恪尽职守、勤于政事，历来为各朝各代的开明统治者所提倡，为百姓所称颂，也为儒家思想所肯定。唐太宗作为一代明君，登基初年，一心励精图治，设立了弘文馆，精选人才，并主动与他们探讨治国大业，有时竟能讨论到半夜，可见他深谙“勤政”之理并身体力行。一个国君能够为社稷尽心尽力，勤政如此，不得不让人慨叹和佩服。古语有云:“业精于勤，荒于嬉。”不勤，无以成就事业。对于自己的事业，要时刻用心去开拓，应有积极的工作态度和锐意进取的精神，不应当安于现状、得过且过。经营管理者作为企业领路人，作为全体员工的榜样，如果都不能够做到“勤政”，势必会给部属产生不良影响。一个疏于事业的领导怎么能够让部属信服，又怎么能够管理好下属呢？管理者要将“勤政”作为一种习性，作为领导者的一种德行，不断地加以培养。
星期三养才育才
学生通一大经以上，咸得署吏。国学增筑学舍四百余间，国子、太学，四门、广文亦增置生员，其书、算各置博士、学生，以备众艺。其玄武门屯营飞骑亦给博士，授以经业，有能通经者听之贡举。——《贞观政要崇儒学第二十七》【译文】学生中精通一大经以上的，都能被授予官职。国学馆增修了四百多间学舍，国子监、太学、四门馆、俊士馆也都增加了学生名额，书学、算学各设立了博士，配备了学生，以培养更多身具各种专门技艺的人。从玄武门起，驻守宫廷的兵士也配备博士，教他们读经书，若有能够通晓经书的，向皇帝推荐。贞观二年（628），唐太宗广招天下儒生才俊，赐给他们布帛，供给他们驿车，并命令他们集中到京城，破例予以提拔，赐予官职。
他大力兴办学校，甚至还给一些武官配备博士，以教其学习经书，优秀者还可以推荐做官。不仅如此，他还十分注重专门人才的培养，设立一些专业学科，配备学生。可见唐太宗对人才的选拔和培训很重视，他将养才育才作为国家兴盛的一项要务。正是这样丰富的人才储备，才使得“贞观之治”成为一种可能，才不至于出现“才到用时方恨少”的困境。现如今，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人才已成为企业发展所必备的首要资源，“谁占有了人才，谁就拥有了主动”。我们现在所说的“人才培养”与唐太宗的人才策略应当是一致的，它包含两个方面——养才和育才。一方面，注重养才，即重视人才储备以及后备人才梯队的建设；另一方面，就是育才，即为员工提供培训机会和成长空间，实现人才的不断优化。两者不可偏废。第一，树立正确的人才理念和培养理念。第二，企业领导者必须担负起养才育才的责任。
星期四勤学乃美德
《礼》云:“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学不知道。”所以古人勤于学问，谓之懿德。——《贞观政要崇儒学第二十七》【译文】《礼记》上说:“玉石不雕琢就不能成为有用的物品，人不学习就不知道做人做事的道理。”所以，古人将勤于学问称之为一种美德。“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学不知道。”中国历史上有太多的勤学励志故事: 孔子“韦编三绝”、匡横“凿壁借光”、车胤和孙康“囊萤映雪”、孙敬和苏秦“悬梁刺股”、张芝“临池学书”等，这些都充分说明了古人已认识到后天勤奋学习对于将来成就一番事业的重要性，并且认为勤于学问是一种美德。一个跨国公司的总裁到中国分公司考察，分公司总经理逐一介绍到场的管理层人员，总裁听了介绍，觉得大家都很优秀，感到很高兴。他说:“为了加深了解，请大家轮流谈一谈最近都看了什么书？有什么体会？”结果只有一位管理者谈了最近读的书。
总裁很是失望，说:“没有学习意愿的人，不可能是一个合格的管理者。”其实，把是否有学习意愿看作衡量管理者素质高低的重要标准，并不只是这位总裁的心血来潮，而是已经成为共识。这个时代，知识正以惊人的速度增长和传播。如果一个管理者缺乏学习热情，整天忙于应付日常事务，不但原来的知识，甚至思维习惯等都会停滞不前，而且眼光会变得越来越狭隘。同样，一家企业如果不能随着市场的变化不断进步，随时都可能被淘汰。李嘉诚曾经说过，在他当学徒的时候，不管工作多么辛苦多么劳累，他都坚持一边工作一边学习，因此每天都有提高。的确，正所谓“才须学也，非学无以广才”，不管你想要习得知识，还是想拥有某种技能，你都必须勤学苦练才可能有所获得，天下没有不劳而获的东西。不要以事务繁忙为借口，忘记学习或是放弃学习。勤学善思是一种美德，自我提升是没有止境的，抽出空来读几本书吧，你会发现自己正不自觉地丰富起来。
星期五词理切直
其有上书论事，词理切直，可裨于政理者，朕从与不从皆须备载。——《贞观政要文史第二十八》【译文】如果有人上书论述政事，只要言辞直率，道理中肯，能够对国事政务有帮助的，无论我是否采纳，都要详细加以记载。贞观初年（627），唐太宗对负责修编国史的房玄龄谈起历史编纂问题，直言历史上记载的汉代扬雄、司马相如、班固等人的赋，在言辞上过于追求辞藻的华美，但没有劝诫人的作用，令人奇怪的是，这些作品居然可以被记录在史册上。为此，唐太宗要求房玄龄等人，对于臣属上书文字，只要能够做到“词理切直，可裨于政理者”，都应该加以详细记录。自《史记》开创中国历史编写“不隐恶”的风格以来，真实而客观地记录事件遂成为历史编纂的最基本思想。
虽然任何历史记载都不可能做到完全真实与客观，但在皇帝拥有无限权威的年代里，一个史官要做到真实记载帝王言行是何其困难，这不仅需要帝王拥有开阔的胸怀，还需要史官拥有敢于如实记录的魄力。唐太宗在此提出臣下上书不论自己从与不从皆须记载，可见其绝不隐藏自身的缺点。这是理解“词理切直”的第一个要点。理解“词理切直”的第二个要点在于，唐太宗坚持“可裨于政理”的社会功用思想，而并非文书言辞本身是否华美。太宗鄙视西汉时期的赋，其原因在于漂亮文辞背后内容的空洞，这是问题的关键。“词理切直”看起来是唐太宗和臣下讲述语言表达的问题，其实是帝王对待自己功过的态度问题，以及管理任用人才的标准和导向问题。对待员工的提议要借鉴“词理切直”的思想，以朴实无华而切中要害来引导整个团队务实之风。
第三周星期一惟在德
行，何事文章凡人主惟在德行，必要事文章耶？——《贞观政要文史第二十八》【译文】凡是做君王的只在于道德品行的修养，何必要从事文章的写作呢？贞观十一年（637），有臣下请示唐太宗把文章编辑成册，被唐太宗以“凡人主惟在德行，何必要事文章耶”而拒绝。其要义可以从如下几个方面加以分析: 一是唐太宗认为“惟在德行”，并不是对文章完全采取贬低的态度。因为在他看来，制定的国家政策，如果对人民有好处，历史都会如实记载，这足以令其荣耀。如果君王治国无道，即使文章辞藻华丽也会被后世耻笑。因此，为帝王编辑文集保留荣耀的想法，应该从德行考虑，而不是文章自身。二是为帝王著书立传并非不可取，因为把帝王言行记录在历史书中，不仅是历史官员的本职工作，而且是监督帝王治国之道的重要工具。所以，唐太宗反对的是为了著书而著书的做法，并不是反对著书本身。借鉴唐太宗“惟在德行，何事文章”的思想，树立以德立传才可以永恒的思想，而不是刻意地美化粉饰自己。
星期二忠于职守
太宗曰:“朕有不善，卿必记耶？”遂良曰:“臣闻守道不如守官，臣职当载笔，何不书之？”——《贞观政要文史第二十八》【译文】太宗说:“我有做得不合适的事，你一定要记载吗？”褚遂良说:“我听说遵守道义不如忠于职守。我的责任是记录，为什么不记录呢？”贞观十三年（639），褚遂良任谏议大夫兼管编撰起居注。太宗问他:“你近来编纂起居注，记录了那些事？可不可以让我自己粗略地看一看？我想看这些记载的原因，不过是看看所作所为的得失，用来警惕告诫自己罢了！”褚遂良说:“现在的起居注，就是古代的左史和右史，皇帝的言行不论好坏都记录下来，警戒皇帝不要做非法的事，没有听说皇帝要亲自翻看起居注的。
”太宗说:“我有做得不合适的事，你一定要记载吗？”褚遂良说:“我听说遵守道义不如忠于职守。我的责任是记录，为什么不记录呢？”这则故事所要传达的一个核心思想就是: 忠于职守。忠于职守就是要坚守岗位，兢兢业业做好本职工作。如果每个人都能够忠于职守，那么每个人的工作都会变成一种具有象征意义的东西，变成一种承诺和荣誉的象征。在职业生涯中，忠于职守，更多地表现为敬业精神和责任意识，这会使人感到踏实和值得信赖。不论你是管理者还是别人的部属，敬业精神和责任意识永远是一种值得赞扬的优秀品质。在工作中，有些管理者常常会批评那些忠于职守甚至有点刻板的员工，但要知道，他们往往是最忠诚敬业、最勇于承担责任的一群人。忠于职守，爱岗敬业，勇于承担自己应负的责任。
星期三垂法
将来今宜依据礼典，务从简约，仰效先哲，垂法将来。——《贞观政要礼乐第二十九》【译文】现在应该依据礼法典制，务必遵行简约，效法前朝圣人，给后世留下可行的法则。唐太宗在继位后不久，借避讳之事，劝诫大臣制定政策应该依据礼法，为后世树立榜样。在封建时代，由于帝王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威，为了维护皇室的尊严，臣民要对帝王的名字有所避讳，即不能直呼帝王姓名中的任何字，如果自己的姓名中有和皇帝重复的字，就必须改成其他的字。所以，当时百姓姓名中凡是有“世民”二字的皆要改换姓名。这种事情在当时看起来很正常，这样可以保持帝王的尊严，有利于维护人们对皇室的敬畏，以此巩固天下的稳定。
唐太宗本人也必须站在这样的立场上，保持多年流传下来的礼法典制，这就是“依据礼典”的意思。但是，唐太宗还认识到，避讳制实际上给百姓带来很多的麻烦，如此一来，废除和空缺的字必然很多，造成文字资源上的浪费。因此，有必要在维护帝王威严的同时，还能够减少废除大量文字的现象，于是，唐太宗规定只要不是“世民”二字连用就不用避讳，这就是唐太宗的“务从简约”的内涵。唐太宗在避讳问题上表现出来的开阔心胸和不计较小节的作风，既是对前代圣人简约之风的遵从，同时也为后代树立了光辉的榜样。现代当然不存在姓名避讳的问题，但许多企业领导常常对员工在繁琐小事上冒犯自己而大为光火，这需要领导深深反思唐太宗“垂法将来”的思想。在对待员工“避讳”问题上应该采取开阔的心胸，不要把领导和员工之间的职位高下当作一种凌驾于人权之上的特权。
星期四惩革除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