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伟大的中国小说”——这是一个建设性和挑战性兼而有之的话题。
它的建设性是要树立起文学坚定的自信心，而这个“伟大的中国小说”的自信心，既是对每个写作者自我能力的挑战，也是对全球化主流话语的挑战。我并不完全同意哈金先生对“伟大的中国小说”的定义，但是，我敬佩他在这个问题上对于文学的诚恳和近乎浪漫的信念。
当然，如果从不同的角度来解释一下“伟大”、“中国”和“小说”，这个原来的大问题似乎立即就可以被“解构”掉，可以被拆得七零八碎扔进莫须有之乡。我们从《今天》春季号有关此问题的第一次讨论当中，就已经可以看到端倪。残雪的批评“民族经验”和“写实”，强调精神的“内省、自我批判”“彻底的个人化”；韩少功的指出中国小说和欧洲小说文化传统之不同；黄灿然的描述“文学这棵树”“枝、叶、干、根缺一不可”，都从某种角度上消解了“伟大的中国小说”这个命题的统一性、合理性。
既然有些问题很容易被“解构”、被拆碎，那么，我们是不是可以从不能解构的地方开始呢？比如，不管我们从怎样不同的角度理解诗歌和小说，不管我们的文学观有着怎样截然相反的天壤之别，不管是全盘西化还是坚守自己的文化传统，或者还有什么“前现代”“后现代”等等更为复杂的差异和不同，但是，有一点是相同的：我们都在用方块字表达自己。这很重要。这极其重要。这非常非常重要。因为这是我们区别于他人的最根本、最核心，也最不能解构的特点。在这个日益全球化也日益统一化的世界上，这几乎成为我们区别于他人的、最后也是最难以被同化的特点。因为你用方块字写作，因为你用方块字表达自己，你才可以在世界文学的版图上被称作“中国文学”“中国诗歌”“中国小说”，你才可以最终确立你之所以是你自己。不管你身居何处，不管你年轻还是衰老，不管你有怎样的意识形态、政治立场，不管你有怎样的文化偏好，也不管你有怎样奇特不同的审美取向，使用方块字将成为你不可摆脱的最终限定，成为你最后的身份标识。在这里，“中国”二字，或许可以改为更为宽泛更具包容性的“华语”。但是使用方块字写作这个根本的核心没有改变。你完全可以选择其他的语言文字写作，并因此而更容易地“与世界接轨”，成为当今世界“主流文化”的一部分。但你也因此而成为华语写作之外的他人。
所以，对我来说，“伟大的中国小说”这个问题，就理所当然地变成了“用方块字深刻地表达自己”。
既然使用方块字，那么和方块字相始终也根本无法拆开的文化传统，也就必然成为你写作的一部分。既然用方块字写作，你也就必然要被纠缠进一个多世纪以来的白话文运动。既然用方块字写作，你就必然要面临“白话以后怎样”的历史性的煎熬和追问。不管你是企图切断历史，挣脱现实，完成不食人间烟火的形而上的精神羽化的神性飞升；还是脚踏土地，直面现实，把自我完全熔铸于现实主义的“大地”；不管你是宏大叙事，还是彻底个人化的写作；你都必须依靠方块字，你都无法躲避方块字所带给你的可能的文化高度，和所有的历史陷阱。
我想用自己曾经说过的一段话作为这篇短文的结束——我所说的语言自觉，我所说的建立现代汉语的主体性，绝不是要重建方块字的万里长城，然后把自己囚禁其中。我所渴望的是：用方块字深刻地表达自己。我相信：中国的当代文学最终将证明，现代汉语不是因为全盘西化才保留下来的，而恰恰是因为现代汉语保持了鲜明的特性，而没有被别人完全同化，恰恰是因为现代汉语对世界做出了独特的贡献。不错，在所谓全球化的历史过程中，别人的历史曾经血腥、剧烈地发生在我们身上，极大地改变了我们。可如今，我们的历史也正理所当然地改变着全球化，也正理所当然地成为世界历史中最丰富最深刻的一部分。这个过程必然需要语言的自觉，这个过程必然期待着现代汉语主体性的建立。
从这个意义上，再回到我们现在的论题，那么我所说的这个过程，也可以理解为是“伟大的中国小说”“伟大的中国诗歌”产生的过程。
2005年4月16日写于草莽屋，17日改定
本文应《今天》杂志之邀，为参加哈金先生提出的关于“伟大的中国小说”论题而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