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7年，在南非开普敦大学生物系的一个教室里，一位德高望重的教授正在给学生们讲授传染病的历史。他讲到当年肆虐于欧洲大陆的鼠疫，讲到天花、霍乱，介绍了当年的先圣先哲们是如何战胜这些病害，替人类造福的。末了，教授换了一种口气，告诉大家，两百年来，在非洲和南美洲的热带丛林地区，一直流行着一种凶险的传染病。得病的人全身发黄，内脏出血，死亡率极高，波及面极广，而且这几种病都会流行。至今医学界尚未查出病毒是如何传播的，也不能及时阻断传染途径。老教授诚恳地对在座的学生们说：“非洲是受害最深的地区之一，扑灭这种传染病的责任，当然是落到你们的身上。努力吧，我的孩子们！”
教授的话打动了学子们的心。其中一位名叫马克思？蒂勒的小伙子，感受最深。他生于南非的比勒陀利亚一个白人家庭，从小受到良好的教育，有远大的抱负。从此以后，他便把征服这种恶性传染病作为了自己毕生的事业。
在开普敦大学生物系毕业后，蒂勒听说英国伦敦和美国的哈佛都设立了专门研究热带医学的系科，在那里有很多知名的学者在从事有关问题的研究。为了掌握世界最新的研究成果，他自费来到英国，在热带医学院半工半读，后来又争取到在哈佛大学热带医学系的工作机会，他又远涉重洋，来到美洲，一边工作，一边学习，前前后后花了三年时间，专攻被称为“黄热病”的这种恶性传染病。
三年过去了，可是蒂勒感到十分失望。那里的专家们远隔万水千山，没有人肯到黄热病蔓延的热带丛林里作深入的调查，他们的研究只是对这种病作一些病理上的分类，因为没有实地考察的记录，许多分析都模模糊糊，既找不到传染途径，更开不出医治良方。于是，蒂勒下决心，回非洲去，到恶疾蔓延的地方去，做一次扎扎实实的考察。
科学是崇尚事实的，科学考察是一切研究的基础，同时也是科学研究中最困难的部分。对黄热病的考察，更是难中之难。黄热病的疫区，几乎都是原始丛林，那里交通困难，瘴气笼罩，毒蛇猛兽出没，威胁着到那里的每一个人。在这样的地区工作，随时都有生命危险。
蒂勒知道，不做实地考察，不掌握第一手资料，是无法征服黄热病的。为了自己心中的愿望，为了同胞免遭病魔的威胁，他必须冒这个生命危险，去找到黄热病的病源，从而找出医治这种恶疾的办法。
在热带丛林辛勤工作了两年，蒂勒跟大量的病例接触，了解他们发病的经过，千方百计医治他们，终于积累起大量的第一手资料。带着这些资料，蒂勒回到开普敦，整理资料并做了大量的病理实验。他终于弄明白一个道理：非洲的黄热病是由当地的斑蚊传播的，斑蚊把病人的血带进健康人身体，病毒由血液迅速进入肝脏，导致黄疽和内出血，造成死亡。难怪这疾病传染得这么快，涉及面又如此广。
蒂勒的发现，给世界传染病防治的专家们一个信息，如果能阻断疾病传染的途径，不让传染黄热病病毒的斑蚊危害人类，不就能降伏病魔了吗？事实上，南美洲的专家们便是这么干的，他们在全美洲开展了灭蚊运动。
蒂勒能不能依葫芦画瓢，也来个灭蚊运动呢？结论是否定的。非洲有广大的农村，无论经济或者文化，都比较落后，根本没有办法实施那种规模浩大的活动。因此，蒂勒决定，要走防治天花、结核等传染病的路子，发明一种有效的黄热病疫苗。
要制造这种疫苗，关键在于试验。作为疫苗的病毒，虽然经过多代的培育会减轻它的毒性，但毕竟还是一种危害人体的病毒，稍一不慎，就会变成致病的毒药。况且，当时开普敦条件比较落后，无法以动物先进行试验，最直接、最有效的方法是招募志愿者进行个体试验。
为了准确掌握疫苗的浓度，蒂勒决定在自己身上做人体试验。有的助手自告奋勇，用自己代替蒂勒做试验。但是蒂勒笑笑说：“你们的生命和我的生命一样宝贵，而你们比我更年轻，未来的路更长。我对黄热病比你们更了解，更能控制它。我一定把试验的过程详细记录下来，万一失败了，你们可以继续试验下去。”
人体试验确实是危险的，在开头的几次试验中，有一次疫苗稀释浓度过高，被注射后的蒂勒立即有了黄热病的早期症状，他险些被死神夺去生命。幸亏他经验丰富，立即吩咐采取急救措施，才被抢救过来。还没等身体完全复原，蒂勒又投入了新的一轮试验。
经过一次次的失败，解决了一个个困难，蒂勒终于研制成了可用于人体注射的疫苗，这种称为17D黄热病疫苗的有效药物，使横行了两百多年的不治之症在发病前便被制服。直到现在，它依然是出入黄热病疫区人员必须注射的防治针剂。
蒂勒凭着他不惜一切的献身精神，两次跟死神擦肩而过。终于取得了事业的成功。他也因为对医药事业的重大贡献，成为非洲第一个诺贝尔医学奖的获得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