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我想感谢以下几位给予我的指导和帮助：
马克·托马斯，乔治·霍格的侄子。他和他的夫人海伦娜非常热情地带领我去看了他们的家族信件。在我去芬兰拜访他时，他们慷慨地款待了我。霍格家族的其他成员也给了我极大的帮助，耐心地回答了我的各种问题。我特别要感谢朱利安·霍格、瓦内萨·丁利、吉莉安·纽厄尔和希拉里·贾维斯。
在北京，肖立志、聂广淳和聂广涵花了很长的时间向我详细讲述了他们与霍格一起生活时的情形。在我在中国旅行期间，特丽萨黄薇作为译者和研究员为我提供了可贵的帮助。在西安，霍格曾经的学生们和我一起共进了午餐，向我讲述他们校长的故事。我要感谢戚冉梅、刘世忠、于晋忠、杨春林、陈发兴、梁柏然1。在山丹，理查德·梅赫德给我提供了山丹镇和培黎学校珍贵的背景资料。
丹·史密斯是一位思维敏捷、精力充沛的研究员。我还要感谢詹姆士·桑德士，他在美国进行了大量的档案资料查阅。威妮弗蕾德·纳尔逊的儿子安德鲁·亨特在研究与她母亲有关的家族信件时给了我极大的帮助。伦敦《国际新闻》的执行主席在我写书期间给予了支持和帮助。帕姆·韦瑟利小姐——圣乔治学校的前护士，现在的案卷保管人查阅了上百张橄榄球队的旧照片和好几百份的学校报告。伦敦诺丁山的马丁·斯卡尔博士提供了乔治·霍格的病历，包括关于他最后致死的破伤风的病历。阿比盖尔·米切尔将参考书目仔细地分了类。雷·迈克格里格尔、传记作者凯瑟琳·霍尔以及路易·艾黎传记的作者安玛丽·布蕾迪博士认真地阅读了我的研究结果，并向我展示了她们的优秀作品。
在瓦德汉学院我特别要感谢曾经鼓励过我、帮助过我的发展主任杰西卡·曼尼克斯。她向我提供了乔治·霍格大学期间的资料。我还要感谢认真阅读了我的手稿的东方学院导师刘涛涛博士，以及学院的档案保管员克利福德·戴维斯先生。
我在《卫报》工作时的同事约翰·基廷斯——他也写了几本关于中国的书——也阅读了这本书的部分，同时给了我宝贵的建议。莱斯·辛顿——伦敦国际新闻的执行主席在我写书期间给予了我极大的帮助和支持。我的私人助理卡罗琳·约翰斯顿非常耐心地协助我的研究工作，并给我冲了无数杯的茶。我的剧本代理兼朋友琳达·塞弗特那么多年看着我创作根据乔治·霍格生平写成的电影剧本，而没有这个剧本就不可能有这本书。琳达将我介绍给了艾德·维克多公司的索菲·希克斯。索菲对这本书的热情让我度过了低谷。哈珀柯林斯公司的理查德·约翰逊给予了我相当大的帮助。罗伯特·莱西认真仔细地对原稿进行了编辑，这对终稿的诞生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最后，我要感谢我的妻子阿曼达，还有尼古拉斯和伊丽莎白。他们在我写作期间忍耐了很多。
感谢以上所有的人，这本书的全部责任由我承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