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人拥有的财富越多，对社会的责任越大，如果对社会不承担责任，财富随时都会更换主人。随着社会的进步，财富要趋向阳光化，因为市场经济既是法治经济，也是道德经济，财富要向有道德的人手中集中。”
——“我不崇拜那些有权有钱的人，我尊重挣钱挣得干净踏实的人，活得实在活得踏实的人。现实中多的是以权抢钱、以钱套钱发大财的人，对这样的人我不崇拜，甚至鄙视。用抢来的钱做买卖，不是商人，用骗来的钱做买卖，不会长久。”
——“尽管有些富人发财是道德的、阳光化的，但也不一定是安全的。因为作为一个富人，光是赚钱远远不够，企业家的历史使命必然是从道德走向崇高。他的财富越多，他的社会责任就越大。”
——孙大午
一、大午事件始末
大午集团创业伊始，由于创始人孙大午的性格原因，使得大午集团在成长过程中，曾与徐水县税务局发生纷争，并导致两个银行账户被封，资金被划拨。孙大午一气之下把税务局告上法庭，最后还是被处以罚金。此外，大午集团还与当地工商局、卫生局、技术监督局等部门也有冲突。1998年12月，孙大午有幸来到中南海，在国务院第三会议室召开的农村干部座谈会上，他通过自己掌握的具体、真实的数字公开戳穿了河北省有产蛋鸡五亿只的官方言论，并且如实地反映了农民的售粮难问题、民间借贷问题以及农村城镇化问题。就在这普通人看来是与政府修好关系的“关键事件”中，孙大午再一次错失了与政府修好关系的良机。
大午集团发展历程
1985年，孙大午的妻子承包了村边的一片地，开始尝试养殖业。
1988年，孙大午正式辞职下海，夫妻开始了共同创业，逐渐从养殖发展到开饲料厂，后创办大午集团。
1995年，大午集团已经成为中国五百大私营企业之一，孙大午也获选为保定市人大代表。
1996年，大午集团被河北省政府评为河北省骨干乡镇企业。
2001年，孙大午出任大午集团董事长，同时兼任大午学校校长。
2003年，孙大午被指向三千多户农民借款达1.8亿多元，徐水县法院以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罪名判处其有期徒刑3年、缓刑4年，并处罚金10万元，大午集团被判处罚金30万元。
2005年，大午集团进行企业内部改制，孙大午不再担任集团董事长，转任大午农牧集团监事长。
2005年，大午集团被中国工商联等四家权威机构评为“中国最具生命力百强企业”第66位；大午产品连续两次被评为“河北名牌产品”，同年，大午牌商标被河北省工商局认定为“河北省著名商标”。
在大午集团的发展过程中，也遇到了“资金瓶颈”。但是，在十多年里，大午集团总共仅得到过两笔政策性的贷款。一笔是1995年大午集团被评为全国500家最大私营企业之一时，得到250万元贷款；第二笔是孙大午被评为省“养鸡状元”时，获得农行贷款180万元，至此便与贷款无缘。这两笔贷款的时间与契机，恰恰反映了转轨经济下贷款的不规范行为与政策的随意性。1995年，大午集团为了进一步发展，在贷款无路的情况下，孙大午想到从几个亲戚家借钱，在律师的指导下由大午集团出据借据，承诺给一定的利息。这种模式后来拷贝给了大午的员工。大午集团的融资某种程度上是一个创业成功案例，即粮食银行。先存粮，半年后换钱，如果不取，自动转成企业的借款，可以说是一种商业信用。随后发展到4000多户的规模，并在很多村庄设立了代办点。然而，就是这个理论界以及实践界认为是民营企业融资模式创新选择的事件，当地政府却以“非法吸收公众存款”为名，于2003年5月逮捕了孙大午。
孙大午被捕后，大午集团的经营也随即出现了混乱。在工作组进入后，公司的流动资金和账户被扣封，很多工厂停产和减产，工人从1500多人下降到不足1000人。因无钱支付建筑工人的工资，学校图书馆、饲料厂办公室被迫停建，原定的葡萄酒厂不能按期投产。无人看管的大午公园也是破败不堪。由于校长不在，大午中学人心浮动。下半年招生也受到影响，很多学生转学，老师离校。村里的人说整个大午集团给人的感觉是满目苍凉。
在多方的关注下，2003年10月30日，河北徐水县法院经审理判定，河北大午农牧集团有限公司未经中国人民银行批准，经董事长孙大午决策，招收代办员，设立代办点，于2000年1月至2003年5月间，以高于银行同期存款利率、承诺不交利息税等方式，出具名为“借款凭证”或“借据”、实为存单的制式凭证，向社会公众变相吸收存款1627单，共计1308.3161万元，涉及611人。判决孙大午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判处有期徒刑3年，缓刑4年，并处罚金10万元。2003年11月1日中午，在经历了五个多月的羁押生活之后，大午集团董事长孙大午终于带着“罪名”回到了徐水县郎五庄村。此后，孙大午在一次公开场合说，大午集团被查抄以后，进行了彻底的清算和查账，固定资产评估了1.1亿元，总负债只有3000多万元，“这已经公告天下，信息被披露得不够吗？”但目前大午集团仍然无法得到贷款。
孙大午的案子引起社会各界的关注。2003年12月，著名经济学家茅于轼在中国的《新闻周刊》上发表文章：《一个中国企业家命运的政治含义》。文章说：“如果孙大午被重判，将大大打击全社会对正义的期望和对政府的信任”；“现在判孙大午有罪但是给予缓刑，只是模糊了是非，表明中国的政治改革还在进行途中”。“孙大午案在一定的意义上具有典型性——如果你坚持正义，就会面临孙大午所碰到的麻烦；相反，如果同流合污倒能舒舒服服地过日子。在中国做一个正直的企业家有多难！”
客观上讲，对于大午集团及孙大午而言，在其成长的过程中受到金融体制的束缚，如果以今天的各种法规标准来衡量，大午集团在创业初期确实有一些“非法”之处，包括启动资金等。大午集团因触犯了不合理的金融管理秩序而被判了“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对于这类不合理的法律制度造成的民营企业家的“原罪”问题，我们应当正确看待，改革和完善不合理的、旧的、与市场经济的基本原则相冲突的法律制度才是根本途径，从而使制度不再落后于改革发展的需要，这也是政府解决民营企业“原罪”问题的根本之策。
2004年1月2日，中共河北省委一号文件《关于政法机关为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创造良好环境的决定》颁布。《决定》第七条规定：“对民营企业经营者创业初期的犯罪行为，已超过追诉实效的，不得启动刑事追诉程序。在追诉期内的，要综合考虑犯罪性质、情节、后果、悔罪表现和所属企业当前的经营状况及发展趋势，依法减轻、免除处罚或判处缓刑”；“对法律规定不明确或法律未予以规定的经营行为，要按照有利于发展的原则予以处理”。
人们普遍认为这是对大午事件的一种官方间接回应。河北省某领导曾在文件发布后指出，河北省不再追究民企“原罪”，政法部门不得“超过时效”算“旧账”。
那么，孙大午自己对于民营企业在创业过程中的融资又是如何看的呢？
孙大午认为，中国民营中小企业融资相当困难，尤其是小企业几乎没有融资渠道。东南沿海地区的中小企业融资相对容易一些，北方则尤其难。表面上是区域差异，实际上是制度环境差异。银行贷款贷不到，也缺少其他合法融资渠道。小企业融资的路根本就没有。
孙大午认为，中小企业关联着农村的千家万户，应该从制度上给农村开通一个融资渠道。比如，信用社就让农民办，一个村就可以办几个信用社，中小企业自然就能贷上款了。中小企业是市场取向，在中小企业里实施利率市场化可能容易一些。据他了解的情况，农村中小企业的民间拆借很少不还的，还款率最少是95%以上。以大午集团为例，其资产评估是1.1亿元，还不含2000多亩的土地，集团总负债不超过3000万元，总资产已超过2亿元，难道银行放款给这样的企业有风险吗？曾经有一个银行的董事长和孙大午对话，说要给他解决部分贷款，但最终这笔贷款没能成功。
孙大午得出的结论是，原因不在银行，根本原因还是体制问题，应该从制度设计上给中小企业解决融资问题，在现有金融体制框架内做文章，很难有什么实质性作用。比如，放开小的金融机构，一个500户的村庄，就需要有5个信用合作社来支持。因为100户农民就是100个经营实体，哪怕他卖冰棍、卖糖葫芦，也需要有金融支持啊，他为什么不可以发展呢？让一个村庄成立三五个信用社，让它发展起来。此外，还可以把一个信用社拆成几个分社，这种产权改革还是可能的。一些国有大银行，长期经营不善，不如先分拆给地方，地方化以后再民营化。银行分拆的好处起码有二：一是调动地方的积极性，把一些沉淀的贷款盘活，把一些国家管理时就剥离、地方来管未必剥离的坏账要回来；二是根据当地实际，产权改革的规模、力度可大可小，各地解决各地的问题，国家适当给一些支持，不做统一计划为好。
与孙大午的结论相呼应的是，2006年12月，银监会调整和放宽了农村地区银行业金融机构准入政策，农村基层金融机构向各类资本放开。
二、原罪与风险防范机制
谈及原罪以及民营大企业何以纷纷出问题时，孙大午谈到：大企业的发财之道决定了它的命运。大企业多是连环发展起来的，它不可能一下赚几十亿。比如说，大午集团固定资产达到1亿元的时候，就可以通过抵押贷款1亿元复制一个企业，然后又可以抵押，如此不断复制扩张。一般的大企业都是这么发展起来的。但中国的许多大企业扩张太快，一旦取得了初步成功，就收不住势了，就像一串以“1”开头的数字，只要有了“1”，就开始飞速地在后面添“0”，飞速地增长。但是，人们做人做事的起点是两个“1”：一个是经济意义上的“1”，即“第一桶金”，是干干净净、结结实实的本钱；另一个是社会意义上的“1”，就是做人的本分、做人的良知和常识。而后者才是真正对企业有决定意义的“1”。有些企业守不住社会意义上的“1”，一心做大，甚至在这个“1”还没有落实或者还没有找到的时候，就开始无限膨胀，无限制地添“0”。一旦前面这个“1”崩溃了，企业也就灰飞烟灭、一无所有了。这其中包括拉关系、套贷款，利用政府资源把企业做大。尽管企业做大以后，影响扩大，话语权也得到提升，当然对社会做的贡献也越大。但是，由于整个企业的发展过程不能阳光化，无法示范给后人，也会产生很多问题，造成很大危险。
孙大午在创业过程中，特别提倡“乌龟精神”。在访谈中，孙大午提到：他把创业看成是平平淡淡的社会常态或者是生活常态。他认为，尽管市场竞争很激烈，但创业仍然是社会的常态。例如，人生要有一个目标或任务。当然，这个任务或目标可以是追求个人的价值，但最主要的还是为了生活，包括生活的快乐、生活的富裕。企业也是如此。企业必须挣钱，既不少挣，也不多挣，挣得这个企业能够正常发展就行。这就是常态。有的民营企业突飞猛进，挣了很多的钱，建了高楼大厦，但是很可能一夜之间就轰然倒塌。所以做企业要有一种“乌龟精神”，乌龟爬的慢，但是爬得非常稳，能够有长久的生命力。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企业不追求发展了，只要基础坚实，积累到一定程度，自然就会有大发展。他认为创业就是平常人干平常事。要想干成大的事业，需要有一个积累的过程。蓄之越久，发之越速。当他的企业起来的时候，自然会发展到石家庄去，甚至到全国各地去。也就是说，“乌龟精神”是指创业时要爬得慢爬得稳，但并不排斥在基础坚实后大发展。“乌龟”还能成为“神龟”，它会飞起来。这就是蓄之越久，发之越速。只要带出了一支队伍，积蓄了足够的力量，可能领导人不想扩张都不行，下面人才的扩张欲已经控制不住了，这支队伍根本就压不住了，它蓄的力量也压不住了。
大午集团的发展思路是不以赢利为目的，发展得慢一点，但是企业没有亏损过。大午集团成立22年，21年没有亏损，只在2003年把孙大午被捕后，当年亏了580万元。所以，不以赢利为目的的企业并不一定就亏损。有些事情就是这样，有意追求效果不一定好，很平常地去做反而能做得很好。创业时如果不到火候就急于发展可能要吃大亏。大午集团1997年就在全国设过50个办事处，包括重庆、乌鲁木齐、昆明、广州、武汉、哈尔滨等。他们在重庆的分公司亏损了五六百万，根本收不回来。吃过亏后总结原因：还是人的素质达不到，并不是业务不好。在中国目前转轨的背景下，商机很多，钱并不难挣。难的是如何把企业中的队伍打造扎实，把这个队伍的素质提升上去。员工往往有两类：有忠诚度但素质不高；素质高的没有忠诚度。这两者很难结合起来，需要一个过程。如果人们过于追求利益，但是素质达不到，就很容易在创业过程中引发问题。孙大午指出，中国企业的特点就是有了“1”之后，就会把精力不断花费在后面的“0”上，直到眼里只有“0”而没有“1”，而走向迷失。结果等你发现“1”出了问题时，有多少个“0”都救不了自己。因此，如何抓住自己的本分，可能是民营企业面对浮躁的社会时很关键的一个问题。孔子讲过：“不患无位，患何所立。不患莫己知，求为可知也”。就是说不必担心没有自己的地位，应该担心有没有胜任这个位置的才能。不担心别人不了解自己，而要努力地设法使自己值得他人了解。这对于企业同样成立。大午集团创业时很想干大事业，也很想多挣钱，但关键是自己具备了这个素质和条件没有？
企业创业时必须知道自己不应该做什么，很多企业不想放弃机会，结果吃了大亏。现在企业面临的机会太多了，抓住机会捞一把太容易了，大午集团有资金，也有朋友，可以这样做。但关键是企业的目的是什么？如果迅速做大，能不能在那个规模上稳住？而不是爬到山顶就马上掉下来。企业需要的是站在山顶上，不能动摇。但现在这个阶段还不能站稳，所以还需要“乌龟精神”。他觉得大午集团以及这个队伍还达不到这个要求。他们曾经请了很多经理人来，这些人有能力，但是缺少忠诚度，更严重的问题是文化理念融合不了。所以大午集团的选择是从自己的基础出发，自己培养，等到自己培养的这批干部成熟了，自然就会进一步扩张。目前，孙大午认为大午集团已经出现队伍开始主动要求扩张的情形了。
三、孙大午的财富观
大午集团以传统儒家思想、当代法制思想、社会主义共同富裕思想三者结合作为企业的治厂思想，“坚持以人为本，提倡先学做人，后学做事，勤勤恳恳做事，实实在在做人”。公司要求大午人在为人处事、业务交往中不卑不亢、公正公平；遵循在制度面前人人平等、在道德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处理矛盾、解决问题不是站在大午集团的立场上，而是站在双方的立场上，甚至站在对方的立场，去想、去看、去解决问题。公司修建了敬儒祠，教育干部职工让——温、良、恭、俭、让；信——仁、义、礼、智、信。在大午集团形成了一种孝敬老人、助人为乐的祥和气氛。集团首创“私企君宪制”，实现了企业所有权与经营管理权、决策权的分离，形成了监事会监督权、董事会决策权、理事会执行权三权分立的管理体制，为私企传承探索了有效途径，为集团长期稳定发展奠定了制度基础。据孙大午自己说，在2003年的大午事件中，大午集团员工的忠诚度非常高，几乎没有临阵脱逃的，也没有落井下石的。
孙大午指出，传统的儒家思想就是仁、义、礼、智、信，温、良、恭、俭、让；现代法制思想则是：在企业里要求制度面前人人平等，更体现在道德面前人人平等。做不到制度面前人人平等，谈什么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法律是道德的底线；大午集团要求公司干部树立正确的价值取向，不做致富型、生活型的人，要做事业型的人。提倡领导干部敢担责任，谁负责谁就是老板。孙大午教育全体员工：人生的价值，生命的价值，不能仅仅用金钱衡量。有权有钱只能体现人生富贵，不能体现人生价值。体现人生价值的是劳动、是知识、是奉献。这就是他的财富观、价值观，也是孙大午大难不死、大午集团安然无羔的根源。
关于社会主义共同富裕思想，孙大午希望这个社会能够走向共同富裕。共同富裕是有差别的，是生产资料私有制下的生活资料的共产、共有、共享。人在生活资料上大体平等，这样的社会就是祥和的，就是共同富裕。孙大午提出的“以共同富裕为归宿”主要体现在“私营企业不姓私”，私营只是一种生产经营方式它创造的是社会财富。1985年开荒起步时孙大午没有任何资源，第一年挣到1万元钱的时候，他妻子拿着钱数给她母亲看，都是10元的票子，非常兴奋，那时万元户是非常少的。第二年他们挣了十几万元，妻子就买了保险柜把它藏起来。第三年、第四年剩余资金就上百万元了，存在银行里，可这时他们一点兴奋感都没有了，这些钱干什么呢？他们也想过移居城市，甚至到北京、上海等大城市看过，后来觉得哪儿也不如自己创业的地方好。孙大午的妻子说办敬老院，可是没有医院作保障，老年病解决不了。后来就想办孤儿院，和市民政局联系，也找不到几个孤儿。最后办起了免费的大午技校，全国各地都有他们的学员，对贫困山区来的学生还管吃管住。这些人现在都成了他们的客户，大午集团带动着1600多个养殖户、养鸡厂。1998年，孙大午又投资3000多万元办起了大午中学。
大午集团的指导思想是：不以赢利为目的，而以发展为目标，以共同富裕为归宿。1994～1995年，公司先后捐资助教10万元；1996年，捐赠给贫困山区价值4万元的供水设备，同年投资万元帮助易县金坡村脱贫；1998年以来，先后投资160多万元开辟修筑了长约10华里的水泥路，直接受益的有十几个村庄。
大午集团是实实在在的为老百姓造福，办学校、修路、为村民免费看病，带动一方经济的发展。
在大午集团内部企业的高层管理人员全部由民主选举产生，自己的后代只有名义上的继承权，给生活费，不能动用财产，没有决策管理权。这种制度应该说是给普通职工提供了一个充分发挥自己才能的舞台。
集团给员工发工资，员工就得在这个社区消费。这一个企业带动了周边经济的发展。孙大午希望以后能够成为一个“大午庄园”。在这生产，在这消费，繁荣一方经济。
另外，还有高管养老机制的设置和完善。虽然股份掌握在孙大午自己手里，但是他甚至准备给有突出贡献的高管的孩子提供创业基金。
编者点评
对于大午事件，我们首先应该思考的是为什么大午集团没有能够获得更多的银行贷款。这里面固然有僵化的金融管理体制等方面的原因，但是我们认为，最为关键的是大午集团没有适应不完善的市场经济下的诸多“潜规则”所致。换言之，就是缺乏政府交往能力。
大午集团案例表明，在处理政府关系方面，大午集团表现出了不成熟、不理性的一面，深入分析大午集团与政府关系交恶的根源，实质上是由于集团的领导人孙大午“不愿意苟且，不愿意贿赂别人”的个人性格所致。孙大午不愿跟“公家人”合作共事，是因为他不愿看人家的脸色。2000年，孙大午发展1000亩的葡萄园，需要贷款600万元。当时，大午集团分管财务的副总经理劝孙大午加强与金融机构的关系，孙大午被说服了。经过一番运作，贷款仍然失败，孙大午很气愤。从此之后，他再也不跟这家信贷机构做任何关系疏通。当然此后，大午集团也断了这条融资之路。走投无路之下，民营企业老板只好走民间融资这条渠道，于是又牵出了“孙大午非法集资案”。当然，我们不能就此简单地认为大午集团的这种行为是错误的。
但是，正如张建君、张志学（2005）通过研究指出，由于转型经济中政府对私有产权的保护不足和执法的随意性、任意性，再加上政府对稀缺资源的控制和在发展地方经济中的积极作用，从而造成企业外部经营环境的不确定性。这种不确定性决定了中国的民营企业为了生存和发展，就必须投入一定的资源处理与政府（官员）的关系，把政治战略放在非常重要的地位。因此，政府交往能力在一个民营企业的发展过程中尤为重要，并且在不同的外部环境下，政府交往能力的表现应该是有所差异的。在非规范经济环境下，由于许多生产活动和交易的达成不是依赖于市场机制而主要是依赖于政府的行政行为，此时的政府交往能力表现为资源的获取。随着市场体系的完善，政府干预经济程度的减少，政府交往能力也会由资源获取转变为规避风险，当达到完全的市场经济环境时，政府交往能力又体现为对政府政策的影响，企业此时也必须要打破以往处理与政府关系的方式。
从理论上看，在短期融资方面，对于民营企业而言，民间借贷是一种颇具中国特色的融资方式。许多民营企业在其他融资渠道不畅通时，常常会选择进行民间借贷。它包括经济实体之间的债务往来、向个人的借贷、不规范的委托理财、地下钱庄的高利贷，等等。这其中，部分民间借贷是合法的，但部分民间借贷是非法或违规的。民间借贷的特点是速度比较快，但往往涉及较高的成本（如地下钱庄的借贷年利率通常在12%以上，有时高达20%～25%），使用时有可能会产生一定的融资风险（就风险控制而言，要特别注意不要把高成本的信贷资金用于高风险业务）。
关键问题在于，民间借贷有时还存在法律风险。这种法律风险的关键是“向社会不特定对象吸收资金”。如果借贷的对象是亲戚朋友，就没有问题。那么，民营企业如何规避这种风险呢？我们认为，最基本的对策就是从向个人借贷变为向法人借贷。例如，就大午集团的案件来看，如果当初是向村委会借而不是直接向村民借，就不会出现后来的局面。当然，多一道手续，融资成本会略高一点，但它是值得的。对于一般企业而言，也可以成立具有法人资格的持股会之类的机构，企业再从这类法人中借贷。或者由自己的关联单位出面借，一旦有风险，可采取“丢车保帅”策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