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时你的眼睛多有神啊！你能发现大家都找不到的针和扣子呢！”母亲还记得我喜欢木柴燃烧时的火焰，描述那时我怎么样固执地不肯睡觉，一定要守着火堆，看着火花和白烟，我还会笑出声来。
“是的，生命曾经善待我们，尽管只有短暂的十几个月。”最后她会发出这样的感叹。
母亲二十三岁的时候，我生病了，从此双目失明，双耳失聪。母亲的生活也就此改变。这样突如其来的变故，让她正值初夏的生命突然进入寒冬。尽管她从来不说，但我知道，我给她带来的痛苦，远远超过其他子女。
母亲生性内向，好友不多。无论身在何处，她的内心总是忍受着悲伤与孤独——即使在伦瑟姆相聚和一同游历大陆时也如此。这些仍旧无法抚平她的巨大痛苦。她始终觉得我的缺陷是一出人生悲剧，无法坦然接受。她没有任何抱怨地沉默着，可痛苦并不会有丝毫减轻。
母亲从来不谈及自己，尽管对痛苦异常敏感，却从不对自己的儿女袒露心扉。但她仍是我们最亲近的人。让我感到欣慰的是，可爱的妹妹可以给她愿望和期盼。妹妹五岁时，弟弟菲利普斯出生了。父亲去世后，母亲用自己的全部精力抚养两个年幼的孩子（我已经离家到纽约和波士顿求学）。妹妹缪德莉后来嫁给了沃伦·泰森，他是亚拉巴马州蒙哥马利人。母亲晚年时，有时与妹妹同住，有时与我同住。
嫁给父亲后，她需要管理一个庞大的南方庄园，打理日常琐事，监督黑人工作，整理花园和养殖家禽，制作火腿和炼猪油，为孩子缝补衣物，还要接待父亲带回来的客人。
她是养鸡能手。她做的火腿、果酱、果脯都远近闻名。她做这些事的时候，我就在一旁拽着她的裙子。母亲心中一定充满悲伤。老师曾经感叹：“这样一位敏感、胆小的女人，是如何承受这一切的啊！”
母亲对她的花园和鲜花总是兴致勃勃。如果能让一株枯萎的植物重获生机，母亲会无比开心。她认为，即使是小花、小草，也是大自然的孩子，必须用心呵护。有一次初春，母亲发现之前种下的玫瑰的娇嫩的花蕾被霜冻死了。她写信给我：“我为那些夭折的玫瑰而哭，就像大卫王为孩子的死去伤心不已。”
母亲同样非常喜爱鸟雀。在伦瑟姆的时候，她会数小时在林中观察小鸟的活动，看它们筑巢、喂雏、教小鸟飞翔。知更鸟和椋鸟是她的最爱。
母亲对于时事的评论睿智而精辟。她像多数南方人一样，对政治也颇感兴趣。然而我的政治倾向让她难以接受，这使我们有些疏远，令我非常难过。但值得欣慰的是，我们仍然能愉快地交谈。
她无书不看，新旧不厌，无论是乔叟还是罗斯金时代的，她都来者不拒。她阅读卡莱尔夫人和西德尼·史密斯先生的作品，但对萧伯纳离经叛道的作品异常愤怒。她还读过其他许多名家的著作，并对巴尔扎克的多部作品烂熟于心。
有年夏天，我们在佛蒙特州圣凯瑟琳湖边度假，秀丽的湖光山色让我们每个人都深深陶醉：湖水碧波荡漾，松林茂密，山丘绵延。当地人们把蜿蜒婀娜的林间小路叫作“佛蒙特路”。我用想象力描绘母亲当时的样子，并一直将此珍藏于心：母亲坐在湖边的门廊上，随意摆弄着自己的双手，出神地望着泛舟湖上的年轻人和孩童，她那美丽的面容写满了惆怅与渴望，夕阳的余晖慢慢消散在翠绿的山谷中。
一战爆发后，母亲不愿提及战事。但是，看着成千上万年轻士兵在蒙哥马利附近集结，她希望能保护这些孩子，为他们挡住即将到来的灾难。当俄国宣布退出战争的时候，母亲说，她真想将双臂伸过大洋，拥抱这个伟大的国家，因为只有这个国家才有勇气承认：“战争是一场针对人类的罪恶。”
母亲的去世如同她一直祈祷的那样，没有太多的痛苦。她一直没有失去自理能力。她惧怕疾病，担心一病不起绵延病榻，忍受弥留时的折磨，因此一直希望自己能够在睡梦中安然离去，或者不经意间离开。最终，一切都如她所愿。她的最后时光是和亲人在蒙哥马利度过的，不过她去世那一刻无人在侧。
在我上台前两个小时，我收到了母亲死讯的电报。之前，我甚至不知道她生病了。一想到还要面对观众，我的每一根神经都在哭喊，但是该做的还必须做。
幸好，他们不知道我的痛苦，这也缓和了我和老师的紧张。那天有人问我：“你多大了？”真的，我多大了？我感觉到自己无比苍老，我答：“你看我多大？”
大家笑了，觉得我这样回避年龄，应该是觉得这个问题让我尴尬。“你快乐吗？”我深深吸了口气回答：“是的，因为我相信上帝。”
演出结束后，我才能独自坐着，体会内心的悲伤。我坚信我和母亲会在天堂再见，但是她的离开给我的生命留下多大的空白啊！走过我们一起走过的地方，我就不由得想起她。我怀念她写给我的盲文信件。次年4月，我到蒙哥马利拜访了妹妹。在那儿，我感觉仿佛母亲又去世了一次。唯一支撑我的是，人间的所有困惑都能在天堂得到解释。对于我的缺憾，母亲也会释然。她会明白这是上帝的安排，如同一根长长的金线，将世间的一切联系起来。
希望的曙光——为盲人事业奔走
1921年，许多人翘首以盼的全国性盲人信息交流中心——美国盲人基金会终于成立了。宾夕法尼亚盲人学院院长是该机构的发起人。来自纽约的M. C. 米格尔先生当选第一任主席。刚开始时，协会的资金完全来自米格尔朋友的资助。到了1924年，协会开始呼吁公众捐赠，我和沙利文老师被邀请参与筹款。
即使出于崇高的目的，向人乞求也不是一件让人愉快的事情。但在我们这个文明世界里，大部分慈善机构和教育机构都要依靠公众捐款或是富人捐赠，所以我们不得不四处奔走，进行演讲。募集到的资金用于协助盲人们学会一技之长，并向他们提供一展所长的场所，还用于帮助那些天赋异禀而又家境贫寒的盲人，让他们的才能得以发挥。
从那时开始，在大约三年的时间里，我走遍美国，去了一百二十三个大小城市，参加了二百四十九场集会，前后向二十五万多听众发表演说。此外，我们还动员了各种组织和团体、报纸、教会、学校、犹太教团体、妇女组织、少年团体、社区协会以及“国际狮子会”等，他们常常组织集中捐款。其中“国际狮子会”的活动给我很大鼓舞，从俄克拉荷马州到中国青岛，“国际狮子会”在世界各地开办免费诊所，为儿童矫正视力。
俗话说：“年过四十，所有事都经历过了，不会再有惊喜了。”不过上天对我似乎特别厚爱，就在我度过四十岁生日后不久，连续发生了好几件令我意外，值得喜悦的事。一件是美国盲人事业家协会成立，盲人事业家协会的成立使得盲文的统一成为可能；另一件是我们发起的募捐成果显著。此外，第一座国家盲人图书馆成立，政府拨出大笔经费用于出版盲文书籍。接着，各州的红十字会也成立盲文机构，负责翻译盲文。其后，为在一战中失明的战士谋取福利的运动也获得成功。我们许多长久以来的心愿一一得以实现。
1926年冬，我们在华盛顿待了一周。就在那时，国家盲文图书馆以及盲文书籍的政府拨款都在国会通过，失明士兵康复工作也在这里开始开展。这都使我们信心大增。
一天中午，我和老师在白宫拜访了柯立芝总统。他非常亲切地接待了我们，并听取了我们关于基金会情况的介绍。最后他把我的手放在他的唇边，告诉我说：“我对你们的工作非常感兴趣，而且我会尽我所能与你们合作。”
柯立芝总统证明了他的诚意。他不但成为我们的名誉主席，还慷慨解囊，捐出一大笔钱。柯立芝夫人性情温和，她告诉我，她一直关注聋哑人，她还曾在北安普顿教过聋哑人读书，因此她非常乐意帮助我们，为聋哑人争取福利。我们还拜访了盲人议员托马斯·夏尔先生等许多政要名流。他们都给予我们很多资助和支持。
底特律残联主席查尔斯·坎贝尔是我多年的好友。他为我们组织了一次大型集会，当晚就募集到了四万二千美元，此后我们还陆续收到底特律民众的捐献，少则一美元，多则五千五百美元。费城的募捐活动也非常成功，凡·戴克博士做了热情洋溢的演讲，当日我们就筹得二万二千美元。
最近两年，我为了写书，很少出去募捐，但我们还差一百五十万美元才能达到目标，所以整理完稿件后，我就得再次出发。值得欣慰的是，我们的奔波没有白费，虽然两年没有募捐活动，但我们已经广为人知，不断有人将善款寄来。我无法在此一一列举他们的名字，但我们对每一位捐款善心人都报以同样的感激，他们付出的爱心将温暖每个盲人的心灵。
我丰富的生活
常有人叹道：“你所能接触的世界太小了，真遗憾。”我心里明白，他们不了解我的生活情境，不知道我看过多少书，有多少朋友，到过多少地方。所以，每当有人说我生活圈子太小时，我都暗自好笑。
我会请别人念非盲文的书报给我听。比如每天的早报，就由沙利文老师或是汤姆森小姐给我念标题，然后我选出我感兴趣的，请她们细读。杂志也是如此。
一个月下来，我会读七八种杂志。此外我还要阅读一些盲文杂志。
我有位好友叫埃特纳·伯达，对我特别好。他环游世界的时候，随身带着盲文写字板，每到一处，他就把所见所闻写信给我，就像带着我去旅行一般：我们一起聆听大西洋上冰山迸裂的响声，一起在巴黎繁华的街道上漫步，一同飞过英吉利海峡，一块儿到水城威尼斯。
看了维苏威火山和几千年前的罗马竞技场后，我们前往神秘的东方。我随着伯达到了印度，在恒河边听着人们吟咏的神秘咒语，游览泰姬陵。我们还到了中国，看着达官贵人策马飞驰。我们也去了日本：缤纷的樱花四散飘落，清幽的寺庙传出阵阵钟声；女人们背着孩子，男人们穿着四英寸厚的木屐咔嗒咔嗒地走过。
我的生活中有许多朋友，在此我不得不提到威廉·索夫人。在我的一生中，无论何时，只要我有困难，她都会伸出援助之手。虽然有太多人希望得到她的帮助，她也已经不堪重负，但只要是我参与的活动，她都会慷慨解囊。当她得知我成了一个激进的社会主义者后，她也没有收回对我的情谊和资助，依然由衷地爱护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