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有天我去北京恭俭胡同叶君健先生的三合院去拜望他，院内花木扶疏，正房客厅宽敞明亮，我与叶先生正交谈，忽听门铃响，一定是院门外有人按门铃键，大概是住厢房的儿子或儿媳去开了门，迎进了客人，和《红楼梦》里王熙凤出场一样，尚未见人，先闻其声，风风火火迈进屋，见了叶先生，又连声呼唤，我只听那女士“马耳”“马耳”的，叶夫人苑茵从里屋出来，她抢步过去抱住，英语问好，再中文问好，放过叶夫人，又转身面对叶先生，这回她唤的是“君健”，满面亲热的笑容，浑身故人重逢的激动……
待来客坐定，叶先生把我和她互相介绍，听到我的名字，来客笑着点头：“啊，班主任嘛！”我听到她的名字韩素音，只觉如雷贯耳，一时竟说不出话来。
我知道韩素音，最早大概是1968年。某天的《人民日报》上忽然有条跳眼的消息，标题大概是英籍作家韩素音在京会见中国作家，消息里出现了一串包括冰心在内的名单，“啊，冰心他们解放了！”以这样的形式，摘掉一些“牛鬼蛇神”的帽子，确实很别致。再后来，就发现韩素音的名字会出现在《人民日报》头版，而且往往还配上照片，是党和国家领导人接见她，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呀，真了不起！但此人何以英籍，有何著述，为什么如此被领导人重视，则全然不知。
改革开放以后，有在外事部门工作的朋友告诉我，韩素音原来姓周，韩素音是笔名，谐“汉属英”的音，表明她后来虽然取得了英国籍，却不忘华汉的根，开始我颇不以为然，因为“音”与“英”在现代汉语里是不同的发声，若要谐出“英国”来，不愿直露地用“英”字，也还可以用“樱”“莺”嘛，但朋友再细讲她的情况，说她祖籍四川，在重庆长住过，四川人对汉语拼音里的in、ing分不清，她认为“音”“英”同声，笔名含“我乃华汉人加入英籍”之意，这就不奇怪了。但她出生地是河南信阳。父亲是中国人，母亲是比利时贵族后裔。她虽是英国籍，中年后却定居瑞士。她结过三次婚，最后一任夫君陆文星是印度人。她用英语写作，但那位介绍她的朋友告诉我，那时候她的一本新书，却是在阿根廷首发。我这才知道，有这么一种“国际文化人”的存在。我1983年第一次去法国，在法中友好协会的人士家里作客，主人和来客都是些普通的法国人，职业为小学教师、邮局职员、超市收银员等，我能说出许多法国作家的名字，他们却连鲁迅也不知道，让他们仔细想想，他们也确实愿意说出个中国作家名字让我高兴，但到头来，其中有两位想出来的中国作家，就是韩素音。韩素音因为能以英语写出与中国有关的文字，而且她的书又由英语转译为其他西方语言，中国改革开放以前，对于西方人来说，她是极少数能传递出当代中国信息的作家，而且她有中国血统，西方一般读者把她视为中国作家，就像更早的美国赛珍珠因为写《大地》等中国题材小说，而被混沌地视为中国作家一样，也就不必奇怪了。
那天韩素音飘然而至后，我告辞，叶先生和韩女士都对我说不必，无妨大家一起聊聊。我就又告座。叶先生和夫人苑茵跟韩素音又叙旧又议新，欢声笑语，我一旁听来，才悟出叶、韩是极熟稔的老朋友，互相知根知底。那时不少中国人都知道，韩素音是一位被党和国家领导人看重的外国作家，而叶先生，那时在一般中国人眼中，似乎只是一位儿童文学作家和《安徒生童话》的翻译者罢了。我听出来，叶先生和韩素音应该是抗日战争后期在英国伦敦相熟的。他们忆及若干当时在伦敦交往的人士，“访旧半为鬼，惊呼热衷肠”，忽然又提到他们共同经历过的某些生活片断，畅怀大笑。那年叶先生已经临近七十大寿，韩素音也早过花甲，两人脸上的皱纹清晰可见，可那神情，却仿佛青春犹在，皱纹抖开如春花绽放。那天他们的谈笑，后来我听叶先生讲到更多事情以后，在自己家里反刍，才懂得，叶先生虽然只比韩素音大三岁，但在韩素音还只能算个文学女青年、只是向往能成为一个作家的时候，叶先生却早以世界语和英语写作的小说而蜚声西方了，他署名马耳的世界语小说集出版于1937年，英语写成的长篇小说《山村》在1946年推出后赢得广泛好评，那天韩素音就笑说：“你要一直留在英国，你早就是英国的大作家啦！”韩素音是直到1954年才以《瑰宝》这部自传性的小说出道，后经美国好莱坞改编拍摄为电影《生死恋》，方名声大噪的。把韩素音看得很重要固然不错，把叶君健看轻，可就大谬了。
因为跟叶先生有了交往，我就不再只把他视为一个儿童文学作家、一个翻译安徒生童话的翻译家，或者只是一个发起及编辑英语《中国文学》的“外宣人士”，其实他首先是个杰出的小说家啊！他在不能公开发表作品的困境中，完成了百万字的三部曲史诗长篇小说《土地三部曲》（《火花》《自由》《曙光》），我在北京出版社参与创办《十月》的时候，他拿给我看，我被他那叙事的调式惊呆了。我写比如说《班主任》《醒来吧，弟弟》那类“伤痕文学”小说的时候，醉心于振臂疾呼或苦口呼唤的调式，那绝非叙事的善策啊！叶先生的长篇小说，写的是中国底层农民如何在大时代的狂飙中走出山野，投入革命，乃至远赴重洋，寻找真理，历经劫难，初心依旧，那是多么惊心动魄的故事啊，但是，他却不动声色，冷静叙事，重白描而拒雕饰，求质朴而抑抒情。我从三部曲中选出《自由》，建议《十月》刊登，虽然刊发后响动不大，却也有若干作家读后表示大受启发，“冷静叙述，不动声色”的叙事策略，成为某些作家的文本亮点，有位以这种格调写出的长篇小说，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我自己从《我爱每一片绿叶》开始，也告别了“激情澎湃”的叙事方式，开始追求“冷中出热”的美学效果。
叶先生出生在湖北红安，那个县不仅出了董必武、李先念等政治名人，竟先后有两百位被评为将军，叶先生跟我说，有的将军是家乡的“发小”，那么多年过去，见面还能叫出对方的小名，回忆出一起放牛遇雨的情形，那样的童年玩伴知道他写小说，鼓励他“把我们走过的路写出来”，这也成为他后来将《山村》再续上《旷野》《远程》，构成《寂静的群山》三部曲的动力。
那天韩素音怕冷落了我不好，虽然跟叶先生还有说不完的话，也特意问我有什么新的作品，我就告诉前些时发表了一个中篇小说《如意》，写一个中学里扫地的校工，和一个清代贵族小姐格格隐秘的暮年恋的故事。《如意》就发表在《十月》上，每期《十月》编辑部都赠叶先生，叶先生就对韩素音说：“写得很不错。比以前他那些短篇节制。”我就表示会寄赠给韩素音，她说：“没必要。寄是很贵的。我能自己找到。”她那爽快甚至可以说是有些泼辣的性格，在叶家展示得淋漓尽致。她环顾叶家客厅保留下来的那些红木家具，喜欢得不得了，笑道：“君健，你让我都带走好吧！”当然，那只是玩笑话。
过了几年，我在家里忽然接到韩素音打来的电话，她说是叶君健把我家的电话号码告诉她的，她说住在北京饭店，问我能不能去饭店聊聊。我很高兴地去了。她请我在北京饭店里的谭家菜吃餐。她先随便跟我聊。告诉我抗战时期在重庆的时候，有一天在路上遇到邓颖超，她还记得那一刻周遭的景象，乃至从小餐馆飘来的麻辣烫气息，她原来只是在某些社交场合见到过周恩来和邓颖超，并不怎么熟，但是那天遇上邓，邓蔼然可亲地跟她讲话，建议她把自己的故事写出来，令她非常感动。1949年以后，她在燕京大学的同学龚澎给她写信，约她到北京一晤。她到了北京，龚引她见到了周和邓，她觉得他们很开明，虽然她在写作上并不一定要为中国作报道，但她愿起到一些中国和西方沟通的作用。她在上世纪六十年代末才出版了《伤残的树》《凋谢的花朵》《无鸟的夏天》自传三部曲。吃完餐我们又去咖啡吧喝咖啡。这时候她才说到约我见面的正题。她说读了我的《如意》，比她想象的好很多，打动了她。她说产生了把《如意》翻译成英语的冲动，问我是否已经有了英译本。我颇吃惊。因为像她那样的作家，是不揽中译英这种“瓷器活”的。我说：“您哪儿抽得出时间呢？”她一脸认真：“我想做的事情，总能抽出工夫来的。”我听叶先生说过，她的英语小说被认为是文笔优美且有个人风格的，《如意》若真由她翻译，西方读者的接受度肯定是高的。我就告诉她非常感谢。聊天中她环顾饭店内景，说这北京饭店她在几个时代都进入过，现在的格局乃至某些细节依然如故，令她无限感慨。我就建议她以北京饭店的变迁为线索写部长篇，她笑：“那等于给这家饭店做广告了，他们会付我广告费吗？”
叶君健是改革开放以后最早出国访问的作家之一。先是世界语方面的文化机构邀请他去开会，他们没有忘记他是以世界语写小说的大师，那回主要是去几个东欧国家。韩素音请叶君健顺便到她在瑞士洛桑的住地一聚。叶先生后来告诉我，韩素音请他到一家高档餐厅吃海鲜，回到韩家后韩的夫君在厨房看着账单跟韩素音嘟囔，用的是瑞士味的法语，以为叶听不懂，意思是你怎么点那么贵的东西，韩就十分爽气地回应：“马耳是我难得一见的老朋友，多贵我也要请他！怎么，你吃醋啦？”那陆文星反倒扑哧笑了。陆文星不清楚，叶君健不仅精通英语、世界语、丹麦语，也通法语、意大利语。1988年，丹麦女王玛格丽特二世授予叶君健“丹麦国旗勋章”，表彰他把安徒生的全部童话介绍给有十多亿人口的中国人民。有意思的是，安徒生在世时，也曾因童话创作而获得过“丹麦国旗勋章”。1999年叶先生与世长辞。他在文学审美方面给予我的熏陶启迪，是我没齿难忘的。
我最后一次见到韩素音，是1989年在前驻美大使章文晋家里。章大使夫人张颍——她最后的职务是中国文联书记处书记——亲自动手烹制出海鲜火锅，大家围坐品尝。2012年底传来韩素音在瑞士溘然长逝的消息，她寿数高过叶君健十一年。她虽然到头来并没有翻译我的《如意》，但她对我作品的真诚赞赏，仍是我继续写作的托举力之一。
2017年5月2日 温榆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