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系统成功地运转着。学校飞速地回到常态，但是一个大问题悬而未决。这是一个霍格在他剩余的生命中一直纠缠的问题。民主奏效了，但是两大地区团体——东北人和西北人之间的激烈争斗没有减少。地区和阶级的界限从一开始就使其瘫痪了。老师们和后来的领导们一直无法解决城市男孩与遥远的西北甘肃受到较少教育的农村孩子之间的激烈冲突。职工和学生们分成不同的宗派，将学校视为一个方便的躲避战争的陌生的外国慈善团体。
东北人来自于工业发达的满洲区，长期以来受到外国影响，满洲区1931年沦入日本人之手。这些男孩们独立、自我，也学会了在困难的时候团结起来。
西北人来自中国最贫穷的地区，很多人来自甘肃。他们被认为是经济落后的乡巴佬，他们对此也心知肚明。从海滨来的中产阶级孩子不得不融入内地农村孩子的行列。
在学校生活中，两大集团的暗涌逐渐浮出水面，这不仅仅局限于宿舍混战。有一次，整个学校正在努力合唱一首老的甘肃民歌，突然一位来自西北地区的男孩子跳起来，大声喊道：“把我们的口音学得那么像，他们就以为自己聪明了？”演出嘎然而止。
霍格意识到，大部分孩子们都在下意识地通过某种方式寻找在战争中失散的父母亲。他也在战争中与父母失散，他的目的就是把学校变成这些孩子的家庭替代品。这同时也是他的家庭替代品。
一开始，学校花费了大量时间聆听悲哀的倾诉、修补膝盖的破洞、擦洗肮脏的后背，以及涂抹硫磺药膏。学生甚至购买磺胺片、鱼肝油，将孩子们送到西安检测眼睛……彻底治疗疥疮、疟疾、眼痛以及痢疾。大多数人都认为我们疯了，但是在我看来，最疯狂的事情莫过于花钱培养他们，然后让他们生病或是没有忠诚感就离开学校。
霍格想要成为学生的校长、父亲和母亲的愿望没有立即被当地人理解。当其中两个男孩子被发现需要做包皮手术时，一位医生和两个护士从宝鸡赶来，带着一个黑色袋子，里面装着棉絮和锐利器械。虽然使用了局部麻醉剂，但其中一个男孩在手术的时候开始大声喊叫。一位当地农民从窗户中窥探发生了什么，当即向双石铺的人们汇报说外国人要阉割这些孩子，这样他们可以变胖。知道手术受害者微笑着向居民展示自己时，随之而来的狂怒才得以停止。
学校发展壮大，新的职工加入了教师团队，其中包括一名特别的苏格兰人，他是一个霍格肯定会在旅途中注意到的怪人。安迪·布莱德作为一名贵格会会员来到中国，在战争地区驾驶救护车。他被公谊服务会借到了西北的工业合作社，工业合作社又将他转给乔治·霍格。
布莱德不会说中文，但是他有自己的语言，很快他的语言就风靡全校。作为一位忠诚的苏格兰人，他旅行的时候总是带着自己的风笛。在用他的乐器的悲鸣征服学校之后，安迪·布莱德继续讲授苏格兰高地舞、踢踏舞和苏格兰民歌；他还吹口琴，他称自己吹出的声音为美国爵士。
这位苏格兰人更加官方的贡献就是每天花上几个小时解释成本会计和卡车发动机的秘密，这总是在口译人员的帮助之下进行的。但是他最大的胜利是在学校需要人将学校的猪都阉割掉的那天。布莱德自告奋勇：“我在苏格兰的时候曾经养过猪。我想中国猪跟我们的猪一样吧！让我试试。”学生们曾经认为外国人毫无价值，只会坐汽车或是用叉子吃饭，此时他们对于布莱德的敬畏早已如黄河滚滚。
霍格在一封家信中描述了这个奇特的苏格兰人，显然回信中父母对此表示了怀疑，他不得不在下一封信中对布莱德做出更多的描述。
他高大英俊，无所不知，对其中一些事情还非常精通。他是一个不错的会计师、农民、风笛演奏师、舞蹈家（舞厅的、高地的）、卡车技工和老师。他是一位有经验的护士，经营着工业合作社门诊部，保证了我们所有学生的身体健康，他们在这一带已经成为神话……他现在将要和一位夏威夷出生的中国女孩结婚，这位女孩现在在教授社会科学。
为了向学生灌输秩序，新校长引入了一套日常生活体系，这使那些习惯于随意起床、上课的男孩子们非常震惊。60年以后，老二聂广涵仍然能回忆起新的严酷体系执行的点点滴滴。“我们早上6点被老师——通常是校长拉铃叫醒；然后带着毛巾和一小块香皂去往河边——毛巾是发的，香皂是从商店里买的，我们一周发两块钱零花钱——我们洗脸，然后做运动。”
对于他的清晨制度，霍格这么说：“每个人都得早起，去河里游泳，有疥疮的人往身上擦硫磺药膏，摘虱子。我对他们做过调查，百分之六十的男孩子认为长虱子是正常的。健康的谈话和游泳能够很快纠正他们的错误观念。”
在河流中清洗过后，霍格强制执行了一套早操制度，这套制度在所有的英国预科学校都在执行：户外运动，伸伸胳臂，起立蹲下。7：30吃早餐，总是粥（中国大米粥）加馒头；有的时候会有蔬菜：白菜、辣椒、西红柿，这取决于菜园子里有什么菜。
聂回忆说，这套制度比一般英国预科学校要严格得多：“早餐之后我们都要抬起头，张开嘴，霍格拿着一个小型注射器走过来，给我们喷射维他命A。早饭过后上午8点开始上课，一直上到12点。我记得期间没有休息，我们不停地学习直到中午，然后吃午饭。午饭一般和早饭一样，是米饭和蔬菜。”
午饭过后课程开始变得实际，男孩子们在车间的机器上从1点干到4点。然后是90分钟的运动时间——排球或者篮球。5：30吃晚饭，还是米饭和蔬菜。7点到9点是晚上的学习时间，9点孩子们回到宿舍。没有电，学生们就在煤气灯和蜡烛下做功课。煤油短缺，所以孩子们一回到宿舍，蜡烛和灯就熄灭了。
学校秩序一成不变。霍格像他的学生们一样身板很硬，他早晨5点钟起床，7点钟和学生一起做30分钟的运动，每天无论去哪一律走路或是骑自行车。他觉得骑二三十英里去参加一个会议没什么。晚上10点的时候，校长和他的学校就睡着了。
除此之外，学生们还会唱歌。每天课间或是晚上不做功课的时候，学校就开始练习合唱。霍格教学生们合唱，并对有天赋的孩子进行个人辅导。
大约60年以后，当霍格收养的孩子被问到他们对于收养自己的父亲兼校长记得最清楚的是什么，他们一致认为是他对于歌唱的热爱，以及他如何将唱歌作为学校的共同语言。老大聂广淳说：“歌曲是我们的共同语言。学校里有着不同的方言，有的时候相互之间的理解颇有难度，但是当我们唱歌的时候我们就能理解对方。我们几乎每天都一起唱歌，所有的人都参与。他教我们英国儿歌、革命歌曲、抗日歌曲以及中国传统歌曲；他还为我们写歌。他尽可能多的跟我们一起唱。我们学的第一句英文是唱出来的。他教我们英文歌，同时也在自己的旅途中搜集古老民歌。他会把这些歌曲带回来给我们，教我们唱。”他问孩子的第一个问题总是：“你知道什么好歌吗？”
学校唯一的一件乐器是二胡，这是一件手拉而非使用乐弓的二铉乐器。霍格成为了一名多才多艺的二胡手，并积累了很多民歌保留剧目，曲调他已经烂熟于心，他从来没有把它们写下来，因为他不懂作曲。
霍格设法从排得满满的时间表中挤出时间来使学生完成另一项任务——每个人都必须帮助改进学校地面环境。他买来了锄头和铁锹，这样孩子们可以组成团队相互竞争，没有人可以找借口不做。“老男孩们”承认刚开始辛苦的工作时他们颇受震动，一些学生对洋鬼子的疯狂做法颇有微词，但是这给了他们一种条理性和安全感。
这套制度一周要实行六天。周日会有些许的放松，学生们或是上山徒步旅行，或是在河边上游泳课。上山徒步旅行是为海滨的城市男孩提供的教育，虽然他们也曾经从甘肃省穿越群山来到居住在高原之上的幽灵和超自然力量组成的熟悉世界。在全天的行走中，学生们发现死人突起的坟墓和为安抚当地人们的灵魂而建的神庙要比他们经过的活人的房屋多得多。坟墓和神庙总是位于山上的某个特别位置，一块奇异的石头，或是地面的凹陷处，从这些位置中当地人可以推断出一些隐藏的含义或是神灵的讯息。
从甘肃农民家庭出来的男孩子，有着信仰超自然和敬奉祖先世界的家庭传统。周末旅行的时候，孩子们经常会在山坡的坟墓歇息许久，讨论当地人的传统。在这些谈论之中，甘肃农村孩子总是会胜过海边精明的城市孩子。
霍格参加了他们的活动，取得了男孩子们的信任。他与他们一起歌唱，一起游泳，一起运动，一起在山间行走。他在有意识地为许多孤儿或者几乎没有希望再次见到父母的孩子们创造一种家庭感；他意识到他自己也在寻找着他丢弃在英格兰的东西：家庭，朋友，结婚、生儿育女的机会。他写道：“通过某种方式，家庭发展过程奏效了……如果孩子们在下意识寻找他们的父母……我们也在下意识地寻找孩子们。”
一个周末，孩子们进行了为期两天穿越秦岭45英里的远足，在返回途中的最后一段旅程，他描述了学校精神：
一起走路，一起露营，一起在新的好玩的池塘里游泳，有的时候一起挨饿，一起前行，直到我们又热又累，一起到达一个新地方，在陌生人面前歌唱，见证了许多新的合作组织的成立，这些合作组织都是我们的“家人”，所有这些对学校而言，都有很重要的意义。在我们回家的最后一段旅程上，我们转过弯，看见了属于我们自己的那片山脉，山脉下面躺着我们的学校，此时大家自发的感到振奋，过后我们都感到非常温暖，非常自豪。从那天开始，我知道我们的学校大有作为。
学校的传统惩罚方式是在国旗前面跪下，红色的背景下白色的太阳发出十二道光芒。在正午时分，这是一项残酷的考验。霍格停止了这项惩罚。
但是纪律一点也不松弛。霍格因为上课严格而被大家所牢记。在课堂上，他将表现良好定义为注意听讲，对老师和同学都恭敬有礼；如果违反规定男孩们要被命令站起来解释原因。霍格在教室外也不容忍破坏纪律。关于其中一个事件，他是这么说的：
一个下午，我们都下河，用真正的海洋和河流制作亚洲沙图。最后我们都拿大块石头轰炸日本，直到石头沉入河底。有一个学生非常喜欢这个主意，他开始拿石块轰炸农民的鸭子，理由是那些是日本潜艇。这严重违反了命令，不久之后他就穿着衣服在河里端坐。他大声哭喊了一天，但是这是一个里程碑。
校长、教学职工、他收养的儿子们，以及学校的所有孩子经常性地感染疟疾。这对于当时在中国西部工作的所有人来说都是职业病，常规的治疗方案是大剂量的奎宁。如果一个孩子的体重持续24个小时超过华氏106度，他就会被放到手推车上，穿越秦岭一直到达宝鸡的医院。这一旅途通常会花费6到8个小时。
令霍格出乎意料的是，职工们的问题比孩子们的更大。培黎学校脱离了中国和西方的教育传统。最大的区别就是，孩子们被授予了经营自己委员会的责任，这也给了他们对于学校管理层的一些控制权。中国人坚持自己的传统以及他们从西方继承过来的传统。这些传统都号召着自上而下的学校管理方式以及采用惩罚体系来对待学生。他们将霍格的方式视为异端。
霍格纪录了他与41岁的康老师的对话，这段话总结了这一问题。康老师抱怨说：“孩子们顽劣不驯，他们不知道什么是礼貌。”
霍格回敬说：“对。我希望康老师可以尽全力帮助他们知道。”
“如果他们连礼貌都不懂，我们试图教他们也没有什么意义。我们不需要如此牺牲自己的精神能量。”说完，他转头离开了学校。
在处理自己职工的问题上，有的时候这位新校长残酷无情。一位中国老师晚上进入学生宿舍，用直尺敲打那些没有做功课的孩子。这在当时的中国学校是正常举动，孩子们也预料到并且接受这种约束。乔治·霍格则不然，他在每周会议上讨论了这件事，并解雇了这位老师。
霍格还解雇了一位学校会计，他曾经试图在霍格第一年任校长时“借”16000元法币（大约是800美元）。霍格逼他交待罪过，这位会计开始哭泣。钱回来了，会计乞求霍格能够原谅他，忘记这件事，但是霍格一样也做不到。他不停地质问他，最后会计坦白说自己想成为职业音乐家，需要这些钱来购买乐器。霍格解雇了这个不幸的人，之后此人就在战时的中国漂泊，除了参军他几乎无以为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