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道说，真的是如此吗？
老年男子一时间竟然惆怅了起来，更悲哀的是，自己居然也不知道是在惆怅什么！
是为了自己，还是为了这个世界！
为了华夏！
华夏！
老年男子默默的念叨着这两个字，眼神之间，竟然闪出了一丝水状物体。
南宫洋也发现了这点异状，刚想开口询问，结果，老年男子未卜先知的抬起了手，示意南宫洋不必说话，然后，静静的望着远方，似乎想看出个究竟来！
远处，蔚蓝的天空，一时间，似乎也凝现了很多雾气！
常常有人借口“华夏人素质太低”来反对各种形式的政治体制改革。
这种说法其实也没有大错。
在华夏这样一个有着数千年专制主义传统，并且直到现在种植农业所占人口都在全社会中占几乎半数的国家，要进行民主的变革，即使最激进的自由主义学者也不得不承认，它与美国从一片全新的、全新的人民中开始的民主进程完全不是一回事。
魏玛共和国的灭亡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典型的缺乏民主传统国家进行民主尝试失败的范例：人民为迫害犹太人欢呼、为冲锋队的暴行欢呼、为独裁者上台而欢呼，而对公民的基本权利被取消、宪法被逐步破坏却保持了沉默。
因为极权主义、国家主义等观念几百年来已经深入人心，而自由、权利、宪法等概念对他们来说太陌生了，这些东西是否存在跟自己的生活似乎毫无关系，只要希特勒许诺解决就业、恢复德国的大国地位，谁管他采用民主还是专制的手段呢？
是的，在没有强大的民意基础的情况下建立起来的民主，是无法持久的，最后只能滑向混乱或绝对专制的深渊。但是否我们的政治体制改革就应该停滞不前，等到某一天人民的“觉悟”突然提高了再进行改革呢？
实际上，这是一个“不会游泳怎能下水”和“不下水怎能学会游泳”之间的矛盾。世界上，没有什么东西比民主的实践本身更能锻炼人民的民主观念和正确行使民主权利的能力了。
托克维尔在《论美国的民主》说道：“美国人是通过参加立法活动来学会法律，通过参加管理工作来掌握政府的组织形式的。”并称赞美国的乡镇自治形式，认为拥有自治权力的乡镇，是北美殖民地在英国的“总督制”条件下保存民主传统、培养民主传统的基地。要改变某些人所谓的“华夏人素质太低”的现状，不能仅寄希望于经济的发展和教育的普及，而应该从现在做起，通过完善基层民主，实现乡镇自治，在基层民主实践中提高人民的“素质”
“孤独”这个词，对不同的人有着不同的含义。对一个普通人来讲，孤独意味着缺少朋友；对一个英雄来讲，孤独意味着缺少够档次的对手；对一个领袖来讲，孤独则意味着他的伟大思想不能为他的人民所理解和接受。
当戴高乐在1934年发表他的《建立职业军》的时候，他是孤独的。因为人们还无法理解，在构建了如此坚不可摧的马其诺防线之后，还有什么必要花大力气去改革现有的步兵和炮兵联合作战体系，而去建设一支从未用于实战的装甲部队。总参谋部对他的见解的评语是：“无用、不受欢迎、违反逻辑与历史”
有一位将军在报上发表文章说：“德国人是天生侵略的民族，自然就必须有装甲师。但法国是和平与防卫的民族，所以就需要反摩托化”；国防部长莫林将军甚至当众训斥当时还在国防最高委员会当秘书的戴高乐：“再见吧，戴高乐！在有我的地方，就不会有你的地位！”直到法国引以为豪的步兵配合炮兵作战的部队被德军装甲师打得落花流水的时候，人们才想起他来，仓促之间任命他指挥第四装甲师一个还未成立的“装甲师”东北区防线总司令乔治将军握着他的手说：“戴高乐，你来了！你长期以来所持的见解，敌人已经实现了，现在正是你大显伸手的时候了。”
可惜，一切都已经太晚了。
当戴高乐独自扛起反法西斯大旗的时候，他还是孤独的。
因为他的人民还无法理解，为什么在现行政府继续“合法”存在的情况下，一个逃亡的将军可以未经民主投票宣布自己“代表法国”是的，“民主程序”、“合法性”这样的观念确实是一个文明社会的基本准则，它是由伏尔泰、卢梭、杰斐逊等众多人类的先知经过几个世纪不懈努力，才在人群中建立起来的坚定信念。
进入二十世纪以后，它在英、美、法这样的发达国家，已经从“大逆不道”的革命思潮成了“天经地义”的政治教条，以至于人们忘了，无论“民主”还是“法制”都是手段而不是目的，这些观念的提出和实践，最终都是为了实现人民的自由、安宁和幸福，以及国家的强大和民族的独立。
所以即使是经过合法的民主的程序产生的政府，如果它违背了人民和国家的根本利益，那么人民仍然有权通过民主和法律以外的手段，包括暴力手段来推翻它的统治。在法西斯的铁蹄摧毁了一切国际准则和国内法制的情况下，只有那些最敏锐的人物能够突破陈规，重新回到所有原则的基点，在历史剧变的关头把握住它发展的方向，为人民指引道路，并使自己成为这个时代的伟大人物。
但由于他们的思想总是走在人民大众的前面，所以往往不能被他所热爱的人民所理解，并由此感到巨大的孤独。在戴高乐向所有法国人发出号召以后，响应者寥寥无几。一位收到他邀请的将军说：“我认为法国应该抵抗到底，但我是个军人，我应该服从政府的命令。”一位为了抗议政府投降而辞职的公务员也拒绝支持戴高乐，他说：“我反对投降，但违法的事情我可不能做。”
直到贝当傀儡政权已经成为彻头彻尾的法西斯帮凶，剥夺法国人民的基本权利，大肆迫害犹太人和共产党人，将大批法国人运往纳粹集中营做苦力的时候，他们才逐渐明白政府已经“合法”的成了法国独立和自由的敌人，这才转而支持戴高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