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于我呢，逃亡路上发生的事情我已记不清了，我只记得自己踉踉跄跄地穿过欧石楠丛，撞到树上，碰得生疼。火星人的恐怖笼罩在我四周；那无情的热之利剑来回旋转，好像就在我头顶挥舞，随时都可能落下，将我击毙。我跑到了霍塞尔与十字路之间的那条道上，沿着那条道路直奔十字路而去。
最后，由于内心恐惧至极，一路逃窜，我累得筋疲力尽，再也走不动了，跌跌绊绊倒在路边。就在横跨煤气厂旁的运河的那座大桥附近，我倒下了，躺在那儿一动也不动。
我一定在那儿躺了好一段时间。
我坐了起来，觉得很奇怪，搞不清自己怎么到了这儿。我迷惑不解地想了好一会儿。突然，恐怖像衣服般从我身上褪下，消失得无影无踪。我的帽子不见了，领夹也松了，衣领散开。几分钟之前，我的眼前只有三件真实的事情——无边的黑夜、太空和自然，我自身的软弱和痛苦以及近在咫尺的死亡。而此时，就像把某样东西翻转过来一样，我的看法突然改变了。从一种精神状态到另一种精神状态，没有合理的过渡。我立即成了每日生活中那个体面的普通市民。寂静的工地，逃跑的冲动，四蹿的火焰，好像都只是一场梦。我问自己，这些才发生的事情是真的吗？我不能确信。
我站了起来，摇摇晃晃地爬上大桥陡峭的斜坡。我的大脑一片空白。我的肌肉和神经好像被抽空一般，毫无力量。我敢说，我踉踉跄跄地，就像一个醉汉。拱门处，冒出一个人来，一个工人模样的人提着一个篮子出现了，旁边跟着一个小男孩。我本想跟他说几句，但却没有。只是当他向我点头问好时，咕哝了几句无意义的话，就继续过桥。
梅柏里拱门上方，一辆火车，冒着火光闪闪的滚滚白烟，拖着长长的灯火明亮的履带式车厢向南方飞驰而去——铿铿锵锵，哐哐啷啷——不一会儿，已消失在远方。在有着一小排人字形墙的“东方街”上，一群朦胧的人影在一幢房子的大门前高谈阔论。一切是如此真实而又熟悉。而先前发生的事，又多么疯狂，多么荒诞！我不断地告诉自己，它们不可能是真实的。
也许我是一个具有不同寻常情绪的人。我不知道我的体验有多么不平凡。有时我会产生怪异无比的感觉，觉得我好像不是我自己，脱离了周围的世界；像一个旁观者，我在一个远得不可思议的地方从外面看着这个世界，超越了时间，超越了空间，超越了这个世界的压抑和忧伤。那夜这种情绪又强烈地涌上心头。这也能解释也许那些事只是梦境一场。
但问题是，眼前的这份宁静与那边不到两英里远的地方死神的横行是多么不一致。从煤气管道工地传来一阵忙碌声，所有的电灯都亮了。我在那一群人前停了下来。
“有工地的新消息吗？”我问道。
门前站着两个男人和一个妇女。
“嗯？”其中一个男的说着转过身来。
“有工地的新消息吗？”我又说了一遍。
“你不是刚从那儿回来吗？”他问我。
“人们好像都在愚蠢地谈论着工地。”那妇女倚着大门说，“究竟出了什么事？”
“难道你还没听说火星上来的人吗？”我说，“从火星来的怪物。”
“已经听得够多了。”那妇女说，“谢谢啦。”接着，三个人都哈哈大笑起来。
我觉得自己蠢极了，又气又恼。我尽可能想跟他们讲清楚自己的所见所闻，却结结巴巴，他们又大笑起来。
“你们还会听到更多火星人的事儿。”我说完后，便继续往家走。
在房门前的小径上，我碰见妻子。见我面容枯槁，妻子大惊失色。我径直走进餐厅，坐下来，喝了些酒。待我稍微恢复镇定，我就跟她讲述了我的见闻。在我讲述时，谁也没去动一下早就端上桌的晚餐。我讲完时，饭菜已变凉了。
“有一件事可以确定，”为了缓解由我激起的恐惧，我说道，“他们是我所见过的爬行动物中最懒惰的。他们可能就占据那个沙坑，谁要靠近他们就杀死谁。但他们不会走出那个沙坑……可是，他们太可怕了！”
“别说了，亲爱的！”妻子眉头紧锁，把手放在我的手上。
“可怜的欧吉尔维！”我说道，“想想，他也许死在那儿了！”
至少我妻子并没觉得我的经历难以置信。当我见她的面容变得惨白，我突然停下不说了。
“他们可能来这儿。”她一遍一遍地重复着。
我逼着她喝了些酒后，便尽力安慰她。
“他们几乎不能移动。”我说。
我开始重复欧吉尔维所说的外星人不可能在地球上出现的那套言辞，既宽慰她也宽慰自己。我尤其强调重力给他们带来的困难。在地球表面，重力是火星的三倍。因此，一个火星人在地球上会比在火星上重三倍，而他的肌肉重量却保持不变。这样火星人的身体将会成为一个跟铅一样重的斗篷。的确，大家都普遍这样认为。比如，第二天早晨的《泰晤士报》和《每日邮报》坚持这个看法。他们跟我一样都忽视了两个明显可以改变这个问题的影响力。
现在我们都知道，地球上的大气比火星上的大气含有多得多的氧气，或者说含有少得多的氩气（换任何说法都行）。火星人在地球上获得更多的氧气后，他们会更有活力，这毫无疑问会大大削减他们身体增加的重力。我们都忽视的第二个事实是：既然火星人拥有如此高的机械智能，那在关键时刻，他们就可以不借助肌肉力量，照样行动。
但在那个时候，我没有考虑到这两点。因而我的推证是，外太空人入侵根本不可能。饭桌上的美酒和美食又令我信心大增，加之还得安慰我的妻子，我不知不觉变得勇敢、安心起来。
“他们干了一件蠢事，”我边说，边用手指拨弄酒杯，“他们非常危险，但毫无疑问是恐怖让他们如此疯狂。也许他们没想到会发现活着的东西——当然更没想到有活着的智能生命。”我说，“如果事态越变越糟糕，往沙坑里丢一颗炮弹，我们就会将他们统统杀死。”
这样的事件太激动人心了，我的大脑一直处于兴奋状态。至今，在我的记忆深处，那天晚餐的情景依然栩栩如生。在粉红色的灯光下，我亲爱的妻子仰起甜美的脸庞，焦虑地盯着我，雪白台布上搁置的银质的和玻璃的餐具熠熠生辉——在那时，即使哲学家似的作者也拥有许多小小的奢侈品——酒杯中绯红的葡萄酒，这一切都如画般清晰。晚餐后，我坐在那儿，边用一支烟烤着核桃使其变软，边惋惜欧吉尔维太鲁莽，并大声指责火星人短视的怯懦行为。
我就好比在毛里求斯岛上某只值得尊敬的渡渡鸟，当一船想要吃动物肉的铁石心肠的水手到来时，它在自己的鸟巢里大逞威风，用轻松的语调跟它的伴侣说：“亲爱的，明天我们就会把他们啄死。”
我那时还不知道，这已是我最后一顿得体的晚饭，后来的很多个奇异恐怖的日子里，我都吃不到这样的饭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