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江
【人物导读】曾凌灿，男，安徽六安人，1974年出生于一个农村教师的家庭。1991年2月，离开家乡来到东莞大朗一家港资企业——源兴皮件厂打工，从事裁床工的工作，由于他虚心好学，很快被深圳华意皮件厂聘为计划专员，一年之后，曾凌灿又被深圳龙岗艺博皮件厂聘为计划科科长，主管该厂的业务订单、物料计划。两年之后的1995年，自己投资创办深圳龙岗佳联手袋厂。1999年，来到东莞厚街镇创办东莞市顺琦手袋有限公司，坚持27年只做一件事：设计生产手袋，让中国工匠精神在顺琦手袋传承。
2015年，发起创办东莞市人才资源发展促进会，任常务副会长。
2015年下半年，经济形势开始下行，为了实现企业的持续发展，发起创办东莞市箱包皮具行业协会，任创会会长。
2016年下半年，发起创办广东莞货名品科技有限公司，志在推广东莞品牌走向世界。
直面现实与梦想的落差
曾凌灿1974年出生。他出生的年代可以用四个字概括：文革，贫穷；他成长的年代同样可以用四个字概括：改革，开放。
1991年，17岁的曾凌灿尚未完全发育好，身材瘦削，个头只有1.5米，许多同龄女同学都比他显高。可是，当这个来自安徽省六安地区一个偏远乡村的小伙子决定放弃读高中，随老乡一起到广东打工时，目标是很明确的，那就是好好打份工，努力挣钱，开始自食其力的人生。
这样一个小小的愿望，朴实无华，算不上什么远大理想，用今天的话说是最“接地气”的中国梦，应该容易实现吧？
现实的回答是：不容易。
此前，在家乡读书的曾凌灿没有来过广东，甚至也没有出过远门，乍来到东莞、深圳一带，感觉有点像来到了“花花世界”，这里的人们操着各种不同的口音，忙着各种不同的营生，生活节奏很快。他和老乡们满怀希望，开始到处找工作。没想到，工作并不好找，到处人满为患，到处不缺人手、不招工。
这是曾凌灿没有想到的，他对此一点儿思想准备也没有。报纸广播天天说珠三角是改革开放的先行地，到处都是机会，可为啥偏偏没有机会降到自己头上呢？他不死心，继续找。换句话说，不继续找还能怎么样？难道就这样铩羽而归吗？这可不是年少气盛的曾凌灿愿意做和做得出来的事。家中兄妹三人，他是长子，不论是为家人还是为自己，他都必须蹚出一条路来，他觉得自己有这个责任。所以，除了继续找，他别无选择。
老话说天无绝人之路。可是，三天过去了，五天过去了，曾凌灿等人还是没有找到工作。此时此刻，他是多么需要一份工作，一份普通的工作啊！可是，没有人给他什么工作。找不到工作就没有收入，没有收入就没有饭吃、没有水喝、没有地方住，这便是曾凌灿面临的最切身、最残酷的现实。他和几位老乡每到一地，总会留意哪里有牛棚，价格是每人每晚10元钱，既便宜又可安身，至于卫生或其他条件，就一概不管它了。在牛棚睡一晚，天蒙蒙亮再满怀希望地出“门”，开始新一天的四处搵工——搵是他最先学会的粤语，即找。
他跑遍了东莞多个镇街。到后来，他自己都记不清敲了多少扇门、说了多少好话、等了多少个钟头、看了多少张冷漠的嘴脸，被人拒之门外成为他的常态。在1987至1988年间，东莞本地人对外来务工者是十分歧视和防范的，村民群殴外来务工人员，把人打伤很普遍，把人打死也绝非个案。曾有外来者偷吃村中祠堂中的供品，被村民抓住后殴打至死，这种现象为曾凌灿的老乡亲眼所见。
外来务工者一是没有钱，二是没有暂住证（那时办一张暂住证需要几十块钱）。因此，许多人夜晚跑到坟山上去睡，这样晚上睡觉不用花钱，白天再下山找工。东莞某部门每天上街抓人，凡是没有暂住证的，不分青红皂白，也不由分说，一律拽上大卡车带走，有人暂住证没有带在身上，也要先带走再说，其目的只是罚款。这种较坏的风气先后持续了近10年。
亲历了这些负面境遇的曾凌灿，没有灰心，更没有放弃，尽管他和他的同乡连续21天没有找到工作。在这21天里，没有一天是吃饱饭的，也没有一天是睡得安稳的。对曾凌灿来说，这是饱经苦难的21天，是刻骨铭心的21天。
在居无定所四处漂泊的时候，在经常饿得头晕眼花的时候，有个念头在他心里萌动，这念头一点一滴地清晰起来，不息不灭地生长起来：有朝一日，我要自己开办工厂！
这念头在曾凌灿心里扎下了根，再也挥之不去，且越来越坚定。他立志联合亲朋自己办厂，自己给自己和乡亲们创造劳动岗位，而不是到处去找工作。或许，正是这个念头，唤醒了他的人生追求，点亮了他的奋斗征程，锤炼了他的顽强意志，成就了他的创业目标。
不久，曾凌灿等人终于在东莞大朗找到了工作。这份工作来之不易，是动了很多心思、想了很多办法，最终“抢”来的。
曾凌灿至今记得那个日子：工厂总共招收20人，有600多人排队应聘，厂里进行严格考试，仅面试就有三轮。那时的曾凌灿个头瘦小，为使自己看上去高大一点、醒目一点，他借了双长筒靴子穿在脚上，靴子里面垫了好几层垫子，比他本人足足高了一寸多。功夫不负苦心人，他幸运地跻身于20人之中，并于3月28号开始上工。可是，工厂规定每人要交100元押金。他搜遍全身，只有85元，只好紧急向老乡借了15元。凑够100元后，曾凌灿进厂做工了。
这是一家从事手袋加工的企业，曾凌灿自此与手袋结缘。
前面讲到，创业，是18岁的曾凌灿于1992年确立的志向。围绕这个志向，他做了多方面的精心准备。他年纪轻轻，却是那样坚韧，那样目光高远，又是那样脚踏实地。俗话说，机会总是青睐有准备的人。曾凌灿恰是这样一个有准备的人。
曾凌灿有一段“偷师”的经历，他至今仍对此津津乐道。他打工的手袋厂是一家外资企业，所有行政管理和关键技术都由老板从中国台湾、香港带过来的人掌控，产品从设计、算料、生产到销售，整个产业链的关键流程以及工厂运营各节点的来龙去脉等，均把守严密，不为外人所知，每天看到在上班裁床的师傅技术，而这正是曾凌灿最感兴趣、最想知道的。他平时注意观察，处处留心，晚上则悄悄地潜入师傅的办公室，把有关资料“偷”回宿舍，连夜看、连夜学、连夜记，第二天上班前再将资料放回原位。就这样，他苦心研习琢磨了三个多月，终有所悟。
曾凌灿很快成为工厂开料部门的员工骨干。他根据自己的所学、所悟以及亲身实践，写出工艺改进方面的建议给老板，颇受老板赏识。不久，曾凌灿等人离开了大朗那家厂，转而到深圳的艺博公司（也是做手袋的厂家）继续打工。
手袋对于曾凌灿，开始时很难说有多大吸引力，那不过是为了生存，但他投身这个行当之后，付出了太多的青春年华和心血智慧，进而也就爱上了这一行，专上了这一行，从此再没离开过。即使他后来自己创业，也是做手袋。风风雨雨，坎坎坷坷，曾凌灿执着于手袋行业的深耕细作，一做就是26年。
无惧创业的九死一生
1995年，曾凌灿辞去工作，开始了谋划已久的创业。
彼时，曾凌灿结婚不足两个月，刚刚过上崭新的生活，但他觉得应该用创业来迎接和维系自己的崭新生活。他毅然和新婚妻子、22岁的周祥菊一起，另外联合了三个朋友，共同凑资11万元，在深圳租了一栋便宜的民房，买了一些破旧的二手设备，一台二手啤机，11台二手平车，二台二手高车，一台二手双针车，开办起一个小小的加工厂，取名“佳联手袋厂”（顺琦前身）。
老话说，先成家后立业，而曾凌灿成家和立业几乎同步，换言之，他成家几乎就是为了立业，这与他的妻子周祥菊有关。婚前，周祥菊早已知道曾凌灿有强烈的创业心愿、创业情结，而且不是一天两天了。他打工时省吃俭用，为创业而积攒每一分钱，即便结婚，也没有购置像样的用品，而是能省就省，能省多少就省多少。
曾凌灿以创业为人生目标，这与周祥菊想到一块儿去了，其实周祥菊也有创业情结，这与她的家境有关。她从小就要照顾年幼的弟弟和生活不能自理的母亲，为帮补家用，她19岁开始学做生意，在街道上做些零售批发。经过几年历练，她在做小买卖方面成为行家里手，这为她后来与丈夫一起创业打下基础。共同的梦想和追求，不仅使他们走到一起，而且在此后的漫长岁月里，在风雨坎坷的征途中，夫妻俩始终心心相印，比翼齐飞。
曾凌灿拿出自己打工积攒的30000元，周祥菊也拿出30000元，因担心有风险，特意留下20000元，以备不时之需。这样夫妻俩共投入40000元，几乎是这个新婚家庭的全部家当了。
买回来的这些二手设备，价值三四万元，几个人围着欢天喜地。啤机很重，为了省钱，几个男子汉决定自己把机器搬上楼。结果吭哧吭哧一步步往上挪，终于把机床搬上了二楼，每个人浑身上下都湿透了，那是汗水、雨水和泪水的混合。晚上，怕有人偷机床，曾凌灿和另一个股东就守在一楼大门口，胡乱倒地睡了一夜。第二天早晨睁眼一看，原来地是湿的，周围全是垃圾，臭气熏天，两人竟浑然不觉，可见疲累至极。
工厂筹备时预算不够周全，租了厂房、买了旧机器、招了工人后，大家手里连吃饭的钱都没有了。即使这样艰难，曾凌灿等人还是不顾一切地开了工，把车床转动起来！机器轰鸣，仿佛宣告这家刚刚诞生的工厂正式成活了！可是，全体员工吃饭没有着落，怎么办呢？工厂负责后勤的股东只好每天晚上去跟菜贩、小吃店商谈，赊账成功，第二天才有米给员工开饭。
一波未平，另一波又起。工厂开工仅仅10天，没订单了！轰隆运行着的机器被迫停了下来，这一停就是一个月！与东莞众多企业一样，初创的顺琦主要做代工生产（OEM）。任何做外单、做贴牌的厂都主要靠订单，没有订单，工厂就像被卡住脖子一样，瘫痪了。其实，曾凌灿从开工的第一天起就已经在四处找订单了，但当时人生地不熟，挖掘新客户谈何容易！厂里聘任的总经理是曾凌灿的师傅，他有客户资源，有经验，怎奈“佳联”厂小，平台小，人家看不起，信不过，有单也不给做。
那些日子，是曾凌灿过得最揪心、最劳累的日子。是啊，一个连自家生计还没顾上打理的年轻人，却冷不丁地要考虑和担当一个工厂的生计！要考虑和担当几十口人的饭碗，这个量变到质变的推演是多么剧烈！他晚上睡觉根本合不上眼，即使勉强合上眼，脑子仍在不停地转，想着第二天早晨起来做什么、怎么做，其实压根也不知道第二天早晨起来做什么、怎么做。工厂前景黯淡，令许多人失去信心。曾凌灿告诫自己，这个时候绝不能灰心，更不能泄气！他硬挺着，每天出去找订单，不管有希望没希望，他都出去找，尽力去找，锲而不舍，一天也没停过！
没有订单就没有工开，没有工开就没有工资发。厂里原有30多名员工，走得还剩下20个人了。一个不开工的工厂，不仅日常生活没了着落，一切都没了着落。员工固定在厂旁一个小食店就餐，结果欠了小食店六个月的菜钱，员工每天吃饭都是赊账来的，幸亏此前结下人脉，否则很难赊账这么多、这么久。
工厂面临两大瓶颈，一是没有订单，二是存货滞销。当时车间里堆了很多货，没有销路，一直积压在那里挤占资金。曾凌灿夫妇和其他三个股东分工，一个去找订单，其他人去深圳市场内摆地摊把货卖掉。曾凌灿的妻子周祥菊非常理解丈夫的苦衷，她当时已怀有身孕，却揽下了推销产品的重活儿，每天拉货到市场内摆地摊，下午四五点去，晚上11点回来，就这样坚持着，直至把仓库积压的货全都卖完了。在那段艰难时刻，虽说夫妻俩都吃了大大的苦头，但在配合上却是天衣无缝。周围的人们不由感叹：这真是天造地设的一对啊！
老板和股东、员工一起拼命干，终令工厂起死回生。
经过1995、1996两年的沉淀、摸索，厂里的生意在1997年渐渐有了起色。做贴牌位居产业链下游，赚取微薄的加工费，自然靠走量盈利。这就带来一个特点：订单就是命脉，订单就是一切。有订单时天天加班，把人累个半死！没订单时天天游逛，把人闲得发慌。为了赶订单（往往限期交货），曾凌灿、周祥菊夫妇和股东们经常和员工一起加班，没日没夜地在车间里忙碌，尤其熬夜，成了家常便饭。周祥菊至今记忆犹新的是，有时连续加班三天三夜，她劳累过度吃不下饭，就把辣椒酱放在车间里，就着开水下饭吃，为的是有力气接着干活。像这样的情况每个月都能遇到一两次。让她感到欣慰的是，肚子里的孩子虽一路跟着她吃苦，却发育良好，长得聪明伶俐、健康帅气，这可真是上天眷顾啊！
恰在这时，曾凌灿原先打过工的艺博公司由于种种原因倒闭了，艺博的客户便转而找到曾凌灿，把订单给他做。这样一来，工厂立马彻底复苏了！随着订单增多，顺琦的员工迅速增加到近200人。产品品种也多了，过去做礼品包，这时开始做时款包了。
1999年春节过后，有一张10万元的订单因质量不达标，需要全部返工，导致巨大损失。这对公司来说是从未出现过的情况，什么原因呢？股东心不齐。其中一个主管工厂管理的股东自己另有想法做生意，就忽视了一些工厂的管理；另一个主管后勤的股东对工作也摇摆不定。这一切使企业雪上加霜。曾凌灿回顾，自己当时不懂得有效沟通，不擅长做人的思想工作，股东间、同事间很少有思想交流，这就导致了各干各的，相互间积怨甚多，工厂管理问题一大堆。
曾凌灿苦恼了很长时间。他认为，既然股东间的离心离德已成既定事实，合作难以为继，那就长痛不如短痛，索性把工厂卖掉，使这种合作关系自然解体，大家各奔前程，也算好聚好散。做出这种选择，迫于无奈，却是曾凌灿经慎重考虑后，以壮士断腕的勇气，所做出的最为明智的选择。
为了卖工厂的事，周祥菊躲在车间里哭了一夜。她赞成老公曾凌灿的选择，既然人心散了，再做下去也没多大意思了，散伙是没办法的办法。只是，她舍不得熟悉的工厂和车间，这里留下了多少辛勤汗水！这里承载了多少奋斗足迹！他们夫妻二人所经历的千辛万苦齐齐涌上心头，让她怎能不伤感！办起一间厂，多么不容易啊！厂子曾经那样红火，最高峰时员工达到200多人。
对曾凌灿来说，1999年是个转折的年份，这一年留下了太多的痛苦，也预示着后来的欢乐。正是这一年，他和妻子告别了深圳，继而转战东莞，从此，他们把自己的事业扎根在东莞。
2000年是曾凌灿、周祥菊夫妇第二次创业的肇始之年。他们来到东莞厚街镇皮革市场，到处物色能够开办工厂的房子。起初，怎么也找不到合适的房子，他们不灰心，夫妻俩分头去找，走遍了镇区的大街小巷和附近村子。
是年7月，他们终于找到了合适厂房，东莞市顺琦手袋落地东莞市厚街镇中心一带。两口子欣喜万分。
迎着新世纪元年的曙光，曾凌灿和他的团队开始了崭新的征程。
匡扶风雨飘摇的工厂
2000年11月，新工厂正式开工。是年12月，曾凌灿、周祥菊夫妇的女儿出生了。这可真是喜事连着喜事啊！
此时的曾凌灿，已经在苦难浸泡中成长起来了，已经在奋斗道路中成熟起来了，人也长成了1.75米的大个头。每天都是一头扎到成堆的事务和工作中去。老话说，麻雀虽小，五脏俱全。新工厂虽小，建起来同样千头万绪，一切都要从头来，包括重新发展客户、重新接单、重新联系供货商及铺设销售渠道等，一切都没有现成的，都要靠自己的力量去开辟和挖掘，他肩上的担子显然更重了，此时的他常常恨自己不能生出三头六臂。
进入新世纪以来，东莞乃至全国的制造业都面临着转型的阵痛。作为“世界工厂”，东莞制造业首当其冲，面临着更为艰巨的局面，比如，生产成本越来越高，企业利润不断下滑，亏损很常见，直至出现工厂倒闭潮。在这场全局性的、大范围的大洗牌中，每一家企业的生存能力都受到严峻考验。曾凌灿和大多中小微企业家一样，在这种如履薄冰的大环境、小气候中，苦苦寻求着新的出路。
2002年，因为缺少资金周转，在资金紧张的时候，曾凌灿的岳父入股支持。
同年，顺琦手袋接到中国台湾一个大订单客户，是当时最大的也是唯一的客户。但最后关头客户却因公司倒闭而跑路了，顺琦手袋因此货物积压，资金链断裂，负债200多万元人民币。
这样一来，顺琦手袋厂不能正常运转了，生产线停线，基本陷入绝境。首先是员工的工资不能按时发放，四川籍的员工便呼啦啦走了一多半。曾凌灿坐在楼梯过道上，眼见所有的生产线停了，昔日充塞在耳际的机器轰鸣声没有了，车间里的原料和半成品摊了一地而无人收拾，不禁感到辛酸，眼泪夺眶而出。他是个意志刚强的人，此前吃了多少苦、受了多少难，他从来没有退缩过；他又是个非常明智的人，深知市场不相信眼泪。然而，泪水还是汹涌而下。
曾凌灿强打精神，出门去找亲戚朋友借钱。可是，在那个年代大家的家庭情况都不是很好，连一两万都拿不出来的，要知道，当时的曾凌灿哪怕手里有一两万元，也可解燃眉之急，工厂就有可能缓过劲儿来、喘过气儿来。就算有个别亲戚可以拿得出来的，也会觉得借出去也返不回来，也解决不了他的困难和问题啊，所以最终也没有借到钱。可是曾凌灿并没有因为没有借到钱而对亲戚朋友有任何抱怨。
对于人性，对于人情世故、世态炎凉，曾凌灿此时此刻体悟得特别深。他回顾说，市场竞争、抢订单等，这都是看得见的对手，另有隐性对手更难对付，这就是“跑路”。客户跑路，置工厂于死地，这种情况屡见不鲜。换言之，对曾凌灿这样的中小微制造企业而言，按正常的路去走、去发展，已属不易，现实中却还有更难对付的“难处”，这种意外情况层出不穷，意外打击防不胜防。
重压之下，曾凌灿几乎扛不住了！他和妻子商量：“现在摆在我们面前有两条路，一条是死撑，另一条是跑路，此外再没有别的路，也就是再没别的‘活法’了。”
对周祥菊而言，打击多次袭来，她早已见怪不怪。然而这一次，工厂确实是撑不下去了！大厦将倾啊！不然，丈夫不会以这样严峻的面孔，用这样严肃的口气跟她商量。然而，她了解自己的丈夫，曾凌灿从来不是一个轻易退缩、轻易言败的人！他内心依然燃烧着创业办厂的熊熊火焰和万丈激情！
知妻莫如夫。周祥菊是什么人啊？打死她可以，叫她放弃不可以。其实，与妻子商量之前，曾凌灿已经知道商量的结果了。其实，他们夫妻根本不用互相打气，早就心照不宣了。
死撑，不跑，这是曾凌灿、周祥菊夫妇做出的选择。
原料供货商、其他客户等堵上门来，吼着叫着，大闹顺琦，而且人越积越多，愤怒情绪像火山即将爆发一样，无论曾凌灿怎样声嘶力竭地做解释、做保证，还说手足不能相残等等，但统统没用，人们不听他的。来者对曾凌灿、周祥菊夫妇发出最后通牒，意思是今天不结算、不给钱，就别想跨出这道门！今天就是要鱼死网破！
周祥菊真乃女中豪杰！这时，只见她从容地走到窗前，指着窗户说：“你们要逼我，我今天无非从这里跳下去！别以为我怕跳！负债300万不是顺琦的错！我问心无愧！你们要不逼我，给我一点时间，我和我老公定把欠你们的钱全部连本带利还上！”
人们安静下来。打过多年交道了，许多人知道周祥菊的烈性子，还知道她和她老公从未忽悠过别人。是啊，欠了钱，人家又不是不认账，只不过需要点时间。把他们逼得跳楼了，谁来还钱啊。这个理儿谁都明白。人群渐渐散去。
2003年，顺琦厂搬迁，从厚街中心新兴路136号，搬迁到厚街镇溪头村。从2003年做到2005年，工厂有了不菲的利润和积累。然而，最痛苦的事情再次光临，一个客户欠顺琦手袋厂160万元货款，迟拖不付，最后又跑路了，等于工厂近几年赚到的钱又没了，好不容易到手的利润得而复失。
这一次，情况已有所不同。一是工厂毕竟发展壮大了，虽受重创，却不会因为区区160万陷入绝境；二是曾凌灿的合作伙伴和原料供应商都知道他做人很本分，做生意讲诚信，所以多年来大家相处得很好，关系和谐。在最困难的时候，工人的工资没着落，供应商借钱给曾凌灿，让他给工人发工资。
曾凌灿回顾说：“一个人和一个企业一样，要不怕倒，经得起倒。”有人为什么不经倒，一倒就再也起不来了呢？就是经历风雨少了，吃的苦头少了，很脆弱。温室里的花朵也会成长，但不会长得很结实，稍有风吹草动就夭折，所以，人多吃些苦头、多受些打击并无坏处。伴随着坎坷的成长，似乎是一种更加墩实、更加坚强的成长，用当代时髦话说，“野蛮生长”更利于生长。
搭建金子般的心灵彩虹
曾凌灿仿佛天生就是个挑担子的人，凡事敢带头、敢担当、敢负责，做事雷厉风行，说到做到，深得股东和员工信任。他身上有两个很突出的特点：一是好学；二是肯干，具有工匠精神。人们都说，顺琦手袋厂的老板曾凌灿以前是小工厂里的大工匠，未来必定是大工厂里的大工匠。
前面讲到，曾凌灿考上高中却没有读，过早地出来打工谋生，中断了学业，他认为这是自己的一个短板，需要恶补。自他找到了工作那天起，直到创业，他的学习一天也没停止过。他学设计、学技术、学跑市场、学经营管理、学机械修理、学外贸英语、学商业谈判技巧、学互联网+、学电商微商等等，涉猎越来越广泛，尤其是与现代制造业相关的知识，他几乎无所不学。他认为学无止境，越学越觉不足，他至今仍保持着良好的学习习惯，孜孜不倦地学习。
曾凌灿不愧是搞实业的，这恰恰符合他做人踏实、干活踏实的个性。他什么活都自己干，包括原料选择、修机器、找客户、找订单、成品销售等，手袋行业的每个环节他都干过，从不会干到很快上手，再到拿手，他这个老板成了多面手。用今天的话说，他早就开始玩“跨界”啦！厂里哪个环节出现问题，他就顶到哪个环节上去，比如，有段时间货物积压，他和几名股东每天晚上骑车到电影院门口摆摊，卖手袋和箱包。有时连续加班赶货，机床损耗大，为节省请机修的工资，曾凌灿自己修理机床，白天忙别的，通常都是夜里抢修，他经常修到半夜趴到机器上睡着了，醒了之后继续修，修好为止。有朋友开玩笑说：“如果曾凌灿是员工，只怕他一人可以拿五个人的工资。”
显然，这都是被生活、被生产逼出来的。如今曾凌灿已被逼成了专家，手袋行业全产业链各环节他无不精通。单说材料吧，任何皮料到了他手，他只要扫一眼，或轻轻地搌摸一下、揉搓一下，就知道该料成色如何，值什么价位。
他常说，一个人一辈子只做一件事，把这件事做好就很好了。
曾经有不少诱惑。有人提出与曾凌灿合伙做房地产，说是能赚快钱、赚大钱，但曾凌灿不为所动，他从未想过要放弃主业。有人说他傻，做手袋辛苦不说，利润也不高，为啥非要拴在一棵树上吊死？更有甚者，向曾凌灿进行“轻资产”游说，说做实业没有前途，不如做金融，弄潮资本市场，让财富得以几何级增长。
曾凌灿并非不愿做金融，但做实业没前途的说法他绝不苟同。他热爱实业，执着于实业，靠全体员工的双手，实实在在为社会创造财富，让他心里踏实。他多年做市场，在市场一线摸爬滚打，无形中每时每刻都在做市场调查。他认为手袋像衣食住行一样不可或缺，无论现在还是将来，无论境内外，市场空间都很大。因此，他坚守在手袋行业，从不这山望着那山高。他的目标是做百年企业。
如今的顺琦手袋已经发展为一家专业从事各种包袋、皮具类家居用品、礼品、时款包等设计和生产的公司。以此为基础，曾凌灿夫妇开始推动品牌建设。他们认为，只有创新才是传统行业的康庄大道，如果只满足于代工、贴牌，路走不远。
事实上，早在10年前的2003年，顺琦就已经开始尝试做品牌，只是没有成功。从2013年起，顺琦重启品牌之路。从代工生产到做品牌，从PU、PVC转到做真皮，企业在转型中面临许多挑战。曾凌灿坚信，方向是对的，对未来就不会惧怕。
顺琦手袋组织了35人的专业样版设计部团队，专做品牌开发，顺琦每年为此投入600万元。公司经营模式逐渐从代工生产转变为品牌营销，近两年更是创立以稀有皮为主的箱包高端定制品牌AOMOS，大力进军箱包高端定制领域。2015年起，顺琦的自主品牌得到市场认可。2016年4月，顺琦的企业信用等级被国家商务部评为3A信用企业。
如今，曾凌灿全家人的户口均已迁至东莞厚街，老人孩子欢聚一堂，他们已经把厚街当作自己的第二故乡。
妻子周祥菊的身体不是太好，从2007年起就发现肿瘤。她为了不影响老公工作，硬是“封锁消息”，自己一个人默默地扛着，悄悄地到医院看医生、打针治疗。曾凌灿后来终于知道了这件事，很是心疼妻子，再也不让她干重活，也不让她操更多的心。
企业于2014年开始进行内部管理变革，深化体制改革，以流程管理为重点，简化人员结构，加强公平合理化的绩效考核。曾凌灿夫妇认为：你用心对待员工，员工也会用心对待你，对待工作。实际上，顺琦公司的福利比起其他工厂好很多。老员工介绍新员工公司给予300元的补贴，包吃包住，车间宿舍装有空调，做满一年有年终奖200元，二年400元，三年800元，四年多领一个月的当地最低工资标准的保薪工资，每月设有全勤奖80元，创新奖500元，每年年终车费补贴600元，过年公司会为员工订火车票，并派车送员工到火车站。另外，公司还给每个员工都买了社保和意外险。公司许多老员工都情不自禁地把顺琦公司当成了第二个家。其中有15位员工从1995年建厂开始就跟着曾凌灿干，至今不离不弃。其中七八个人，是当年与曾凌灿一起出来找工作的，他们已经跟随曾凌灿26年。
做人做不好，走路走不远，事业难成功。这就是曾凌灿哲学。他认为企业做到一定程度，就要承担社会责任。
汶川大地震，顺琦手袋捐赠救助款70000元。2011年，曾凌灿加入广东狮子会，加入助人为乐的行列。他和妻子一起参加“扶志助飞”慈善公益活动，还去贵州贫穷山区看望失学儿童，资助贵州数名贫困的孩子上学！现在，顺琦公司每卖出一个包，不管低端高端，都会抽取两块钱作为爱心款项。
企业内部还成立了“爱心基金会”，对困难员工实施资助。
回眸曾凌灿的创业历程，人们从中得到哪些启迪呢？
就像产品向产业链上游转移一样，曾凌灿的人生始终在向上游攀登。一路走来，他至少有两次大的攀登：一次是不打工，要自己创业；另一次是不做贴牌，要自创品牌。正是这两次大的攀登，使他的人生完成“惊险一跳”，产生质的飞跃。
这就是曾凌灿在创业过程显露出来的极为宝贵之处。他不甘于将自身命运掌握在别人手上，他要把命运牢牢掌握在自己手里。老话说，穷人的孩子早当家。曾凌灿不一定是“穷人”的孩子，当然也远非“富二代”，他的父亲是乡村老师，薪水菲薄，用今天的眼光看家境当属贫寒。人们从曾凌灿身上看到的是：这是个早慧早悟的孩子，是个早打拼、早担当的年轻人。
人们注意到，早年，曾凌灿出来打工并非他一人，而是和许多老乡一起出来的。自己创业，给自己创造工作岗位，自然包含了这些人。他就是想给包括自己在内的这一群人创造工作岗位。这种想法很朴实，很简单，却是“做大事”的萌芽，也彰显了他不局限于一己私利品格。他创建一个平台（工厂、实业）的目的，就是为更多的人谋利、谋福。
事业打拼中的曾凌灿百折不弯，生活中的曾凌灿却十分俭朴。他崇尚简单，不喜欢铺张，平时一不抽烟，二不穿名牌，三不住五星酒店，他的理念是工厂经营所赚的每一分钱都要拿来为企业、为社会创造价值。
走进曾凌灿的办公室，立刻感觉与众不同，但见两张大大的老板桌并排摆放着，像“双子星”一样。一望而知，这是曾凌灿和周祥菊夫妻俩的，看着令人顿生感慨：走过26年人生拼搏之路，这夫妻俩真是风雨同舟、并驾齐驱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