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一本刊物的交往，其实是与许多编辑的交往，而与编辑的交往，说起来就有些复杂了，弄不好有道人短长之嫌。好在自己与《六盘山》，自一见面就是真诚的，牢靠的，贴心贴肺的，如此一想，便就有些释然：对于这样的一种交往，无论说什么，我想她都是不会计较的，即便是说三道四也罢。
于是就想起了一张张清晰的面容，和那一个个久已熟知的名字。
想着那些名字、那些面容，一连串往昔的日子竟像码放整齐的图片一样排沓而出，真让人有恍如隔世之感。
掐指一算，与《六盘山》之间的交往，竟断断续续有二十年之久了。也就是说，从自己开始学习写作起，从来就没有离开过她的帮助，她的提携，以及她无微不至的眷顾。每念及于此，都不免让人汗颜：对于写作而言，自己多多少少还是有些辜负了她的期望。
1
第一次看到《六盘山》，是很多年以前的事了，依稀记得那时还在读中学。究竟在什么时间，什么地点，却是怎么也想不起来了。总之，一看到她，就喜欢上了她。她那时的样子和当时的大多数刊物一样，相貌是憨憨的，质朴、纯粹，充溢着浓浓的乡土气息，一拿到就让人有爱不释手之感。更要命的是，在见了她之后，竟莫名其妙刺激了自己的另一根神经：我也开始向她投稿了。
于是，从那时起，一种梦魇般的日子就来了。
你完全可以想象这样一种场景：一个还没有解决温饱问题的乡下孩子，背着个破旧书包，耷拉着脑袋，一边在放学回家的路上踽踽独行，一边漫无边际地构想着一些虚幻的事情。他显得是那样的痛苦而甜蜜，似乎在酝酿着一些秘而不宣的大事。晚上，在家里人都熟睡了之后，他就悄悄爬起来，借着油灯，用一支用久了的钢笔在毛边纸上把白天想好的句子写下来，之后，再用方格稿纸重抄一遍，写好信封，投入信箱。这样的情形一直持续了数年。而在这数年间，他所写的那些所谓小说、散文，连一个字腿儿都没有在刊物上出现。
当然，这样的场景在许多人身上都曾演绎过。
一般而言，由读者而作者，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但由写作到发表，却是个漫长得有些惊心动魄的过程。
写作之初，大多数人都要吃一吃无名作者的苦头的，一篇又一篇的退稿，足以把一个人的信念打垮，到最后，一看到有一封鼓鼓囊囊的牛皮纸信封又摆在自己面前，心里甚至有做了错事而羞于见人的不堪之感。
但最后总算收到了一封薄薄的来信。却不是用稿通知。也不是那种印制统一的退稿信。是一封没有署任何名字的编辑来信，隽秀，清雅，写在一片巴掌大的稿笺上：
火会亮同志：大作收悉，恕不刊用。从来信来稿中，看得出你非常烦恼，也非常焦躁。文学是一个人一辈子的事情，更不是一蹴而就的。希望你多读书，多练写，争取在文学上有大的出息。
此致敬礼。
《六盘山》编辑部
最后是落款的具体日期。
我把这封数十字的短信看了大概有几十遍。我揣度着信中每一个字的语态与含义，最后得出了这样一个结论：看来，我把老师给得罪了。因为在此之前，我曾在投稿的同时，附了一封颇有些不满情绪的短信，信的大意是，数年间，我给贵刊写了几十篇“作品”，竟无一字面世，这也罢了，主要是在每一次退稿时，除了早已印好的“退稿函”，从未收到过一封贵刊“说明退稿原因”或为什么不用的“指导性信件”，据此，我怀疑贵刊根本就不看无名作者的来稿，良心何在？当然，信发出去不久自己就后悔了。但我没想到“贵刊”反应如此之快。看来，自己前面的各种臆测真是冤枉了“贵刊”。于是就忏悔，就揪头发。后来还是静下心来把那封短信又重新品咂了一遍。而这次品咂的结果却使自己有了更进一步的认识：很明显，“大作”二字是含了嘲讽之意的，而“恕不刊用”更是表现了老师的不满和怒不可遏，但紧接着，老师还是用了语重心长的话进行了谆谆教诲——“文学是一个人一辈子的事情，更不是一蹴而就的”，这话说得多好；而且老师也已委婉指出了自己日后努力的方向——“多读书，多练写”，这样才能在文学上有大的出息。
这封短短的退稿信一直被我精心保存至今。
数年后，我去固原工作，在与《六盘山》的老师们混熟了之后我才发现，原来写这封信的不是别人，竟是久已知名的编辑家任光武老师（是亲眼见了他写的字才确定了的）。
后来，我曾在一个很轻松的场合提及此事，任老师竟已想不起来了。“那时作者来稿太多，有时几天就能收一摞子，真是来不及个个都回复，有时看着那一沓沓稿子我就发愁，我想，真不要把人家的前途给耽搁了啊。”任老师一边说，一边就很认真地看我。
那时我真是后悔得要死。
我干吗要莫名其妙提及此事？是秋后算账？还是要给老师难堪？是阴暗心理作怪？还是要寻求一点点泄愤的刺激？总之，这次有些小人得志式的谈话使自己内心大惭。
但任光武老师却从来没有把此事放在心上。
在后来的日子里，他不但一如既往鼓励我写作，还通过别人的口转述了对我一些作品的赞扬与肯定。
转眼间，任光武老师已离开我们十年之久了。当写下这段文字时，我的眼前不禁又浮现出他那清癯而久承病痛的慈祥面容。
此时此刻，迢迢星河，银汉横亘，默默祝祷，聊慰我心。
2
我在《六盘山》发表的第一篇作品是一篇散文，题为《故乡的小河》，光听听名字，你就知道是怎样的一篇文章了。那的确是一篇纯正的、抒发自己故土情怀的小文。写作时间当在我高考之后在家等待成绩期间。确切地说，那应该是《六盘山》的一次征文活动，当时不知怎么得到的消息，总之是写了，写了也就完了。经验告诉我，奢望获奖和等待发表是同样愚蠢的。于是，在上了大学不久我就将它彻底遗忘了。但这次它却再也没有辜负我。它不但获得了那次征文比赛的三等奖，且文章也在某一期《六盘山》“征文小辑”的头条位置刊出。我欣喜若狂。关于那一天的情形，我曾在“创作谈”之类的文章中提及。因为印象太过深刻，至今忆及仍觉历历在目。更为幸运的是，它还使我获得了那一年中文系的单项奖学金（即创作奖），奖金为四十元人民币。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四十元可不是个小数目，它相当我近两个月的生活费。在领到奖学金的当天下午，我便提了饭盆直奔宿舍楼前面的学生食堂，毫不犹豫要了一份红烧排骨，一边在食堂的某个角落大快朵颐，一边就在心里默默感念着远在数百里之外的《六盘山》。
3
我认识的《六盘山》的第一个编辑是作家王漫西。那时我刚刚大学毕业，被分配在西吉县兴隆中学任教。一天中午，古原有些兴奋地跑来告诉我，《六盘山》的王漫西来了，是来看我们俩的。王漫西，我一边默念着这个熟悉而又陌生的名字，一边就在心里迅速温习了一遍他那时已为许多人所熟知的优秀短篇《野山情》《尕花儿》《包红指甲的女人》，尤其是他刚刚发表在《六盘山》上的报告文学《洪水从秋天走过》，刚刚读过，口有余温。我急不可耐随了古原赶到他的宿舍。漫西兄那时三十出头的样子，方头大脸，面色红润，一望而知是个极有派头的人，而他的纹丝不乱的发型和那件灰色的风衣一下子就把他和我们这些面黄肌瘦的老师区分开来。在古原的宿舍，我们一边闲聊，一边就交换着彼此对于文学的一些认识。而事实上，基本上是他说，我们俩听。对于写作，他那时已然有了一番深切地谋划和体悟，谈起来自是有些不同。记忆最深刻的是他所谓“读书不要光看句子，也要关注结构”论。很显然，他和古原很熟，而古原所说的“老师来看我们俩”，无疑有着“善意的照顾”和朋友之间的抬举。后来，我们骑着自行车去古原老家吃了午饭；再后来，漫西兄就离开我们去了西吉。
半年之后，我的小说处女作在《六盘山》发表，题为《羞与人言的故事》，虽短短五千字，却发的是那一期的头条。这使我在无望的写作中似乎抓到了一根救命稻草。
写作能消磨一个人的意志，也能使一个人的精神内里无限扩大。在几近枯燥的日子里，写作就像一只藏在内心深处的小手，只有它的轻轻拍打才能安妥我们躁动不已的灵魂。
也是因为写作，我和古原同时从西吉兴隆中学调到固原日报社。
在报社当编辑期间，我和《六盘山》之间的关系渐渐密切起来，而那时自己的写作也有了一些起色。那时文学还被人们关注着。隔一段时间，《六盘山》就要举办一次以文学为名义的聚会，这使那时正在起势的六茵后和七茵后们得以有机会经常见面、热谈。此外，一些思想敏锐的人正在酝酿给这帮写作的人一个名分的问题，即后来被人们热议的“西海固文学”和“西海固作家群”，始作俑者正是王漫西兄和左侧统兄。关于那次命名的初始，我曾在一篇名为《有风的早晨》的文章中详细记录过，可惜并未引起太多人的注意。人们记住的，只是漫西兄在《六盘山》搞过的一次“西海固”同题散文，和闻玉霞做过的一期“固原青年作家作品小辑”。
4
在《六盘山》，我认识的另一个老编辑是散文家李成福老师。李老师那时五十出头，中等身材，微胖，每次见面，他的脸上总是挂着让人温暖的微笑。他总是穿一身藏蓝色的四个兜的中山装，脖子底下的风纪扣扣得极严，有时戴帽子，有时不戴。不戴帽子的时候他像个乡绅或中学教师，戴帽子的时候，我无端地感觉他极像写出了《小二黑结婚》的山西作家赵树理（其实相貌相去甚远）。在我认识的老作家中，李老师是最具隐士品质的一个人，他从来都是不急不躁，不紧不慢，想写时，写两笔，不想写时便聊天清谈，或读书品茗。他的散文虽数量不多，却篇篇韵味十足，最让人难以忘记的是他的长篇散文《大先生》，万余字的篇幅，写活了一个早年间有良知的旧知识分子形象。
在我的印象中，李老师是极向往田园生活的，他有着一个乡土作家所具有的一切生活习性，喜欢穿布鞋，吃浆水面、荞面搅团，还喜欢年头节下到老家耍社火、说仪程。他擅长写仪程、快板，据说还写过一些非常适合在乡下演出的说唱小戏。在他的所有“田园生活”的计划中，有一个由家族“公家人”出资的“教育奖励基金”，是他最为津津乐道的。或许，在他的骨子里，传统文化和儒家根性思想才是一个知识分子最重要的立身之本。
李老师还有一个许多朋友都知道的喜好：掀牛九。这是一种很多人都会玩的纸牌游戏，更年轻的人是早就不玩它了。但由于李老师的热爱，不知怎么就在编辑部掀起了一个小小的高潮，如杨风军、李方、单永珍等都是这方面的高手，而且李老师还根据他们的年龄大小分别贯以大徒弟、二徒弟、三徒弟的称号。我去了之后，“师徒”四人立即热情相邀，关门闭户，速移桌凳，于无声处进行一场悄悄的搏杀。李老师的原则是，赌资不能过高，且只出不进，目的是在中午凑一顿饭钱。之后他就明确宣布：本人绝不参与，只作现场技术指导。随后，不消一个时辰，一顿丰盛的羊羔肉钱就凑齐了。
那时，因了李老师这样生活情趣极浓的人，编辑部更显得像个文人聚集的地方。
5
20世纪90年代，一批更年轻的编辑开始陆续调入《六盘山》，他们的身份无一例外都是作家、诗人，“写而优则编”，这与中国其他地方的纯文学杂志极为相像。因为有了他们的加盟，《六盘山》开始变得前所未有地活跃起来。他们的名字分别是：郭文斌、闻玉霞、单永珍、杨风军、李方、李敏。确切地说，他们既是“西海固文学”的摇旗者，也是“西海固作家群”的中坚，其中部分人已冲出宁夏，走向了全国。我与他们之间的故事，几乎每个人都可以写一篇文章。
我和文斌是初中同学。我们的老家同属西吉县将台堡，两村相距仅二十里之遥。或许因为那一片土地的原因吧，我们很早就开始喜欢写作，且经常相互鼓励。他是极具文学天赋的一个人，由于作品和个人魅力使然，他的身边总是聚集着一帮歌迷一样的追随者，尤以大中专院校学生为甚。在他主持刊物期间，《六盘山》一改过去传统的或四平八稳的风格，而变得格外活跃起来，最明显之处就是增加了一些以学生作品为发表主体的栏目，这给那些热爱文学而苦于无处发表的莘莘学子提供了一块风水宝地。如果我没记错的话，他所编的作品第一次使《六盘山》通过《小说选刊》进入全国读者视野，并因此使自己的作品迅速走向更广阔的舞台。他的第一本散文集《空信封》就是在那时出版的，且一版再版，同时还发表了自己的第一部非虚构长篇《第三种阳光》。这与他后来以辛劳写作终于推开中国文坛大门几乎遥相呼应。文斌不抽烟，不喝酒，属于女人眼中理想的“好男人”。那时，我们对文学都怀有一种宗教般的虔诚，坐在一起基本上“三句话不离本行”。记得有一次，不知怎么我们就深谈起来。那时正值隆冬季节，坐落在固原供销社大院里的编辑部更像个偏远地区的乡政府。在他的那间逼仄的小房子里，我们围着火炉一边聊，一边喝茶。一会儿，不知他在哪里弄到了一瓶“扳倒井”，这令我大为感动，因为平素他基本上是滴酒不沾。他很快找来了两个权作酒杯的瓶盖，你一盖，我一盖，直喝到大家酒酣耳热，这使得我们那天晚上的谈话颇有些“青梅煮酒”的味道。后来，推开屋门，一场不期而至的大雪竟把山城覆盖得严严实实，人走在街上就像走在精心布置的幻境里。
相比较而言，闻玉霞更像个地地道道的职业编辑。其他人基本上是“半路出家”，她却是大学一毕业就幸运地进入了编辑部，与当时已很有名的老编辑们同室共事。由于多年职业生涯的历练，她逐渐养成了严谨而温婉细腻的做事风格，而良好的职业素养又使她善于在茫茫“稿海”中披沙拣金。在她任编辑部主任期间，《六盘山》风格大变，一是好稿越来越多，二是版式设计更趋成熟。那时，如果把《六盘山》和一些省刊放在一起，真还说不出到底谁比谁高多少。本来，她完全可以自己写出漂亮的文章（这有她零星发表的一些文字为证），但由于责任使然，她却把主要精力都用在了编稿上，并因此赢得了作者和同行们的尊重，这在宁夏的文学期刊中似乎达成了一种共识。在我的印象中，她的细心和认真也是出了名的。记得一次她编“胭脂峡笔会小辑”，我写了一篇很有些“愤青”味道的随笔，题目叫《一些闲言碎语》，发了那次笔会的一点牢骚。由于受当时糟糕心情的驱使，我在文字中竟把主办方点名调侃了一番，稿子发出去后，自己有些后悔，觉得不该这样冒失，正要找她，却已收到她寄来的样刊，展开看时，我所担心的那段文字已被她巧妙地处理掉了，这让我对她很是感激了一阵子。现在，在离开老家的数年间，她正在用自己的才情打造另一本更有冲击力的文学期刊——《黄河文学》。
和永珍的交往，算算真是有些年头了，由于“臭味相投”，我们一开始就能够坦诚相待。他和我的经历大致相当，大学毕业后，先是在乡政府工作，后调到县上一机关单位，不到一年时间，又被辗转调入《六盘山》编辑部。永珍是那种嫉恶如仇的人，性如烈火，一言不合就会跟人吹胡子瞪眼。如果放在战争年代，他的命运基本上有两种可能，一是学习英雄黄继光堵敌人的枪眼，二是反过头来临阵倒戈，但无论如何，他绝对不会默默无闻地趴在战壕里悄然等死。在宁夏、在西北，乃至在中国诗坛，他的诗已得到广泛认同。他的诗大气、硬朗，而又不失细致婉转。有一段时期，他喜欢把民歌如花儿的形式融入到自己的创作中，这使他的部分作品获得了特别的韵味，犹如用通俗唱法唱经典歌曲。还有一阵子，他喜欢把一些特别的数字运用到自己的诗中，如“三十一盏命灯”“三十六朵玫瑰”“九十九头牦牛”“三千女人怀孕”等等，我不知他为什么要用这些数字，但总觉得这些经过刻意编排的数字无端地给作品增添了豪气，也使诗歌本身意境更加阔远。后来，一些诗人模仿他运用这些数字，总让人感觉有东施效颦之嫌。进入《六盘山》之后，他一直主持诗歌栏目，由于有着特别的人脉，他的编辑资源总是非常丰厚，常常能约到即便是省刊编辑也难约到的好诗。他曾经开辟过一个名叫“诗歌高地”的栏目，在同行业界颇得好评。他得过某刊物评选的“全国十佳诗人奖”，也参加过中国诗坛最高规格的青春诗会。在第二十二届青春诗会举办的联欢会上，因看不惯某先锋诗人对《诗经》的亵渎上前制止，被浇了一盆洗脚水，第二天媒体网络铺天盖地爆炒，盛赞其为“英雄”，得到了明星一般的轰动待遇。此后，他便更加锋芒毕露，在《新消息报》副刊发表了后来被许多人赞不绝口的批评文章《九问宁夏诗歌》。永珍是那种文字感觉极好的人。我编《固原日报》副刊期间，曾开过本地作家专栏，约到他时，他爽快地答应，轻松完成的四篇随笔，读来韵味十足，其中一篇还被当年的“中国年度最佳散文”选本收录。文学之外，我们大多时间与酒为友，关于喝酒醉酒的故事，我俩是被人演绎得最多的，当然有些是好的，有些则颇为不雅。我们常常以“酒家”自居。有一段时间，我们就像生活在固原城里的“闲人”，呼儿将出唤美酒，与尔同销万古愁。记得有一次，泾源的一位朋友热情相邀，我们安排好了手头的工作，以泾源为起点一个县一个县地拼酒搏杀，一个礼拜时间竟喝了整整五天，回来时蓬头垢面，衣衫不整，形同“浪人”。
与风军的相识，是从他调入《六盘山》之后开始的。或许是多年从事教育工作的缘故吧，风军总给人彬彬而谦和之感，脸上始终挂着微微笑意，让人觉得温暖，舒服。我很少见他与人争执或动粗。在《六盘山》，风军一直编散文，也是为数不多的专事散文写作者。他的散文基本上遵循着传统的路子，不温不火，不枝不蔓，把自己对生活的体悟融入到极为方正的表达之中，只有细细品味的人才能得其三昧。在我的印象中，风军也一直倡导多发学生作品，由于版面过大，似乎还招来过一些非议，但无论如何，培养后续人才总还是一本地方刊物不可推卸的职责，问题的关键是看自己怎样把握其中的度了。风军为人直爽、厚道，是属于很少有“毛病”的那一类人，做人做事让人感觉放心、妥帖。同为农家子弟，我们有许多地方相像，一些想法也会莫名其妙的一致。与他交往，虽没有什么风云起伏，大开大合，但终究有一天，他会像涓涓细流一样走入你的心底，使你难以忘记。
与李方的相识，可以上溯到20世纪90年代初，那时我们都在文学上刚刚起步。相对而言，他的道路似乎更为曲折一些，先是在乡下小学教书，后调动进城，也还是在一家小学，之后曾有过几年机关秘书的经历，但由于爱好写作的原因，最后终于还是回归到编辑的阵营，一边为人作嫁，一边构建着属于自己的天地。他是那种个性奔放而张扬的人，随时随地都在为即将成为明星做准备。他写得一手好字，歌也唱得不错，不管是开哪种形式的会，如果主持者不点名或排座次，他一定会抢先发言，陈述自己的观点。如刊物或书中用作者照片，其他人一般都日常生活化，最多要求自己的形象自然清晰一点，而他则一定是要摆摆姿势，修饰一番。他还是一个敢于表达“爱”的人，别人喜欢异性只是内心翻江倒海，他则一定要诉诸言语，付诸行动，这一点颇像当年为了追求王映霞而不惜远走重洋的“风流”作家郁达夫。在长长的、二十多年的写作生涯中，他写出的各类文学作品多达数百万字，同时还获得过大大小小数十项奖励。在我的印象中，如果哪里有征文，只要得到信息他就会立马参加，而一参加必然获奖。在宁夏新闻界举办的历届杂文征文活动中，他可以说是参加次数最多的作家之一，而每次参加都能取得不俗的成绩，几乎从未失手。而我借他的光也当了好几届优秀编辑。在他所有发表过的文字中，其中很大部分属短小散文，有些篇章真是精彩，读后让人久久不忘。当然，他最主要的成绩还是在小说创作方面。作为有影响的新一代乡土作家，从一开始的夺人眼目，到最后的归于平淡，他经历了一个大多数写作者必然要经历的一切。但不管怎样，他自始至终都没有放弃自己的追求，正如一篇评论所写到的，只要不断坚持，相信他终究会有一个好的结果——因为“水泥地上也能掘出深井”。
相比较而言，李敏进编辑部的时间要晚一些。当副刊编辑时，我曾经编发过她的一些早期散文，文字清新，语感灵动。中间沉寂过一段时间，近几年勤奋写作，发表了一些颇受好评的散文，使人感觉她一下子“冒”了出来。在《六盘山》，她既编散文，也编小说，正如她的为人为文一样，她正在把自己的淡淡美丽与诗意融入到工作、写作中。
正因为有了这些风格各异、个性独特的编者，《六盘山》才在不断的日积月累中逐渐丰富起来。
6
想到《六盘山》，我就想到了一个词：温暖。之所以絮絮叨叨写下这些，就是因为与她之间的那一份难忘与不舍，其实，每一个西海固的写作者，或多或少都会和我有同样的感觉。
关于《六盘山》，已有专门机构和人员对她进行研究，我想这实在是一件有意义的事情。因为《六盘山》和西海固文学之间的关系，实在是难分你我，或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如果没有这份刊物，相信会有很大一部分人因为没有土地而难以播撒思想的种子。
在我的记忆中，《六盘山》似乎没有得过什么特别的奖励，但这并不影响她在人们心中的位置。从一九八一年创刊至今，整整三十年过去了，《六盘山》培育了几代有影响的西海固作家，成就了一种独特而生机勃勃的文学现象，这在全国众多的地市级刊物中并不多见。在三十年漫长的岁月中，经由她而与读者见面的文字，累计起来逾千余万，这实在是一个惊人的数字。其实，在这漫长的三十年，《六盘山》还见证了一块土地，以及由这土地所产生的各种思想、观念所发生的巨大变化。
在这里，我并不想就《六盘山》的成绩和由她生发的深远意义多说什么。我这里记录的，只是与自己有关的一些人、事罢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