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能预料到呢？一件可怕的事情在我们中间发生了。
我不能预料困难将怎样结束。也许我们将在这个古怪的、别人无法进来的“流放地”度过终生。我弄不清楚眼前的情况或未来有何逃离的机会。对我震惊的头脑来说，看到的只是糟糕透顶和漆黑的前景。
没有其他任何人，陷入过比这更糟糕的境地了，没有任何办法让你们知晓我们的精确地理位置，好让朋友们前来救援。即使我们的朋友到达南美，他们也找不到我们，他们到达这里，需要漫长的岁月。我们的命运已定，谁也救不了我们。
我们远离任何人类的援助，就像我们是在月球上一样。只有我们自己的品质能够拯救我们。我有三个杰出的伙伴，三个有着伟大智力和坚定勇气的人。这是我们惟一的希望所在。当看到我的同志毫无忧虑的脸庞，我看到了暗夜中的一线希望。表面上，我和他们一样满不在乎，内心却充满忧惧。
现在，按事件发生的顺序，我给你们详细讲述一下，事情是怎样把我们一步步引入大灾难的。
当我写完上封信的时候，我们离红色悬崖高原大约七英里。毫无疑问，这就是查伦杰所说的那座高原。当我们走进它时，悬崖某些地方的高度，比查伦杰所说的还要高，最少有一千英尺。它具有奇异的条纹，就它的类型而言，我相信，这属于玄武岩剧变的特征，有些像爱丁堡的索尔兹伯里悬崖。顶峰上现出丰富植物的痕迹。近边缘的地方是灌木丛，远一些的后面有很多高树，但是我们没有看到生命的痕迹。
那天夜晚，我们在悬崖下宿营。我们上边的悬崖不但是垂直的，而且最高处的那一块向外突出，爬上去是不可能的。靠近我们的是一块高高的、不太宽的金字塔式的巨岩，就像一个红色的教堂尖顶，这个巨岩我在照片上看见过了。岩石的最顶上和高原一样高，但是它们之间断裂开了。岩石的高峰上长着一棵树。相对来说，岩石不高——我想，大约有五六百英尺的样子吧。
“就在那上面，”查伦杰教授说，指着那棵树，“我首次看到翼龙。我爬到巨岩的半腰，才把它打下来。我想，优秀的登山运动员，像我这样，能够爬上岩石顶峰，当然，这也不会使他更接近高原。”
当查伦杰教授说到他的翼龙时，他瞟了一眼索摩里教授，我看着索摩里教授，第一次我看到一些迹象——他开始相信和改悔了。他的薄嘴唇上没有讥笑了，而且相反，是兴奋和惊奇。查伦杰也看到了，快活地品尝着初次胜利的滋味。
“当然咯，”他说，带着笨拙沉重的挖苦，“索摩里教授会明白，当我说到翼龙的时候，我的意思是说一只鹳——不过是一种没长羽毛的鹳，它长着很坚韧的皮肤，长着膜状的翅膀，牙床上还长着牙齿。”他露齿而笑、眨眼、鞠躬，一直到他的同事转过身，走开去。
早晨，在喝过咖啡和吃完木薯之后——我们不得不节约我们的储备用品——我们开了一个战前动员会，研究爬上我们头顶上高原最可行的办法。
查伦杰主持会议，他一本正经，仿佛是坐在高背椅子上的首席大法官。想想吧，他坐在一块晃悠悠的岩石上，后脑勺扣着一顶可笑的孩子气的草帽。他那目空一切的眼睛，从半垂的眼皮下专横地瞧着我们。他那蓬勃茂盛的黑胡子晃动着，慢慢地说明我们当前的形势和未来的任务。
下边坐着我们三个：年轻、健壮、经过多日野外生活、晒得黝黑的我；永远叼着烟斗、一脸庄严但仍然挑剔的索摩里；约翰勋爵神色敏锐，目光犹如闪着寒光的剃刀锋刃，灵活而警惕的身子，向前倾着，胳膊扣压在步枪上，渴望的眼睛急切地盯着讲话人。在我们后边，是两个黝黑的混血儿，和肤色稍浅的几个印第安人。在我们的前方和上方，矗立着红色的条纹状巨岩，阻挡我们到达目的地。
“前次探险，”我们的头儿说，“我用了各种方法打算爬上悬崖，我无需多说，我没有上去的地方，我想别人也休想上去，因为我是一个登山运动员。前次，我没有带爬山的东西，但这次我带来了。靠它们的帮助，我有把握爬上那块孤立的岩石的顶峰，但是只要岩石最上面不和高原联在一起，爬上去也没用处。上一次探险太匆忙，雨季的到来，补给品的耗尽，限制了我的活动，我只观察了我们以东大约六英里的地方，找不到上去的路。那么，现在我们怎么办呢？”
“看来只有一条合理的路。”索摩里教授说，“要是你探索过东边，我们就必须探索西边，看看有没有上去的路。”
“是这样的，”约翰勋爵说。“这块高原可能不是太大，我们绕着高原走，要么我们找到一条容易上去的路，要么我们回到出发点。”
“我已经给这位年轻朋友解释过了，”查伦杰说（他以这种方式暗示我仿佛是10岁的学童），“哪里也不会有容易上去的路，因为如果有几条容易上去的路，高原就不会与世隔绝了，也就不会出现这种与生存普遍法则相违背的事情了。然而我承认很有可能有些地方，登山专家可能到达顶峰，可是讨厌和笨重的动物却不能下来。当然，肯定有一个地点，从那儿上去是可能的。”
“你怎么知道会有那条路呢，先生？”索摩里尖锐地问道。
“因为我的前辈，那个美国人，梅普欧·怀特实际上去了，否则他怎么能看到在笔记本上他速写下来的怪物呢？”
“你的推理有点过头了。”索摩里固执地说。“我承认你说的高原，因为我看到了，但是我还没有任何证据，证明那儿有以任何形式存在的生命。”
“先生，你承认什么或者不承认什么，实在无关紧要。因为这高原将打破你这榆木脑袋。”
他抬头望着高原，而后，吓了我们一跳，他从岩石上跳下来，抓住索摩里的下巴颌，把他的脸推起来。“哎，现在！”他带着兴奋，嘶哑地叫喊。“瞧见没有，高原上的动物形式的生命？”
一条黑色的、闪光的东西，在悬崖绿色的须边上出现，它慢慢地向外一直延伸着，悬吊在一个缺口上，我们瞧见了一条巨大的、扁脑袋的蛇。在那里摇晃着、颤抖着悬吊了一分钟。早晨的阳光在它的躯体上闪耀着，而后，它慢慢地向内缩回着，消失了。
索摩里被上面这种情况吸引住了，他没注意到查伦杰抓住他的下巴。现在他挣开了，又恢复了他的尊严。
“查伦杰教授，”他说，“要是你说话不抓着我的下巴颌，我会很高兴。就算出现了一条很常见的生活在石堆中的大蟒蛇，也没有给你那样一种特权。”
“但是不管怎么说，高原上有生命，”他的同行用胜利的口吻回答。“它证明了一个重要的结论，清扫了种种偏见和愚蠢。我已经说明过这个重要的事实。我有个建议，我们必须拔帐篷向西走，直到我们找到上去的路。”
悬崖脚下的地面净是石头，行走缓慢而艰难。可是忽然我们的心欢快地跳起来，我们遇到了一处过去宿营地的遗迹：几个芝加哥出产的肉罐头的空盒子，一个有着白兰地标志的空瓶子，一把损坏的罐头刀，一些弄皱的报纸碎片，那是《芝加哥民主报》，尽管日期早已湮灭。
“不是我的，”查伦杰说，“肯定是梅普欧·怀特的。”
约翰勋爵好奇地凝视着高大的桫椤，在它的阴影下有人曾宿营过。“喂，瞧这个，”他说，“我相信这是路标。”
一片硬木钉在树上，它向西指着。
“极有可能是路标。”查伦杰说。“能是别的什么呢？我们的先行者在危险的旅途中，留下了这个标记，那么任何追随他的人就明白他走的是哪一条路了。我们走下去，或许会遇到别的标记。”
我们真的看到了别的标记，但是它们是如此的可怕、完全出乎意料。悬崖下边长着一片高高的竹子，就像我们在旅途中曾经看见过的那样。好多棵竹子有二十英尺高，竹子梢尖尖的，硬硬的，它们看起来像一根根挺立的长矛。正当我们穿过竹林的时候，我看见竹林里有一个发着白光的东西。我伸进头去，发现和一个惨白的骷髅头对视着。整个骷髅架也在那里，但和骷髅头不在一处。
我们的印第安人用斧子砍了几下，我们扩清了一小块地方，仔细研究着这一昔日的悲剧。衣服的碎片，是很高级的材料。靴子仍在白骨上，很明显死者是一个欧洲人。在骨头中间，有一块纽约赫德森厂出品的金表，一根拴着钢笔的链子，躺在白骨中。另外还有一个银质的烟匣，上面有“詹·考·，A.E.S赠”的字样。金属的表面说明，这样不幸的结局发生在不久以前。
“他会是谁呢？”约翰勋爵问，“可怜的人，他身上的每根骨头都碎了。”
“还有竹子穿过他的肋骨长着，”索摩里说。“竹子是一种生长得很快的植物，可是竹子长到了二十英尺高，这个人不可能死在这里。”
“这个人是谁，”查伦杰教授说，“我很清楚了。我在到达你们所在的那个庄园以前，一直溯流而上，详细探查打听梅普欧·怀特的事。在帕拉没人知道他。不过很幸运，我有一条明确的线索。他的速写本有一幅画描绘了他和一位牧师在罗萨里奥吃午餐的情景。这个牧师的事情我能找得到，后来我了解到这家伙是个好争辩的人。他居然荒唐地认为现代科学必须以他的宗教信仰为基础。从他那里我了解了不少信息。梅普欧·怀特四年前，也就是我看见他尸首的前两年，他经过罗萨里奥。当时他不是一个人，还有一个朋友，一个叫詹姆士·考夫尔的美国人，他们在一条船上，显然他们不是在那里相识的，他们是同行同止的铁哥们。因此，我想毫无疑问我们正在看着詹姆士·考夫尔的遗骨。”
“他怎么死的，”约翰勋爵说，“也没有什么疑问了，他是从上面掉下来或是被推下来的。被竹杆洞穿，白骨散落一地，除了从我们头顶上方的悬崖坠落下来，还能有什么其他的可能呢？”
一阵寂静笼罩在我们头上，我们围绕着这些碎落的遗物，认识到约翰勋爵话中的真相。竹林上方，悬崖顶端突出的部分闪耀着霞光，毫无疑问，死者是从那里落下来的。但是如何落下来的？是意外？还是昭示着未知高原的凶险？
在寂静中我们离开了，继续沿着悬崖的边线前进。我感到我们就像置身在一只探险船里，正围绕着一块大得难以置信的南极冰原前进，那冰原的高度远远超过探险船的桅杆。
我们走了五英里，没有发现高原的裂缝或裂口。但当时，突然看到一样东西，使我们充满了新希望。在岩石可以避雨的凹洞里，有一个用粉笔画的粗糙箭头，仍然向西指着。
“又是梅普欧·怀特，”查伦杰教授说，“他已预感到他冒险行走的价值。”
“那么，他有粉笔吗？”
“在他的背囊里和别的东西一起，我找到了一盒彩色粉笔，我记得那盒子皱巴巴的。”
“这个论证很合理，”索摩里说，“我们只能接受他的指导，追随他的足迹，一直向西。”
我们走了五英里，又在岩石上瞧见了白色的箭头。这是悬崖面上的第一个窄窄的断裂。断裂里面有第二个标记，直指向上，仿佛说：从此处登上高原。
这裂缝是一个庄严的场所，峭壁是如此的雄伟，裂缝中的蓝天是那样的狭仄，各种植物的遮掩又使它显得更加阴暗。暗淡模糊的光线照着它的底部。
我们已经有好几个钟头没吃东西了，多石颠簸的旅途使我们很累，但是我们兴奋极了，顾不上休息和吃饭。留下印第安人搭帐篷，而我们四个，带着两个混血儿，往这个咽喉部位攀登。
这口子不到40英尺宽，往上迅速变窄，它太陡太光滑了。我们向前挺进，这个裂缝不到四分之一英里深，突然，约翰勋爵敏锐的眼光落到我们没注意到的一个角落，在我们头顶上方，有一圈更幽暗的所在，显然那是一个洞穴。
悬崖的脚下是一堆石头，往上爬不太困难。我们攀爬上去，所有的疑问烟消云散了，这不仅是一个洞的入口处，而且在一面石壁上又瞧见了箭头做的记号。就是这个地方，梅普欧·怀特和他那倒运的伙伴曾爬上去过。
我们太激动了，谁也不想回帐篷，马上进行了我们的初次踏勘。约翰勋爵的背囊里有个手电筒，用它给我们照着亮。他走在前面，在他的前面射出一个小小的、清亮的黄色光圈，我们一个接一个跟着他的脚后面，往前行。
这个洞显然是水冲蚀而成的，地面布满圆圆的石头。这洞只容一个人弯腰钻入，洞里有五十码差不多是平直的，而后一个四十五度角升了上去。路立即变得越来越陡，我们不得不用手和膝盖在松动的碎石上爬着，这些碎石往下滑着。忽然腊克斯顿勋爵惊叫了起来。
“它塞住了。”
我们从他的身后看到，一束黄光打在一些玄武黑岩石块堵成的石壁上，犹如一块巨大的天花板盖在我们的头顶上。
“顶上盖住了。”
在失望中，我们拽出一些石片，这样做的效果是：更大的石头摇摇欲坠，要滚进洞里来，要碾碎我们。这表明我们没有办法搬开这个障碍。梅普欧·怀特上去的路，现在不开放了。
我们失望得说不出话来，只好在黑暗的通道里爬了下来，走回宿营地。
然而在我们离开这个高原咽喉以前，一件意外的事发生了，这件意外，从后来发生的事来看，是很重要的。
我们聚成一小堆，站在大裂缝的底部，也就是在洞口下四十英尺左右的地方，突然一块岩石带着极大的力量对准我们滚了下来。我们迅速散开，石头贴身飞驰而过，这里是最狭窄的地方，我们贴紧石壁，得以身免。我们自己看不见岩石是从哪儿滚下来的，但是我们的佣人仍然在洞口，岩石落下来从他们旁边滚过去，因此石头肯定是从最上面掉下来的。往上瞧，在我们的头顶上面，看不到悬崖上绿色的丛林里有什么活动的迹象。但石头是对准我们的，这没有疑问，这说明高原上有人——对我们怀着恶意的人。
我们从大裂缝匆匆撤回，新情况出现了，这事关我们的计划。在此之前，情况已不妙，现在天然屏障加上有人恶意对待我们，成功希望渺茫。我们仰望着头顶几百英尺处那些美丽的绿色植物，没有人想打退堂鼓回伦敦，我们已触到了成功的边缘。
在讨论我们处境的时候，我们决定继续绕着高原走，希望能发现别的到达上面的途径，高原边际线的高度下降了不少，它已开始从西向北倾斜。如果我们已把这个圆圈划了一段弧，那么整个圆圈就不是特别巨大。最坏也不过是过了几天后，又回到我们的出发地点罢了。
那天，我们走了二十二英里，没有发现任何到达上面的路。我可以补充一句，我们的气压表表明。离开轻舟以后，我们已经上升到海拔三千英尺的地方。因此，在气候和植物方面都有很大变化。没有热带旅行中叫人害怕的虫子，亚马逊丛林远远落在背后，只见到很少一点棕榈树，桫椤大量出现了，旋花植物惊艳地摇曳着，还有西番莲、秋海棠，在这荒凉的乱石堆里，让我回忆起自己的家园，这石缝里的一朵红红的秋海棠，就像斯居代姆别墅里，我的卧室窗前瓶壶中的那一朵秋海棠——我漂浮在自己的回忆里。
那天夜里——我说的是环游高原的第一夜，一次非凡的体验正等待着我们。从此以后，我们不再有任何怀疑，因为我们和这奇迹作了一次近乎零距离的亲密接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