各县保安团改为保安队，同时扩充和整顿警察，这些武装力量成了重要的地方武装力量，一直延续到了兰州解放前夕，依然是残害人民，镇压革命的帮凶。
中共领导下的革命斗争1929年6月，中共中央通过《陕西问题决议案》，要求加强武装斗争，加强士兵中的工作。据此精神，中共陕西省委派一批共产党员先后打入驻陕西、甘肃的孙蔚如部队、邓宝珊部队。在兰州，孙蔚如部队中有共产党员孙作宾等，邓宝珊的部队中有周益三等，为在兰恢复和重建党组织创造了条件。
1932年5月，谢子长秘密来到兰州，与在兰的其他共产党员接上组织关系，策划夺取武器，组建陕甘工农红军游击队。中共地下党员常黎夫秘密安排谢子长在小西湖约见了省政府秘书长杜斌丞，又经杜的介绍在五泉山与邓宝珊见面。同情共产党抗日武装斗争的邓宝珊当即向谢子长赠送手枪2支、子弹200发。后又秘密安排将手提机枪2挺、匣子枪2支、步枪3支、手枪子弹500发交给谢子长。随后，靖远王子元部派连长杜鸿范（杜斌丞之子）来兰州领收枪支，在谢子长等人的争取下，杜将领到的50多支步枪、2万多发子弹、1500套军装及印信都交给了谢子长。通过邓宝珊、杜斌丞等人的关系，谢子长还筹集了1000多银元，又购买了各种枪支23支、8000多发子弹。他们将全部武器弹药装箱后贴上其他商标，于5月25日夜，在广武门外雇了羊皮筏子沿水路秘密运出兰州。这次截取枪支的事件被党史界称为“兰州夺枪事件”。5月30日，借着这批枪支弹药，谢子长在靖远水泉堡发动起义，建立了陕甘工农红军游击队。
1932年3月，根据中共陕西省委的指示，在省政府秘密党小组（常黎夫为组长）的基础上，重新成立中共兰州特别支部（也称皋特支），常黎夫任书记，周益三任组织委员，马豫章任宣传委员，领导兰州地区党的地下工作，隶属于陕西省委。兰州特支成立后，在当年秋甘肃学院等7校教师索薪罢教斗争中做了大量工作，揭露了省财政厅长谭克敏贪污公款、中饱私囊的罪行，激起千余名学生于11月17日罢课游行，并向省府请愿，省政府主席邵力子被迫撤销谭克敏职务，答应了教师们要求发放全部旧欠薪金的条件。
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中共陕西省委决定，加强党对甘肃全省革命斗争的统一领导。1932年12月初，在兰州成立了中共甘宁青特区委员会，吴鸿宾为特委书记，孙作宾为特委军委书记，马豫章为组织部长，李慕愚为宣传部长，常黎夫为秘书长，统一领导甘、宁、青三省的革命斗争，隶属中共陕西省委。甘宁青特委成立后，以甘肃为重点，以兰州为中心开展工作，直到1933年8月。
在甘宁青特委成立后的短短8个月时间里，从四个方面开展工作，使兰州和甘肃的革命斗争局面有了很大改变：一是整顿和发展党的基层组织，将兰州地区近200名中共党员调整在4个党支部，其中两个军队党支部，一个工厂党支部，一个混合支部。另外在宁夏也建立了两个党支部。这种调整显然表明特委的主要目标是兵运工作，但却明显忽视了学运工作和工运工作。
二是积极联络、争取国民党上层人士，为以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打下了基础。对身居要职的孙蔚如、邓宝珊、续范亭、杜斌丞、杜汉三进行多方宣传和争取，得到他们对革命的同情和帮助，使党的工作和党所领导的革命斗争有了更多的有利条件。
三是组建西北抗日义勇军，开展武装斗争。通过上层统战关系和利用国民党的派系矛盾，使王儒林获得西安绥靖公署甘肃行署招募专员的合法职务，以招抚散兵游勇以充陕军为名，在靖远、皋兰、榆中、会宁等地招募三四百人（绝大多数为潜伏下来的原陕甘工农红军游击队战士）。1933年3月中旬，在榆中县园子岔乡正式成立西北抗日义勇军，当天即贴出盖有“西北抗日义勇军总指挥部关防”大印的告示，公之于众。义勇军成立后，利用绥靖公署甘肃行署准予“自行解决粮草”的允诺，公开进行群众工作，发动群众斗争土豪，获得近百石粮食分给贫苦农民，以解春荒、春耕之急，得到农民的拥护。
义勇军的队伍随之由一个大队扩编为两个大队，每大队下辖若干中队、分队，总兵力达到500余人。义勇军转移到皋兰县后长川一带。
接着，特委又于3月下旬组织了“兰州水北门兵暴”，计划“拉出四五个连队”与抗日义勇军汇合，壮大义勇军力量，实际仅有二十几名士兵到达后长川。义勇军的成立和水北门的兵暴引发了兰州国民党驻军和甘宁青“三省联军”的围剿，至4日，在数十倍于义勇军的敌西北抗日义勇军总指挥部关防印西北抗日义勇军总指挥部关防印人围剿下，300名义勇军官兵牺牲，35人被俘，义勇军的一批共产党员和领导人被残酷杀害。代价之惨重，斗争之艰苦，值得研究者深思。
四是特委后期调整领导成员，坚持白色恐怖下的斗争。1933年5月，梁干丞任特委军委书记，并负责特委全面工作，张德生负责组织工作。特委改组后，面对新的形势，改变过去硬打硬拼的做法，以更加隐蔽、更加灵活的方式开展学运、兵运。至8月初，因中共陕西省委被破坏，省委成员叛变，陕、甘党组织及领导人被出卖，梁干丞被捕（10月被枪杀），特委机关被查抄。
1933年底，朱绍良安排来兰同乡江致远任（共产党员）《西北日报》社社长。刘贯一等一批共产党员随之来到兰州，与江致远一起从事办报工作，并在报社内部成立了以刘贯一为组长的中共党的特别小组。由中共党员控制的《西北日报》和国民党省党部主办的《兰日报》形成了暗中对立的局面。1935年8月刘贯一被捕，党的特别小组停止活动。
1935年12月下旬，甘肃学院、省立一中等十余所学校的千余名师生举行示威游行，声援北京“一二·九”运动，号召全市民众团结起来，开展抗日救亡运动，强烈要求国民党的甘肃省政府公开宣布甘肃率先对日宣战。由于游行队伍秩序井然，防备严密，使军警寻机镇压的图谋未能得逞。到次年2月，共产党员赵子明以天津《益世报》
特别记者身份来到兰州，开办“兴陇派报社”，经销《大公报》、《益世报》等报刊，传播全国各地抗日信息。
朱绍良在兰主政甘肃时期，是白色恐怖最严重的时期。国民党及其政府在“九一八”东北沦陷后，不仅未积极发动抗日救国，反而加紧排挤陕军，残酷镇压人民革命斗争。时任绥靖公署甘肃行署参谋长的爱国民主人士续范亭作《黄河桥口占》一诗，辛辣地讽刺了当时的为政者：
猪羊骡马会兰州，吃得山空水断流；桥上行人频拍马，河边舟子善吹牛；八年战乱民心丧，四省沦陷国势蹙；山河破碎家安在，我问将军羞不羞？
兰州事变1935年10月，中国工农红军一方面军突破蒋介石三十万大军的重重堵截，胜利到达陕北。蒋介石重新调整部署，在西安成立西北“剿匪”总部，自任总司令，东北军张学良任副总司令，张学良的部下于学忠（东北军第五十一军军长）接替朱绍良，任甘肃省政府主席。东北军的势力随之进入兰州。
于学忠主政甘肃期间，正是东北军与蒋介石的矛盾不断激化的时期。日本侵略中国东北，蒋介石采取不抵抗政策，将东北军撤调至陕、甘，与红军作战，分明是借刀杀人以削弱东北军，这已引起东北军官兵对蒋介石的不满，反战情绪日益高涨，返回东北抗日的要求十分强烈。东北军在西北战场上节节失利，蒋介石嫡系胡宗南部两个旅在甘肃被红军消灭，又怪罪于东北军，张学良更是愤懑。他借“视察战况”来到兰州，与于学忠商讨对策。于学忠任甘肃省政府主席，而甘肃绥靖公署主任却仍由朱绍良兼任，朱的亲信已被安插在甘肃各地、省府各要害部门，不听于政令，而朱的部队和各地军阀更不服从调遣，于学忠在兰州难有作为。
1936年12月初，蒋介石飞抵西安召开军事会议，朱绍良、陈诚、卫立煌等国民党军政要员也陆续抵达。张学良、杨虎城对蒋“苦谏”，要求停止内战，一致抗日，遭到蒋介石严词拒绝。张、杨无奈之下，于12月12日发动“兵谏”，扣押蒋介石，并提出抗日爱国八项主张，即震惊世界的“西安事变”。当时参加会议的于学忠也在张、杨提出的抗日爱国八项主张的文件上签名。
西安事变爆发，于学忠给在兰东北军下手令，由张学良派专机送达。12日当晚，于学忠手下的省政府秘书长周从政、五十一军参谋长刘孝同率三个师，向在兰州的胡宗南部、朱绍良的绥靖公署发起进攻，扣押了军统特务头子、兰州警察局长史铭，绥靖公署参谋长章亮琛，总参议张春浦，秘书长翁燕翼等人，打死、打伤70多人，俘虏1200余人，其余均被缴械。同时将西安事变真相及东北军在兰行动计划告知邓宝珊，邓表示“友好中立”。随后，宣布张、杨八项主张，通电响应西安。到12月25日后，释放被扣人员，发还被缴武器，兰州局势恢复平稳。这起事件史称“兰州事变”。
兰州事变后，1937年3月，于学忠被免职，被迫离开甘肃，由朱绍良重任甘肃省政府主席，但朱未到职。5月17日，贺耀组被任命为甘肃省建设厅长代理政府主席。
抗日烽火中的兰1937年7月7日，日本发动卢沟桥事变，开始了全面侵华战争，即持续八年的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在兰州，军阀争夺的狼烟尚未散尽，抗日的烽火随即燃遍长河上下。
兰州在全国抗战中的地位抗战爆发后，甘肃成为全国抗战的大后方，是中国正面战场重要的兵源、物资补给基地之一。尤其是在华中、华南相继沦陷后，甘肃乃至西北在全国抗战中的地位日益重要。抗战八年中41.82万甘肃青年参军抗敌，阵亡将士4382人。甘肃还处在中国重要的国际交通线的枢纽段，兰州、咸阳为枢纽段中两个最重要的转运点，苏联援助中国的军用物质，主要经过新疆、河西运至兰州（或咸阳），再转运至各个战区；中国偿还苏联援助的物资（矿砂、农畜产品）也主要汇集兰州后，经河西、新疆运至苏联（见宋仲福主编《西北通史》第五卷；聂建锋主编《兰州市志·军事志》）。
战时的兰州，成为国民党在西北地区的政治军事中心。1937年7月，成立兰州警备司令部，邓宝珊兼任司令。设立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西北行营派驻兰州副主任办公厅，由贺耀组负责，节制驻甘军队。
11月，成立甘肃防空司令部，贺耀组兼任司令。兰州还另设第四路空军司令部。同月，在兰州成立第八战区司令长官部（公署），蒋介石兼司令长官，朱绍良为副长官，辖甘肃、宁夏、青海、绥远（内蒙古西部），后又增加了新疆，成为战时西北最高军事指挥机关。
1938年春，中央军事委员会在兰州东校场开办西北训练团，蒋介石任团长，朱绍良为副团长，训练第八战区中、下级军官5000余人。
1938年12月，由朱绍良任第八战区司令长官，傅作义、马鸿逵、胡宗南任副长官（后又增加新疆盛世才）。1941年2月，为统筹西北后方军事运输，国民党中央军事委员会在兰州设立陕甘公路线司令部，马锡武任司令。
兰州还是日本侵略者觊觎的重要战略目标。抗战爆发前，日本特务已经航拍、测绘了兰州市区图、地形图和甘肃全省地图，将重要攻击目标逐一注明。1936年2月末，日本空军一架飞机突飞兰州，羽田嘉郎等官兵一行6人下飞机，谎称“来兰游历”，直闯省政府，戏弄于学忠，于次日飞离兰州。日本特务还在额济纳旗、安西县派驻特务机关，间谍江畸寿夫、横田等13人、汉奸5人被捕获，经中国军事法庭审判后于1937年9月中旬在兰州被处决。11月，日本空军开始了持续四年对兰州的轰炸，造成巨大的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
由于兰州在全国抗战中重要的战略地位，国民政府在西北地区以兰州为中心，投资兴建了一批现代工矿企业，其中包括国民政府资源委员会在兰兴建的7个厂矿，中国银行在兰州投资开设的5个厂（公司），军政部在兰开办的4个厂，中央卫生署在兰兴建的制药厂，财政部、经济部和甘肃省政府共同投资开办的2个厂，另有甘肃省政府、民族资本家投资兴办的纺织、面粉、机修、冶炼、化学、造纸、印刷、瓷器、烟草、面粉等中小工厂。兰州初步成为西北近代工业基地之一，在甘肃全省工业经济中所占比例最高。兰州生产的电池、煤炭、水泥、化学制品、绵毛纺织品、皮革、水烟等产品的质量和数量都属西北之冠。随着1938年甘新公路和甘川公路、甘青公路的先后修通，兰州也成为了西北地区公路网的中心。兰州工业、交通、农牧等项建设和大量的工业产品，成为全国抗战所需物资的重要保障之一。
“八办”成立，第二次国共合作1937年5月29日，张文彬、彭加伦受党中央之命，率工作人员来到兰州，成立了中共在甘肃的半公开机构红军办事处（对外称“彭公馆”），地址在南滩街54号（今甘南路），其任务是组织营救红西路军失散、被俘将士。当时全面抗战尚未开始，国共合作也未形成，甘肃当局对办事处的工作表面敷衍应付，暗中监视刁难，办事处处境艰难，工作难以展开。7月初，张文彬奉调离开兰州。
抗战爆发后，1937年7月，在兰州成立了由贺耀组领导的甘肃民众抗敌后援会。毛泽东考虑谢觉哉曾在大革命时期（1924年至1927年）受党派遣，争取了当时在军阀中工作的贺耀组参加国民革命军的北伐战争，派谢为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代表，到兰州争取贺耀组与中共合作，营救西路军，联合抗日。1937年7月29日，谢觉哉等到达州。当晚，贺耀组为谢觉哉举行欢迎宴会，在兰国民党各界要员参加。谢觉哉不失时机地阐述了中国共产党坚持国共合作，一致抗日的主张。接着，谢觉哉拜访晤见邓宝珊（新一军军长）、罗贡华（民政厅长）、马志超（省会公安局长）、周介陶（省府秘书长）、戴愧生（监察使）、田炯锦（教育厅长）等党、政、军要员以及政府职员、中下级军官、学校教师、文化界名人等，广泛宣传共产党的立场和主张，争取各界的同情、理解和支持。
1937年8月13日，贺耀组公开召集国民党甘肃省党部特派员邓宝珊、马愚忱、田昆山、戴愧生等，在励志社（今市委大院西南的市政协旧楼）联名宴请谢觉哉和彭加伦，并在宴后进行了深入座谈。这次宴谈标志着共产党在甘肃的合法存在和国共两党合作局面在兰州乃至甘肃的初步形成。8月25日，兰州红军办事处正式改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驻甘肃办事处（9月，改名国民革命军第十八集团军驻甘办事处），成为中共在甘的公开合法机构，习惯上称为八路军兰州办事处，并简称为“八办”。谢觉哉任中共中央代表，彭加伦任处长，朱良才为秘书长，况步才为上尉副官。“八办”成立后，随着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兰州及甘肃的正式形成，共产党所领导的人民革命运动也进入了崭新的历史时期。
兰州“八办”成立后，在党中央直接领导下，胜利完成了四大历史任务。
营救西路红军1936年10月，红军第四方面军一部分共21800余人奉命渡过黄河，组成红西路军向甘肃河西走廊进军，被马步芳、马步青以数十倍的兵力沿路围攻，至1937年3月下旬兵败，7000余人战死，近万人被俘，4000余人流落甘、青各地。中共中央自1937年元月起组织营救，并几次派人在河西、西宁、兰州等地调查西路军人员情况。“八办”成立后，将调查所知红西路军名单交给贺耀组，由贺向马步芳要人，刘瑞龙、魏传统等重要干部得到解救。1937年5月，孔令恂第九十七师接收的被俘西路军人员1830多人，被关押在兰拱星墩的“感化总队”，“八办”张文彬看望他们，发了慰问金。
在他们被押往南京途中，秦基伟等100多人在党所委派的人员接应下回到陕甘宁边区。1937年10月下旬，马步芳将青海、武威、永登的被俘西路军人员1500多人编为新兵团，送往第一战区（河南），经兰州和西安两市“八办”的多方努力，新兵团在陕西三原被八路军留守处收留，并编入八路军。“八办”还通过中国共产党的忠诚朋友高金城在张掖开设福音医院，收容救治西路军官兵200余人，并以甘、凉、肃三州抗敌后援会主任身份，通过当地上层营救红西路军人员。1938年正月初四，高金城被马步芳所属旅长韩起功杀害。“八办”还在兰州直接收容红西路军人员近500人，其中200余人被送往延安。对从各地收容的西路军伤残人员，更换衣服，检查身体，医伤治病，发放路费，开具路条，分别送回原籍。另有相当多的西路军人员留落在河西、青海和兰州各县民间。
保障中苏联系自中国工农红军长征后，中共中央与苏联和共产国际的联系就中断了。抗战开始后，形成了第二次国共合作的新局面，兰州成为国际交通线上的重要转运站。“八办”成立后，延安—西安“八办”—兰州“八办”—乌鲁木齐“八办”成为中共与苏联联系的合法通道，兰州是这一通道上的枢纽。1937年10月，苏联在州设立外交代表处（亦称商务代办处、军事代表处，今鼓楼巷兰州陆军医院址），“八办”可与他们公开联系。中共中央与苏联共产党、共产国际的联系，大多通过“八办”与苏联驻兰代表处交涉办理。抗战初期，党的许多重要领导同志往返于中苏之间，均由“八办”代为办理出入境手续，乘苏联飞机或汽车。伍修权任“八办”处长期间，因谙熟俄语，与苏联代表处的联系更加频繁，先后办理周恩来、任弼时、王稼祥、蔡畅、邓颖超等20多位领导人等出入境往返手续，承担接、送、住宿等接待任务。“八办”还接送了越南共产党中央主席胡志明、日本共产党中央主席冈野进（野坂参三）、印度尼西亚共产党领导人阿里亚汗、共产国际派驻中国的军事顾问李德等人。“八办”还作为中转站，将苏联支援中共的药品、书籍、自行车等接收并雇车运送到陇东根据地。新疆各族人民支援八路军的皮衣、西药、武器弹药均由“八办”转运到边区。1938年11月29日，新疆反帝会组织献金大会，10天内献出2亿两白银、皮衣20万件、机枪20挺、西药、汽车等，均经兰州运往延安。
发展统一战线“八办”成立前后，谢觉哉对贺耀组做耐心细致的说服、争取工作，启发他的民族感情和抗战觉悟。在贺耀组采取闭门不见的办法时，谢觉哉写了十几封长信给他，终于使贺接受了谢觉哉的建议，认真执行了国共合作的正确、积极政策，使甘肃的国共合作和抗日救亡运动有了难得的良好局面。1937年12月朱绍良第二次任甘肃省政府主席之后，采取很多限共、防共、反共的措施。伍修权等一面耐心说服、争取，一面开展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迫使朱绍良面对现实，勉强维持团结友好、共同抗日的局面。“八办”还积极主动地接触、联系政府官员，争取到丁宜中（省政府秘书长）、罗贡华和施奎龄（均为民政厅长）、李铁铮（国民政府驻甘外交特派员）、杨干丞（省政府参议）等人的理解和支持。在军界，“八办”
与新一军军长邓宝珊、邓的下属杜汉三、九十七师师长孔令恂等积极接触，争取到他们的理解和合作。邓宝珊送二女儿邓友梅赴延安学习，并成为共产党员。杜汉三送两个女儿赴延安学习，他所驻防定西为共产党人来往兰州提供了方便。“八办”常与地方士绅和教育界名流张维、水梓、慕寿祺、浦敏政等广泛接触，深入宣传，获得一致同情和理解。对青海马步芳、河西马步青、宁夏马鸿逵也积极做争取工作。与回族人士马凤图、马公章（均为省政府参议）交往甚频，马凤图率回族穆斯林教徒赴延安参观，在回族群众中产生了很大影响。在“八办”支持下，将上层分子操纵的“甘肃回教教育促进会”改组为具有统战性质的“甘肃回民教育促进会”，并由共产党员掌握实际领导权。王定国从国民党上层人士的家属中联络了一批妇女界名流，鼓励她们投身抗日救亡，使贺耀组的夫人倪斐君也加入到了抗日救亡的运动中，兰州广大妇女因此而受鼓舞。在谢觉哉、伍修权、彭加伦领导下“八办”的统战工作，为甘肃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巩固和发展，为最终取得抗战胜利，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
帮助建立中共甘肃工委1937年7月底谢觉哉到兰州后，两次向党中央致电，要求“派得力干部去领导党的工作和军队工作”，“能找到甘肃党员或进步分子，望多介绍几个来”，“设法在西安调些学生（党员）去做学生运动”。8月，中央派孙作宾来兰，负责建党工作。9月至10月，刘日修、刘杰、蔺克义、樊大畏、郑重远、窦志安先后来到兰州，并在“八办”帮助下分别有了公开职业。到10月初，来兰和在兰新发展的共产党员24人，建立党小组4个。根据中央决定，1937年10月25日至26日，在“八办”召开地方党的会议，谢觉哉、彭加伦出席会议。会议决定成立中共兰州工作委员会（中共甘肃工委的初名，1938年3月正式名称改为中共甘肃工委），由孙作宾任书记，郑重远负责组织工作，吴鸿宾负责宣传和回民工作，刘日修负责青年工作，刘杰负责妇女工作。中共甘肃工委成立后，在“八办”的帮助、指导下，在除陇东以外的全省范围以秘密活动方式，从事党的恢复、重建和发展工作，侧重在中下层群众中开展抗日救亡运动。
“八办”成立初期，谢觉哉作为中共中央代表，还与甘肃省政府协商，解决了关于国共两党在陇东辖区的边界和八路军在招募补充区的征兵征粮问题，并达成了相关协议。“八办”在兰州积极影响和教育进步青年投身革命，岳维俊、王君朗等百余名兰州进步青年经“八办”介绍，先后去延安学习，参加革命工作。省内其他地方也有200多人去延安学习和参加革命。“八办”还在国民党甘肃省党部机关报《甘肃民国日报》刊登招生广告，招收50多名学生到陕甘宁边区的抗日军政大学、陕北公学学习。
1943年，共产国际解散，国民党在国内掀起又一次反共高潮，“八办”所处环境十分险恶。在已经完成所肩负的各项任务后，11月8日，“八办”剩余5名留守人员奉党中央之命全部撤回延安，八路军驻甘办事处撤销。
兰州大空战抗战爆发后，兰州成为抗日大后方的西北国际交通线上的枢纽，又是西北军事中心和重要的空军训练基地。尤其是苏联援华飞机到兰后，对日本侵略者构成很大威胁。因而兰州也成为日本集中进行空中打击的城市之一。从1937年11月5日开始，至1941年9月6日止，日本侵略者以山西运城机场为主要基地，对兰州实施了持续四年的空袭轰炸。
1937年10月25日，苏联第一批援华轰炸机9架飞抵兰州。此后至11月7日，陆续到达50架，志愿队（包括援华空军志愿队、援华航空运输志愿队、地勤和技术人员）共有150人先后抵达兰州。到兰大部分作战飞机分赴中国各战区参战，运输飞机则将援华军用物资转运各战区。在兰州有空军志愿队的飞机10余架。兰州东郊的拱星墩机场即为苏联驻华空军基地，中国空军也在此接受训练，因此成为日本空军攻击的首要目标。
1937年11月5日下午3时，日军首批7架飞机从山西运城机场起飞后，直往兰州，在拱星墩机场投下几枚炸弹后返航。当时兰州的防空设施还未设置好，军队、市民没有得到任何防空警报，日本飞机的试探性进攻未遇到任何打击。12月4日午12时，日军11架飞机第二次空袭。甘肃防空司令部发出防空警报，中苏空军起飞作战，日机在拱星墩机场一带匆忙投下9枚炸弹后返航，中日兰州大空战从此展开。两天后，日军飞机7架飞临兰州上空，中苏空军起飞迎战，在榆中县甘草店上空截击，日机仓惶逃离。
1938年春，日本在占领南京后，为沟通南北战场，配合徐州作战，发起对兰州的大规模空袭，以图解西顾之忧。1月21日，日军5架飞机袭击兰州，中苏空军在兰州东部空中拦截，日机仓惶逃离。2月20日，日军18架飞机空袭兰州，与兰州空军17架飞机进行激烈空战，9架日机被击落。日机在拱星墩机场、市区投弹40枚，炸死50人，伤95人。当时兰州市民以“飞机会下大铁蛋”为奇，在室外观看，所以造成较大人员伤亡。但中国空军也取得了兰州大空战的第一次胜利。2月23日，日军36架飞机更大规模地轰炸兰州，投弹90枚，炸死炸伤140余人，日军9架飞机被兰州空军击落。此后，甘肃防空司令部加紧防空袭警报系统的布设，并成立运输总队，负责防空运输。9月15日，日军23架飞机空袭银川后来兰，被兰州空军击逃。11月8日，苏联援华空军一个中队共9架轰炸机飞临乌鞘岭上空时，遭遇狂风，遇难于红古海石湾，飞机受损5架，伤6人，报废4架，死亡4人。
从1939年到1941年，日本侵略者在占领武汉、广州后，一方面大举进攻抗日敌后根据地，一方面对以重庆为主，包括兰州在内的后方城市进行大规模轰炸，以图切断中国的抗日物资补给线，控制交通要冲。
1939年2月5日，驻兰空军第一队在日机轰炸兰州后返航时，尾随其后，趁日机在山西运城机场降落之际，投弹60余枚，炸毁日机40余架，给日本空军以重创。但也引起日军飞机对兰州的多机群、密集性轰炸。自2月9日至23日，日军先后出动飞机155架次，投弹近500枚，轰炸兰州市区。尤其是2月23日，兰州中山市场、东大街、黄家园、学院街、贡元巷、南关、东城壕、黄河沿一片火海，1000余间房屋炸毁；唐代始建的普照寺被完全炸毁，寺内藏经6358卷为灰烬，悟明方丈与其众僧均被炸死；嘉福寺、东华观以及在柏道路、道升巷的古建筑均被炸毁。中、苏空军与日机展开激战，皋山、白塔山的高射炮也向日军猛烈开火射击，先后击落日机24架，击毙日本空军大尉等7人。苏联空军大队长库里申科英勇牺牲。甘肃省佛教会为此通电全国及驻华各使馆转各国佛教会，痛陈“日军蔑德毁佛”，“不惟世所遣责，抑亦天人所共愤！”
2月空战中，由于防空警报设施比较完备，地面部队和空军的迎战准备比较充分，市民疏散较快，人员伤亡相对较少。但大批民房被炸，使两千多人无栖身之地。
8月至9月，日军飞机95架次，三次飞临兰州空袭，两次被中苏空军阻击而中途返航。
11月至12月，日军飞机470架次，在11月16日、17日、27日、29日，12月26日至28日分批对兰州进行狂轰滥炸，并以夜袭为主。
投弹3000多枚，2万多间房屋被炸毁或烧毁，死伤500余人。中苏空军共击落击伤敌机7架，苏联援华飞机被击落1架，飞行员古力芝牺牲。市内570余户、1800人无家可归，冻、饿、染病而死亡者四五百人。
日本机群轰炸兰1941年5、6月间，日军先后出动飞机320架次轰炸兰州，被中苏空军击落12架。8、9月间，日军飞机417架次轰炸兰州等地，邓宝珊夫人崔锦琴及子女因防空洞倒塌而遇难。8月31日，日军10架轰炸机以学校、医院为目标，投弹60余枚，炸毁房屋400余间，死伤180余人。9月6日，日机5架最后一次轰炸兰州。此后，因日本发动太平洋战争，调用大量飞机，停止了对兰州的轰炸，直至日本战败投降。
兰州大空战中，日军共出动飞机1477架次，投弹3669枚，炸死炸伤1343人，炸毁烧毁房屋3700多间，公私财产损失64.8亿元，防空支出高达24.4亿元（均为法币），给兰州人民带来了极大的灾难。日本飞机被击落100架。苏联援华空军战士牺牲者中的雅士、马特、古力芝、波拉基诺夫、司切帕诺夫、郭尔皆耶夫、伊萨耶夫，被中国空军第四路军司令部埋在皋兰中嘴山麓空军烈士墓中，后于1942年移葬于东岗镇古城坪苏军烈士墓。
中共领导下的抗日救亡运动1937年7月至1938年底，在八路军驻甘办事处和中共甘肃工委的领导和推动下，兰州掀起了抗日民族救亡运动的高潮。这是继1925年至1927年之后，甘肃第二次以城市人民群众为主体的革命斗争高潮，对于激发全市和全省人民的抗战热情，动员全体人民全力支持抗战，巩固兰州和甘肃这个重要的抗日后方基地，起了很大作用。
加强党对抗日救亡运动的领导1937年10月下旬，中共甘肃工委成立兰州学委，在工委委员刘日修的直接领导下，以蔺克义为书记，樊大畏、罗扬实为委员，领导兰州各大、中学校党的工作，发动和组织学生参加抗日救亡运动，推动建立青年抗战团。1937年11月甘肃青年抗战团成立后，为争取对抗战团的领导权，中共兰州学委要求蔺克义、樊大畏、罗扬实等共产党员加入抗战团，他们加入后，很快进入领导核心，并在皋兰、榆中等地和一些学校建立了青年抗战团分团，使青年抗战团成为实际上由中共领导下的发动群众、宣传群众的有力组织。1937年12月，由西北青年救亡读书会中的中共党员筹资创办《西北青年》旬刊，作为中共甘肃工委领导的党的公开刊物，由工委委员刘日修主编，樊大畏为发行人，姚国价、罗扬实等为编辑，谢觉哉、彭加伦、罗云鹏、刘日修等“八办”和工委领导为主要撰稿人，成为抗战中党宣传抗日主张、推动全民抗日救亡运动的主导性刊物。1938年3月，国民党甘肃省党部孙静功等人发起每周一次（后改为两周一次）的时事座谈会，谢觉哉、伍修权应邀参加，每会必到，每到必讲，使时事座谈会变成了中共宣传抗日主张和政策的大讲堂，由于参加的人员有省党部委员、省府厅处长、驻兰部队政治处长、报社负责人、大中学校校长、社会团体和学术团体有关人员等100多人，使中共在座谈会上的宣传产生了很大的政治和社会影响，4个月后便无限期休会。中共甘肃工委还通过各种措施，加强党对回族青年、工人群众抗日救亡运动的领导。
成立救亡团体“八办”和中共甘肃工委成立后，经过广泛的宣传动员和秘密的组织发动，抗日救亡团体如雨后春笋般纷纷成立。
继贺耀组领导的甘肃民众抗敌后援会之后，省城广大妇女响应何香凝的号召，于1937年8月成立甘肃妇女慰劳会（全称为中国妇女慰劳自卫抗战将士会甘肃分会），贺耀组夫人倪斐君为会长，邓宝珊夫人崔锦琴为副会长，共产党员邢华为秘书长、陈睿、马竹轩为骨干分子。会员有甘肃军政界官员的夫人、兰州中小学教师、中等以上学校女生100多人。1937年10月，在京、津、沪、宁等地甘肃籍学生不能返校读书而群集兰州，成立了省外留学生抗战团，成员约70余人，共产党员聂青田、邢华为主要领导成员。1937年10月，共产党员蔺克义、樊大畏发起组成西北青年救亡读书会，会员70多人，共产党员和进步青年占绝大多数。多数成员后来去延安或抗日前线参加了革命。此外还有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兰州队部（队员43人）、兰州中等以上学校学生抗战团（后大部分加入青年抗战团）、中共回民特支领导下的伊斯兰学会和回民教育促进会、中国回民抗日救国会甘肃分会等。各救亡团体创办刊物、办墙报、组织歌咏队、进行街头演出、集会宣传、义卖募捐、举行读书会和演讲会等形式，开展抗日救亡活动。
创办救亡刊物除中共甘肃工委机关的公开刊物《西北青年》
外，甘肃妇女慰劳会创办《妇女旬刊》，宣传抗日和妇女解放；省外留学生抗战团创办《热血》周刊；甘肃青年抗战团创办的《抗战通讯》；伊斯兰学会编辑出版，共产党员杨静仁、鲜维俊主编的《回声》；甘肃学院学生自治会常务干事、中共党员刘日修创办的《甘院学生》；南京迁兰复刊、樊大畏主编的《苦干》；甘肃民众抗敌后援会主办的《抗敌》；进步青年作家吴渤主编的《战号》；西安迁兰的《现代评论》；国民党第八战区的《政论》；丛德滋、于千和、王洽民创办的《民众通讯》；著名学者顾颉刚创办的《老百姓》（谷苞主编）；西北师范学院地下党支部创办的《新地》、《读书月刊》；此外还有《回教青年》、《伊风》等，都是当时很有影响的抗日救亡刊物，在开阔视野、解放思想、鼓舞抗日、动员民众方面，对兰州各界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开展救亡演出1937年8月，榆中县县长王云海的子女王德影、王德谦、王德芬、王德威、王德乾兄妹5人和进步青年作家吴渤组成家庭小剧团，在榆中县街头和兰州上演《放下你的鞭子》，轰动全城。谢觉哉赞誉他们的演出“大大刺动了观众的情绪”。为了控制和排挤王氏兄妹剧团，省教育厅在甘肃民众教育馆（今《兰州晚报》社址）成立官办的西北抗战剧团，发展成一个“国民党出钱、进步分子演戏、主动权控制在进步分子手里”的演出团体，演出了《打回老家去》、《保卫芦沟桥》等剧目。1937年11月，甘肃青年抗战团、省外留学生抗战团、甘肃妇女慰劳会联合成立联合剧团，以共产党员聂青田、邢华为正副团长，团队还建有中共党小组。剧作家塞克、作曲家王洛宾为剧团谱写了团歌。剧团演出了《不要放走了汉奸》、《到前线去》、《松花江上》、《六年后的“九一八”》、《芦沟桥血花》等剧目。此外，各救亡团体的街头演唱会、诗朗诵、小话剧等演出也都为鼓舞抗战、启发民众、营造全民抗战气氛，发挥了很大作用。王洛宾谱写的《达坂城的姑娘》也于这一时期在兰州完成创作，唱响全国。
发行进步书刊抗战期间，同仁消费合作社（创办于1933年），兰州书报社（开办于1937年12月，后改为兰州派报社）、生活书店兰州分店（开办于1938年2月）是中共领导和影响下，传播抗日文化、发行抗战报刊和进步图书的主要机构。兰州书报社销售由“八办”从西安运来的《解放》周刊，《群众》、《新中华报》以及延安解放社出版的《列宁主义概论》、列宁《论共产国际》，还销售生活书店的《全民》、《抗战》、《世界知识》、《妇女生活》等刊物，发行《新华日报》。生活书店兰州分店销售救亡丛书、战时大众知识丛书、青年自学丛书和马列主义书刊，收订《新华日报》，成为进步青年聚会的中心。同仁消费合作社的成员遍布兰州各大中学校，使很多青年学生加入该社。该社职员岳维俊、刘存诚、万良才等先后加入中国共产党。延安《新华日报》评论说：兰州“全市充满了抗日的空气”，这与抗日书刊的发行所起的作用有着十分重要的因果关系。
组织领导工人罢工1938年4月，中共甘肃工委决定并正式成立了中共兰州市委员会。中共兰州市委在认真执行甘肃工委决定的各项任务中，基层组织有了很大发展，不仅有兰州师范、兰州工校、兰中学、兰州农校4个学校党支部，到1939年还发展成立了兰州邮电支部、西北公路局汽修厂支部、兰州印刷厂支部、兰州水伕工人支部、兰州医院支部、兰州空军机场支部和甘肃学院支部等。在工人中发展党员20多名。随着党在工人阶级队伍中革命影响的扩大，于1938年至1939年先后组织领导了水伕工人、《西北日报》社印刷厂工人、西北公路局汽修厂工人的罢工斗争，赢得了争取工人生存权利和维护正当权益的胜利，促进了兰州地区群众性抗日民主斗争向深入发展。
抗战期间，省外抗日文化团体、著名学者、文化界著名人士先后来到兰州，从事抗日宣传，极大地丰富和活跃了兰州的抗日文化生活，产生了为兰州地区抗日救亡运动推波助澜、加油助威的积极作用，给兰州各族人民的心目中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1938年2月末来自江苏的新安旅行团，以话剧、歌咏、电影、讲演、展览、教唱抗日歌曲等形式从事抗日宣传，尤其是电影、魔术、幻灯等“以新姿态的宣传形式，搅动了整个兰州”。1938年8月到达兰州的平津学生演剧队在城区、乡村的精湛演出被反动派认为“是给八路军做宣传”，但却受到各界群众的热烈欢迎。著名学者顾颉刚，作家吴渤、萧军，戏剧家塞克，舞台美术家朱星南，作曲家王洛宾，著名文学家和作家茅盾，剧作家老舍，艺术家赵丹、田烈、史枚等一大批学术、文化名流相继来兰，创作、办刊、演讲、撰文、表演、调研等，为推动兰抗日救亡运动的发展和抗战文化的繁荣，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受他们影响而成长起来的不少人后来成为新中国社会科学研究和文学艺术工作的骨干。
1940年6月，中共甘肃工委在国民党的反共浪潮中被破坏，1941年秋，中共兰州市委被迫停止活动，兰州的抗日救亡运动在国民党顽固派的压制下落入低潮。高栋臣领导的兰州、皋兰、永登一带抗日武装斗争于1942年春被残酷镇压；波及兰州近郊和皋兰、榆中等地的甘南农民起义也被国民党以重兵围攻和政治瓦解方式血腥剿灭于1943年10月。1943年11月“八办”撤销，国共两党在兰州及甘肃的合作已名存实亡。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9月13日，兰州市3万多人在中山林召开庆祝抗日战争胜利大会并游行。
成吉思汗灵榇暂厝兴隆山成吉思汗病逝于1227年，葬于今肯特山一带深穴之中。其后裔将他的遗物收集起来，在内蒙古伊克昭盟巴音昌霍克河的西面建造八白宫，供奉其遗物，后人称此地为伊金霍洛。成吉思汗病逝前的1226年，曾在榆中县兴隆山养伤。成吉思汗是蒙古族的杰出领袖，也是中华民族历史上的一位英雄，他的灵榇自然被蒙古族人民视为圣物，由忽必烈册封的500户沙日达尔哈特世代守护和供奉。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日本侵略者占领察哈尔、绥远，继而要求伊克昭盟盟长沙克都尔扎布（沙王）与日方合作，成立“蒙古联合自治政府”遭到拒绝，又与德穆楚克栋鲁普（德王）勾结，准备盗取成吉思汗陵东移，借以号召蒙古族投降于日本，造成中华民族分裂的事实。1938年3月，日本派飞机在伊克昭盟上空侦察，为盗陵做准备。新任第二十一军团的军团长邓宝珊得知消息后，一面采取军政措施加强防卫，一面电请国民政府将成吉思汗灵榇内移。国民政府行政院开会研究后决定，一方面加强军事守卫，一方面集中大批骆驼以备迁灵。
1939年1月13日，沙王得知日军要武力攻取伊金霍洛，夺取先祖灵榇，便向国民政府蒙藏委员会委员长吴忠信作口头汇报，力主迁灵，并按吴的要求草拟了书面报告。这时候，德王配合日军潜入各旗活动的消息也传到国民政府。国民政府行政院、最高国防委员会立即开会研究，议定南迁灵榇，具体办法“由蒙藏委员会会同沙王拟定”。当时提出的迁移地点是华山、六盘山、青海柴达木。吴忠信征求了历史学家的意见，并同沙王商议，确定暂厝于榆中县兴隆山，并确定了移灵具体方案，4月得到批准。自5月20日起，进行了周密、细致的协调和迁陵准备。
1939年6月10日，在伊克昭盟伊金霍洛举行庄严、隆重的起灵祭奠仪式，次日分别移运伊金霍洛的忽兰哈敦灵榇、苏律定霍洛的苏律定置于成吉思汗灵棂两侧，12日移灵队伍启程，6月15日到达榆林，在机场举行公祭。16日清晨移灵队伍改乘汽车。6月18日，延安成立迎灵办事处，并在十里铺搭设灵堂。6月21日早8时，中共中央代表谢觉哉等党、政、军领导、各界群众一万多人在十里铺迎候。11时，灵车到达十里铺，举行盛大公祭。中央及边区党政机关及毛泽东等个人代表敬献花圈，边区政府秘书长曹力如宣读祭文。6月25日，灵车到达西安，当日晚举行礼祭。次日晨举行公祭。
1939年7月1日，四辆灵车到达榆中县，从甘草店、清水驿到三角城一线，当地群众、学生、商人夹道欢迎。进入县城后，机关、团体、学校、商户人员列队相迎。国民党第八战区司令长官兼甘肃省政府主席朱绍良带领省政府各厅、委负责人自兰州赶赴榆中迎祭，并与榆中县县长陈谕民扶灵到兴隆山大佛殿安放，同时举行隆重的安灵祭奠仪式。7月3日，军事委员会迁灵成员、护灵主任专员楚明善、专员唐井然同榆中县县长陈谕民办理了成吉思汗灵榇及祭品祭器的移交手续。
成吉思汗灵榇暂厝兴隆山期间，蒋介石、于右任、蒋经国、张治中、张大千以及地方士绅、国外来宾都曾到兴隆山拜谒成灵。安灵时移交的一切文物得到妥善保护。殿内增加黄布扎为蒙古包形状的幕布；增加全体护灵人的每月生活费；兴隆山上设有伊克昭盟驻甘肃省成吉思汗灵寝办事处，负责护灵人的轮流更换；大佛殿正殿除祭奠和早晚燃灯、上香时开放外，其他时间一律关闭加锁；每年的祭奠活动按蒙古族风俗进行，包括时间、祭品、程序均符合鄂尔多斯蒙古人的要求；一个宪兵排驻兴隆山专司警卫，另派联络员、书记、医生驻山守护。
1939年成灵南迁时，国民政府通告要待抗战胜利后奉迁原地。
1945年抗战胜利后，蒋介石怕灵榇落入共产党手中，不准北迁，不久挑起了内战。1949年夏天，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野战军向西挺进，盘距兰州的马步芳为维持其在西北的统治，于1949年7月31日将灵榇拉出，次日经兰州到西宁，放在了塔尔寺。解放后的1954年4月，成吉思汗灵榇才由中央人民政府批准迁回伊克昭盟原地，并于1956年5月建成了成吉思汗陵园。
成吉思汗灵榇暂厝榆中兴隆山整整十年。十年间，日本侵略者的阴谋被彻底粉碎，中国各族人民不但赢得了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更迎来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新中国，真正实现了“北庶仰灵威，佑启后人，恢复河山兴华夏”的历史期望！
兰州战役：打开解放大西北的门户抗日战争胜利后，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加强反动独裁统治，抓紧准备并悍然发动全面内战。兰州和全国一样，进入了解放战争时期，直至国民党政权被彻底推翻，结束了中华民国38年的统治。
国民党的内战准备一是调整甘肃省党政军机构，使其过渡为适应内战需要的军事化统治体系。1946年2月，将原第八战区司令长官部改组为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西北行营，任命张治中为行营主任。几个月后，又改称为国民政府主席西北行辕，特派陶峙岳为行辕副主任，驻兰州处理日常事务。在此前后，郭寄峤、马鸿逵、马步芳也被任为行辕副主任。西北行营、行辕成为国民党中央在甘、宁、青、新四省的代表机构，通过它把四省完全置于蒋介石统一调度西北军事的军事统治之下。1946年10月，国民政府任命蒋介石的亲信、国防部参谋本部次长郭寄峤以西北行辕副主任身份兼任甘肃省政府主席，后又兼任甘肃省保安司令、甘肃省军管区司令。甘肃被纳入战时体制。
二是以“民主”、“宪政”，“和平建国”和“结束党治，还政于民”为旗号，于1945年八九月间组织“民选”保民大会、乡镇民大会代表和参议会议员，至10月，省参议会、兰州市参议会、各县参议会相继成立，并于11月12日召开甘肃省参议会一届一次会议。当时的省政府主席谷正伦还宣称“在全国以本省省县市正式参议会成立最早”。但由于国民党与三青团（全称三民主义青年团）为争夺参议会正副议长之职发生矛盾，会议延至11月22日正式开幕。会议的第一件事就是以“民意”的外衣通过“赞成”的议案，发出分别致国民政府和蒋介石的电文，要求“制裁”中共，“制止中共暴行”，并“电延安毛泽东先生，劝告和平”。在省参议会的带动下，兰州市参议会，在兰的省教育会、农会、商会、回教救国协会甘肃分会在国民党的操纵下纷纷通电，要求“有效制止中共”。可见国民党导演参议会，正是为了欺骗人民，准备发动反共的内战。
三是制造反共舆论。早在抗日战争胜利不久，国民党甘肃当局就通过他们控制的报刊、电台，诬蔑和攻击中共“假抗日之名，而在沦陷区混水摸鱼，扩充兵马，抢老百姓的枪，缴抗日军队的械”。省政府主席朱绍良更是叫嚣“要铲除战后内乱”。1946年元旦，朱绍良在《甘肃民国日报》上露骨地攻击共产党“以割据与战争的方式来破坏国家的统一与建设”。3月1日，国民党甘肃省党部操纵兰大中学校学生进行反苏集会和游行，要求苏联撤出在东北的军队，以配合蒋介石与美国签订卖国的《中美友好通商航海条约》。5月21日，甘肃省参议会致电国民党中央，要求“严厉制止共军行动”。随后，兰州市参议会、商会、农会、总工会在商会大礼堂集会并发表反共宣言说：“共产党举兵倡乱，全民共愤”，“请蒋主席迅予有效制裁。”此后，反共恶浪蔓延全省各县。《甘肃民国日报》还刊载《民盟——中共的应声虫》，恶毒攻击“中共倡乱，民盟附和”。
四是调兵遣将，重兵包围陇东革命根据地。1946年1月至6月，国民党调集18个师，另有3个旅和12个保安团的兵力，包围陇东和陕甘宁区边，其中胡宗南以10个旅约12万人集结于边区南线，准备进攻陇东、关中两个分区。10月，再调西北行辕两个营和甘肃两个保安团参加包围。国民党军完成了从南、北、西三面对陕甘宁边区的包围。12月，胡宗南又从兰州、平凉调出第12旅、第28旅集结于泾川、彬县。包围边区的总兵力达16万余人，而在边区的解放军兵力仅有2万余人。马步芳的青海兵团由马继援率领，于1947年4月也到达平凉，成为进犯陇东边区的主力，配合他的还有青海省保安一团和保安二团。
五是强化对国统区的军、警、特恐怖统治。早在抗战时期，国民党、三青团和国民党特务的势力就已经深入兰州城乡。抗战胜利后，为防范和镇压共产党领导的人民革命斗争，军警特三位一体的恐怖化军事统治把兰州变成了一座人间炼狱。从1946年到1949年6月，包括西北行辕、马步芳集团、甘肃保安团在兰州的总兵力就有5万多人。大量增加警员，配发新式武器，使省会警察局、皋兰永登榆中三县警察局警员达到1271人，是全省警员的1/5强，警察机构与保甲组织数千人成为防范和控制人民的重要工具，通过警保组织编查户口，为国民党大量征粮、征兵、征发民工提供依据，直接造成人民的深重灾难。国民党“军统”“中统”和其他特务组织密布于兰州的机关、军队、团体、工厂、学校、交通邮电部门甚至街巷，将一大批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关入广武门秘密监狱和大砂沟监狱，仅在1949年1月至8月间就被“军统”“中统”特务机关杀害91人。
国民党政权的深刻危机国民党的反共独裁、坚持内战的反动政策把兰州和甘肃套上了蒋介石的战车，给它的政权带来了日益严重的经济、财政和社会危机，导致了国民党政权的最后崩溃。
经济危机首先是工业经济的急剧衰退。抗战胜利后，重要工业企业的管理人员、技术人员大量抽调去接收东部的日、伪产业，大量的资金随之而去，造成兰州工业企业停产、关闭。直接受此害的包括甘肃煤矿局窑街煤矿、兰州电厂、兰州制药厂、兰州机器厂、西北制药厂及其三个分厂、西北洗毛厂等官僚资本企业。1946年9月10日的延安《解放日报》转载武汉新闻媒体的报道说：兰州的民营企业“自去年（1945年）8月10日至今年6月底不到11个月，兰州市申请停厂者共达40余单位……因停厂被解雇的失业工人共有1000人左右”。兰州传统的手工业也很不景气，例如水烟业，由抗战前的100余家减少到1945年下半年的20余家。1944年，兰州有工业企业246家，1947年底170家，1949年6月仅剩100余家，而其中制造企业仅剩十几家。蒋介石集团对美国的卖国政策，使美国为主的外国商品大量涌入，充斥兰州市场，造成中国工业品无人购买而大量减产，也是州工业衰退的一个重要原因。其次是商业经济的严重萎缩。工业品的匮乏诱导大商人的“囤积”，而省府委员、厅长、专员等官僚、士绅等利用公款或银行低息贷款，倒买倒卖棉纱、布匹、汽车、轮胎、汽油等重要物资，大发“接收”横财，中小商店则成批倒闭。当时人许风在他的《新春试笔写兰州》一文中说，1948年春兰州就有35家商铺倒闭。当时兰州销货最多的西城壕纸烟市，三分之一的商户因亏损关门或负债逃离。1949年5月，兰州市48家商户申请歇业，72家商户未经申报自行歇业。各大街是多为失业的工人、店员、公教人员摆摊出售家中旧货，以维持几日的生存，而购买者廖廖无几。《西北日报》说，1948年永登县城的商店“都索性关门”，“一切交易都停止了，到处都关门闭户”。最后是农业经济的大跌深谷。为准备内战而强征高额的田赋、地租以及大量的征兵扩军，为支撑省、县财政而随意增加的苛捐杂税，加上地主、豪绅的高利贷盘剥等等，造成兰乃至甘肃全省农民自近代以来最巨大的经济负担，再加上连年的自然灾害，把农民推向了生死线。《甘肃民国日报》报道说，以皋兰、永登为代表的1945年至1946年大旱重灾区，农民“衣食无着，面临饥馑死亡之恐怖绝境”，“尤以产粮著称的（皋兰）占有县境五分之二以上之北地山区，被灾尤重……仅有草籽、树皮、麸糠、畜食以延残喘。”“迩来兰州市附近成群结队之乞丐行列，不下8000余人，要皆皋兰灾区漏网之流民。”皋兰全县当时13.35万人，有10.4万人成为赤贫。
财政危机1946年，甘肃省的全年财政预算收支均为32.45亿元，其中支出的76.3%用于军事，10.8%用于行政及保安，用于发展经济、城乡建设、教育文化的三个主项加起来只有3.3%。到1947年，《省政府施政报告》承认，“省财政90%以上靠中央”，当年省财政赋税收入140亿元，支出750亿元。到1948年上半年，“预算所列事业费，几乎全部删除”（见郭寄峤《1948年上半年施政报告》）。1949年预算，收入1160亿金元（券），支出48140亿金元（券），97.6%要靠中央财政补助。这个预算没有执行完，国民党在甘肃的统治就彻底崩溃了。日益严重的财政危机使兰州市政府也无法维持。1947年元月，兰州市政府被迫改局设科，大量裁员。将原来各局分别降为科，每科仅设科长1人。市政府公务人员三分之一被裁“下岗”，一些外籍官员纷纷联系去京沪一带。原计划的市政建设各项目全部停顿，负担巨大的警察局交省政府直接领导。很明显，甘肃的经济和财力根本无法承担庞大的内战需要，就连甘肃的国民党政权都难以支撑。国民党中央将一箱箱崭新的法币运到兰州，只是造成了物价飞涨和通货膨胀。
价格危机国民党政权造成的价格危机主要是通货膨胀。抗战胜利后，兰州物价曾经暴跌，到1945年9月跌到最低点，粮食、白布的价格仅有7月份的四分之一左右。每石小麦7月为2万元，9月为0.52万元，棉布等其他生活日用品价格也都大幅下跌。10月份以后，十分短暂的价格暴跌结束，物价开始回升，到1946年底，粮食、布匹的价格已超过了1945年7月的一倍。到1947年1月，兰州市的粮食交易转入黑市，一般市民已经买不到粮食了。从此开始，物价如同野马脱缰般地一路飚升。到1947年10月，粮食价格比年初上涨16倍，布匹价格上涨近13倍。1948年8月，粮食价格比年初上涨65倍，布匹价格上涨近52倍。于是从本月起法币改为金元券，以每元金元券兑换法币300万元，并制定兰州市物价手册，按物价手册规定的价格进行交易。10月份规定禁止商店自行停业。但到年底，小麦每市石由金元券13元上涨到360元，雁塔牌白布由31元上涨到1320元。金元券也迅速贬值，兰州市的商店开始用银元、铜元计价，至1949年3月，小麦每市石36200元金元券，可折银元3.3元，白布每匹126000元，可折银元10.3元，甘肃造币厂于是大量铸造银元。7月19日，兰州开始发行银元券。这时的粮食价格比1948年8月上涨3000倍，布匹上涨4000~5000倍，发行的货币抵销不了印制货币的成本，市政府的一位公务员用一大麻袋的钞票还买不上一小盒火柴。国民党政权彻底丧失了对市场的领导权和对经济的领导能力。
社会危机愈演愈烈的经济危机必然导致尖锐复杂的社会矛盾。尽管国民党政权编造无数谎言，企图把独裁内战政策带来的恶果转嫁给共产党，但终究代替不了事实。工厂破产，商店倒闭，机关裁员，1947年底，兰州市1000多人失业，1948年底2000多人失业，于是，一万多城市人口失去生活来源，挣扎在死亡线上。物价上涨，工资拖欠，商品匮乏，使数百名大中小学教师难以维持生计，挣扎在饥饿线上。皋兰县政府公务员曹志正等因难以养活家庭被迫自杀，国民党政权连为它服务的公务员都养不起了，而工人因饥恶、困窘和养活不了家庭跳黄河自杀的，更是时有发生（事见宋仲福主编《西北通史》第五卷）。国民党军、警、特组织随意毒打、逮捕、残杀共产党员、进步人士以及一般市民中的不满者、反抗者。反内战、反饥饿、反迫害的斗争风起云涌，国民党政权已丧失了对社会的控制权和政治统治能力。1948年7月，国民党中央将原西北行辕改为西北军政长官公署，以张治中为长官，郭寄峤为副长官。1949年7月，国民党的中央军在西北战场被全部歼灭，国民党只得任命马步芳为西北军政长官。西北诸马成为西北战场主要的反共军事力量。
经济、政治的严重危机，使国民党政权的彻底崩溃成为不可改变的历史必然。
中共领导的人民革命斗争抗战胜利后的1945年9月，中共中央西北局恢复建立了中共甘肃工作委员会。根据中共甘肃工委的指示，1946年10月，罗扬实为特派员来兰州主持党组织的恢复重建工作，并确定党在兰州的工作“以城市工作为主，恢复和整顿党的组织，搞好统一战线和加强工人、学生工作”。
1947年元旦，中共兰州地区支部成立，罗扬实任书记。5月，中共金崖支部（在榆中县）成立，金巨盈任书记。金崖支部利用“竞选”机会，取得了金崖镇镇长的职位，使金崖镇的政权掌握在了共产党人的手中。9月，中共石洞寺支部（在皋兰县）成立，杨春霖任书记。这三个支部成立后，积极开展工作，发展党员，为中共皋榆工委（兰州市委）的成立创造了条件。1948年4月，中共皋榆工委成立，罗扬实任书记。皋榆工委的工作重点是“加强兰州市的工作，深入学生、工人和士兵中积极开展学运、兵运和统战工作”，要求“思想进城、政策进城、工作进城”。1949年5月，为加强城市工作，减少党组织之间的横向联系，中共皋榆工委成立中共兰州东区工委和西区工委，实行分片负责，各有侧重地开展工作。此前的4月，还成立了皋榆工委所属的中共兰州市学生委员会，负责兰州地区大、中、小学的师生党组织工作。
1947年10月，中共甘肃工委将中共陇渭工作委员会改为中共陇右工作委员会，陇右工委在兰州的大中专学校、兰州被服厂等建立12个党支部，共200名党员。1949年5月，这些支部和党员移交给了中共皋榆工委。1948年9月，中共陕西省委城市工作委员会派家在州的崔扬从西安来兰，于1949年初成立了直属于中共陕西省委城工委的兰州支部。崔扬打入国民党第八补给区，搜集大量军事情报，为大军西进解放大西北作出了贡献。1949年5月，中共皋榆工委以原金崖支部为基础，建立了中共金崖工委，负责皋兰、榆中党的农村工作。
随着兰州地区中共党组织的恢复、重建和发展，党在兰州和甘肃的农村工作、学生工作、工运工作、兵运工作、统战工作，党在解放战争中的路线、方针、政策的宣传工作，为准备接管城市而进行的社会调查工作都深入开展起来，领导和推动了兰州和全省反对国民党反动派、推翻国民党政权的革命斗争，并一次又一次掀起革命斗争的高潮，成为解放兰州和接收兰州的重要战斗力量。
四厂工人的怠工、罢工1947年元月，兰州报社印刷厂排字工人在中共地下党员梁朝荣等人领导下，要求补发所欠工资，举行怠工斗争。报纸是当局的喉舌，每日发刊不能耽误，厂方被迫答应了工人们的要求，斗争取得了胜利。此事刚平，3月，兰州电厂工人要求增加工资，开展怠工请愿斗争。厂方认为工人是“无理无据”，拒绝工人的要求。工人们受兰州大学学生坚持斗争的鼓舞，接着进行了第二次怠工请愿。1948年，又进行了第三次。怠工请愿期间，供电不能正常，厂方被迫答应了工人们关于工资、福利方面的部分要求。
1947年初夏，国民政府联勤部兰州被服厂爆发罢工斗争。梳纺车间徒工因饭厅的菜已卖完而发牢骚，遭到伙食管理人员殴打并被软禁，厂长扬言要“军法处治”。工人闻讯后前去质问，提出“不放人就不开车”，迫使厂方释放了徒工，第一次罢工取得胜利。不久，工人们因福利待遇与职员相差太大提出质询并罢工。厂方联络武装人员准备镇压，追查罢工组织者，开除骨干分子，以枪毙威胁工人，罢工未取得成果。1947年7月，厂方克扣工人面粉，并取消两周一次的休息日，全厂工人为要求“吃饱饭”而举行总罢工。罢工严重影响了被服厂的军需生产，厂方被迫答应恢复工人的休息日，不再克扣工人的面粉。但事后西北行辕却以工人“违反国家总动员法令”逮捕了20名工人，分别予以关押和判刑。
1947年春，西北毛纺厂工人举行罢工，要求增加工资，反对用自产的粗呢子顶替工资，反对随意解雇工人。厂方被迫增加了工资。
后来厂方又以工人偷了电话线，联络警察局逮捕被疑工人。于是全厂工人罢工并包围了警察局。警察局自知理亏，怕扩大事态，厂方也怕罢工带来更大损失，只得释放被捕工人。
上述四厂的怠工罢工斗争，是当时兰州人民反内战、反饥饿、反迫害斗争的重要组成部分，也鼓舞了大中学生的爱国民主运动。
六二大学潮1947年5月，南京爆发了“要和平，要自由，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学生运动，国民党进行血腥镇压，造成“五二○”惨案。5月30日、6月2日，上海学联和华北学联先后发表《告全国同胞书》，呼吁全国人民行动起来，反对内战，声援被捕学生。为响应上海、华北学联的呼吁，共产党员陈仙洲与进步师生号召和组织了兰州大学校园内的爱国民主运动，在校内贴出“内战不止，民何以为”，“我们要饭吃，要自由”等标语，并计划6月2日晨走出校门，举行示威游行。国民党甘肃当局得知消息后，调派大批军警包围了兰州大学（今兰大二医院址），一个团的宪兵、几十辆军车上架着机枪，封锁了校门。校内学生中的三民主义青年团成员、国民党特务、曾经参与制造昆明“一二·一惨案”的青年军分子趁机在内部捣乱。学生们在校内集合示威后，两次出校门被阻，于是转入校内罢课斗争。
为了平息学潮，当局紧急召回在南京开会的兰大校长辛树帜来劝告学生复课。辛邀请学生代表谈判复课，陈仙洲等学生代表提出“反对美国助长中国内战”、“保障民权”、“撤出驻华美军”、“撤退校内特务”等复课条件，辛树帜承认各项条件“均在情理之中”，但不是校方所能答复的，同时拒绝承认校内有特务。愤怒的罢课学生当日即将特务名单张贴出来，使校长难再掩盖，遂将已知特务学生全部驱逐出校，并答应放开言论封锁，“六二学潮”取得初步胜利。
“六二学潮”拉开了兰州爱国民主运动高涨的序幕。在中共领导和组织下，兰州爱国师生反内战、反饥饿、反迫害和争民主、争和平、争自由的斗争迅速掀起了新的高潮。7月初，数千名各大、中学校师生举行了示威游行；兰州各国立院、校、馆的教职员联合会向国民党西北行辕和甘肃省政府请愿，要求改善生活标准，配给实物，以解通货膨胀造成的生活极度困境。10月20日，联合会再次致电国民政府教育部，要求按煤炭市价拨款，以御冬寒。同时，兰州大学学生举行罢课请愿，提出“向大炮机枪要经费、要饭吃”，要求政府停止内战，改善人民生活，改变教育困窘。
“二二五惨案”与抗暴斗争1948年2月25日，数名国民党宪兵在农民俱乐部（在今张掖路）门前毒打一位乡下老人，被路过的兰大学学生王双科等四人看见。王等上前劝阻，不料宪兵竟转而用枪托毒打王双科等人，并将王拖入宪兵司令部继续殴打。四名学生受伤，而伤势最重的王双科被扔出大门，幸遇过路人将他连夜送往中央医院抢救治疗。国民党宪兵无理殴打兰大学生，制造惨案，激起兰大师生的极大愤慨，也令市民感到震惊。
2月26日，成立了以共产党员、进步学生为主的“兰州大学二二五惨案请愿团”，带领千余名学生上街游行示威，并在省政府门前辕门广场集会。游行学生一路高呼“争民主，要自由”、“保障人权”、“惩办肇事宪兵”等口号，散发传单揭露事件真相。在辕门广场，围观的市民从学生们的控诉中进一步了解了事件原委，纷纷表示理解和支持学生的行动。集会结束后，游行队伍到西北行辕请愿。学生们的游行、集会、请愿对当局造成了强有力的社会舆论压力。在此情况下，西北行辕军法处不得不于2月27日开庭审理，兰州大学学生不畏恫吓，出庭作证，但当夜却又有数十名身份不明人员手持凶器到兰大学生宿舍威胁作证学生。
2月28日，兰大全校学生联合部分教师组成“兰州大学二二五惨案后援会”，一方面连夜书写、刻印宣传材料向全市及全省各学校、社会各阶层散发，另一方面向全国各大城市大中专院校发出函电，吁请全省和全国声援、支持。于是，各族各界群众到学校、医院慰问受害学生，声讨国民党宪兵、特务的暴行，各院校进步师生纷纷发表谈话，给予声援，有的表示要“联合行动”；一些上层进步人士也表示了对国民党宪兵暴行的谴责和对学生的理解。“二二五惨案”和兰大学生的抗暴斗争一时轰动西北。在社会各界的强大压力下，西北行辕军法处判处打人凶手3年徒刑，以平民愤。
6月22日，延安新华社报道了兰州“二二五惨案”和抗暴斗争的情况。
水家坡夺枪1948年8月，中共陇渭工委（1948年10月改为中共陇右工委）决定派一支游击队，消灭榆中县清源乡公所驻地水家坡的乡自卫队和天兰铁路护路队警察，夺取枪支弹药。中共党员高健君领一支27人的游击队自渭源出发，昼伏夜行，四天后的凌晨3点到达目的地，分两路行动。一路俘虏了护路队警察，一路俘虏了乡公所乡镇人员和乡自卫队人员。枪战中打死打伤敌方3人，缴获长、短枪20余支、子弹500余发，然后游击队经临洮顺利返回渭源。
三二九运动1949年3月，国民党参加内战的大部分主力被人民解放军基本消灭，国民党甘肃当局仍按国民党中央的要求扩军备战。
而此时，甘肃财政已经完全枯竭。于是，甘肃省政府向省参议会提交议案，要求发行500万银元的建设公债。省参议会修订通过于4月起发行300万银元建设公债的决议。消息一公布，立即引起全省各族各阶层人民的愤怒和反抗，因为这对于挣扎在死亡线上的甘肃人民来说，是一项极为沉重的、无法承受的经济负担！
西北师范学院的甘肃籍学生在中共党员和进步学生的号召下，决定为民请命，反对发行建设公债，并决定以“反剥削行动团”的名义开展斗争，派人与兰州大学等各大、中学联络，得到支持。在州大学的中共党员立即行动，积极进行反抗斗争的组织工作。省政府急派教育厅长宋恪、财政厅长李子欣到西北师院进行“说服”，未起作用。3月29日早晨，西北师范学院及附中师范部、兰州大学、兰乡村师范、西北技艺专科学校、西北兽医学院、兰州女子中学、兰助产士学校、兰州志果中学（今兰州二中）等校学生2000多名，举行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游行队伍高举“反剥削游行示威”的旗帜，散发《告各界人民书》，高呼“反对发行建设公债”、“甘肃人民要活命”、“反对剥削政策”、“打倒郭椭椭”的口号（郭椭椭是因省政府主席郭奇峤搜刮民财而得名，椭椭是兰州方言对银元的俗称），先后到了省参议会、省政府，向省政府递交了请愿书。当天开始，州大多数商铺停业罢市，部分水伕、车伕、邮电工人举行罢工，其他工厂的工人进行怠工斗争，半个月后又发生了兰州水烟业的全行业罢工，有效地呼应了学生的行动。
3月29日晚，各校学生代表在兰大开会，研究了下一步的行动，并成立兰州市甘肃同学会，提出无条件撤销发行“建设公债”的议案等项明确要求，如果当局不答应，将于4月1日举行更大规模的示威游行。当晚，省参议会也紧急召开会议，通过了撤销议案的决议。4月30日，甘肃同学会14名代表向省政府和省参议会递交了请愿书和书面各项要求。31日下午，省政府被迫答应了学生们的要求，先后派员答复、登报公布、接受质询，至4月4日，“三二九运动”宣告胜利结束。
“三二九运动”在经济上使甘肃人民免遭一次大的掠夺和剥削，在政治上截断了甘肃省政府借以维持其统治的重要财源，在军事上打乱了国民党政府扩充军备的计划，客观上配合了人民解放军进军甘肃、解放兰州的战略行动，是甘肃现代史上一次具有重大意义的事件。
接管兰州的准备1949年5月开始，根据中共中央的统一部署和中共甘肃工委的指示，党在兰州的工作以协助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和接管兰州为中心。中共皋榆工委组织党员和利用统战关系，调查搜集了国民党在兰州及其周围的兵力、布防、工事、装备、调动、官佐等军事情报，绘制了兰州市内国民党机关、据点、交通草图。这些情报在解放军抵达兰州近郊时，由甘工委书记罗扬实向西北野战军彭德怀司令员作了汇报。皋榆工委还组织社会调查，掌握了兰州地理、人口、金融、工业、文教、邮电、存粮、宗教、帮会、军政等各方面的详细资料，为接管兰州创造了有利条件。西北毛纺厂、兰州面粉厂、兰州图书馆、兰州科学教育馆、各大专院校，邮电局等的工人、职员，教师和文化科学工作者在中共领导下，采取多种斗争策略和方式，开展护矿、护厂、护馆、护校斗争，抵制马步芳的“西迁”图谋，使一批现代设备、资料、器材较完好地保留下来。9月7日，甘肃人民广播电台第一次播音，使用的就是兰州电台地下党员拼了性命才保护下来的唯一一台发射机。共产党员石凤玉为此被敌人杀害。
兰州战役早在1949年1月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就通过了毛泽东主席起草的决议，决定本年的夏、秋、冬三季“占领湘、鄂、赣、苏、皖、浙、闽、陕、甘等省大部或全部”。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后第三天，即4月25日，中央军委决定，以第一野战军向西北进军，负责歼灭马步芳（青马）、马鸿逵（宁马）和胡宗南集团的一部，解放并经营陕、甘、宁、青、新五省（见《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史》第三卷）。同日，华北军区的第十八和第十九兵团划归第一野战军。一野辖四个兵团十二个军共34万多人，总兵力已超过了国民党在西北的兵力。7月中旬的扶眉战役更使西北战场发生了根本性变化，解放军在兵力上占了绝对优势，遂于7月21日开始进军甘肃。8月4日，彭德怀司令员发布进军兰州、西宁的命令，兰州战役即将开始。
战前的敌我态势与部署兰州，在地理上是通往青海、宁夏、新疆的枢纽，在政治上是国民政府西北军政长官公署所在地，是国民党在西北地区的政治、军事中心；在军事上，有当时全国最凶残、最顽固、战斗力在西北属最强的马步芳军事集团盘踞。马步芳吹嘘说：
“保住西北大局唯在于同共军决战一场，而兰州有南山屏障、黄河天险，是决战的好地方。”宣称要“破产保产，拼命保命，挽救危机，确保西北”。8月14日，马步芳在广州参加行政院长阎锡山召开的“西北联防会议”，制定了兰州决战计划：马步芳退守兰州，吸引解放军于兰州城下，然后马鸿逵从宁夏、胡宗南从陇南、马步芳在兰州，三面合击解放军，并由国民党中央负责空中支援。8月19日，马步芳到达兰州，亲自部署兰州防务：以八十二、一二九两个主力军、两个骑兵师（旅）、三个保安团共5万人据守兰州城区，以筑有坚固工事的南山一带为据守重点；以九十一、一二○、八十一共三个军3万多人在州北部景泰、靖远一县布防，保障兰州左翼（北部）；以新组成的骑兵军2万人，控制临洮、洮沙，保障兰州右翼（南部）；急调驻新疆的骑兵第五军东来驰援兰州；成立兰州决战指挥部，由马步芳儿子、第八十二军军长马继援为指挥官，指挥部设在兰州黄河北岸的庙滩子。
中共中央和毛泽东非常重视兰州战役，进行了十分慎重的研究部署。1949年7月，毛泽东在《解决西北敌军的方针》中就明确指出：对青宁二马应区别对待，首先打击马步芳；青马在政治上占统治地位，在军事上也比宁马强大，歼灭了青马，即可基本解决西北问题。彭德怀根据中共中央、毛泽东的指示，制定了兰州战役的作战方针。8月4日，第一野战军分三路西进，左路沿天宝公路西追，经陇西、临洮、临夏，直逼西宁；中路沿西兰公路南侧进逼兰州，向城南、城西攻击；北路沿西兰公路北部进逼兰州，向城东攻击；另在西安、宝鸡一带设兵钳制胡宗南部，在固原一带设兵钳制马鸿逵部。
8月20日，第一野战军第十九兵团（右路）与第二兵团（中路）会师于兰州城郊，从东、西、南三面以五个军的兵力形成对国民党守军的包围。后又根据毛泽东的指示，由王震所率第一兵团迂回到兰州北部，形成四面合围之势。一野司令部设在今榆中连搭乡乔家营。
战役进程8月21日拂晓，第一野战军第二、第十九兵团对青马的兰州外围阵地马家山、窦家山、古城岭、营盘岭、沈家岭同时发起试攻击，至当日天黑前，因为“未攻下一个阵地，守敌尚顽强，工事很牢”，停止进攻，总结经验，深入动员，扎实准备。
8月25日拂晓，人民解放军发起总攻，兰州战役全面打响。在整个战役中，包括城西南的沈家岭、狗娃山战斗；城南的营盘岭、皋山战斗；城东南的马家山、古城岭战斗；城区战斗。
在城西南战场上，青马主力一九○师凭借严密的工事死守沈家岭主阵地和狗娃山阵地。担任进攻的解放军第四军第十师和第十一师共六个团的兵力在阵地争夺战中一次次缴战、拼杀，摧毁三道防线，到下午5点进入全面进攻，先后胜利攻占了沈家岭，狗娃山。部队伤亡巨大，三十团政委李锡贵、三十一团团长王学礼、三十二团副团长马克忠壮烈牺牲。
在城南战场上，青马主力驻守着营盘岭和皋兰山阵地，这里有十分险峻、坚固的防御工事。担任进攻的解放军第六军第十六师和第十七师共四个团的兵力在反复地争夺、搏斗和拼杀中，打退敌人无数次反扑，突破三道防线，于下午5点左右控制了制高点皋兰山，以自身伤亡1235人的代价获得胜利。
在城东南战场上，青马主力一○○师固守马家山和古城岭阵地，解放军第六十五军第一九三师担任主攻，第一九四师担任助攻。
战士冒死爆破，打开突破口，与敌进行搏斗，特等功英雄杨顺文一个班连炸敌军两个地堡，占领高地，他和他的全班战士牺牲。下午5点，第六十三军发起全面进攻，最终攻占了马家山阵地。
在城区战场，25日晚，敌司令官马继援下令各部队乘夜全线撤兰州战役·攻占小山头退。7时开始到26日午11点，三军第七师第十九、二十、二十一团向西向东，又从西关冲到黄河铁桥与敌军激战，最终控制了铁桥，沿中华路（今张掖路）进攻，占领省政府；在南关打败敌军，接连俘获敌兵；又先后占领飞机场、东教场、城内重要据点，与敌展开巷战，肃清残敌。到26日11时，跨过黄河铁桥，占领城北高地白塔山，接着占领十里店及以北地区。
26日11点，兰州战役胜利结束，兰州获得解放。这次战役中，第一野战军消灭马步芳精锐部队两个师和一个保安团全部、三个师的大部，敌军死伤12700余人，被俘14400余人。“苦心经营”多年的青马军阀集团被彻底摧毁。人民解放军官兵牺牲9500余人。
8月26日，第一野战军司令员彭德怀、副司令员张宗逊等进驻州，中共甘肃省委、甘肃行署、甘肃军区也入驻兰州。当天，宣布成立以张宗逊为主任的兰州市军事管制委员会，对兰州市实施军事管制，接管和改造旧政权。同时还成立了兰州市人民政府、兰州警备区。国民党的反动统治从此结束，兰州人民进入了一个崭新的时代。
8月30日，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野战军举行规模盛大的入城式。
兰州市民夹道欢呼，载歌载舞，热烈欢迎解放军，欢庆兰州的解放和新生。
兰州战役对西北战局的深刻影响兰州战役摧毁了国民党在西北的军事统治基础。青马军事集团是西北地区国民党阵营中反共最坚决、战斗力最强的军事主力，它在以兰州为中心的西北军事统治中起着中坚和堡垒作用。所以毛泽东曾经断言，只要歼灭两马（青马和宁马）特别是青马主力，占领甘、宁、青、新就基本上只是走路和接管的问题。兰州战役，是西北解放战争中的战略性和关键性的战役。州战役使青马集团崩溃、宁马集团孤立、河西溃逃敌军不相统一，国民党在西北再也无力组织任何战役与人民解放军决战，人民解放军在西北从此转入战略追击阶段。
兰州战役的胜利，瓦解了国民党在西北的政治统治。战前甘、宁、青、新的国民党统治者依仗两马特别是青马的实力，维持其反动统治。西北地区成为国民党统治势力的一线希望。但当强大的人民解放军以大兵团运动战、远距离追击战和大规模攻坚战彻底粉碎青马统治迷梦后，西北军政长官公署、甘肃省政府西逃河西，兰州周围、东西一线几十个县政府纷纷垮台，马步芳父子、马鸿逵父子先后逃往台湾，马呈祥等人逃往印度，使甘宁青新四省的国民党政治统治势力完全处于分崩离析、风雨飘摇之中，在人民解放军的追击下土崩瓦解。
兰州战役加速了西北解放的进程。西北地区面积辽阔，民族问题复杂，各省军、政统治者政治倾向不一。人民解放军坚定地执行党中央和毛泽东的战略部署，以战斗方式与政治方式相结合，特别是分割青马与宁马，在兰州围歼青马主力，避免了可能出现的青马西窜产生的严重后果，从而为解放青海、和平解决宁夏、进军河西、实现新疆的和平解放创造了先决条件，使西北的解放比预期进程提前了半年时间，从而也加速了全国的解放。
红旗插上兰州城，兰州解放民国时期的兰州文中华民国的近38年间，是兰州文化发展的重要转折时期，也是兰州历史文化的重要发展时期。主要表现在传统文化的继承和整理，现代文化的渗入和兴盛。一方面是自明清以来的兰州地域传统文化，有的得到整理和保存（如重建五泉山、编修地方志、秦剧以及兰鼓子等的继承和发展），有的嬗变或让位于新的现代文化（如书院藏书变为图书馆、城区的皮影戏等让位于电影和幻灯等）。另一方面是五四以来的新文化运动特别是抗日战争时期抗战文化的勃兴，新观念、新形式和新内容的文化渗入和发展，使兰州地域文化继续以黄河文化为内核兼收并蓄，向前发展。
五泉山——荟萃兰州历史文1919年，尊奉理学思想的刘尔炘募得白银数万两，主持重修五泉山建筑群，“补其旧毁，增其本无”，历时五年半，至1924年，形成建筑群十余处、建筑千余间、建筑面积十万多平方米的公共园林。各种建筑因地势山形、错落布置于山阿林涧，其楼、阁、台、榭、亭、桥、坊、廊等与深涧密林、飞瀑清泉一起构成兰州名胜之境。重修后的五泉山建筑群以其布局、形制、功用反映了刘尔炘的精神追求，从而也荟萃了兰州的历史文化之精华。
首先，集儒、释、道于一处，突出儒学、儒家思想的统治地位。浚源寺等建筑群为汉传佛教，嘛呢寺建筑群为藏传佛教，文昌宫等建筑群为道教。而增建的太昊宫建筑群，则专为弘扬儒教之所。增建此宫的目的就是“借山水名胜地，起危楼杰阁点缀亭台，以表彰吾陇上三古以讫有清六千余载帝制时代之圣贤豪杰，以示游人”，使之“以注其精神念虑而不致入宝山空回也”（见刘尔炘《兰州五泉太昊宫记》）。太昊宫由北向南，先为砖门，门开三通。中门题额“高山仰止”，左门题额“继往开来”，右门题额“奋上兴下”，标明对儒家和甘肃儒家先贤尊奉的态度和目的。入门后起筑为四级，自上而下分别祀伏羲、黄帝、女娲（伏羲殿）；孔门甘肃籍弟子壤驷赤、石作蜀及赵充国、张轨等二十四人（壤驷子祠、石作子祠）；孔门甘肃籍弟子秦祖等（秦子祠）；甘肃儒家先贤各有小传，分书于各殿外墙上，供人读知。太昊宫宫门上有一幅对联说：“都来游圣人之门，上观千古；从此发名山间气，后有万年”。刘尔炘增修太昊宫，以祀奉甘肃先贤的形式，追溯甘肃人文历史，弘扬兰州地方文化，激励后人传承光大的目的是十分清楚的。祀儒家名人的建筑群还有清虚府（祀岳飞、杨继盛、左宗棠），武侯祠（祀诸葛亮）等。五泉山最高处建三教洞，塑孔丘、释迦牟尼、老聃像以供祭祀。为表达继承儒学的主张，将原甘肃贡院的明远楼也迁建于五泉山中轴线大雄宝殿之后，改名万源阁，祀伏羲、周文王、周公、孔子四圣及理学四大家周敦颐、程颐、邵雍、朱熹四贤。
其次，在各建筑的门上，配以清逸、自然、恢谐的对联130多副，增加了建筑的人文气息，不少还具有激励、劝勉、教育的作用。
为建筑物配书楹联，是中国传统建筑文化的重要内容。刘尔炘为五泉山各建筑所配楹联，更富于情趣和教育意义。万源阁望来堂有一副对联说：“正学废兴关世运，斯文绝续在人才”。太昊宫二门内游廊联说：“我问你是谒庙，是游山？竭庙须恭，游山须雅；谁到此不花钱，不吃酒？花钱莫浪，吃酒莫狂。”太昊宫乡贤祠联说：“我既成世上游民，虚度一生，空借将俎豆馨香瞻依往哲；谁不是后来志士，力争千古，须要把功名道德超越前人。”摸子泉有一联说：“糊糊涂涂将佛脚抱来，求为父母；明明白白把石头拿去，说是儿孙。”清虚府岳忠武王殿有一联说：“若要教天下太平，须体贴王言，文官不爱钱，武官不怕死；这才是人间豪杰，能扶持世道，入则为孝子，出则为忠臣。”这些对联遣词平实如白话，寓意精深似警句，游览赏读之人无不感念动心，深得教益。
再次，刘尔炘重建五泉山建筑群，以其多样的建筑形态和独到的布局设计继承、发扬和留存了中国优秀的传统建筑文化，并使之具有兰州特色。五泉山建筑群的整体布局是“一轴两翼”。依山就势、逐级抬升。从书有“五泉山”三个大字的大牌楼开始往南，依次为山门（题额“乐到名山”）、赛楼（戏台）、浚源寺、万源阁、青云梯、文昌宫，为景观中轴，最高处文昌宫可近观五泉园林景致，远眺城区街衢“尘嚣”。东翼、西翼为山涧，建筑随山涧地势而布设。其中，东翼为“东龙口”，建有八卦台、子午亭，涧脑绝壁有飞瀑，飞瀑之上建有千佛阁、卧佛殿。西翼为“西龙口”，涧东侧为酒仙祠建筑群（内有西院祀奉吕洞宾、刘伶，东院祀奉刘备、关羽、张飞），酒仙祠往南依次为武侯祠、大悲殿、半月亭、清虚府，涧西侧高台上建有嘛呢寺建筑群。而在每一组建筑群中，多以一进或几进四合院构成，自为体系。有的因地势、文化内涵的不同，分层抬升，如太昊宫；有的庭院勾连，曲折往复，如酒仙祠；有的紧凑小巧，宛转开合，其亭、斋、径、门、园分别因其建筑特点并以兰州方言的重音叠字方式命名（如曲曲亭、巧巧斋等等），妙趣横生，如嘛呢寺。其他单体建筑应景而设，依泉而建，形成“小蓬莱”等曲径幽景，引人入胜。而卧佛寺、地藏寺前楼又是兰州典型的水榭式悬楼建筑。五泉山园林三教合一，而集中表现儒家道统和乡贤文化，在全国并不多见。
五泉山的建筑“有些藏于密林，有些建于高台，有些濒临碧波，有些高耸悬崖，聚散有致，主次分明。既有僧人道士修炼的场所，也有人雅士聚宴的环境，既便于普通市民洗尘踏青，又便于仁人志士登高抒怀”（见陆杰仁《（兰州）古近代园林景观》）。
刘尔炘重建五泉山建筑群，是民国时期兰州最为浩大，也是州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进行整体设计建设并有着丰富文化内涵的园林工程。工程完成后，每年一度的“四月八”五泉山庙会，规模更为盛大，几乎达到“万人空巷”“浪五泉”的程度。人们在娱乐、观赏、游览中得到传统文化的感染和熏陶。
编纂地方志——传承历史文继1917年刘尔炘筹资石印发行张国常《重修皋兰县志》后，州的地方史志编纂和文化整理工作持续不断。王烜编成《皋兰县新志初稿》，窦秉璋纂成《重修榆中县志稿》，周树清纂成《永登县志》，今兰州所辖三县民国时期都完成了新县志编纂。更为可喜的是，抗战期间大批学者来到兰州任教和从事科研，在他们的参与和努力下，于兰州设市不久即成立兰州市志创修委员会，至1945年基本完成了首部《兰州市志》，成为当时全国少数非直辖城市的市志之一，也是西北唯一编修成的现代城市志书。不久，李孔炤编成了《兰州市志稿》。兰州的现代城市志编纂为西北最早（见郝玉屏主编《甘肃方志通览》）。此外，兰州学者参与编纂了《甘肃新通志》
一百三十卷共450万字。朱允明编著了《甘肃省乡土志》。杨巨川纂成甘肃首部乡志《青城记》。这些省、市、县、乡地方志存留了极为丰富的兰州地区山川、建置、军政、物产和经济、教育、文化、献、寺庙宫观、风俗、人物等方面的历史文化信息和地情演变资料，成为今天研究兰州、甘肃乃至西北历史的重要文献资料。
民国时期的著名方志学家、金石家张维著有《兰州古今注》、《陇右方志录》、《陇右金石录》、《甘肃人物志》、《甘肃青海土司志》、《陇右著作录》、《元魏诸镇考》等重要著作，对甘肃方志、金石碑刻的研究和整理达到了很高的成就。《陇右金石录》被当时的中央研究院列为国际交换书籍。《陇右方志录》著录甘肃（含青海、宁夏）古来方志300余种，为甘肃文献整理和方志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陇右著作录》著录793位作者1586种著作，对研究甘肃历代著作和学术嬗递、征访整理地方文献具有重要意义。
戏剧繁荣与豫剧得名民国时期，秦剧在兰州获得巨大发展，兰州成为秦剧在西北五省的第二大发展中心（第一是西安）。从1913年创建化俗社开始到1949年，先后在兰州创建了二十八个秦腔班社和一个秦腔艺术学校（1928年创办的觉名学社）。兰州凡有戏楼、戏台的地方，凡遇庙会，凡遇重大喜庆活动，都有秦腔表演，参演人数、名角人数、剧目数、观众人数均为兰州戏剧之最。兰州黄家园人李喜凤是陕甘两省史上第一个登台演出的秦腔女艺人，民国初年在兰州化俗社登台演出，打破了女子不能登台演戏的清规戒律。从而使化俗社首先真正做到移风易俗。耿忠义、郗德育、文汉臣成为兰州秦腔三杰。在他们的培养和带动下，兰州秦腔舞台上成长起了一大批深受兰州人民喜爱的名演员。1921年，兰州城里出现了茶馆、酒肆等处时兴贴彩画秦腔脸谱的现象。1947年，兰州戏剧舞台从秦剧开始，使用灯光布景。
民国时期，在秦剧、眉户戏、木偶戏、皮影戏继续发展的同时，京剧（1914年）、话剧（1915年）、蒲剧（1933年）、评剧（1942年）、豫剧（1944年）相继传入兰州，到抗日战争时期，州出现了10多个剧种20个剧团，戏剧演出十分兴盛。京剧传入后到1926年开始有了完整剧目在舞台上的表演。1938年，胜利大舞台、云声大戏院先后成立，为兰州最早的京剧班社，演出剧目十五六种。
蒲剧传入兰州后，初以晋华社为名在府城隍庙戏楼演出，后在百子路（今柏道路）建戏棚，取名山西剧院，为兰州最早的蒲剧班社，演出剧目十五种之多。话剧是1915年首次在兰州演出，当时称为“文明戏”。1937年在抗日救亡运动中组建血花剧团，一些共产党员如樊大畏、刘日修、聂青田等主导演出《古城的怒吼》《田野》《松花江上》等宣传抗日救亡的剧目，激起观众的热情。此后，平津流亡学生演出队、青年剧社、王氏兄妹剧团、联合剧团、西北抗战剧团和西北剧团等先后在兰州演出近四十个剧目，其中包括郭沫若、夏衍、曹禺、欧阳予倩、宋之的等编剧的剧目和剧团自编剧目，对宣传一致抗日、救亡图存，激发兰州民众的爱国热情发挥了很大的作用，成为抗战文化在兰州的最大亮点。评剧自1942年传入兰州后，影响不大。
豫剧传入兰州时，名为河南梆子戏，其发展的规模和影响很快居于秦剧之后名列第二。冠绍公戏班、李玉萍戏班、高炳新戏班均在中州剧院（今双城门外）演出，冠绍公戏班是进入兰州的第一个豫剧专业演出团体。豫剧在兰州上演的剧目有四五十个之多。著名的豫剧表演艺术家常香玉的香玉剧社1949年6月在兰演出，曾引起不小的轰动。1948年，著名艺术家李战创办并定名新光豫剧学校，李战自任校长，校址初设于孝友街（今酒泉路）南关清真寺后院，学院有30名。河南梆子戏从此开始得名为豫剧，通用于全国。李战和他在兰创办的新光豫剧学校，为豫剧的定名和发展做出了贡献。
电影传入电影发明23年后的1918年秋传入兰州。当时在兰州皖江会馆（今山字石的甘肃文殊院）隔壁放映无声影片，内容为第一次世界大战欧洲战场的实况片断。
1926年，国民党在辕门广场（今中央广场）首次公映国产纪录片《冯玉祥》，兰州普通市民第一次看到电影，人们的新奇感受一时成为街谈巷议的话题。1932年9月，王佐卿利用省立兰州民众教育馆的电影放映场地开办了兰州首家电影院——新民电影院，先后放映《人道》、《荒江女侠》等故事片。此后，私办、官办、军办电影放映院（场）先后出现。据孙耀先统计，从1925年到1949年兰州解放前，兰州共有20余家电影院放映电影787部之多，包括纪录片、故事片和少量的科教、动画、卡通片（见孙耀先《民国时期兰州市电影院上映主要影片目录表》）。
1938年2月至6月，新安旅行团在兰州放映《小五义》、《民族痛史》、《农人情》、《防毒面具制造法》、苏联影片《夏伯阳》
等爱国主义题材的影片，加映幻灯片《全国总动员》、《儿童的抗战》、《保卫大西北》等，兰州两万多人观看。每次放映前，旅行团的小同学们先给观众教唱《热血》、《我的中国》、《大刀进行曲》
等抗日救亡歌曲，接着放映出抗战口号的幻灯字幕，引得歌声、口号声、鼓掌声不断，场面十分热烈，观众因此受到强烈的爱国抗日教育。“八办”谢觉哉、伍修权也曾应邀观看他们放映的电影。当时的官方报纸也撰文称赞他们。
现代图书事业的开端民国以前，兰州的图书出版、印刷、发行（简称编、印、发）没有专门的机构，也没有图书馆这样专门的图书收藏机构。左宗棠任陕甘总督期间，曾创设书局，刻发书籍。当时图书收藏主要是在书院，以兰山书院藏书最为丰富。
民国时期，有了编、印一体的官办出版机构，最早的便是清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设立的甘肃官报局（民国元年改为甘肃公报局，后改为甘肃政报局）。此后兰州共有官办、私办出版机构11个。五四运动以后，受新思想、新文化的影响，兰州有了专门从事图书发行的机构，最早的是1924年开设的中华书局（上海）兰州分局。此后兰州先后有官办、商办、私办图书发行机构13个。其中，新生书店（1931年开业）、同仁消费合作社（1933年）、兰州派报社（1937年）、生活书店兰州分店（1938年）等经营、发行进步书刊，在宣传抗日救亡方面起了很大作用。经中共甘肃工委批准设立的兰州派报社是民国时期唯一一家中共领导下的书报发行社，先后发行书刊100多种，报纸万份以上，为传播党的主张和革命思想做出了突出贡献。随着经济、文化的发展特别是新思想、新文化的传播，兰出版、发行的图书由清末民初的传统教材、儒家经典、地方志书发展到经济、政治、哲学和社会科学、科普、国际问题、外国文学、外语、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小学教材、国内外报刊等十几个种类，年发行总量也快速增长，成为全省的图书出版发行中心。
1916年，在阎士璘、刘尔炘、张继祖等人倡议下，创建了甘肃省公立图书馆（即后来的甘肃省立兰州图书馆），成为兰州和甘肃最早的具有现代意义的图书馆。1944年，在兰州创建了国立西北图书馆，与当时的国立北平图书馆、国立中央图书馆并称全国三大图书馆。兰州解放初省立兰州图书馆、国立西北图书馆合并为兰州人民图书馆（后为西北人民图书馆、甘肃省图书馆）。民国时期还先后创办了兰州大学图书馆、西北师范学院图书馆等4家高校图书馆。到1949年，兰州主要图书馆藏书总量共计319482册，藏书量居全国城市第11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