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六十年（1795年），乾隆皇帝已届85岁高龄。他即位之初，曾立誓若在位60年，即将皇位传给嗣子，不敢超过康熙皇帝在位61年之数。当年九月，乾隆于勤政殿召集王公大臣，开启藏在乾清宫“正大光明”匾额后的密旨，宣布立永琰为太子，命将永琰的“永”字改书为“颙”。次年正月初一，农历新年的第一天，在浓重节日气氛中，奉行了授受大典。乾隆皇帝带领颙琰诣堂子、奉先殿、寿皇殿行礼，然后，至太和殿，庄严的禅位仪式就在这里举行。乾隆皇帝手捧代表皇帝权力的玉玺，授给颙琰。颁诏天下，改元嘉庆。同时，赐宴宗亲藩王。颙琰正式登基，这就是嘉庆皇帝。而乾隆自己居太上皇位。
一朝同时有两个皇帝，这在历史上是绝少有过的现象，而对当时的臣子们来说却并不是好事，因为他们不得不同时面对两个主子，老皇帝余威犹在，得罪不起；新主子早晚会总揽大权，可以决定你以后的命运，当然更惹不起。种种迹象来看，和珅几乎不假思索地就站在了老皇帝一边。或者深一步说借老皇帝之威强化自己的权力。这不仅因为和珅与老皇帝间长年相处积累了深厚情谊，并达成了很深的默契，更因为和珅看到老皇帝根本不想放权，这棵大树仍可乘凉，仍有利用价值。
乾隆皇帝禅让后其实是一丝一毫也不肯让权，他是那种越到晚年，对虚荣和权力的欲望越强烈的人。决定传位的同时他就明确宣布，凡遇军国大事和用人事宜，他决不会置之不问，而仍要亲自处理。他命军机大臣拟定的传位规定，使太上皇的礼仪规格和实际权力都远在嗣皇帝之上，嘉庆虽贵为天子，乾隆却是凌驾于天子之上的天子之父。他决不甘心做历史上常见到的那种养尊处优可是毫无实权的太上皇。
按他的规定，太上皇帝仍然自称为“朕”，他的谕旨，称为“敕旨”。题奏行文时，遇天、祖等字高四格，太上皇帝高三格，嗣皇帝高二格抬写。太上皇帝生辰要称万万寿，嗣皇帝称万寿。文武大员进京陛见，新任官员离京赴任，都必须觐见太上皇，恭请太上皇的“恩训”。这还不够，传位以后，乾隆借口已在养心殿居住了60年，只有这里才“安全吉祥”，才便于召见群臣，无论如何也不肯搬到早就修葺好的宁寿宫。于是，理应入主养心殿的嘉庆皇帝，只好仍屈居在皇子所住的毓庆宫中，乾隆还给毓庆宫赐名“继德堂”。这一点，和珅当然都看在眼里，心中有数。
另外，嘉庆改元，全国上下当然应该统一使用嘉庆新历，可是清宫中还是用乾隆年号，譬如乾隆六十一、六十二年，等等。据说，纪晓岚就曾留有这么一本皇历。新皇帝即位，按说钱币也该改铸“嘉庆通宝”，可在这几年，却是乾隆、嘉庆两个年号各半分铸。
此时的嘉庆皇帝，已是35岁的壮年，满肚子抱负不得施展，反倒成了太上皇的陪侍。正月初一，御太和殿的不是皇上，而是太上皇，皇上只能率领着王公大臣以及百官在殿下向太上皇庆贺行礼。太上皇外出巡幸，他不得不跟随左右，太上皇面南听政，他只能在殿内西向侍坐，每日只全神贯注于一件事，就是太上皇帝的喜怒哀乐，这是嘉庆皇帝修心忍性的一段日子。朝鲜史书上，就有这样一段记载：
嘉庆元年（1796年）正月十九日，也就是传位大典举行的半月以后，朝鲜到清朝朝廷进贺的使节李秉模，被乾隆召见于圆明园的山高水长阁。诸位使臣到乾隆御榻前跪叩之后，太上皇帝便派和珅宣旨说：“我虽然归政，大事还是我办。你们回国问国王平安，道路遥远，就不必差人来谢恩了。”黄昏时分，太上皇帝从山高水长阁出来登上一只小船，嘉庆皇帝也坐上一只小船跟随着，让李秉模等人乘大船跟在最后，行几里许，下船进入庆丰阁殿，又见太上皇躺在楼下的榻上，嘉庆皇帝侍坐一旁，看戏喝茶。
回到住所后，李秉模曾遣人去礼部询问：“从今以后，我国凡有进奏进表的事，是不是要在太上皇帝和嗣皇帝面前，各进一份呢？”他得到的回答是：“现在军机处还未定例，以后会发文书的”。二十六日，李秉模等人被召到礼部，官员向他们宣读了太上皇的御旨：“以后外藩各国，只须查照年例备表进贡，就没有必要添备贡物给太上皇帝、皇帝分成两份呈进了。”
三月十二日，朝鲜国王召见了回国的李秉模。国王问他：“太上皇身体还康健吗？”
“还好。”李秉模回答。
“听说新皇帝仁孝诚勤，声誉远播，是吗？”
“看相貌倒是和平洒落，只是看他在终日欢宴游戏之时，总是目无旁视地侍坐在太上皇身旁，太上皇喜则亦喜，笑则亦笑，也就知道他是什么样了。”
实际上，这正是嘉庆的韬晦之计。他平日起居和临朝，沉默持重，喜怒不形于色。可每当举行经筵典礼的时候，他却倾听得特别专注，而最受他眷顾的，是阁老刘墉和纪晓岚等人，这大概是因为他们在朝野德高望重，为人正直，并且唯独他们不阿附和珅的缘故。
自从和珅当了宰相后，他深刻体会了“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感觉，男人梦寐以求的东西，如钱、权、女人等他和珅拥有了，他什么都到手了。此时，摆在他面前的是两条路，一条是就此罢手，毕竟江山是爱新觉罗氏的，无论自己如何飞黄腾达，也只不过是爱新觉罗氏的手下奴才而已。只要和珅选择原地踏步，保持自己的声望和财产就行了，做到不与嘉庆帝作对。第二条路就是和珅更加显赫，可是，这个选择他无疑要承担巨大的风险，弄不好就会人头落地。但是，贪婪的和珅选择了第二条路，他的手已经收不住了。
中国人最崇尚中庸之道，孔夫人说“过犹不及”，就是这个意思。而且，几千年来的教训汇成一句话就是“物极必反”，凡事都须有一个尺度，超过了这个尺度，事情就会向坏的方向转化。和珅当然知道这些道理，可是，人认识到这个道理不难，但要做到就不易了。和珅也是如此，他早已被自己所营造的网遮蔽了眼睛。
在位极人臣之时，和珅就已经给自己的未来掘好了坟墓。这种结果和珅周围的人也已经看出来了。嫁给和珅之子丰绅殷德的十公主固伦和孝公主就曾屡次劝诫自己的丈夫。
丰绅殷德与其母冯氏早就预料到和珅这样贪财是落不下什么好结果的，因此他们经常在日常聊天中暗示和珅，要他像范蠡、张良等人那样功成身退。和珅自然知道那些功成身退的例子，他也明白儿子和夫人的一片苦心，可是他却不愿意就此罢手；他总觉得自己是上天派来辅佐大清的，除了乾隆之外，没将任何人放在眼里，即使是已经要成为皇帝的嘉庆也不例外。
和珅没有听从儿子和夫人的劝告，这已注定他只能步鳌拜、年羹尧的后尘，和珅认为嘉庆是斗不过他的。但是从古至今，有几个权臣能落得个好下场的？难道和珅会成为一个特例？就是大清王朝，权臣跌倒的例子也不少。康熙朝的鳌拜身为顾命大臣，趁康熙年幼，于是独断专行，甚至挟康熙以令群臣，权欲膨胀到极点，结果，康熙智擒鳌拜，将鳌拜集团一举消灭；雍正朝的权臣年羹尧自认有功，跟雍正对抗，其结果也是身败名裂，被雍正处死。那么，等待和珅的会是什么结果呢？
和珅有个死党叫汪如龙，他也已意识到和珅的家业不会久长，他仔细观察嘉庆与和珅的言谈举止：嘉庆喜怒哀乐不形于色、气定神闲；而和珅却总是眉飞色舞、又说又笑、得意扬扬。通过观察，汪如龙得出结论：和珅无论如何也斗不过嘉庆，虽然两人的个人条件有些差距，可是此时的和珅已经忘乎所以，因此，汪如龙料定和珅必败无疑。他感念和珅对自己的提拔和知遇之恩，想苦劝和珅就此收手，毕竟，和珅想得到的都已经得到了。
在一般人眼里，飞蛾扑火、鸱枭喜欢吃腐烂的老鼠的举动显得很可笑，很傻，但在现实生活中不做飞蛾、鸱枭傻事的人，究竟能有几个呢？
和珅也是凡人，他与大多数人没什么区别。如果他能听从别人的劝告及时罢手的话，那也许又是另一个结果。他是过于自信了，以为自己能改变整个世界。正如螳臂当车一样自不量力，和珅高估了自己，见此，汪如龙刺瞎了双目，不再留任和珅推荐的两淮盐政之职。
大多数人对权欲追求是无止境的，贪欲使得人丧失理智、敏锐和判断力，当一个人站在高处时，其他人都会对他巴结奉承，让身在高处的人只能看到自己的长处而看不到自己的缺点，欲望的膨胀使得自己感觉自己不再是一个普通人，而是一个手握乾坤的神灵，在这个时候，怎么还会考虑到自己的后路呢？更为关键的是，他们都存在着一种侥幸心理，认为历史上有些人物的失利是因为没有处理好一些事情，而自己是可以处理好的。因此，一个个步前人后尘。鳌拜、年羹尧的前车之鉴，和珅并没有放在心上，因为他自认自己比他们两位聪明多了，自己怎会重蹈他们的覆辙呢？但结果还不是一样！
此时的和珅真可谓踌躇满志，得意忘形。他趁乾隆昏耄权倾朝野，和珅并不傻，他也曾想到一旦乾隆撒手归西，新皇帝嘉庆会不会继续信任自己，于是他也无时无刻不在提防嘉庆帝，当他看到嘉庆帝平时一副无所事事的样子，也就放下心来。因此他更变本加厉，目空一切，朝野上下对他都敢怒而不敢言，无人敢与他抗衡。有的阿谀奉承，有的敬而远之，有的表面上不说，心里却是十分记恨，甚至连乾隆帝的诸皇子们也都对他心存畏惧。据史载：当太上皇“善忘比剧，昨日之事，今日辄忘；早间所行，晚或不省。或侍御左右，眩于举行。而和珅之封擅，甚于前日，人皆侧目，莫敢谁何云”。当和珅“出入宫中时，伺高宗喜怒，所言虽诸皇子，亦惮畏之。坤益骄纵，尝晚出，以手旋转其所佩剔牙杖，且行且语曰：‘今日上震怒，某阿哥杖几十，某阿哥当杖几十。’睿（仁）宗为皇子，必屡受其侮辱，故在谅暗即愤而出此，不能再容忍矣”。
和珅不仅不把诸皇子、皇孙放在眼里，甚至有时也不把乾隆帝放在眼里。乾隆帝因年高体衰，视力减退，批阅奏折时，拿笔经常打战，有时字迹往往不清楚，和珅见此，竟毫无顾忌地说：“不如撕去，另行拟旨。”显然，和珅此举在封建专制社会中是不能容忍的。当然，和珅在多数情况下，还是通过乾隆帝达到他的目的。例如，虽然他是首席军机大臣和大学士，但只是个伯爵，在爵位上并不显贵。于是，借助勒保“生擒”起义军首领王三槐一事，请求乾隆给他晋爵。乾隆满足了他的要求，嘉庆二年（1797年）八月初九日，和珅晋封为公爵。这件事并没有经过皇帝嘉庆的批准，嘉庆帝当然是不会高兴的。次年春天，嘉庆帝发布上谕，冬季要举行大阅典礼。可是这时和珅却鼓动乾隆帝下了一个与嘉庆帝背道而驰的谕旨：“现在川东北教匪虽将次剿除完竣，但健锐营、火器营官兵尚未撤回，本年大阅著行停止。”这就无形当中给人们造成了一种印象：提升、加封官吏的职位和爵位由太上皇直接参与，嘉庆皇帝只有默许、认可；太上皇可以否决皇帝决定的事，而太上皇所作的决定，又多半是和珅出的主意，皇帝实质并无多少实权，纯粹是个摆设。嘉庆帝对此虽心怀不满，却也无可奈何，为了麻痹和珅，嘉庆诸事让和珅三分，装出一副与之无争、事事依赖和珅的样子。当时有不少大臣暗地里告和珅的状，嘉庆帝非但不生气，反而表示自己要依靠和珅处理政务。朝鲜使臣有这样一段记载：“皇帝登基以后，虽厌恶和珅，却从没有当面说过和珅。一日和珅筵奏太上皇减太仆马匹，皇帝独自语曰：‘从此不能复乘马矣。’筵臣之旁闻之者，知珅之必无幸焉。”这表明嘉庆帝颇有心计，外表上不动声色，任和珅为所欲为，并不时表示出对和珅的尊重，“自从朕即位以来，不欲事事，和珅或以政令奏请皇旨，则辄不省曰：准太上皇处分，朕何敢独自决定。”所以当时的人都称赞嘉庆帝聪明，知道和珅的心思，就对和珅言听计从，使和珅对他毫无疑心。嘉庆帝这样做，真可谓两全其美，既麻痹了和珅，同时又瞒过了太上皇，落得了一个“孝”名，嘉庆帝处处表现出对和珅的信任、尊重，无非就是想蒙蔽住和珅。每遇有事向父皇乾隆帝奏报时，嘉庆往往请和珅“代言”，每当一些大臣向他反映和珅的种种不法行为时，他也总是解释说：“他自己还要依赖和珅办理大事，其他人不可对和珅有所怒视。”
和珅虽然聪明，但却没有摸透嘉庆帝的心理。一方面他采取拉拢、靠近的方法，如在嘉庆帝即位之前就抢先递如意，以表示自己全心拥戴嘉庆做皇帝，同时又向嘉庆讨好说，皇上的衣食都由他们贡献，没有动用国库一分一毫的帑金，以唤起嘉庆帝的感激之情；另一方面他又在嘉庆帝身边布置亲信，以窥伺嘉庆帝的一举一动。例如，他让自己的老师吴省兰以帮助嘉庆帝审阅诗稿为名亲近嘉庆，以此了解皇帝的想法和活动。
当初乾隆刚将自己要禅位给太子嘉庆的消息告诉和珅的时候，和珅就选择了送玉如意给皇太子，对其进行试探。太子永琰当然十分清楚自己的尴尬境地，虽然身为太子，但废立不过只是乾隆的一句话而已。即使做了皇帝，也要对手握实权的太上皇俯首帖耳。所以，为了稳住和珅，永琰对和珅一味恭维，以消除其思想上的警惕。精明的和珅哪里猜得出永琰的心思，他心中还得意扬扬地认为：“此等孺子必可玩于股掌之上。”
和珅送玉如意给永琰之举本身就犯了大清律例，因康熙诸皇子为争皇位竟植私党，酿成数起狱案，所以清制规定皇子不许与诸大臣有任何接触，皇子不得擅离宫中。但和珅却敢冒天下之大不韪，永琰如何会不知和珅的用意呢？和珅以为送如意之事可以讨好未来的皇帝，所以放弃了对永琰的戒心，这正是和珅悲哀的地方。
嘉庆见自己采取的“沉默持重，不喜不怒，言听计从，以示亲信”的策略果然有效，令老谋深算的和珅放松戒备，心中长舒一口气，现在是万事俱备，只等自己亲政，杀和珅而后快，嘉庆做梦都想着这事。
时间终于到了，嘉庆四年（1799年）正月，太上皇乾隆驾崩于乾清宫，庙号“高宗”。嘉庆的梦也快实现了。复仇的快感不由得从嘉庆心中泛起，但此时不可轻举妄动，打草惊蛇，首先要办好父皇的丧事，稳住和珅，让他做“两朝股肱之臣”的好梦。于是，嘉庆的第一封诏书几乎是重复了乾隆的遗诏，并在诏书中多次声明，一切沿革太上皇之制，并令和珅为首席治丧大臣，而和珅亲信福长安也名列其中。和珅一见，知道自己的两朝宠臣是做定了，也就毫无防备，嘉庆趁机以治丧借口暂时免除他的军机大臣、步兵统领等军职，以冠冕堂皇的借口将和珅等人软禁于乾隆灵前，又任命自己人担任各种要职。在部署的同时，嘉庆帝还不忘天天哭灵。到第五日，嘉庆下旨迅雷不及掩耳地逮捕了和珅。
和珅其实可以避免这一天的，可是权力与金钱蒙住了他的眼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