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8年1月3日，我走进报社大门，仿佛是转眼之间，已是人到中年。如今已拥有11年的新闻龄了。
在长期担负较多编务工作的间隙，我陆续参加了《人民日报》社、《人民文学》杂志社、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的多次函授和短期培训，学习、校正和检验了我原来少得可怜的新闻理论知识。1994年获得新闻工作人员中级职称以后。我的全部工作是负责莆田市委机关报《湄洲日报》第一版的日常编辑工作，但仍在全国、省、市以及境外报刊上发表和出版了60万字的文章和著作，共获得省级以上新闻奖（1994年以前以作者奖为多，1994年以后以编辑奖和副刊文艺奖为多）22次，先后出版了新闻作品集《蔚蓝色的启迪》（海潮摄影艺术版社出版）、长篇报告文学《漂泊的家园》（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1999年1月，我加入了中国报告文学学会，1999年7月，中国作协书记处批准我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
现将五年来的业务报告如下：
（一）主持《湄洲日报》第一版的编辑1993年11月18日，是莆田市10周年庆的日子，《湄洲日报》奉命由原来的四开周五报扩版为对开周七报，让我这个仅有助理记者职称的年轻人接替退休的副总编林国远（主任编辑，原复旦大学新闻系毕业生，一辈子从事新闻工作），担负起《湄洲日报》第一版的主编任务。刚接手的一段时间确实乱了那么一阵子，总编室的人员也进进出出换了几茬，一个月后连划版的美编也索性换上初出校门的大学生，一切从零开始，两个月后上了轨道。现在回忆起来，当年的报纸似乎办得比现在还要好一些，有一股生气勃勃、积极向上的气氛。市委和社会各界也反映良好。六年过去，经历了两届莆田市委和两届县区委，从传达和反馈回来的信息看，主要领导都在不同的场合公开表示肯定和“没有意见”，即是说六年来《湄洲日报》要闻版支持了两届市委的工作，没有发生政治导向性的错误。但我的自我感觉并没有这么好：第一版这种营生牵涉的关系太复杂了，在许多主要领导表示满意的同时，难免有另一些领导心中不满意，我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吃了些看似莫名其妙却非无缘无故的苦头。
（二）执行夜班值班编辑带班任务按说，一个助理记者和科级干部是无权签发一整张日报的，但为了解决《湄洲日报》创办初期办报人才严重缺少的问题，本报总编许培元打破常规。“蔑视”新闻界长期形成的“规矩”，启用我和两个老编辑与几位副总编一起轮流担任夜班编辑带班任务，签发整张报纸。六年来，在我值班期间，编辑处理新华社重大新闻稿，从无出现政治性错误和重大技术差错。1998年在刊登市人大常委会工作报告时，标题漏掉了“会”字，有人认为是一重大政治错误，我不这样认为，我认为是技术性错误。
（三）采写和出版长篇报告文学《漂泊的家园》1994年春，我在福建海潮摄影艺术出版社出版的新闻作品集《蔚蓝色的启迪》投放社会后情况不错，所印5000册发行半年便卖完了，这使我对自己的文章有了充分的信心；当年夏季，贾庆林由省长升任省委书记后到长乐和莆田调研农村党建工作，我跟随采访莆田这一段。贾庆林在调研中，对忠门镇四万农民外出闯天下这一独特现象给予充分肯定，评价非常之高，认为是“人多地少地区农民致富的一条重要出路”，贾庆林离莆之后，《福建日报》和《湄洲日报》都在头条位置发表了这一重要消息。此后的一天午后，我拨通了忠门镇党委书记俞建忠的电话，向他谈了想写一本反映忠门农民走天下的书。俞建忠几乎没有考虑一下便同意了这一计划，次年4月，忠门镇派副镇长陈文华陪我到北京、哈尔滨、上海三地采访。采访工作安排得十分紧张，一共只有22天，扣除旅途5天，实际只有17天，在北京的10天，我有时上午安排两个对象，下午一个，晚上两个，一共采访了22个对象。
采访回来后，我一直想能有一整块时间写作，但编辑一版的任务实在太烦琐了，拖了十个月，看看再也不能拖下去了，便决定采用边写边登的办法自加压力，于1996年5月份开始在《湄洲日报》副刊上连载，每周两期，每期登2000字。从此，我辞谢了所有的应酬，开始了白天编报、晚上写稿的日子，轮到值夜班，便改为上午（规定可以不上班）写稿。1997年8月9日凌晨两点，我写完了这部25万字的书，上午挂号寄往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
书出版后，本地党政领导、忠门群众等社会各界反映不错，只有新闻界和文学界反应冷淡。这期间，我两次赴京改稿和听动静，北京文学界的个别领导对我说：“题材不错，语言规范，但现在的情况是，不开研讨会，便没有影响。”
回莆田后，经过请示报告领导并获得了朋友的有力支持。1999年6月9日，报告文学《漂泊的家园》研讨会在中国作协报告厅举行。中国作协驻会的领导、中国报告文学学会所有领导、中国青年出版社总编、当代文坛十二位当红的评论家、首都各主要报纸的文艺记者共50多人出席。与会专家领导对这本书的评价之高大大出乎我的预料。他们认为这是一部“富有时代气息的农民漂泊史、创业史”，“从一个独特的角度回答了农民从贫困走向富裕的同题”，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生动体现”，是“对当前报告文学创作作了一个新的贡献”，作品“富有浓厚的地域文化色彩”，描绘了“向外扩展的地域文化精神”，弘扬了“穷而能交自强不息的人类优秀精神”，其塑造的人物形象“和当年的朱老忠、梁山老汉、梁生宝甚至许茂、陈奂生、李顺大一样，时代气息扑面而来”。
会后，《解放军报》《光明日报》《工人日报》《文艺报》《新闻出版报》等12家首都报纸都发表了消息和文章给予好评，人们转发了《光明日报》的消息……（四）《兼并》和一场啤酒广告大战1998年春，本报广告部承包人为了启动啤酒广告市场，约我写一篇万字左右的文章推动一下，主人公是福建九州映雪集团总经理林志坤。我考虑了其中的两个因素：一、林是莆田人；二、九州的兼并行动符合十五大提出的“国有资产重组”策略，便同意前往采写。文章写出后，送九州集团领导审核，删改后发表在《湄洲日报》，报眉冠以“报告文学”。文章发表后，在莆田引起强烈反响。雪津啤酒集团领导向省委、市委主要领导告了我的状，认为我的文章“严重失实，对国有企业家造谣、中伤和诬蔑”，并扬言要去法庭告我；莆田县个别领导说我是“汉奸”。本报领导向市主要领导请示，市领导没有表示任何意见。雪津集团为了反击，请本报记者部主任两拟长文，最后由《福建经济报》副总编陈创业拟定一万多字长文，同时在《福建日报》《福建经济报》《湄洲日报》第一版转第四版刊出，引发了一场啤酒广告大战……莆田电视台新闻部的同志告诉我：“我们原来也没有，你的文章发表后，雪津才给我们15万元广告费。”这样，这场广告战的一方就花了49万元以上的广告费（映雪集团给了我600元稿费）。
当年9月，省委宣传部《宣传半月刊》（第17期）几乎全文刊登了我的《兼并》。使我悬在心上的一块石头落了地，他们还寄给了我600元稿费（我至今没有见过该刊编辑部任何人，因而从内心深处感激他们）。
1999年8月31日
附：获奖作品清单1988年
《旋转的七色光》获第三届全国地市报好新闻三等奖（第一作者）1990年《面对命运的挑战》获全省好新闻一等奖（第一作者）1991年《项南在湄溯》获全省好新闻二等奖（独立）《净化家庭小环境》获全省好新闻三等奖（编辑）《谯楼春鼓》获全省1991春节文艺节目展播一等奖第一名（第二作者）《壶山映霞红》获省年度电视新闻一等奖（第二作者）1992年《莆田是出冠军的地方》获全省好新闻二等奖（独立）1994年《莆田崛起新“三城”》获福建新闻奖一等奖（编辑）《血染的风采》获福建新闻奖二等奖（编辑）1995年《“跑官”是腐败现象》获福建新闻奖一等奖（编辑）《显微镜下的星空》获福建新闻奖三等奖（编辑）1996年《老板描准农业热点，五亿资金“上山下乡”》获福建新闻奖一等奖（编辑）《雾雨中的南溪村》获华东地市报副刊好作品三等奖（独立）《莆田拥军三大娘》获中国地市报新闻奖三等奖（编辑）《湄洲日报》12月5日一版获首届全国地市报版面设计赛二等奖（主持）1997年《严重的问题在于教育干部》获福建新闻奖一等奖（编辑）《妈祖全身巡游台湾归来》获福建新闻奖二等奖（编辑）《鲁迅的鼻子》获华东地市报副刊好作品二等奖（独立）1998年《湄门隆重举行妈祖塑像揭幕仪式》获福建新闻奖二等奖（编辑）《湄洲日报》8月报8日一版获福建新闻奖三等奖（三人合作）《志存高远跨世纪》获中国地市报新闻奖二等奖（编辑）第83章后记这是一本杂文随笔集，所收作品时间跨度较大，所以有必要作一些说明。
我读高中的时候，“文革”即将结束，街上供销社书店里，一半柜台卖文具，一半柜台卖书；书里面一半是为农民服务的科普读物，一半是“文科”的；“文科”书一半是连环画，一半是“毛选”和鲁迅著作单行本。我在这里买了《且介亭杂文末编》，这是我人生第一次从此结下了“鲁迅缘”，也植入了挥之不去的杂文情怀……大学毕业进城，认识了当时还非名人的周长赋，他对我说：“只有读过《鲁迅全集》的，才是真作家。”我因此把他视为知己，且颇为自得。本书头两篇，就为此而收录，虽然它们曾出现在《夜望壶山》中。
杨金远如今红遍中国，但把他收录，并不仅仅是为了多卖几本书，而是当年吃了他不少酒和肉（不论清贫和富贵，他都慷慨大方的）。当年电视剧《义务兵》杀青，他请我们撮了一顿，饭后每人作文一篇，在小张的《湄洲报》上组一个专版，我这篇就是。文章发表后激怒了组织部长，但不知是杨金远还是我的魔力，愤怒的部长随即出了车祸，住进了九五医院，而且，这部长此前不知何故得罪了新任书记，书记让他伤愈后即离开莆田改任他职，我和杨金远才没有任何麻烦。
从《春天的期待》至《向杂文家学习》共三十三篇，都是《莆田文学》的《卷首语》，主要内容是评说当期发表的作品，以小说为主，间或批评其他体裁的文章；有时严肃，但大多不正经，胡言乱语也在所难免，只要有趣就行，读者多数认为好看，尤其是中年女性……尽管如此，中共莆田市委常委陈金钵部长领导我们十一年，从没有就此提出批评，我把这视为“导向正确”。
《林兰英院士》是我发行量最大的一本书，近两万册，但不是稿酬最多的一本；收获最大的，当数《漂泊的家园》。《林》带给我一连串荣誉，也带来几多麻烦。她出版之初，就进入出版社当月畅销书排行榜，排在她前面的是著名作家贾平凹的《秦腔》；随后被国家新闻出版署定为第一批“农家书屋”采购书目；被上海文汇新民传媒集团评为纪实类十佳畅销书；被评为福建省文学奖二等奖、百花文艺奖三等奖。但从她在报上连载起，各种责难和怀疑就来了。先是有关国民党人的后裔来信认为作家无权对重要历史人物和事件重新进行评判，文本的叙述伤害了他们的感情；后是共产党人的后代认为某些地方相关描述不妥，伤害了其先辈的形象；再后来是林兰英的同学林辰来信要求把已经发行全国的书籍收回，修改与之相关的部分后再发行；再后来就是北京某作家指我剽窃他的作品，要告状，告状不告我却告在京的出版社。出版社责编和律师要我积极应诉，我做了一些准备。通过多次电话来往我忽然明白过来：北京的原告和被告搞的这一出把戏，不是要告我，而是要我的钱。如要告我应来莆田法院（这是法律规定的受理法庭）。识破他们的伎俩，遂既不去北京，也不再理他们，任由她在电话里破口大骂……几年后看电视剧《手机》，那个河南山村的老奶奶说：“北京人那么多，好人多，坏人肯定也多！”她让自己的孙子要听费教授（陈道明饰）的，费教授是好人。刘震云获茅盾文学奖后，我买3本《手机》读，发现小说里没有这句话，我推测这话是陈道明加的，借“老奶奶”的话说事。把老奶奶的话与亲身经历的事联系起来想了想，我得出一条结论：对于北京城里的人，任凭他衔头有多大，都要时刻保持高度的警惕，防止被欺诈。
每一本书的后记似乎都应该说些感谢的话，我在这里特别感谢复旦大学新闻系的一位教授，我与他从未谋面，也不知他的年龄，估计是已经退休了。没有他，我不会离开报社，也不会有写杂文的心态，因而也就不会有这么一本书。是他的举动改变或深化我对社会现实的看法。事情要从本书附录的《新闻业务报告》说起，1999年10月我首次向福建省新闻职称高评委申报主任编辑职称，满以为志在必得，别的不说，我获得22次（件）福建新闻奖，而评委就是同一帮人，因而我把业务报告写得十分轻松，但结果出人意料，送去三人，两人通过，就我被淘汰，据说只有莆田的总编许培元投我一票。于是我的被否决成了福建新闻界的一件新闻，据说原因是我“乱写”了业务报告。于是这份报告成了许多人好奇的内容，当时心灰意冷，把一整袋资料扔在储藏室里，这次把它刊出来，满足人们的好奇心。
据传回来不太完整的消息，主持对我评审的《福建日报》副总编读了我的报告非常愤怒，首先是我在第二段中说自己是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他拍着桌子说：“中国作家协会会员还评新闻职称干什么？”这简直就是蛮不讲理！因为《福建日报》总编黄种生，此前给过我他的名片，那上面赫然印着“中国作家协会福建分会会员”，当然还是高级编辑！这副总编看到“作协”就有气，他这是跟谁发火呢？
其次是我在报告中提到本报退休的副总编毕业于复旦大学新闻系，而我是接他的班编报的。这就触痛了这位评审组长的神经，因为他自己也毕业于该校该系（名校毕业生都有一份可笑的优越感）。他认为我的提法亵渎了他母校的尊严……我没评上副高职称，福州和莆田都常常有人关心地问其缘故，我自己最初也不解其故，因而无从回答。一直到这位副总编辞了官回母校复旦大学新闻系当教授，我才想通了其中的关系和原因：他是一直没能当上总编，才迁怒于我，故意不给我职称的。人们会怀疑我与他素昧平生，他当不上总编何以怪我。有关系的，世界上许多人和事都是互相联系的，看似无关，拐了许多弯还是联在一起了。在我送评的一本新闻集中，为我作序的就是福建省主管新闻的最高官员，他的顶头上司。当不上总编，当然要恨主管领导，主管领导他奈何不得，只好找与领导有关的我狠狠地打一闷棍！多年之后，我搬进政府大楼办公。有一日我忽然自己笑了起来：
我发现包括自己在内在这大院里办公的人都有一种共同的病，这就是你任意问一个人对现状的感觉，他（或她）都会觉得：“官太小！”省报副总编这官不算小了，何以弃官当教授呢？自己跟自己过不去。
对了，《我的朋友杨金远》中，余一石曾给离开组织部的杨金远写一条幅。条幅内容我不敢写，当时多少还有顾忌，现在时过境迁，写出来与复旦大学教授共赏，料无大碍。它是《红楼梦》中《好了歌》的两句：“古今将相在何方？荒冢一堆草没了！”
2012年4月2日0时6分于荔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