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部民国史，半部为北洋”。
从1912年民国肇建到1949年国民党政权在大陆崩溃，中华民国政府统治全中国为期38年，其中1912—1928年为民国北京政府统治时期，即俗称的北洋政府时期[1]，为时16年，后期则为中国国民党执政的南京国民政府时期，为期22年。
从时间分隔上来看，北洋政府时期为大陆民国时期的五分之二强；从历史发展内涵上分析，北洋政府时期正是中国社会的急速转型期。短短十余年间，中国社会从落后、愚昧的封建社会形态向近代化共和制国家快速发展，西方近代政治、思想、军事、文化、教育、法律、医药、工农业生产技术等全面引入中国，推动近代中国开始了泱泱六千年历史以来最大、最新的一次历史变革，为南京国民政府后来的发展奠定了必要的基础。
北洋时期的这段历史，长期以来基本没有得到如实全面的研究分析。其原因很简单，政治因素使然也。
北洋政府是以袁世凯为首的北洋政治军事集团在获取南京临时政府的权力地位后成立的。其后因为袁世凯的独裁复辟，以国民党人为代表的革命力量与之进行了坚决的斗争。袁世凯去世后，北洋各派系争权夺利，演成“军阀混战，天下大乱，民不聊生”的局面。直至1926年，国共合作发起北伐之役，1928年攻占了北京，彻底结束了北洋政府的统治。故此，对于北洋统治下这16年的历史，其后来政权继承者中国国民党及其南京国民政府自然不愿和不能公评，而1949年中国共产党推翻国民党统治建立新中国后，也因为北洋军阀混战祸国殃民以及当年国共合作共同讨伐之的历史因素，对北洋政府及其历史，亦存有概念化的认识与定论，只要提及北洋，无非就是“军阀混战，天下大乱，民不聊生”的固定概念，几十年来一贯如此，别无评价。
现在来看，对于民国北京政府的此种评价远远不足，既有失于偏颇，也失之于片面，这种只云一点不及其余的观点，有悖于实事求是的原则，更不合历史真相，自然得不出客观公正的结论。
有学者形容说：如果把整个中国的历史发展视为长江，那民国时期就如长江三峡，为期虽短但转向急促跌宕，变化多样，源深流急，内涵丰富。实际上，民国时期在中国历史上的定位也正如此。其中，北洋政府统治时期的16年，是中华民国史的前期阶段，也是民国历史打基础的最初发展阶段。它直接为后来南京国民政府统治时期的社会变革与发展奠定了基础。因此，回顾与研究中华民国史，首先极重要的一环，就是回顾与研究北洋统治时期的历史。现在看来，这一点是不可或缺的。
自20世纪60年代以后，中国大陆学界开始了对民国历史的研究，到80年代蓬勃开展，迄今已是成果累累。举凡民国政治、经济、军事、社会、文化、外交各方面内容，海峡两岸学界都有涉猎。从档案史料到口述历史再到论文、专著，成果累累。然其中绝大多数为研讨孙中山南京临时政府及1927年至1949年南京国民政府历史的内容，对1912年至1928年北洋统治时期，仅有来新夏先生所著《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史话》以及寥寥几本北洋简史及若干论文见刊，占民国史研究成果总比例，直可忽略不计。然而要改变这一状况也并非易事。
北洋历史在整个民国史中具有鲜明的特色，完全不同于孙中山、蒋中正统治下的民国时代。临时大总统孙中山执政的南京临时政府时期，前后存在时间共计只有92天，它是孙氏开创民国的肇始，也是实行共和制的一种政治试验，时间虽短，内容丰富，意义重大，历史地位凸显；蒋中正控制下的南京国民政府自承延续孙中山的政治衣钵，贯彻其“以党治国”的政治理念和“三民主义”的政治主张，试图按照孙中山设计的“军政、训政、宪政”各阶段路线图，来彻底改造中国旧社会，引导中国历史的前进方向，实现“振兴中华”的政治目的。中国国民党的“以党治国”是有理想、有主义、有理论指导的近现代政党政治体系。无论其执政实际表现如何，其党义纲领、指导思想和政治目标，是由孙中山在总结中国革命经验教训后提出的欲用于指导其执政实践的理论，国民党统治时期的中国政治是独裁体制下的政党政治，这一点完全有别于南京临时政府与北洋政府时期的中国政体。
北洋政府统治下的中国在特殊的历史条件下实行一种畸形政治。这是由当时特殊的历史条件与北洋军阀集团的政治特征共同作用所决定的。
北洋政府是以北洋集团为中心形成的，而北洋集团的形成依赖的武力基础是北洋军。北洋军是一支在清末颓局中由清廷统治者为“师夷改良”而培育组建的军队，它是在封建思想理念指导下以近代化的训练与装备武装起来的一支封建武装。由于其首领袁世凯的政治追求与手腕，使这支军队在清末急剧变化的政治动荡中，参与政治角逐，成为了“干政”的“军事集团”，最终形成了一方政治势力，而且是当时中国主要的政治势力，他们在与孙中山南京临时政府及清廷的政治角逐中，纵横捭阖，渔翁得利，最后竟然取得了中央政权。所谓历史就是这样的滑稽——清廷选拔造就了袁世凯，于是产生了北洋军事政治集团，正是这一集团，最后逼迫清廷交出了政权。袁世凯与他的集团从一开始就显示出了不同凡响的政治手段与谋略。
然而，以袁世凯为首的北洋集团从根本上来讲只是一个军事集团，除袁氏外，其他主要的北洋将领均或多或少缺乏执政本领，在依靠武力与谋略取得政权后，他们对于安邦治国并无全盘的计划与设计，也不会在政治上统筹全局，而当时国内正处于社会的大变革与大动荡时期，各种社会矛盾交织冲突，在刚进入共和政体的客观环境下，多方政治力量的博弈使国内政局变幻莫测，国际上西方列强与日本虎视中国，均欲独霸鲸吞，环境险恶。袁世凯一面依靠武力打击政治对手，以暗杀等特务手段排斥异己稳定统治，一面与列强周旋，与日本谈判，向他们大举借债以挽救财政危机，甚至不惜出卖国权，与日本签订“二十一条”来换取其政治支持，其目的均在于维护其统治。随着政权的延续，他的权力欲不断膨胀，更利令智昏地筹划要复辟封建体制，最后竟上演了一出“帝制”闹剧。袁世凯倒行逆施的行为触犯众怒，连北洋内部势力也产生了反对意见。最后，袁氏当了83天“皇帝”，众叛亲离，因病去世，给北洋集团的前期统治画上了句号。
从袁世凯上台起，以孙中山为首的中国国民党及其他反对党派，一直在从事反对袁世凯北洋集团独裁统治的斗争。随着袁氏专制统治的加剧，他们逐渐认识到只有通过武装斗争才能推翻北洋军阀政权，实现真正的共和，挽救中华民国。在力主实行西方议会制度的国民党领袖宋教仁被袁世凯刺杀后，孙中山遂与袁氏彻底决裂，组织发动了反袁的“二次革命”，结果失败。袁世凯疾行复辟，孙中山领导了又一次反袁斗争，以蔡锷率领云南反袁起义为代表的武装斗争，引发了全国性的捍卫共和的革命，终于迫使袁世凯宣布取消帝制。这场革命取得了初步胜利。
然而，袁世凯称帝的失败与病故并不意味着北洋政府的灭亡，强权人物的离去使北洋集团陷入了更为明显的激烈复杂的内斗。因失去权力中枢，北洋直系、皖系、奉系三大派系，遂呈现分裂状态。自护国战争后，各地方军阀也开始成形。虽名义上仍有北京中央政府，但中央政府实际上已成为各派军阀相互争夺权力的玩物，他们将北京政府作为舞台，“你方唱罢我登场”，演出了一幕幕军阀枪杆统治下政权不断更替的闹剧。
据统计，从1912—1928年，北洋中央政府先后组成5届国会，从袁世凯到张作霖，北洋政府的历任大总统、临时执政、大元帅及摄行大总统共计有15人，[2]内阁更迭达到40次以上，其中最短命内阁的存在是以天来计算的，如1917年5月23日至28日的伍廷芳内阁，存在5天，1921年12月18日至24日的颜惠庆内阁，存在6天，创下了中国历史之最。这些长长短短的政客内阁，操纵者就是其背后军阀派系的枪杆，一旦权力利益分赃不均便武力相向，由战场上的胜利者入主紫禁城。民国政坛成为一盘散沙，国家机器的控制力急剧下降。自袁世凯死后，副总统黎元洪继任大总统，势力最大的皖系将领段祺瑞出任国务总理，其后在北洋政坛上陆续上演了府院之争、张勋复辟、安福国会、南北和平会议、加入协约国参加一战、曹锟贿选、北京政变、驱逐溥仪出宫、临时执政府成立、善后会议、迎孙中山北上与准备召开国民会议、奉直联合组府、安国军政府成立等重大政治事件，以及与这一系列政治事件相伴随的军阀混战。从皖系段祺瑞的“讨逆军”进攻北京结束张勋复辟、直皖战争、粤桂战争、湘鄂之战，到第一次直奉战争、江浙战争、第二次直奉战争、浙奉战争、冯张战争、直奉联合抵抗北伐军作战等，战火连绵，生灵涂炭。据统计，从1911年到1927年，中国境内发生的所有大小战斗，共计577次之多。[3]
军阀不管人民的死活，为争权夺利而火并，为满足军队与战争需要而横征暴敛，引发各地民众不断举行各种抗议斗争，反对军阀的封建残酷统治。湖南驱张运动、联省自治运动标志着地方官民自治意识的增强；白朗起义凸现了广大农民反抗北洋军阀暴政的意志；“五四”运动、“二七”大罢工、“五卅”运动标志着中国工人阶级登上了历史舞台。而以孙中山为首的中华革命党及其改组成的中国国民党，始终走在反对军阀统治斗争的前列，他们历经新旧约法之争，召开国会非常会议，发动护法运动与护法战争，重组广州军政府，孙中山就任非常大总统，桂林督师北伐，成立陆海军大元帅府，努力将两广经营成为反对北洋军阀政权的基地。由于与南方军阀政治信仰不同，其合作基础脆弱，孙中山的革命屡受挫折，他从失败教训中逐渐领悟到建立自己的革命武装的重要性。其时正逢苏俄政府出于自己的目的，向他伸出了援手，于是，孙中山确立了“联俄联共”及改组国民党的政策，中国共产党的加入开始了第一次国共合作，使国民党肌体增加了活力，谋取广东革命根据地取得了重大进展。随后，国民党人在广州成立了国民政府，北洋政权受到了强有力的挑战。广州政权策动省港大罢工，向帝国主义宣战，在国人面前展示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革命政权带来的国家民族复兴的希望，受到了人民的热烈拥护。
在国共合作的大背景下，广州国民政府以孙中山创建的黄埔军校为基础，组建北伐军，任命蒋中正为总司令，发动了推翻北洋政权的北伐革命战争。北伐军势如破竹，打败直系军阀，占领武汉，随即国民政府迁都于此，紧接着横扫皖系军阀，攻占上海、南京。蒋中正于1927年又在南京成立了国民政府，发动“四一二”事变，自立门户。时宁汉双方虽陷对立，但都先后继续进行了北伐。北洋政府至此已失去了半壁江山。在北方军队冯玉祥部“五原誓师”及晋系军阀的倒戈支持下，经过“宁汉合流”，南京国民政府成为正朔，随后发动“二期北伐”，于1928年打败奉系军阀，占领北京，终结“安国军政府”，张作霖率残部逃往关外，在皇姑屯被日本人刺杀。不久后，继任东北奉系首领的张学良宣布东北“易帜”，南京国民政府统一全国，北洋政府统治中国16年的历史至此终结。
表面来看，北洋政府统治时期的历史就是呈现出如此的特性，政权内部复杂的派系政治斗争与区域性的军事冲突连绵不断，而以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党人反对北洋军阀统治的斗争一直持续，并且这些矛盾冲突互相交织融合，难分难解。战争、动乱构成了北洋历史的主体，使人们长期以来习惯以“军阀混战，天下大乱，民不聊生”的固定概念将民国北京政府历史简单化。但实际上并非如此。
北洋统治时期是中国从封建社会向近代化国家过渡的起始阶段，作为亚洲第一个共和制国家，如何使国家政权在全新的政治体制下有效运行推进，统治者并无任何经验，甚至也没有任何借鉴可供参考。孙中山主持南京临时政府三个月，参考西方体制制定了一系列法律法规，构建了共和体制的基本框架，但他无暇进行实践总结就被迫辞职让位。袁世凯本身是一个封建官吏，并无共和民主思想，苟得大位，誓言尊重民主法制，但总是习惯于按照独裁专制方式执政。而袁世凯之后的各届军阀政权首脑，就执政本领而言更是比袁不如，如此便造成中央政权控制力的不断削弱。虽然北京政坛上政治斗争闹得沸沸扬扬，甚至各派系间武力相向大打出手，但自袁世凯称帝失败后，任何派系的执政者，都无法也不敢改变共和体制，不敢僭越内阁议会擅行独裁。贿选总统也好，解散国会也罢，甚至窃谋修改约法，但他们总还是不敢改变共和体制，只能在现行国家体制框架之内设法运作，贯彻主张，从未敢“开历史倒车”。除了洪宪帝制与张勋复辟之外，北洋历届政府均以《中华民国临时约法》作为国家基本法，曹锟时期还曾在1923年颁布民国史上首部宪法。而且，北洋政府也是当时被国际所承认的中国中央政府。
就北洋政府执政的全面考量及就全国范围而言，北洋时期中国社会是在逐渐进步中的。就外交方面而言，尽管“弱国无外交”，但对比清末的中国，在共和体制下，北洋政府外交纵有千百个不如意而被后人指责，但总体上的变化和进步也是可见的。
因内政不修国力软弱，在北洋政府统治时期的外交舞台上，接连发生过袁世凯签订“二十一条”、老西开事件、巴黎和会、加入国联、《中俄解决悬案大纲协定》签字、废除不平等条约运动、关税特别会议、法权会议、“三一八”惨案等一系列大事，国家外交在继续蒙羞的同时，也开始了争回国权的努力。特别是巴黎和会上列强欲将德国在山东的殖民利益转送日本，欺辱了中国，由此引发了轰轰烈烈的“五四”运动，民众喊出了“外争国权内惩国贼”的响亮口号，标志着人民大众维护国家民族尊严意识的觉醒。北洋政府在这种情况下，再也不可能重蹈清廷覆辙，顾维钧等中国外交官在巴黎和会上据理力争，怒斥日本及西方列强，维护了民族的尊严，最终中国代表团团长陆徵祥拒绝在会议和约上签字。总的来看，袁世凯及北洋政府在涉及国家领土主权问题上的态度，总体上是表现得比较强硬的，例如北洋军开赴外蒙平定俄国挑唆的叛乱，收回了国土，对于日本侵略中国南海也抱有高度警惕，等等，其中的原因就是袁世凯与北洋政府不同于清廷，为国为己所计，他们都要维护自己执政下的国家利益。而其中人民大众的觉醒与国内孙中山革命党人等反对派的压力也迫使他们不敢和不能卖国。至于“二十一条”的签订，其中也有进一步分析的余地。袁世凯是个政治军事强人，清季他曾率兵驻扎朝鲜，与日本直接交手作战，对日本亡华企图认识清楚。从他对日交涉的情况来看，他对日本的压迫采取的是骗、糊、拖的抗拒策略，虽然在日本支持帝制的重诱之下在“二十一条”上签字，犯下大错，但他也还曾明确地说过，他可以翻脸不认账。总之，他的外交政策与慈禧的“宁赠友邦不予家奴”是不同的。
另外，北洋外交还有一大特征，就是以顾维钧为代表的一批留洋出身的职业外交官的出现和他们在弱势条件下为中国外交、为保护和争回国权作出的力所能及的艰难努力与贡献。在缺乏强大国力支撑的条件下，外交运筹底气不足，要维护国权，只凭口头交涉与公文往来是难以实现的，本来国际政治与国家关系遵循的就是弱肉强食的原则，强权往往压倒公理。北洋政府外交官在那样的条件下含辛茹苦地努力，才使得中国外交没有输得更惨。正因如此，这一外交群体后来才被国民政府宽恕和起用，继续在民国的外交舞台上为国效力。过去有关这一群体完全被忽视或只被单纯否定，近十年来学界对此的研究已取得很多成果，还原了历史，亦可告慰先人。
再者，值得一提的是在1914—1918年的一战期间，作为参战国的中国北洋政府，并无力量派兵参战，只是应协约国要求，先后派出了14万余人的“中国劳工旅”赴欧，在西线战场为法英军队提供战地后勤劳务。这些中国劳工，在远离祖国的陌生地方，冒着枪林弹雨为协约国军队工作，饱受艰苦、惊吓，用汗水、鲜血乃至生命，为法英夺取战争胜利作出了巨大贡献。其中三万多人死于战火，长眠在异国他乡，再也没有返回祖国。然而，他们的牺牲并没有换来中国国际地位的改善，中国没有享受到战胜国的利益，反而被列强任意宰割。而这些牺牲者墓地荒芜，被人遗忘。直到近年来，随着中国的崛起强大，当年的战胜国才公开承认一战中中国劳工的贡献，举行纪念活动。这段历史决不能忘记。
广东国民政府成立后，按照孙中山的反帝思想，在开始阶段，对外采取了抗拒列强侵华的方针。随着北伐军的胜利进军，先后收回汉口、九江租界，国人看到了国家复兴民族独立的希望。“南京事件”就是列强恼羞成怒压迫蒋中正国民政府的标志性事件。这在北洋外交史上留下了深刻的记录。
从大历史的背景来看，北洋外交比较清末而言，是有了明显的不同，无论其还表现出多少软弱性特征、犯下过多少历史错误，其中的进步却是存在和明显的。
北洋历史的最大诟病就是政治的紊乱与战乱的频仍，但与此同时造成的中央政权控制力的弱势，却为社会的全面发展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宽松的环境。这一时期，是中国社会急剧向近代化转型的阶段，来自西方的各种思想、制度及其法律、教育、文化、科技、卫生体系纷纷涌入中国，影响和改变着人们的思维、交往乃至生活习惯。中国由此开始建立近代化的法律体系与律师制度；开始创办近代化的学校，高等教育体系初创成形；近代化的医院与防疫机构的创设则开启了中国近代卫生体系；工农业生产获得了一定程度的发展。这些成绩的取得，并不是北洋政府有意识的组织和引进之功，虽然他们制定和颁布了一系列的政策法规，但无暇落实，更确切地说，这是政府忙于内乱“无为”和“不管”的结果。
以思想理论为例。千百年来对外闭锁的中国大门一旦打开，西方各种思潮和主义学说蜂拥而入，经由学界、舆论界的介绍传播，马克思主义、无政府主义、民粹主义乃至国家社会主义（法西斯主义）等多种学说纷纷传入中国。好奇的中国知识界，囫囵吞枣，一概吸纳，于是就形成了各种政治流派及其组织活动。在“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推动下，决定未来中国历史命运的马克思社会主义学说，就是在这时由李大钊、陈独秀、陈望道等人翻译经典介绍到国内的，经过广泛传播，影响日益壮大，信仰者在各地组织了多个共产主义小组，最后在陈独秀、李大钊的组织协调下，召开了全国代表大会，以马克思主义为信仰的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中国的命运从此改变。
我们可以看到，此时马克思主义等西方理论学说之所以能够得以传入中国，有当时外部条件的许可因素，或者说是当政者放松思想舆论钳制的结果。试想，如果是在后来国民党“以党治国”的体制严控之下，在“一个领袖、一个政党、一个主义”的体制下，各种思想理论的宣传都受到了严格的管控，要想标新立异，就不会是容易的事情了。
有人认为：北洋政府时期是中国近百年历史上言论最开明、经济较好发展的时期之一。这种观点，代表了学者们对北洋历史的一种新解读，可供讨论，不必先予否决。有史料证明，仅就大学教授薪水而言，北洋时期的标准是中国近代以来最高的。[4]即使是对于北洋时代效仿西方总统内阁政治的体制运作，也可进行进一步分析研究，不能仅凭“议员打架”、“胁迫通过”的表象就予彻底否定。
当然，以上的论述并不意味着我们对北洋历史特别是对北洋集团历史的全面肯定。现在网络上重新评价北洋历史的呼声较高，甚至有人武断地说北洋军阀四大特点是维护主权的“爱国”、不敢独裁的“民主”、尊重法制的“老实”和没有镇压知识界批评声音的“大度”[5]，这些对北洋军阀的美誉评价，实属标新立异的哗众取宠，犯下了以偏概全的错误。历史是一门科学，而科学必须尊重实际、摒弃偏见、追求真理。
对于民国历史上军阀执政之弊自然是要予以否定的，只是在这否定之中，我们对于北洋历史阶段及其在中华民国历史中的地位、作用，应该有实事求是的具体分析与研判。
长期以来，对于民国北京政府史即北洋历史的研究撰述，与整个民国史一样，受政治因素的影响，经历了复杂曲折的过程。而1912年至1928年北洋统治时期历史的研究，一直未能受到重视。至1999年，国内刊发的有关北洋军阀史的研究论文为1000余篇，而1980年前的30年仅为130篇；专著更为少见，只有陶菊隐著《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史话》（1—8册）[6]、来新夏著《北洋军阀史略》[7]和《北洋军阀史稿》[8]、台湾学者丁中江的《北洋军阀史话》等三种。出现这种情况，一是这一课题一度被视为“禁区”，二是北洋时期头绪纷繁，错综复杂，研究起来有一定的难度，三是北洋时期的资料匮乏。所幸的是，进入1980年代以后，情况有了改变。
首先是有关北洋档案史料的典藏开放利用与编选出版。北洋政府档案，自民国北京政府结束后80年来，曾先后迁藏南京、重庆，抗战胜利后又迁回南京，不久后一部分又搬运至台湾，历经兵火、迁徙、散佚，秦火之余，丢毁不计其数。如北洋政府内务部档案，1929年国民政府接收时为8.1万卷，历经抗战搬迁丢失，1947年点存为6.4万卷，再经战乱，1949年留存大陆的仅有7633卷，保存在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至今，不足原总数的十分之一。
大陆方面所藏北洋政府档案，主体藏于南京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总数约15.7万余卷，另在北京国家图书馆、天津档案馆等一些地方档案馆也有部分收藏。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现正在全力推动馆藏档案的数字化工程，预期近年内将实现馆藏北洋档案的数字化利用开放。
在台湾方面，北洋历史档案分藏于国民党中央党史馆、近代史研究所档案馆等多处，其中比较重要的史料是包括北洋外交档案在内的近代中国外交档案[9]，具有较高的研究价值。这些外交档案近年来已陆续开放供学界使用，其中近代史研究所档案馆2001年起实施数字影像典藏计划，现已完成全部有关档案并在网络上开放，具备了良好的研究环境。
在史料出版方面，大陆方面过去除有杜春和、林斌生编的《北洋军阀史料选辑》（上、下）[10]、来新夏主编的《北洋军阀》（五卷）[11]（汇集了1895—1928年的有关资料）、章伯锋主编的《北洋军阀》（六卷）[12]（汇集了1912—1928年的北洋资料）外，主要是由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陆续以专书和汇编形式公布的所藏北洋档案，如《北洋军阀统治时期的兵变》[13]、《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三辑）[14]等，还有该馆所办《民国档案》杂志上发表的多篇有关北洋的史料。而该馆近年来所策划编辑之《北洋政府档案》丛书[15]影印本196册的出版发行，更成为北洋资料的集大成者，这套丛书按照馆藏北洋档案逐全宗各选十分之一精品而成，原本影印出版，总数达12万页之巨，在史料形式与内容价值上最大限度地为北洋政府史的研究提供了比较全面的基础资料，为使用者提供了方便，它的出版将对推动北洋史研究的深入开展起到重要的作用。
进入21世纪后，两岸的北洋史研究有了长足的进步。郭剑林主编的《北洋政府简史》[16]改变了以往对北洋史全盘否定的观点，试图建造一个全新的框架，把北洋政府史全面真实地展现给读者，在体例编排、研究方法、学术观点等方面有所创新，促进了北洋史的研究。来新夏也在《北洋军阀史稿》的基础上，重新邀约合作者，经过数年的努力，终于撰写出了一部真正意义上的通史性著述《北洋军阀史》[17]，此书现已收入“中国文库”丛书再版。其他相关的著作还有莫建来著《皖系军阀统治史稿》[18]、张华腾著《北洋集团崛起研究1895—1911》[19]、桂万先著《北洋政府时期的审判制度研究》[20]、张鸣著《北洋裂变：军阀与五四》[21]等。台湾方面有唐启华著《北京政府国际联盟1919—1928》、《被“废除不平等条约”遮蔽的北洋修约史（1912—1928）》等[22]。另外，1999年长沙岳麓书社翻译出版美籍学者周策纵著《五四运动史》，2008年8月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翻译出版加拿大籍学者陈志让著《军绅政权：近代中国的军阀时期》，2006年海南出版社将陶菊隐编写的《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史话》（1—8册）合编为一本书，书名为《武夫当国 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史话1895—1928》等。各出版社还相继出版了一批具有描述性、可读性的北洋时期人物传记类书籍，如李庆东撰《段祺瑞幕府》[23]等，但这些书学术严谨性不足。所有这些，对北洋史的研究和普及都起到了作用。
值得一提的是，目前在北洋史的研究工作中，呈现出一种碎片化的倾向，即各个专题的研究比较深入，而缺乏整体构架。这一情况的出现，与北洋史料的全面发掘、公布不足有很大的关系。
试以北洋外交历史的研究为例，对其经过状况作出简单说明。
北洋外交是北洋史研究中争议最大的部分。过去两岸学界对北洋外交多持较负面的评价，其原因与“革命史观”及“民族主义”密切相关，历史研究因而重视革命党在民初的地位，肯定主张“反帝废约”的孙中山及广州政府，贬斥主张修约的北京政府执行“卖国外交”。20世纪20年代后，这种论述早已深入人心，80多年来中国教科书中对北洋外交一直是贬斥的。
80年代以来，意识形态束缚减轻，外交档案史料的开放，外国观点与档案的使用增加，国际法等相关学科的引用，都使北洋外交史研究有了很大的突破，逐渐从政治宣传回归到学术研究的领域，研究成果逐渐肯定北洋外交在部分个案上的成功。近年来几本重要著作的出版，标志着此项研究全面提出新的诠释框架，改变了对北洋外交的总评，也改变了对其历史地位的评价。
民国北京政府统治时期是列强势力在中国影响最大的时期，同时也是中国民族意识勃发的阶段。当时全球国际政治及东亚外交格局发生了重大变化，一战前的帝国主义外交受到美国威尔逊主义及俄国革命提出的列宁主义的严厉批判，[24]也受到殖民地半殖民地民族主义的挑战，这四种外交潮流在中国互相激荡。一战后新的国际秩序形成，国际联盟与共产国际相继建立，东亚国际局势也由英日同盟主导转为日本独霸，再转变到英美合作压制日本以及苏联倡导反帝，变化既大又急，中外关系复杂。中国国内则有北洋外交、广州外交与地方外交的错综互动；外交官群体中留日及同文馆出身者逐渐淡出，英美留学生站到台前，崛起一批优秀的外交人才。当时的中国外交既有重要的国际会议、国际组织的参与，有频繁的多边及双边国际交涉，也有国内中央与地方的互动，而外交事务与内政发展更是息息相关，致使北洋外交十分丰富而多元，是近代史中重要的研究领域；同时对北洋外交的研究与理解，也密切影响到学界对中国近代史的理解与诠释。
近年来的北洋外交研究能有突破，是基于档案史料的大量开放以及研究观点的拓展。与北洋外交最为相关也最重要的史料是前文提及的藏于台湾的近代中国外交档案，是为研究中国外交史最重要的一手档案，分为总理衙门（1861—1901）、外务部（1901—1911）及外交部（1912—1928）三大部分。其中北洋外交部档案是研究北洋外交最重要的史料。
在史料出版方面，台北近代史研究所陆续编辑出版了《中俄关系史料（1917—1921）》、《中日关系史料（1912—1920）》；台北还出版了《外交文牍》[25]、《外交公报》。
大陆方面有关北洋外交的档案，除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北洋政府档案》、《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3辑）等外，其他学术单位也编辑出版了许多相关档案，如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近代史数据》编辑室主编《秘籍录存》[26]，程道德、郑月明、饶戈平编《中华民国外交史资料选编（1919—1931）》[27]，辽宁省档案馆编《奉系军阀密信选辑》[28]，薛衔天等编《中苏国家关系史资料汇编（1917—1924）》[29]等。
近年出版的重要的北洋外交官日记与回忆录主要有《顾维钧回忆录》[30]，颜惠庆英文原著、上海市档案馆译《颜惠庆日记》[31]，《王正廷回顾录》[32]等。
其他国家相关外交档案近年出版及开放者颇多，主要有日本外务省编《日本外交文书》等，[33]可在网上参阅使用。沙俄及苏联的相关外交档案迄今尚无法使用，但是共产国际相关部分档案已出版。[34]
近年来，相关档案史料的大量出版与开放使用，使得运用多国档案对照研究成为可能，令北洋外交研究有了坚实的史料基础。以下分别介绍中国大陆和台湾以及日本、欧美四地区近年来重要的有关研究成果。[35]
近代中国饱受列强欺凌，民族主义强烈，外交史研究深受政治影响，与培养爱国精神密切相关，因此“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近代中外关系史的研究以帝国主义侵华史为主要内容”[36]，“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文化大革命，一说到近代中外关系史，人们都认为那就是帝国主义侵华史”[37]。
北洋政府过去被定性为列强的傀儡，执行卖国外交。外交史主流论述常将袁世凯帝制与“二十一条”交涉相联结，认定袁氏为了实行帝制，不惜出卖国权，换取日本的支持；段祺瑞为了遂行武力统一，不惜进行“西原借款”；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三个卖国贼断送了山东权益，导致巴黎和会外交失败；北洋军阀为了个人利益自甘为列强走狗，承认中外不平等条约，遂行卖国外交。以上诸说早已深入人心。另一方面，则强调广州政府及广大人民努力阻止北洋政府卖国，孙中山主张“废除不平等条约”，得到全国人民的支持，并因苏俄主动自愿放弃帝俄侵华所得之不平等条约特权，平等待华，孙中山领导国共合作并联合苏俄，推动“反帝废约”，摆脱条约束缚。在这样的历史叙述之下，北洋外交遂与媚外卖国画上等号，纵使有少数外交官表现杰出，也不能改变大格局的限制。因此，过去的外交史书写，着重广州政府革命外交的成就，贬抑北洋政府外交的媚外卖国，北洋外交成为革命史叙事的对立面，北洋外交失败也是革命的重要根源，中国民族主义之兴起与1919年巴黎和会外交失败密切相关。“五四”运动、“五卅”惨案及孙中山领导国共合作、联俄废除不平等条约等，都与国共两党兴起的政治宣传密切相关。在国共相继执政八十多年来，这一宣传不断复制，早已深入人心，加以档案开放的限制，更减损了外交史研究的学术性。
改革开放，“给近代中外关系史研究带来勃勃生机，它既向研究者提出了如何全面认识外部世界的课题，也创造了一个大为宽松的学术环境。同时随着中国社会的全面对外开放，中外文化交流获得极大发展，中国学者能够直接了解西方社会，从而大大地开拓了视野，中外关系史学科由此出现了繁荣景象”[38]。部分学者开始注意到北洋时期的重要性，出版了一批外交史料及外交官回忆录、日记，并有一批通论性的民国外交史著作及外交官传记问世。对北洋外交的评价，多已突破过去观念上的束缚，比较能实事求是地肯定北洋时期外交上的成绩。大陆近年来出版的通论性教科书及丛书、工具书比较多，教科书性质的如石源华《中华民国外交史》[39]、吴东之主编《中国外交史——中华民国时期1912—1949》[40]、杨公素《中华民国外交简史》[41]等，都有相当篇幅与北洋外交有关。丛书如石源华主编的《民国外交官丛书》[42]、张礼恒的《从西方到东方——伍廷芳与中国近代社会的演进》[43]、金光耀主编的《顾维钧与中国外交》[44]，这些专书对我们全面认识民国外交官群体有很大的帮助，同时许多人物尚有更深入研究的空间。工具书则有石源华主编《中华民国外交史辞典》[45]、王立诚著《中国近代外交制度史》[46]等，可提供研究者许多方便。
对北洋外交的评价，近年逐渐有肯定的声音出现，如王建朗研究中国废除不平等条约的历程，出版有专著《废除不平等条约的历程》[47]及论文《中国废除不平等条约的历史考察》[48]等。王氏书中全面展现了民国以来中国争取废除不平等条约的全过程，对北京政府的修约运动、南京国民政府的革命外交、抗战时期实现废约以及1949年后中苏订立平等新约进行了比较研究，其论文结语则云：“中国废除不平等条约，是几代人与历届政府不断努力的结果，其中既包括最后毕其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也包括一直以革命党人自居的南京国民政府，还包括具更大的妥协性的北京政府。群众性的反帝运动与历届政府的废约外交相辅相成。”在《50年来的近代中外关系史研究》论文中，王氏也指出：“北洋政府曾经被作为卖国政府的代名词，但随着研究的深入，人们发现，对于北京政府的外交不能一概否认。”
郭剑林、王继庆《北洋政府外交近代化略论》[49]一文，指出北京政府的外交是中国外交史中很重要的一个承先启后的阶段，外交机构趋于专业化与技术化，外交思想反映出独立自主、完全平等的民族主义思想，已较清末进步很多，北洋外交的近代化具有进步意义。这些观点，在郭剑林主编的《北洋政府简史》第十三章“北洋政府的外交政策”（苏全有执笔）中，有更进一步的发挥。
近年来，中国大陆学者“对于北京政府对外关系的研究改变了以往一味斥责其卖国的状况，近年来随着研究的深入，更多的是肯定其作出的外交努力”[50]。左双文、王杰撰文指出研究中几个重要的方向：关于北洋政府参加一战问题，王建朗认为到1917年，北洋政府既希望通过参战获得战后处分权这一长期利益，还希望获得延付庚款、提高关税等现实利益，战后他们的要求也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满足，标志着中国外交政策从消极到积极的转变。杨红林和马建标则研究了社会舆论对北洋政府外交政策的影响。李育民的《中国废约史》[51]，是在其《近代中国的条约制度》[52]一书基础上的拓展与深入，全书包括绪论、近代中国不平等条约的概览、守约中的尝试、觉醒与奋争、废约的基本实现、不平等时代的终结等章节，系统地探讨了近代中国废除不平等条约的历程。此书与王建朗的《中国废除不平等条约的历程》前后辉映。虽然王建朗、李育民的书中都强调“废约”，但他们说的“废约”实质上包括了修约与废约，并都对北洋政府修约的努力给予高度的肯定。
近年有关北洋外交的重要学术会议，主要是2004年8月27—28日，复旦大学历史系、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外关系研究室与《近代史研究》编辑部在复旦大学联合主办的“北洋时期的中国外交”国际学术讨论会，这是首次以北洋外交为主题的学术研讨会。报道者认为这个会议有三大特色：（一）将北洋时期的中国外交置于整个近代中国外交的历史进程中进行考察，揭示北洋外交的本来面目，并作出实事求是的评价。（二）没有将北洋时期的中国外交仅仅局限在政府及对外交涉的层面上，而是拓宽视角，在更宽广的领域里讨论外交及与其相关的一些问题，如国民外交、舆论与外交的关系、国内派系政治与外交的互动等以往研究较少的课题。（三）运用第一手的档案数据进行个案研究，丰富和深化了对北洋时期中国外交的认识。[53]会后出版了金光耀、王建朗主编的《北洋时期的中国外交》[54]一书，收录了26篇会议论文，颇可反映近年学界对北洋外交研究的前沿状况。
其他相关的研究成果有：杨天宏近年致力于北洋时期政治外交研究，对于法权会议及关税会议的研究，提出许多新的观点，颇值得注意。[55]年轻学人侯中军、马建标的研究也都值得注意。侯中军的论文[56]可说是代表了大陆学界对不平等条约问题的最新研究成果，另外，他最近对北京政府出兵西伯利亚及辛亥革命期间的政府继承与条约问题的研究也都颇有新意。[57]马建标长期致力于北洋外交研究，其硕士和博士论文及陆续发表之论文[58]，都关注北洋时期外交事务与内政的关系，颇见功力。
总而言之，大陆学界自1980年代以来，对北洋外交由贬抑到部分肯定，近年来研究的重心在于使用档案史料，全面严谨地开展个案研究，主要关切点在于探讨外交与内政间的互动关系，整体而言对北洋外交有日益肯定的趋势。
台湾学界对于近代中国外交史的研究曾经相当兴盛。1955年近代史研究所建立，从整理编辑《外交档案》（1861—1928）起家，培养出一批扎实严谨的“南港学派”学界前辈，作出许多与中国外交史相关的研究成果。当时台湾史学界受国民党国民革命史观影响，对民初历史注重广州而贬抑北京，在外交史方面，多强调革命外交的传统，对北洋外交并不重视，评价也较低。
台湾史学界原来以传统政治史为主体，20世纪60年代社会科学引进，加以70年代台湾国际地位变化，再到80年代年鉴学派的冲击，史学研究重心转向由下到上的历史。80年代末解严前后台湾史研究兴起，中国史研究之主流地位动摇，而上层国族史的政治、军事、外交史更是首当其冲。台湾史学主流走出民族史学的藩篱，转向社会、经济、生活、文化史，不断开拓新的领域。代表台湾史学潮流的《新史学》大力提倡新文化史，军事史、外交史的论文几乎不存在。[59]90年代后现代主义史学对台湾史学界的冲击更大，政治外交史进一步受到质疑。此时出现的一批研究北洋外交的新成果，与前面提及的外交档案的进一步整理与开放有关。加上相关馆藏档案的开放，及研究院各所历年收购大批英美外交档案微卷，其与清末民初中国外交档案相关部分堪称完备，使得台北成为研究北洋外交史的最佳处所。此时一批留学欧、美、日，接受过外交史专业训练，具备较开阔国际视野的年轻学者回台，组织讨论会，建构网站，形成一个学术社群。其中有一部分从事北洋外交研究者，摆脱过去成见的限制，广泛运用中西史料，严谨地从不同的角度还原北洋外交的业绩，获致不俗的成果，提出不少新的观点，修正了过去的历史解释。[60]
近年台湾学界对北洋外交的研究颇有成绩。东海大学历史系教授唐启华近十多年来一直研究北洋外交，除发表多篇论文外，曾出版《北京政府国际联盟1919—1928》，探索国际主义与民族主义的关系。近年出版《被“废除不平等条约”遮蔽的北洋修约史（1912—1928）》，作者在绪论中指出：迄今中国摆脱条约束缚的叙述典范是“废除不平等条约”，台海两岸均以废约历程为主轴诠释外交史，该书则以修约为主线，探讨北洋修约之历程及其意义，一方面依据档案，重建北洋修约案例，探索其外交政策与交涉策略之发展，一方面将实证研究与革命史观对话，希望能更丰富多元地理解民国外交史。该书正文依时间先后，使用中外档案作实证研究，重建北洋政府时期的修约历程。结论部分探讨了北洋修约史的历史意义，指出：北洋修约内容十分丰富，可将中国外交与全球外交发展脉络相联结，呈现丰富多彩的面向；北洋修约理念的发展历程，是中国外交史重要的组成部分，其历史意义应予肯定与重视。该书并揭示了中国外交的连续性，清末、北洋到南京政府在外交上有明显的连贯性，认为南京外交政策实脱胎自北洋，而与广州、武汉外交的关系较远，只有注重北洋修约的发展历程，以及南京与北洋外交之传承关系，才能掌握中国外交之主脉。
东华大学历史系教授吴翎君多年来致力于中美关系史研究，累积多年研究成果，最近出版《美国大企业与近代中国的国际化》[61]一书，主要章节探讨一战前后美国大企业在华投资与中国的国际化，指出：一次大战前后美国大企业在中国的投资有其重要的国际化意义，但过去关于清末民初的研究多着重于国际银行团在中国的铁路活动与美国门户开放政策，强调帝国主义在中国的侵略与中国政治阴霾的消极性作用。该书认为尽管北洋时期政治动乱，但此时正是近代中国亟求借由外资追寻富强，并借由参与国际会议或中外合作，试图改变中国自身地位进而谋求国际化的重要时期。一战前后美国大企业对中国的实业投资案交涉中，显现出北洋政府寻求外国技术的援助以振兴中国实业的进取性，而自清末以来即和中国逐渐形成“特殊关系”的美国，无疑扮演了重要角色。此书实为探讨美国企业与中国工业化关联，以及中国与国际接轨尝试的重要研究成果。
此外，台湾年轻学人的研究，有应俊豪所著三本与北洋外交相关的专著，即由其硕士论文改写的《公众舆论与北洋外交——以巴黎和会山东问题为中心的研究》[62]，由其2005年博士论文改写的《“丘八爷”与“洋大人”——国门内的北洋外交研究（1920—1925）》[63]，探讨1920年代有条约特权的“洋大人”与军阀割据内战频仍时期的“丘八爷”发生冲突时的外交交涉，反映了过去被忽略的条约体系下中外交涉的实况，对理解北洋外交各方面甚有帮助，近年出版的《外交与炮舰的迷思——1920年代前期长江上游航行安全问题与列强的因应之道》[64]，以1920年代长江上游发生的中外冲突几个个案为对象，探讨列强炮舰外交之实质与限制，以及中国中央与地方（尤其是军阀）之间处理对外交涉事务的关系，甚有创意。此外，黄文德的论文《北京外交团的发展及其以条约利益为主体的考察》[65]，探讨了北京外交团发展历程及其维护条约权益的努力与限制，也是该主题的重要研究成果。
总而言之，台湾的北洋外交研究拥有档案史料的优势，研究成果的特色主要在史料基础扎实，探讨课题具多样性，学者受意识形态束缚少，和大陆学界往来密切，与西方及日本学界接触也多，在一些议题上具有研究优势。基本上对北洋外交持肯定态度，最近更试图提出对北洋外交全面的重新诠释与评价。
在海外，北洋外交也有较多的研究者。
日本有一贯坚实的中国外交史研究传统，早年对北洋外交研究虽不算多，但评价比较中肯，主要有坂野正高、平野建一郎、藤井升三、北条敏子、伊藤秀一、安田淳等学者之研究。1990年代后日本崛起一批年轻学者，致力于与北洋外交相关的研究。探讨东亚国际关系的有信州大学教授久保亨，他专力研究民国经济史，除对外债、海关及经济等问题发表许多论著外，对华盛顿体制也有新见解，出版有《战间期中国〈自立への摸索〉：关稅通货政策と经济发展》[66]。中央大学准教授服部龙二将其博士论文《东アジア国际环境の变动と日本外交，1918—1931》[67]增补出版，探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到“九一八”事变之间的战争前期，东亚国际秩序之变动与日本外交之抉择。另外还有其他一些成果。[68]日本学界最全面地研究北洋外交的，当属东京大学总合文化研究科准教授川岛真，他多年来广泛使用中国大陆和台湾及欧美、日本各地收藏之档案，获得质量俱佳的研究成果，并发表了多篇有关民国外交档案收藏情形的文章，对日本学者使用中国外交档案有很大的促进作用。川岛真的博士论文《中华民国前期外交史研究》[69]，使用庋藏于台北近代史研究所档案馆的外交档案、日本外务省所藏之外交文书以及英国殖民部档案（Colonial Office）等，运用多国档案对照法，对于北洋时期的外交进行全面而严谨的学术讨论，经多年修订，出版了《中国近代外交の形成》[70]这一巨著。该书的时间断限为中华民国前期，即1912年至1926年。作者在序章中开宗明义表示，过去不论在台湾或是大陆学界，由于政治因素的影响，中华民国前期的外交皆被披上“军阀傀儡”、“卖国外交”以及“弱国无外交”的骂名，而现阶段必须回归一手档案，对于该时期的外交进行再评价。该书主要分成四个部分[71]，其特点：第一，提供了一个多视角研究外交的模式，呈现“历史中的外交”；第二，充实了对外交行政制度的研究；第三，依据史料进行了实证性的研究。[72]该书出版之后广获学界好评，荣获“第26回サントリ—学术赏”，中译本于2012年由北京大学出版社推出。[73]总而言之，日本学界近年来有不少人注意到北洋外交的重要性，研究成果颇多。其特色在于扎实的实证研究传统，有较强的东亚全局观，关注日、美、苏、英、中之间国际政治的互动；对于中国比较注重中央政府之外的地方（广东、东北、新疆等）外交的互动。其特殊的东洋史研究传统视角，可为中国学者更全面理解北洋外交的他山之石。
西方汉学界对中国外交史的研究，自马士（Hosea Balbu Morse，1855—1934）、费正清（John King Fairbank，1907—1991）以降，有久远的研究传统，累积了深厚的成果。他们对北洋外交注意得比较早，评价也比较正面。波赖（Robert Pollard）认为1917年以后中国外交是“收回国权时期”（Period of Recovery），他的专书China's Foreign Relations，1917-1931[74]，以北京政府到南京政府之国权收回运动为主轴，对北洋外交有相当不错的评价。
其后，与民初东亚外交有关之论著，当推日裔美籍学者入江昭（Akira Iriye）之名作After Imperialism：The Search for a New Order in the Far East，1921-1931[75]，此书建构了有名的“华会体系”（Washington System）说，以欧战后美国威尔逊主义、苏联列宁主义、中国民族主义、日本军国主义四者的互动关系，来诠释1920年代的东亚国际政治。此说甚有创意，在学界备受推崇，然而基本上忽略了北京政府的角色。
1970年代前后，欧美学界出现了研究中国的热潮，其中有一批学者研究北洋历史，基本上他们对北洋外交的评价都不差。如英国学者Peter Lowe，Great Britain and Japan，1911-1915[76]，对袁世凯在“二十一条”交涉时的表现给予相当高的评价，认为袁世凯在交涉中成功运用了各种策略来维护国权。Chan Lau Kit-ching（陈刘洁贞），Anglo-Chinese Diplomacy，1906-1920—in the Careers of Sir John Jordan and Yuan Shih-kai[77]，也用FO档案研究朱尔典使华外交生涯，对袁世凯外交也是抱持同情观点。美国学者善于将社会科学理论与历史研究结合，研究北京政府军阀与派系政治。[78]
1990年代以来，欧美学界对北洋外交的研究比较少。主要有Zhang Yong-jin（张勇进），China in the International System，1918-1920：The Middle Kingdom at the Periphery[79]，认为参与巴黎和会，应是中国真正加入形成中的国际社会的开端，而1920年在国际联盟第一届大会中，中国被选入行政院（Council）非常任会员，更是西方国家接受中国为平等一员的重要象征。但是中国并非是以达到西方式“文明”的标准加入国际社会，而是以反抗条约体系，及宣称适用于西方之主权平等原则的方式达成的。另有两本研究中俄关系的专书，S.C.M.Paine，Imperial Rivals，China，Russian and their Disputed Frontier[80]，及Bruce Elleman，Diplomacy and Deception：The Secret History of Sino-Soviet Diplomatic Relations，1917-1927[81]，Elleman挑战过去认为中国在巴黎和会中因威尔逊背叛而对美国失望，转而倒向真正以平等对待中国之苏联的说法。他还认为围绕1924年中俄协议之苏联对华外交，只是名义上对华平等，漂亮的宣传而已，基本上是个骗局，实际上仍保持在华大部分的特权。北京政府外交部明知吃亏也不拆穿，借此向西方国家施压。中苏互相利用，各取所需。
Stephen G.Craft研究顾维钧，1997年完成伊利诺（Illinois）大学博士学位论文“V.K.Wellington Koo and the Quest to Make China into a Great Power”，并曾发论文“Angling for an Invitation to Paris：China's Entry into the First World War”[82]，探讨中国参战以争取参与战后和会的机会；John Basett Moore，“Robert Lansing and the Shandong Question”[83]，探讨巴黎和会及华盛顿会议中，中国代表团的美籍法律顾问摩尔及蓝辛的角色，以及他们对山东问题的看法及影响，其博士论文改写成专书V.K.Wellington Koo and the Emergence of Modern China[84]出版。
Erik Goldstein和John Maurer等所编，The Washington Conference，1921-1922[85]，此论文集之特色在于由后冷战时代的视野，从各国不同的角度，重新探讨作为一战后建构全球秩序努力之一环的华盛顿会议，以为21世纪建构全球新秩序的前车之鉴。此论文集可说是西方学者近年来对华盛顿会议研究的集大成之作，颇具参考价值。
哈佛大学中国史学者柯伟林（William C.Kirby）1997年在《中国的国际化——民国时代的对外关系》一文中，逐一考察民国时期的政治、军事、文化、经济、商业和教育等方面的国际化脉动，总结民国时期对外关系的影响彻底覆盖中国社会的各个层面，强调中国对外关系与对内关系的交互作用过程，提出对近代中国的国际化、内化和外化的大命题思考。文中对包括北洋时期在内的民国外交相当肯定。[86]
近年来欧美学界最受瞩目的北洋外交研究成果，当属香港大学历史系教授徐国琦（Xu Guoqi）的两本专书：China and the Great War：China's Pursuit of a New National Identity and Internationalization[87]，Strangers on the Western Front：Chinese Workers in the Great War[88]（暂译《中国与大战》、《西线的陌生人——一次大战的华工》）。
《中国与大战》为徐国琦的哈佛大学历史系博士学位论文（1999）修订而成。西方学界关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在世界史上意义的著述繁多，但中国的地位和角色总是被忽略。徐著与前人著作最大的不同是从国际史的视野探讨了中国与一战的关系。[89]尽管中国对巴黎和会的结果感到失望，但中国因此对于世界有了新的想象，并由此探寻新的国家认同。过去以欧洲为中心的一战史研究，终于有了全方位视野下中国角色的切入点。该书自2005年出版后，由于运用中、美、英、法、德等多国档案，观点新颖，立刻受到西方学界的关注。[90]
2011年2月出版的《西线的陌生人——一次大战的华工》一书，在《中国与大战》第四章的基础上，更深入地探讨了一战时期华工的贡献。此书广泛搜集散落世界的各种材料，发挥了以中国为主体的国际史研究方法的特色，探讨14万华工的动员究竟有何意义，以中国下层社会阶层的农民或边缘人来透视中国，以其作为东西文明的信使，将华工个人或群体的生命导入更加广阔复杂的国家、族群和国际的空间，赋予历史的深度和意义。[91]
总而言之，欧美外交史学界擅长将中国史置于世界史中考察，曾在北洋外交史研究中独擅胜场。吴翎君认为徐国琦的著述树立了以中国为中心的国际史书写方法，这在过去中西学界的研究中是相当罕见的，诚为其著作的最大贡献。
对北洋外交历史地位的评价过去受到意识形态影响较深，常被定性为卖国外交，近年来由于外交档案史料的开放，当年外交官日记、回忆录的出版，及各国外交档案使用方便，加上学术研究受政治干扰减轻，北洋外交研究有较大的进展与突破。大量实证研究成果展现了北洋外交相当不同的风貌，其成绩越来越受到肯定。此外，由于北洋外交的多面性，研究者从北京政府及各国外交档案中，看到北洋视角及各国的观点，近年出版的几本重要著作都对中国外交史与近代史提供了新的研究视角与理解架构。加以近年中国快速成长，已是和平崛起中的世界大国，其对过去中外交往历程的理解与世界未来之和平密切相关，而国人也需要与新时代相应的平允开阔的世界观。以上种种趋势与发展，让外交史研究的前景十分光明，而北洋外交可能是其中最有机会突破的领域。
总体来看，在整个民国史研究领域中，有关民国北京政府统治时期16年历史的研究，目前尚处于条件初备蓄势待发的状况，北洋史论著在民国史研究成果中所占总比例还是很小。这种现状，已对民国历史研究工作产生了重大影响，造成民国史研究中的“跛腿效应”，阻碍了民国史研究的进一步深入，对此学界目前尚无充分认识。因此，可以说，关于民国历史的研究急需“拾遗补阙”，补上北洋历史这一重要内容来做支撑，只有这样，才能全面完善民国史研究，使海峡两岸学者们笔下的民国史，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全本民国历史，以还原民国之真实。要做到这一点，还有待学界主要是两岸学者们的共同努力。
人们不应忘记，那个以五色旗为国旗、以《卿云歌》为国歌的时代，是中华民国历史的一部分，也是中国近代历史的一部分。北洋时期已经成为历史，但它绝不应该仅仅是历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