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苏联十月革命之后的第三年，两年前那场大动荡，由于苏维埃采取了正确的策略，已经日趋平静。生产已逐渐恢复，生活也日趋安定，各行各业百废待兴，就连大大小小的报纸、杂志，也恢复了旧貌，变得丰富多彩起来。
不过，什么事都会有它的难处。报纸办好了，出了点名气，也会招惹麻烦。这不，《海员报》的全体同仁，聚集在会议室里，正对着一篇来稿发愁。说真的，上至总编，下至校对，都不知如何处理它呢。
这是老作家梭勃里给《海员报》投寄来的一个短篇小说。按理说，梭勃里给报纸来稿，是编缉部的荣耀，别的报纸还没有这种幸运呢，报纸该在显要位置刊登，并配上编辑部对老作家表示感谢的话语。
但是，这篇小说实在让人不敢恭维。虽说题材不错，一些地方确实写得大有才气，而从全篇来说，却是杂乱无章。它通篇不分段落，几乎看不清有多少标点符号，因此谁也无法立刻读得懂它。
就这样登出去？不行，那不仅会让老作者丢尽了脸，也会使报纸蒙羞。或者去请梭勃里自己修改一番？也不行，这老头的脾气是出了名的，他恐怕对自己这篇作品已经失去了兴趣，谁也不会敢去捋老虎须。至于要请在座哪一位代劳，那可是天方夜谭式的建议。研究来研究去，没有哪个敢拿出最后办法来，于是只能做一个不是决定的决定，让年纪最轻的编辑带回宿舍再拜读一遍，提出个人意见来。那位资格最浅的编辑只能接下这一只烫手的山芋，皱着眉头出了会议室。
最后一个离开会议室的，是校对员布拉果夫。十月革命前，他是俄国最出名的《俄语报》的副主编，是办报的老手了。可现在他只是名小小的校对员，在那些编辑、记者们侃侃而谈的时候，他也在动脑筋想办法，却不敢发表意见，人微言轻那，说了也不管用。可是，那稿子布拉果夫也看过，觉得并不是没有修改的可能。回到家中，他左思右想，总放不下老作家那篇小说。最后，还是一位老编辑的责任心占了上风。布拉果终于穿上大衣，踏着积雪，去报社敲开了的年轻编辑宿舍的大门。
这位年轻编辑正为稿子发愁呢，看到布拉果夫在深夜10点多钟来造访，从内心里感到一阵温暖。他便跟校对员对饮了一杯伏特加，滔滔不绝地诉起苦来。他以为布拉果夫是同情自己，连夜前来安慰一番的。
“我跟你说，”布拉果夫打断他，“我忘不了它。一篇好作品怎么能白白扔掉？您知道，我是个老报人，总改不了往日的习惯……”听到这里，这位年轻编辑才明白了布拉果的本意。他把头摇得像教堂顶上的钟，无论如何不答应布拉果夫改动梭勃里的文章，哪怕改一个字也不行。
“好吧，”布拉果夫坚定地说，“把原稿给我，我就当着您的面，把小说整理一遍。我用人格担保，保证不改动梭勃里一个字。”说完，他从口袋里掏出两段粗大的蜡烛，走到宿舍一角的那只大箱子边，点亮其中一枝，坐下来等候年轻编辑拿出原稿。
年轻编辑被他认真的态度感动了。迟疑了一会儿，终于从桌子上取过原稿交给了布拉果夫，看着他开始整理小说。冬夜是那么漫长，又那么宁静。年轻编辑瞧着瞧着，忍不住伏在桌子上睡着了。等他一觉醒来，发觉布拉果夫已把他的大衣披在自己身上，天也快亮了，布拉果夫正在对原稿作最后一页的修饰。
他忍不住好奇，走上前去，看到布拉果夫带来的蜡烛只剩下最后短短的一截，那份稿子也已经快整理完成了。他取过已经修改好的一叠，仔细地阅读起来。
咦！这老家伙真有点妙手回春的本领呢。先前杂乱无章的稿子，被他一改动，居然变得简洁流畅起来，应该突出的地方，他都分了段，让人一目了然。文章显得更加生动，而梭勃里写的，确实没加一个字词，没删去一点点。真是奇迹！
布拉果夫递出最后一页，笑着说：“梭勃里这老家伙一向散漫惯了，老是忽略了标点，写这稿子时恐怕又多喝了几杯伏特加，连分段也忘了。其实，标点和分段好比人的鼻子和眼睛，是桩大事情，连普希金都不敢马虎。他倒好，把文章弄得一塌糊涂！”
小说在这一个月的最后一天见报了，很受读者欢迎。可是，第二天上午，梭勃里便气冲冲闯进了编辑室。“谁动了我的小说？”梭勃里大吵大嚷，“我会查出来的，别对我撒谎！”说完，伸出手中的拐棍，把桌子敲得“啪、啪”响。
隔壁校对室里的布拉果夫听到动静，走了过来，慢吞吞对梭勃里说：“假如您认为在尊稿上添了必要的标点，就算是触犯了您的尊严，那么，就算是我改的好了。我可是个校对员，必须尽我的职责。不信去调原稿来，看看是不是这么回事。”
“啊哈！”梭勃里扑向布拉果夫，“您终于被我逮住了，老伙计。真的太感谢您啦！您又教训了我一通，让我认识到自己对以前作品的过错。”梭勃里又笑着夸奖了一句：“这世界上，恐怕只有您是最认真、最高明的校对员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