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金时代、镀金时代和黑铁时代
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之后，最可哀叹的事情之一就是，那个全球经济增长的黄金时期已经一去不复返了。世界经济将会进入长期的低迷，等待风浪过后继续出海的人们在海边会等到望眼欲穿。或许，只有爆发一次新的技术革命才能拯救世界经济，但遗憾的是，我们不知道未来的主导产业将是什么。如果我们能够赶上新兴产业的快车，就能抢占经济增长的制高点。但在这次洗牌的过程中，手气不好、行动迟钝的选手将被无情地淘汰出局。
20世纪90年代以来，全球经济进入了一个长达近20年的高增长、低通胀的时期。然而，在这段时期的头10年和后10年，经济增长模式和经济增长质量有着显著的差异。如果说1991～2000年是全球经济的“黄金时代”，那么2001年以来则是全球经济的“镀金时代”。
经济增长靠什么？无非靠更多的劳动力投入、资本投入和更高的劳动生产率。20世纪90年代，资本、劳动力以及科技进步这三种经济增长的基本要素同时对生产力产生了极大的促进作用。首先，前苏联、东欧国家开始向市场经济转轨，中国、印度等发展中国家进一步对外开放，全球化覆盖的人口数量急剧提高。其次，信息技术在20世纪90年代后期迅猛发展，并改变了原有的生产方式、产业布局、国际分工和国际贸易。生产方式的变革实现了生产链条的无限细分、随意组合，国际贸易实现了从产业间、产品间贸易到产业内贸易、产品内贸易的转变，发展中国家参与国际分工的机会大大增加。最后，信息技术革命带动了美国股票市场的繁荣，而股票市场的繁荣又促进了对技术创新的投资。在这段时期里，全球各主要股指涨幅均在100％以上。大量的资金投入到IT行业，推动了信息技术的革命以及信息高速公路的基础设施建设。更为幸运的是，由于突然增加了大量的富余劳动力，“工资价格螺旋”的通胀传导机制被阻断。尽管资产价格急剧上涨，各国央行大量增发货币，但通货膨胀却始终没有出现。快速的信贷扩张和高增长、低通胀共同构成了一个“黄金时代”。
进入21世纪之后，全球经济增长模式发生了巨大的转变，经济增长的质量逐渐下降。首先，技术进步基本处于停滞状态。信息技术带动的科技革命到2002年基本告一段落。2001年以后，美国研发投入的GDP占比一路下滑，新的科技革命迟迟没有出现。发达国家在这段时期已经习惯于通过离岸生产和外包的方式降低成本，而非通过技术创新提高竞争力。其次，全球范围内的人口红利逐渐消失。比如，中国于2004年起，职工平均实际工资水平开始上扬。连中国这样劳动力充裕的国家，也一度出现了“民工荒”。最后，资产价格泡沫日益泛滥，并严重脱离了实体经济。2002年之后，美国通过连续降低利率的方式刺激消费，尤其是住房消费，导致美国的房地产市场在2002～2005年间出现了异常火暴的局面，但2007年之后，次贷违约率的提高最终刺破了泡沫，并使得美国经济陷入了一次空前的危机。
当20多年的经济高速增长停滞之后，我们遇到的将是混乱和悲观的“黑铁时代”。失业率居高不下将会成为困扰全球各国的难题。这次危机之后，高失业率伴随着产业结构的调整，有些部门的就业机会将像渡渡鸟一样从此绝种。伴随着高失业率到来的将是愈演愈烈的贸易保护主义。尽管金融危机的地震已经过去，但是，金融市场上仍然会余震不断。蛰伏在全球金融体系中的大量过剩资本随时有可能决堤而出，能源、初级商品价格可能在国际游资的追逐之下，出现巨大的泡沫。
对于中国来说，这意味着发展战略必须调整。在过去20多年里，有两个火车头拉动了中国经济的增长，一个是全球化，另外一个是城市化。如今，全球经济将会进入长久的低迷。美国居民将会被迫提高储蓄率，缩减对中国产品的需求。中国的出口进入了一个漫长而漆黑的隧道。全球化的列车晚点了。很多坐车的人等不到下一班车到站，纷纷要求退票换车。
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城市化的列车超员了。从全球化列车上下来的乘客争先恐后要挤上城市化的列车。2009年，中国的房地产业几乎在一夜之间，从冬天迈入夏天，房价不停地上涨，地价不断创出新高。极度扩张的货币政策对助长房地产业的“繁荣”负有直接的责任，但是，上车的人多，车上的座位少，也是导致房地产业异常火暴的另一个原因。在挤车的过程中，出现了很多“黄牛党”，他们的真实意图不是为了坐车，而是为了炒作车票。先占座，占好座，再倒卖车票。这些投机者看准的，就是想上城市化列车的人会越来越多。
冷眼旁观，城市化列车已经超载了，这辆车出轨的可能性大大增加了。没有挤上车的人或许会觉得遗憾，其实，没有什么好遗憾的。我们没有上车，但是会更安全。
大国自稳
谈论中国崛起的声音越来越多。几乎所有的人都相信，21世纪是中国的世纪。中国的GDP规模什么时候会超过美国呢？2020年？2030年？2050年？答案或有不同，但这似乎只是一个时间早晚的问题。或许，用不了一两代人，我们就能看到中国取代美国成为世界第一。
但是，这样的判断是非常有误导性的。与其说21世纪是中国的世纪，不如说是美国的世纪。在未来至少50年的时间之内，美国在全球的势力都是很难撼动的。2008年，美国的GDP总规模为14万亿美元，超过了紧随其后的日本、中国、德国和法国的总和。美国地广人多，资源丰富。比如说，尽管美国进口大量的石油和天然气，但实际上，美国石油产量大约为沙特阿拉伯的85%，其天然气产量仅次于俄罗斯。美国建立了横行全球的庞大海军，凡是有海洋的地方，就有美国的势力。这支海军不仅保证了没有国家能够入侵美国，而且还控制了全球贸易体系。还有经常被人们忽视的一点是，美国提供了全世界最大的出口市场，这成为美国和其他国家讨价还价时候的巨大优势。当年签订《广场协议》广场协议：1985年9月，美、法、英、德、日五国财政部长及央行行长在纽约广场饭店签下协议，迫使日元升值。——编者注的时候，日本提出的日元升值幅度比美国原本希望的幅度还要大！其原因就是日本担心如果升值的幅度达不到美国的要求，美国就会对日本实施贸易制裁。
我相信中国的经济实力将会越来越强大。但是，中国自古就是一个大陆国家。中国的政治和文化从基因上就缺乏对外扩张的因素。中国的大战略不是挑战美国的权威，做新的霸主，而是如何保持中国的稳定，继续推动中国自身的发展。中国人的希望很简单，无非是自己过上小康生活，最好世界上能出现大同社会。
但这样低调而务实的目标，实现起来也有很大的难度。中国的经济增长在过去30年里保持了9%以上的速度。但没有哪个国家能够永远保持高速增长，中国也不例外。一旦中国的经济增长速度放慢，潜在的风险就会被释放出来。从历史的角度来看，中国2 000多年来遇到的最大挑战，主要是内部的不稳定。复旦大学葛剑雄教授在《统一与分裂》一书中谈道，中国历史上统一与分裂的时间几乎同样多。固然，在现在的政治体制下，发生历史上的军阀割据的可能性已经几乎没有了。但是，值得注意的是：（1）在过去20多年的对外开放过程中，东西部的差异已经越来越大。东部的发展水平已经接近发达国家，但西部的贫困仍然触目惊心。
东部的发展一方面靠来自国外的资本和技术，另一方面也靠来自西部的劳动力，甚至西部的资本也被吸干，转移到了东部。东西部的经济发展差距越来越大。（2）1994年的分税制改革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了财政体制的建设，但遗留下的问题也很多。地方的财源越来越枯竭，地方财政最多不过是吃饭财政，要想建设和发展，就得另外想办法，要么从银行借钱，要么靠卖地圈钱。这使得地方政府变得越来越像敛财的机器。（3）和其他国家相比，中国的省区规模过大，行政层级过多。美国有51个州，俄罗斯有80多个联邦主体，包括加盟共和国、州和直辖市等。中国却只有30多个省级行政区划。中国的很多省，从经济规模和人口数量来看，都不亚于一个中等规模的国家。
假设中国经济增长的速度放慢，而地区间的差异扩大，各地政府将更为激烈地争夺资源。东部地区将越来越向国际市场靠拢，而西部地区则会日益依赖中央的输血。各地将竞相实施保护主义，以保护本地的利益。考虑到省、区的规模如此之大，如果地方政府实施保护主义，能够获得的收益也会相当可观，这无形中鼓励了各地之间画地为牢。地方政府卷入经济活动程度越深，与中央宏观政策之间越可能出现冲突，地方就会有更大的积极性游说甚至要挟宏观政策的制定。过去20多年里，中国经济的增长在很大程度上靠的是各地政府之间的“锦标赛”竞争，这种竞争发挥了地方的自主性，提供了各种政策实验和制度创新的机会，也极大地改善了基础设施建设和城市化的发展。但是，成也萧何，败也萧何。在未来20年内，导致中国不稳定的主要因素将是这种越来越无序和低效的地方竞争。
未雨绸缪。为了消除未来不稳定的隐患，首先，需要调整中国的发展战略。我们不能再继续鼓励出口、鼓励吸引外资、鼓励东部地区搭乘全球化的快车，而把负担沉重的西部地区抛弃在站台上了。为了追求更为平衡的发展战略，我们必须打通贯穿中国东西的交通体系，改革交通运输的管理体制，使得物流和人流能够畅通，大幅度地降低西部地区发展经济遇到的交易成本瓶颈。我们还要切实提高西部人民的收入水平，把东部的企业家和资金吸引到广阔的西部市场。其次，财政体制改革已经到了攻坚战的时期，而且，这样的改革不应再仅仅是单兵突进，而必须是全面推动。厘清中央和地方的财权和事权，使得地方政府把更多的精力用于提供和改善公共服务，而非千方百计地招商引资，卖地买房。最后，行政区划改革早就应该提到议事日程上了。省级行政区划必须增加数量、缩小规模。2 000多年前，贾谊在《治安策》中就提到，“欲天下之治安，莫若众建诸侯而少其力”。如果省级行政区划的规模缩小，地方官员的行为模式将会有很大的改变，各地经济竞争的是哪里最开放，最守规则，因为地方的规模越小，保护主义的收益就越小。从国际上看，最为开放的国家几乎都是小国。
大国崛起固然值得期待，但那是自然选择的结果，而非主观努力的方向。在当前的国际国内、政治经济形势下，崛起事小，稳定事大。
新兴大国争的是第二名
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之后，新兴大国在国际政治经济事务中的影响力日隆。在金融危机之前，新兴大国的崛起就已经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关注。在发达国家召开8国集团峰会的时候，邀请新兴大国出席已经成为一种惯例。全球金融危机之后，包括发达国家和新兴大国在内的20国峰会风头甚至压过了传统的8国峰会。2008年11月底的华盛顿峰会、2009年年初的伦敦峰会以及2009年9月的匹兹堡峰会，都引领着全球国际经济调整的步伐。
新兴大国的崛起，一方面是因为其在全球金融危机之后的增长表现明显好于发达国家，对全球经济的影响已经到了不容忽视的地步，另一方面，也是由于全球金融危机之后，发达国家的经济地位受到了挑战，在某些问题上，它们不得不考虑和接受来自新兴大国的意愿。同时，为了增加其全球治理的合法性和让新兴大国承担更多的责任，它们也会诱使新兴大国加入到“游戏”当中。
国际舞台上崭露头角的新兴大国，看来是意气风发，到了该大展宏图的时候了。新兴大国的崛起，势必要求对旧有的国际政治经济利益格局进行调整，因此，它们会更多地提出改革甚至革命的呼声。从表面上看，攻守之势异矣，美国作为旧的霸主将逐渐衰落，新兴大国作为未来的霸主将日益兴起，未来的角逐将爆发在新旧霸主之间。
但是，这种判断很可能是错误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