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久以前，我在我的出生地附近散步——是个同样不起眼的排房，前面说过，位于甘文丁街6号。这排房屋就在益记（Yut Kee）咖啡店后面10码的地方。该咖啡店于1928年开业，以奶油蛋糕和烘焙咖啡出名。那排房屋除了6号和6A之外，维修状况都不错。我的出生地只剩下拱门的半圆，仿佛你可以用手指头在眼前沿顺时针方向画出一个人生轨迹：从起点开始，弧型走上一个高点，然后又曲线下滑。在绿色金属栏杆后面的小前院里，有一大堆砖头。有人在修复那个半圆，给拱门的骨架增添新的生命。
好了，不开玩笑。我在那个人生半圆的起点处的第一个记忆，是我1岁时头朝下摔了下来。我正在试图学习坐起来，挣扎着起来，然后跌倒在地。我的第二个记忆是5岁那年大萧条造成的巨大灾难。
在新加坡，我父亲是个成功的中等层次商人，赚着英国人留给当地人的生意。跟那个时期的许多华裔商人一样，他有吸鸦片的习惯，但还没有上瘾到趴下的程度。他对各种生意都有兴趣，包括前面提到的酒店、一个纺织厂、瓜拉雪兰莪的一个炼油厂，以及把福建老乡从福建运送到新加坡工作的唯一一艘船。不幸的是，他还做橡胶生意。
如果有人觉得通货膨胀是一种诅咒的话，那就尝试一下通货紧缩——那是毁灭。在这个时候，随着需求的下降，贸易活动普遍崩溃，失业率上升，以及伴随而来的更小的需求，价格像是下塌的流沙一样被吸了下去。1929年10月29日这个黑色星期二，是一场灾难，被约翰·肯尼思·加尔布雷思（John Kenneth Galbraith）在《大崩盘》（The Great Crash）中描绘成不仅是“纽约股票市场历史上最具破坏性的日子”，而且还是商业“市场历史上最具破坏性的日子”。美国本土有些股票的价值从60美元直线下跌到了3美元——毫不夸张。西服口袋里露着追加保证金催缴单的股票经纪人从哈德逊河被捞上来，他们几乎完全从华尔街绝迹，华尔街已经被称作“哭墙街”，那些从摩天大楼上跳楼自杀的人被叫做“跳高者”。
在距离华尔街大约1.2万英里的殖民地马来亚低层楼里，我父亲陈和荣陷入了恐慌。锡和橡胶是马来亚财富的两大支柱产品。在任何一年，这个国家出口的这两种产品都占了全球供应量的一半以上。现在，两个产品的市场都崩溃了。我父亲曾经借钱给商人购买橡胶，而且还承诺要以1929年接近历史高点的价格购买橡胶，即每担（133磅）68元（STSD）。无论是他的债务人（他们提出要把自己的孩子们卖给他还债）还是他自己，都没有肯出这个价位的买主，或者说离他承诺支付的价位悬殊巨大。事实上，在新加坡当地市场，价格一度降到了每担2元（STSD），而这点可怜的钱还包括运费、装卸费和送货费！
我父亲失去了所有的生意，投降放弃了，因为他丧失了生存下去的意愿——而这一点可能是被低估最严重的商业品性了。老爸彻底投向了鸦片。这一昂贵的习惯差点毁掉我们全家；幸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的那些日子里，英国人有一项法律，允许上瘾的人根据各自情形以控制价格购买数量不等的鸦片。他们可以在合法的或至少可以容忍的鸦片烟馆里吸毒，可以把多余的鸦片出售赚取利润。
照片中的中文题字说明了照片拍摄的时间和地点。那是为了庆祝我的大姐陈月嫦与Gan Teck Loon结婚而拍的照片。从左到右坐着并画了圆圈的分别是：我母亲慕飞、我父亲陈和荣、新娘和新郎。从左到右站着并画了圆圈的分别是我姐姐Tan Guat Sin、我哥哥陈锦耀和我。
在萧条的农村，种植园的工人们（其中有些是失意的潦倒者，有些是危险的“身强力壮的懒丐”）起先是缓慢地过滤出来，最后则成千上万地逃到新加坡和吉隆坡。肥沃的种植园土地价格跌到了每英亩88元，合大约每分钱5平方英尺。就连英国新闻记者罗勃特·布鲁斯·洛克哈特（Robert Bruce Lockhart）——他被比弗布鲁克男爵（Lord Beaverbrook）派到新加坡和海峡殖民地，以撰写他的《重返马来亚》（Return to Malaya）（1936年），持续报道殖民地欣欣向荣的生活景象——也将欧洲种植园主的独立洋房描写成“破落和荒凉”，房子的“木头里面已经蛀满了白蚁”。在吉隆坡，人们纷纷饿死在街头，直到当地的商人开始购买食物分发。穷人和破落的中产阶级在露天的厨房里吃饭，那里只有煮得很稀的稀饭，刚刚够维持奄奄一息的生命。
家族没落以后，我们首先搬到了坎贝尔路（Campbell Road）39号，也就是今天的唐万吉路（Jalan Dang Wangi），距离我们在甘文丁街的老房子相当近。事实上，只是拐个弯——10秒钟的路程。后来，我们搬到了黑尔路（Hale Road）76A，在今天的拉查阿卜杜拉路（Jalan Raja Abdullah）附近。黑尔路的那幢3居室有1000平方英尺，租金为每月19元。住在里面的通常有6—8名，甚至更多家庭成员，而且我们还接纳寄宿生——一度有6名中国学生，我母亲整天为他们做饭、清洁、购物、洗衣服。有些时候，那幢小房子里一晚上住15—20人。学生们三人一间住在那两间10平方英尺见方的卧室里，而我们全家所有人都睡在一间10英尺×12英尺的卧室里。没有风扇。
到了20世纪30年代末，我母亲开始卖她的金首饰来度日。生病的时候，请医生的可能是不用考虑的。我们都患有肠胃虫病。盘尼西林还没有发明出来，阿司匹林又太贵。花钱买贵重的泻药根本不在考虑之内。我们都是在家里由接生婆接生的。我母亲后来还训练她的几个女儿帮助接生。
1938年10月22日，12岁
让我们回到我5岁那年的第二个记忆。我们穷得买不起药来治病，而我的直肠内又长了小白虫，伴有难忍的奇痒。我母亲借着烛光，用一把小钳子把虫子从我体内拽出来，而我并不是家里唯一需要这种治疗的人。由于我们那么多人都挤在一间小屋里，这些医疗程序（如果可以用这个词来描述的话）都是在没有遮掩的情况下进行的。
前面说过，我母亲要做饭，清洁，购物，洗衣服，而且因为我们人太多，必须从天一亮就开始干，直到深夜。在给我们熨校服的时候，她大汗淋漓，因为当时沉重的熨斗需要把燃烧的碳放进去加温。除了她的辛勤汗水之外，命运还给她增添了几乎难以忍受的痛苦。因为需要钱，她不得不将她的一个孩子送人——一个女儿。由于她的孩子生活悲惨，小小年纪就被癌症夺走了性命，她痛苦万分。
在我们狭小的房子里，我母亲和父亲常年因为他的鸦片瘾而大声争吵。凄厉尖叫的吵骂让我们所有人至今难忘。老爸试图戒掉它，前往寺庙求助，但最后的结果总是一样。在肌肉痉挛的巨大痛苦中，他瘫倒在地，抽搐着呕吐得死去活来。他独自享用自己的牙刷，以免鸦片进入我们的身体里，而我们所有人则共用一个牙刷。对松动的牙齿，我母亲的方式是用一根线把它拽下来，有时把线的一头栓在门上，然后使劲把门关上；有时则还没走到门口，就突然猛拽一下。
1932年，我那16岁的大姐陈月嫦（Tan Guat Seong）在距离吉隆坡将近50英里的文冬开始教书。她每月挣16元，其中大部分都给了家里。我哥哥陈金耀（Tan Kim Yeow）（他在商业界成了名）也去文冬教书。他每个月挣25元。仅仅赶到文冬（如今只要50—60分钟）就需要几个小时。我父亲说，这段路程曾经需要坐24个小时的牛车，聪明的旅行者会敲打着中国锣、燃放爆竹，以便吓跑老虎。
“卖鸡啦！”
虽然我母亲受过良好教育，来自中国一个政治上非常活跃的家庭；虽然我父亲的汉语读写能力都很强，但他们一句英文或马来文都不会。事实上，我们整个家族都只会汉语，因为80年前，中国教育，哪怕是出色的教育，都不把其他语言的最基本知识当作一个先决条件。如前所述，虽然诸多因素正在通过现代通讯传媒影响我们，但是这个世界还没有因此而失丢了传统。
说到这里，我不希望误导读者。我的母亲是个纯粹的人文主义者。她明白，教育对于她的孩子们的未来至关重要，而且至少我们当中的一个不仅必须接受中文教育，还要接受英文教育。英国人统治着马来亚，大部分重要工作职位都属于会说王室语言的人。她还相信，尽管我们处于一个艰难困苦的时代，但还有精神生活存在。她也许是在紧迫的形势下才来到新加坡的，而且生活得十分艰辛，但是她有一颗伟大的仁心和良好的意识，在贫困之中赋予她的孩子们一个童年时光。她对我或我的兄弟姐妹们工作的要求，比起她照料我们和六七个住宿生时的辛苦程度，简直是天上地下之别。
我在五六岁的时候开始接受教育，就读于在当时备受推崇并将美名一直维持到今天的位于甘榜巴汝的中文黎明学校（Lai Meng School）。如今，这所学校坐落在下安邦路（Jalan Ampang）的新楼房里。我对当时的学校生活没有什么记忆，虽然据说数学是我学得最好的课程。
1932年，在经过了多次争吵之后，母亲迫使父亲把我带到巴都路学校（Batu Road School）——该学校和麦斯威尔路（Maxwell Road）、巴刹路（Pasar Road）学校，是吉隆坡最著名的维多利亚学院（Victoria Institution，V。I。）的3个预科学校。进入巴都路学校的那天，也就是不再是生下来就叫陈亚玖的日子。我成了陈亚国，因为注册官误解了写有我名字的出生证明上的爪哇文字。1932—1933年在巴都路学校读完预料一、二级以后，我接着又在那里上小学一至五年级。到了此时，我的母亲一定已经清楚地知道，单纯汉语教育是条死胡同，因为她坚持要我读两年的五年级，以确保我的学校成绩中有足够令人羡慕的A，以便保证进入V。I。。巴都路学校小学的数学很强，而我的英语也许能进步一些，虽然老实说，我并不这么认为。
但是如果我的母亲（所有关心孩子的家长都是如此）密切关注我的学校表现的话，那么这个时期最叫我激动的记忆并不是在学校发生的事，而是上学路上的情形——即从我们家到学校的2英里路程。
同样是上小学的年龄，被溺爱的西方孩子都是家长送去上学，而我却不得不步行穿过村庄和次生丛林（如今被高楼大厦压缩了空间的路面上）才能到达巴都路学校。对我来说，好消息是，有一条捷径；坏消息是，吉隆坡的意思是“污浊的河流交汇处”。因为一开始，它是位于巴生河和莪麦河汇集处的一个贸易殖民地地区。捷径就要穿过巴生河。
还有一个小小的好消息：各种各样的桥横跨在我必须经过的河流上。还有一个小小的坏消息：所谓的“各种各样的桥”，只是一条圆圆的18英寸粗的水管，还有盘在一起的铁丝网防护着不让人接近。公共事业当局还没有发明丑陋而要命的刀片刺网，因此还可以小心翼翼地挑起铁丝网，从下面爬过去。我的胳膊和左腿接近膝盖的地方至今还有铁丝网留下的疤痕，记录着我当年的成功。无论桥下面的水位在干旱季节有多低，也不管季风季节河水会猛然涨多深，我非常确定（在这个问题上，我是不会忘记的）当我为了平衡身体而将两条胳膊横着展开、迈着谨慎的小步从水管上走过时，我从来没有滑下去过。
一旦失足，旱季的时候我就会摔得很惨，而季风季节可能会淹死我，因为我一点都不会游泳！
在巴都路学校的一件不愉快的事情是欺辱。如果我不是在写回忆录，而是写诗的话，我也许会记载后来在维多利亚学院的一场血腥恶战——按照汤姆·布朗（Tom Brown）与流氓弗莱希曼（Flashman）之间在英式橄榄球场交战的传统方式。但情况并非如此。我的对手是一个华人男孩。他比我魁梧，比我强壮，比我迅捷，比我凶狠，可能嫉妒我在学校的成绩——在我看来，这种特征组合并不健康。在上学的日子里，每到上午11点，我们学生就去水果食品店。正如本书第六章要提到的那样，每两天我会得到1分钱红铜硬币，用来买一个巨大的、浸泡在糖水里的冰球和一块蛋糕。学校休息的时候，有一天，怒火爆发了。
我记得那是我12岁那年。我红了眼，虽然在盛怒之下，我可能也很清楚，最后的结果一定是我的血溅洒在红土上。尽管如此，当时我宁可死掉，也不愿意继续容忍他的欺凌，便向对手挑战要打上一架。大约40个学生把我们围在中间（这是英国公立学校的传统，而且事实上也是任何地方所有学校的传统）。那个流氓用皮带把我打得遍体鳞伤，直到我倒在红色的尘土之中。他叫我投降，但我爬起来，继续遭到他的鞭打，直至他丧失了继续惩罚我的胆量。顺便说一句，发生在小主人布朗身上的，就是这种情形。因为欺凌结束了。
犯罪与毒品与我们大多数孩子无缘。尽管经济上混乱不堪，老马来亚却是个安全的地方，不仅对于萨姆塞特·毛姆笔下的白人来说很安全，对我们来说也是如此。1935年，新加坡只有13起谋杀，而这种犯罪在吉隆坡也同样很少见。回头看来，我们在天真无邪中度过了青少年时代，虽然在今天的角度说是一种政治上不成熟的童年。
我们玩着血腥游戏，比如（按字母顺序排列）斗蚂蚁、斗鸡、斗鱼、斗蜘蛛，还有宝石、弹球和帽子。我们在杜顺大（Dusun Tua）和巴生河口游泳。动物到处都是，因为可以屠宰了吃肉，所以我们知道动物在什么地方。如今，听说有的孩子无法在概念上将超级市场里包装得很卫生、放置在诱人的塑料袋内的碎牛肉，与牲畜屠宰联系在一起。这些孩子不明白我们都身在其中的生命周期是什么。你说“牛肉”，孩子们就回答“麦当劳”；你说“鸡肉”，他们就回答“肯德鸡”。在另一方面，我们了解动物生活的常识，虽然我们不知为何不太关心“生活常识”或性知识，而这方面的知识如今却让那么多年龄小的孩子们着迷。
每间房里都养着鸡，喂食的是剩米饭。当家禽感觉不适时，我们就给它们喂大蒜，结果很灵验地就能治好病。我们的粪便都用在花园里。垃圾也不会浪费，有人每天来收，用作猪食。到了春节的时候，他送给每家2只阉鸡，很适合当作年终美食。
我的母亲平日里一刻都没有闲的时候，无法总是盯着我们。有时，我逃避学习，偷偷溜出去，跟朋友们玩上一个温暖而肮脏的下午——抓蜘蛛、抓虫子喂我们斗鱼时用的鱼。也许在那些逃避学习的下午，她并没有努力去找我，因为她意识到，在我作为成人为了生存而奋斗之前，我的少年时期应当有些欢乐。尽管如此，我总是准备好了某个借口，以防万一。
我记得，那些（借用纳特·金·科尔（Nat King Cole）一首流行歌曲里的词）“喝着苏打水，吃着椒盐饼，再加上啤酒的懒洋洋、热乎乎的疯狂夏日”，到1939年下半年进入维多利亚学院后，就结束了。学费很高，但我母亲完全凭着意志的力量战胜了父亲的反对——她争辩说，我在说英语的商人世界里的未来，对于家族来说是一项非常明智的投资。创建于1893年的V。I。实际上是马来亚华裔与英国“天堂之子”（我们当年用这个词来描写那些富贵之人）之间的一座桥梁。我是我们家唯一进入这所学校的孩子，甚至是唯一超越了中文教育的孩子。
如果说，说英语的各民族的历史（正如温斯顿·丘吉尔在一部长达四卷的著述中所写的那样）是一部个人缓慢而稳步上升的历史的话，那么当我第一次走进维多利亚学院的时候，我感觉内心深处骄傲无比，而且觉得自己身穿白衬衫的装束也相当气派。我爬上当时的八打灵山（Petaling Hill，距离后来的默迪卡体育馆不远）我的两眼迅速扫过唯一一栋长长的白色二层主楼前面宽敞的运动场。楼房的风格跟许许多多的英国公立学校相同。我穿过一个高塔俯瞰之下的正门，便被绝对素雅的多利斯廊柱以及柱子上面不加修饰的三角墙迷住了。马来亚的帕台农神庙（Parthenon of Malaya）？要不是因为家里的经济困难，而且碰巧又赶上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话，我也许已经成了“香蕉人”（英国人扮相的华人，也即“假洋鬼子”）。而丘吉尔在此期间的形象却不是十分出色。
在当时，英文教育意味着工作。在所有课程中，我最喜爱的是几何，然后是数学。我的英文得到了显著提高。此外，还要掌握文学和拉丁文。我对自己的功课的骄傲程度，可以用一句中国话来形容：“自己的文章，别人的老婆。”——在我们的想像中，别人的老婆是完美无缺的。在一份进度报告中，我的一个老师写道，我从来都是欢快无比，总是有笑话可讲。事实是，我很快乐。
人们还记得V。I。举办过大英帝国庆典活动中的盛大场面。节目最后，全校（令白人校长心满意足的棕色、黄色和黑色皮肤学生们）起立，高唱“上帝保佑国王”（God Save the King）。这是英国公立学校传统的经典招牌。
我在维多利亚学院一直读到1941年，一路学完了七年级。我在政治上不敏感，虽然当时我知道蒋介石这个名字，而且我绝对把他看成是日本人于1937年进攻卢沟桥以后，战时中国的英勇的领导人。当然，我丝毫没有想到，这场战争不久就会影响到我们所有人的生活。相反，我有个人方面的敏感考虑。
我知道，我的母亲和姐姐妹妹们为了我的学费，工作得更加辛苦。我们家的伙食开始下滑。我母亲用椰子奶做饼干时，用的糖和面包皮更少了。任何东西都不浪费，包括我们的衣服。我身上穿的是别人穿过传给我的衣服，在我的学校同学们的眼里，一定显得十分寒酸。
大约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开始的时候，我母亲最后告诉我，我在英国学校读书的日子结束了。她付不起学费，我必须工作。
可是做什么呢？当然是做买卖。
我跟我同父异母的哥哥陈修桐（Tan Siew King）一起到杜顺大和甘榜巴汝买了些鸡，然后我在村里和市郊沿途转卖。开始这一新生活的第一天，我从前在V。I。的同学们看见了我。直到现在，我很惭愧，当时我感到很丢脸，尽管是诚实的劳动。
多亏了我的母亲——因为她给我灌输了西方所说的“新教伦理”、华人所说的对节俭和辛勤劳动的尊重，我那种情绪并没有持续多长时间。
一个炎热的马来亚下午（那个情形到现在还能清晰地重现在我的脑海里），我骑着自行车穿过一个村庄，车后座上笼子里的鸡咯咯地叫唤着。我穿着汗衫、短裤和编织的拖鞋——这是做生意的华人男孩的经典招牌装束，刚刚学到了卖鸡的叫卖词。
“卖鸡啦！卖—鸡—啦！”我骑车走在尘土飞扬的红土路上，高高兴兴的吆喝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