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有人类以来，人类就一直在思考，人活着有什么意义，什么是幸福，怎样实现幸福。这个问题一直困扰着人类。这也是每个人心中的一个情结。这是一个总的情结。它包含的内容，我们可以从古代人的各种著作和诗词中看到，它包括情感情结、友情情结、亲情情结、故乡情结、儿童情结、山水情结、自我价值情结，等等。这些情结的郁结，使人情不畅，心不舒，志不伸。为什么会有这些情结呢？因为人为了谋生离开家乡，亲情乡情自然就疏远了；因为血缘关系的松散，利益关系的分离，亲人之间的关系疏远了；因为人们之间的关系随着商品生产的发展和市场经济的发展，利高于情的状况成了人们生活的常态，人不能再幼稚纯真，而是要老练世故，儿童时代的乐趣荡然无存；因为自我价值的实现越来越难，竞争激烈，往往拼了一辈子也还是一事无成。于是人感到渺茫，感到无所适从，久而久之就会失去自我，迷失自己。所有这些情况在原始时代的族群或者部落里不会出现，每一个个人和群体是紧密地结合在一起的，一起生活，一起生产，一起欢乐和痛苦，生死相依。现代人所有的这些情结问题在原始部落里不存在，或者说只是处在萌芽状态。
原始群体里的人在自然面前是孤独的，但在群体里相对而言是不孤独的。现代的人在自然面前有了一些自信和满足，但是在群体里是孤独的。城市森林里虽然没有猛兽，但暗藏的危险却不比原始森林少。人的信息联系和物质联系多了，但内心的孤独感也增加了。难道人注定要孤独地来孤独地走吗？千年情结何时了？这些情结的解决，需要一个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这个过程也是痛苦的，长期的，缓慢的。但是人类必然会向这个方向发展。在这一个漫长的历史发展阶段上，人何以自处，何以在相对的程度上获得幸福和实现自我，除了学习和自我修养之外，还需要了解我们的祖先是怎么生活的，只有这样我们才能认识到人与人之间的距离为什么能够产生和扩大，又如何能够克服这种状况。
人是社会动物，人们之间关系的远近、疏密直接影响到人的安全感和幸福感。人们之间的关系距离主要呈现出两种形式，即紧密和松散。原始社会阶段上的部落和族群的生活状态是紧密型关系的典型，天主教信徒之间的关系是松散型的典型。自从进入了阶级社会以来，人与人的关系就日益疏离，直至互相对立。人与人之间互相施加的惩罚和痛苦要远远大于自然施加的惩罚和痛苦。人都会回忆天真烂漫、无忧无虑、纯真快乐的童年时代。同样，人类的童年时代也有值得留恋的地方。
原始状态下的人群的生活特点可以概括如下：共居、共劳、共乐、共食、共享。他们彼此之间的距离很小，生死与共。澳洲土著部落中有人临死时整个部落的人都会悲恸到极点。人们闻讯而来，先是妇女压到临死的人身上，接着是其他人上来，他们想通过紧密性来留住将死之人。他们哀嚎几近到窒息的地步，他们还以自残的形式来表示悲痛，就像他们要和将死的人一起死去一样。最终这个将死之人是被他的部落的人压死，确切地说是由于人们的施压而加速了死亡的速度。这种缩短距离的愿望是可贵的，但其形式太原始，太残酷。现代人让一个人安安静静地死去的做法虽然是文明的，但也是一种残酷。未来的形式只有在未来社会才会出现。人类在更高的发展阶段上肯定可以重复童年时代的天真与快乐。
原始部落的人不仅彼此之间关系非常紧密，而且他们与自然的关系也非常紧密，他们共猎共享，不破坏自然，始终与自然和谐相处，保持平衡。这并非是由于他们有高度的环保意识，他们这样做主要是因为他们对自然有一种畏惧感、崇拜情绪和依赖感。另一方面，他们这样做也是由于他们的需求很少，所以不会对自然过度掠夺。
现代人彼此之间的距离以及他们与自然的距离是越来越大了。如何克服这种距离，这是人类发展方向上的一个大问题。正如本书的标题那样，这个问题的解决自然也要从群众和统治者这两个方面来考虑。
从群众方面来说，原始的群体共猎共食，他们追求的是平等，公平。后来阶级分化了，社会制度把人分成了各种等级，一旦处于哪一个等级，就很难再改变。转变这一概念最根本的意义就是改变现状。转变首先要受到制度的限制，例如印度的种姓制度，处在低等级上的人是很难改变自己的命运的。其次这种转变要受到命令形成的螫刺的限制。一个人一生中接受到许多的命令，有的一再反复，逐渐就形成螫刺，这种螫刺潜伏在人身上，使人形成惯性，成为一种条件反射。代代相传，成为死人抓住活人的把手。许多不正确的思维习惯、行为习惯就是这么形成的。一个人要想改变自己，必须拔掉这些螫刺。学习好的，去掉坏的，久而久之就可以得到自我解放。但是，真正的解放还是一个长期的历史过程，正像螫刺的形成是一个历史过程一样。
从统治者方面来说，作者以穆罕默德·吐加拉克为例总结了他们的一些特点。德里的苏丹穆罕默德·吐加拉克是当时最有教养的统治者，书法、文笔优雅，擅长诗歌，博学多识，虔诚笃信。他的优点特出，同样，他的缺点也很特出。他好大喜功，他计划攻打包括中国在内的几个国家，但都以失败告终。事情未办成，但浪费了大量财力。为了大量筹措资金，他提高税收，导致农民破产，土地荒废，很多地方的农民家破人亡。他从不认错，而且嗜血成性，他相信用痛苦来回敬民众的不满是最好的解决办法。正如阿拉伯旅行家巴图塔所形容的，这个苏丹的特点是慷慨与血腥。无论是吐加拉克还是非洲的君主，他们都追求“伟大”的效果，宝座升高，宫廷装饰威严，臣民胆战心惊，俯伏在地，于是出现了“伟大”与渺小的对比。对于臣民，君主可以任意处死，这就更增加了君主的威严和伟大。君主掌握着生杀大权，同时他们又总是希望自己能够比其他人活得更久。作者谈到了麻痹症患者，并用两小节谈了曾患精神病的席瑞柏的案例。他发现，麻痹症患者和精神病患者席瑞柏在患病时的一些症状与君主们的一些特点有相同之处。一个麻痹症患者觉得自己写的诗歌比歌德、席勒还好，他认为自己是一个天才，还要献给皇帝一个炮兵团。席瑞柏发病时的症状有如下一些：他觉得所有的人都怀有敌意，总是有人想破坏他的理智；他自己认为对天体有主宰权，可以永存于世，即使灾难降临，他也可以幸存下来；人们在他面前变得非常渺小，大不过尺寸。从这些病症中可以看到的共同点是：伟大、慷慨、群众渺小、幸存即比别人活得更长。
作者认为希特勒就是这样一些统治者的典型。在现代，也总有一些权力想统治全世界，蔑视群众的生存权利和福祉，他们动辄以战争或以经济制裁相威胁，总想扼杀不听自己话的人而自己则可以幸存下来。然而，时代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科学技术已经不再允许某些权力横行。如果挑起战争，也许谁都不能幸存。以后的世界需要合作、互利、共赢，而不是战争。
冯文光 2016年12月29日于北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