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谖暗中先一步赶回，提醒孟尝君：“千斤黄金，是很厚重的聘礼啊！车子百辆，是显赫的使臣所用。齐王这下该知道你的为人和价值了吧！”
魏国使者三次来聘，都被孟尝君婉言谢绝了。
齐王听到魏国重金聘请孟尝君的消息，非常震惊，生怕孟尝君为魏国所用，将对齐国不利。于是又赶忙派太傅带上千斤黄金、百辆上等马车和齐王自己佩戴的一口宝剑赠送给孟尝君，还带来了一封言辞恳切的谢罪信，要求孟尝君为治理齐国出谋划策。
冯谖这时又提醒孟尝君：“请齐王把先王传下来的祭祀祖宗的器皿分一部分给你，然后在薛城盖一座齐王室宗庙，这样薛城就可以长久保住了。”
孟尝君依计而行，最后，在薛城盖成了一座宗庙。一直到此时，冯谖才对孟尝君说：“三个‘洞’都已挖好了，您可以高枕无忧了。”后来，孟尝君做了十几年的齐国的相国，基本没有受到什么祸患。
冯谖为孟尝君挖的第一窟是通过“市义”获得百姓拥戴；第二窟是设法让魏王虚相位以待，通过“扬誉”使齐王复用孟尝君；第三窟是利用齐王急于复用孟尝君的心理把宗庙立在薛邑，使薛邑成为圣地。这就使孟尝君既获得了民心，又拥有声誉，还有宗庙的保护神。三道坚固的防御使其立于不败之地。
“狡兔三窟”的关键在于居安思危，从全局的、发展的眼光考虑问题，预作多种避祸的准备。
韩信不信酿悲剧
韩信自从得到萧何的保举被刘邦拜为大将后，“明修栈道，暗渡陈仓”，助刘邦一举平定三秦，打开了东进的通道。接着又东奔西逐，南征北战，灭魏，破代，平赵，取燕，定齐，南摧楚军20万。战功赫赫，威震天下。
项羽派武涉面见韩信，指出刘邦贪欲奸诈，背信弃义，不可信赖，希望韩信叛汉，与楚讲和，自立为王，与刘、项三分天下。
韩信认为刘邦不会亏待自己，没有接受武涉的游说。
韩信的谋士蒯通又反复分析天下大势，指出韩信誉满天下、功高震主的危害，并以越王勾践与范蠡、文种的故事为例，引出“兔死狗烹”的历史教训，劝谏他自立为王，以免灭楚后被汉王所“烹”，也是为自己留条后路。
韩信犹豫不决，不忍心叛汉，又自认为劳苦功高，汉王终究不会害自己的。于是谢绝了蒯通的劝谏，蒯通因此而装疯做巫师去了。
垓下会战，项羽被灭。刘邦做了皇帝，韩信被封为楚王。项羽部将钟离昧过去与韩信有交情。项羽死后，钟离昧逃至韩信处，韩信不忍叛友，将钟离昧收留起来。刘邦因此而嫉恨。第二年，有人密告韩信谋反，刘邦趁机采纳陈平的计谋，假托游云梦泽，要求诸王会集于陈县，实际是想袭击韩信。韩信知道刘邦是为钟离昧而来，便与钟离昧商量对策。钟离昧自知难保，自杀身亡。韩信提着钟离昧的头去晋见刘邦，刘邦命令武士把他捆绑起来。
韩信这时才说：“果然像别人说的那样啊！‘狡兔死，走狗烹；高鸟尽，良弓藏；敌国破，谋臣亡。’现在天下已经平定，我自然该被烹杀了！”刘邦说：“有人告你谋反。”于是把他弄上囚车，带回洛阳，虽赦免不杀，但降为淮阴侯。
韩信终于明白了，刘邦的确是容不得自己的才能。于是他经常请病假不上朝，成天牢骚满腹，郁郁寡欢。
后来，陈豨反叛。刘邦亲自率兵讨伐。韩信称病不随刘邦去，却悄悄派人与陈豨联系，准备袭击吕后和太子，与陈豨。相呼应。不慎被门人告密。吕后与相国萧何谋划，骗得韩信入宫，派武士将其捆缚并斩首。临死前，韩信仰天长叹，痛悔没有听从蒯通的话。
就这样，一代盖世英豪，不仅自己被斩首，而且还被株连三族，斩尽杀绝。兔死狗烹，韩信不信，终于酿成了自己的悲剧。如果他多一些忧患意识，就不会有这样的悲剧。
从个人来说，增强忧患意识和危机感也是非常重要的。历史老人常常戏弄英雄，颠倒豪杰，捉弄人的命运。唯有对坎坷命运有思想准备的人，才能忍辱负重，奋勇抗争，最终战胜厄运，永远立于不败之地。在任何时候，都不能安于已有的成就，沉浸在已得的安乐幸福之中；而要放眼未来，想到未来的生活道路，未来要做的事业。
白木小桌救性命
明朝正德年间，都御史韩永熙在江西任官时，忽报宁王朱宸濠之弟某王至。韩称有病，让他等一会儿，暗地里通知理狱的官员三司来，又备了一个白木小桌。某王进来后，说了兄长要反叛的事，韩推说耳聋，让他书写，某王索纸，韩永熙就抬出白木小桌。某王详细书写了宁王谋反之事就走了。
韩永熙向皇上报告这件事，朝廷派人来调查，却没有证据。当时宁王兄弟关系密切，推说并无此事。
朝廷以离间亲王罪将韩永熙押送京城，应当处死。韩永熙献上白木小桌，这才获释。
官场上政治斗争中有一招，叫做“留一手”。韩永熙的做法就是留一手，假装耳聋，取下证据，为以后发生事变留了一手。
政治斗争是变化无常的，从韩永熙这一角度看，处于两难境地。发现朱宸濠要反，不上告朝廷，就有欺君之罪。上告朝廷呢？人们一定会认为是立了一大功，事实并非如此，有时朝廷为了安抚反叛者，不肯承认有人反叛，此时告密者必获离间之罪。此外，还有调查人员弄虚作假等。韩永熙深谙官场斗争的凶险，他能及时地防患于未然，掌握了确凿的证据，才保住了自己的生命。
还有个类似的故事。
北宋至和三年（1056年）正月，仁宗皇帝正在上朝，突然发病，被扶入后宫中。
文彦博问内侍史志聪关于皇帝的病情，史说：“这是后宫秘密，不敢外漏。”
文彦博叱责他说：“你们出入宫门，却不让宰相知道皇上的起居生活，想干什么？从今天起，天天报告皇上病情，否则军法从事。”
文彦博又与同事刘沆、富弼商量在大庆殿祈祷，史老聪又说没有先例。
文彦博说：“现在难道是争论有无先例的时候吗？”开封府知府王素，来报告叛乱的消息，文彦博不让他进来。 第二天早上，他说有名守卫皇宫的士兵说都虞侯造反。
刘沆想逮捕都虞侯，文彦博却将许怀德叫来，问都虞侯是什么样的人，许怀德担保都虞侯没有造反。
文彦博说：“那个士兵一定与都虞侯有仇，诬陷都虞侯，应将他处斩，以安定人心。”于是就请刘沆在判决书的末尾签了字，在营门斩首。
仁宗病好后，刘沆对仁宗说：“陛下生病时，文彦博擅自杀了报告叛乱消息的人。”
文彦博听说了，就把刘沆签名的判决书拿出来，才解除了仁宗的怀疑。
文彦博是官场老手，请同僚签字，就有话可说。这就是：“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由于文彦博存了心计，才得以免遭陷害。这一招可以说叫留一手。
姚崇智斗张说
姚崇人称救时宰相，他为唐朝创立开元盛世立下了功劳，政绩可赞。
与姚崇同时代的张说，也是出类拔萃的人物，但二人关系不好，互相排挤，勾心斗角。姚崇临死时，怕张说报复自己的儿子，又为了落个好名声，就对儿子说：“我为相数年，所言所行，颇有可述，死后墓铭，非文家不办。当今文章宗匠，首推张说。但他与我素来不睦，若往求著述，必然推却。我今传下一计，可以我灵座前，陈设珍玩等物，张说来吊丧时，若见此珍玩，不顾而去，是他纪念前仇，很是可忧，你等速归乡里！倘若他逐件玩弄，有爱慕之意，你等可传我遗命，悉数奉送。即求他作一碑铭，以速为妙！待他碑文做就，随即勒石，并呈皇上御览。我预料张说性贪珍物，足令智昏，若照此办法，他必追悔。你等切记勿违！果能如我所料，碑文中已具赞扬之词，以后想寻仇报复，不免自相矛盾。”
姚崇死后，张说果来吊唁。姚崇的儿子依父亲的话，将珍玩摆列。张说见了珍玩，不禁上前摩挲。
姚崇的儿子姚彝上前说：“先父有遗言，说同僚中肯作碑文，就将遗珍赠他。您是当代文家，倘不吝珠玉，不肖等应衔图报，微物更不足道。”
张说欣然允诺，姚彝等再拜称谢，请他快写，张说应声而去，即日属稿，做就了一篇歌功颂德的碑文。姚家立即将珍玩送到，张说将碑文交给姚家。姚家连夜让人刻碑，同时将底稿呈上皇帝。唐玄宗看了，也极口称赞，说：“似此贤相，不可无此文称扬。”张说事后醒悟，暗想自己与姚崇不和，怎么能赞扬他。连忙派人索还原稿，只说文章草率，需要修改，不料姚家说已刻成碑，并上呈御览。
张说不禁顿足道：“这皆是姚崇遗策，我一个活张说，反被死姚崇所算了。”
后来，姚崇的三个儿子姚彝、姚异、姚弈都位至公卿刺史。
何武凭剑判案
西汉的时候，沛郡太守何武，某日受理一件遗产继承案。原告是个15岁的少年，被告是他的姐姐、姐夫。
原来，这少年3岁丧母。父亲是个家产有20余万的大富翁。几年后，父亲病危。他觉得大女儿很不贤惠，女婿又是一个十分贪婪的人，恐怕他们为了争夺财产而祸及儿子的性命，他家已没有其他亲戚，那富翁于是召集族人在场，写下遗书，决定将全部遗产都交给女儿，只留下一支宝剑，说是等儿子长到15岁时再给他。儿子终于长到了15岁，已经懂事了。一日，他向姐姐、姐夫要那支宝剑。可是姐姐、姐夫哪里肯给。少年就告到了郡府。
太守何武传来富翁的女儿、女婿，并要他们把那把宝剑带来。
太守在大堂上对原告、被告宣读了一遍富翁的遗嘱，问道：“此遗书是否系伪造？”
富翁的女儿女婿忙说：“不是伪造。”
何武道：“既然不是伪造，你等为何还不把宝剑送上来？”那两个贪心不足的人很不情愿地递上了宝剑。
何武对左右的官吏说：“你们看，那富翁的女儿女婿连一把宝剑都不肯自觉留给自家兄弟，可见是多么心狠贪财啊！那老翁事先已是料到的，所以他认为，如果把财产留给儿子，儿子的性命必然难保。只得把财产暂时寄放在女儿女婿那儿。”何武说到这里，扬了扬宝剑，又说：”而这把剑，意味着要决断这件事情。他估计，今后女儿女婿必定不肯把剑给他儿子，到那时，儿子长到15岁了，其智力和体力足以保护自己。这样，告到州县，如遇到清正廉明的官员，或许能明白他这番苦心，就可为他的小儿做主。你们看，这老翁考虑得是多么深远啊！”众官吏齐声称是。
何武最后对老翁的女婿说：“根据你岳父的这番苦心，本州判决把遗产全部判给你的小舅子。”
那女儿、女婿一齐跪在地上求何武重新判决。
何武说：“你们这两个贪心不足之徒，已经得到10年的好处，难道还不算走运吗？”
做人为官，看来一定要有深谋远虑，居安思危。如此才能过得更加安稳、太平。只顾眼前、鼠目寸光，恐怕只会自断后路，自送前程，古人之训，切记为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