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如小说的虚构叙事，接下来的文字——至少前两篇——意在描绘现实。倒不是说我倾向于认为它们具有确定无疑的价值。我不想欺骗。另外，从原则上说，不存在骗人的小说。而且我不认为自己能比别人做得更好。我甚至认为，从某种意义上说，我的叙述明显触及了不可能性。说实话，这些回忆有种让人无法忍受的沉重。沉重感可能与一件事有关：恐怖有时真实地存在于我的生活中。或者也有可能，即使这种恐怖在虚构中被触及，也只有它还能帮我逃脱谎言的空洞……
现实主义在我看来像个谬误。唯有暴力才能摆脱现实主义经验的贫瘠感。唯有死亡和欲望拥有压迫人的力量，切断人的呼吸。唯有欲望与死亡的极端性才能让人获得真相。
十五年前，我第一次出版了这本书。那时我给它起了个晦涩的名字：《诗之仇恨》。当时我觉得，只有仇恨才能抵达真正的诗。诗只有在反抗的暴力中才能获得强烈的意义。然而诗只有在召唤不可能性时才具有这种暴力。几乎没有人能理解第一个书名的意义，这是我最后选择谈论不可能性的原因。
的确，这第二个书名也远远谈不上清晰。
但它总有一天能清晰起来……：我从整体上看到了某种牵涉生物全部运动的痉挛，从死亡的消失直至心迷神醉的狂怒，而后者可能正是消失的意义。
在人类面前有一种双重的视角：一方面是强烈快感、恐怖和死亡的视角——恰好就是诗的视角，以及它的反面，科学或有关实用性的真实世界的视角。唯有有用的、真实的才是严肃的，我们永远无权放弃它而去选择诱惑，因为真理有权支配我们。它甚至可以任意支配我们。尽管如此，我们能够，甚至应该向某个东西做出回应，这东西不是上帝，但比一切权利都更为强大。它就是不可能性，为了触及它，我们唯有遗忘所有这些权利的真相，唯有接受消失。
G.B.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