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特伯恩与黛西的初次会面在风景如画的瑞士小城——费维。当黛西首次亮相时，温特伯恩被她青春靓丽的外表及时髦的装束吸引了，他情不自禁地告诉黛西的弟弟也告诉读者：“美国女孩是世界上最好的女孩。”以下有关黛西·米勒的引文都出自亨利·詹姆斯著《黛丝·米勒》张霞译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98年由于翻译习惯，笔者将其中的黛丝·米勒改为黛西·米勒，温特朋改为温特伯恩，因为后者的翻译更普遍。他马上想认识这位迷人的同乡。他在国外呆的很久，对欧洲的习俗很了解，他深知在公众场合与未婚的年轻小姐攀谈是很不恰当的行为。他为自己找着借口也引导着读者相信他，“但这儿是费维，还有比这儿更好的环境吗？”就在温特伯恩小心谨慎地思忖冒然与黛西搭话是否唐突时，这女孩坦荡荡的回话了，并“毫无窘态”。由于叙述视角的限制，我们无从知道黛西是否认为自己的答话不符合欧洲淑女的道德。读者所能做的，是跟着这位好奇的叙述者，追随着他，一起解开黛西的个性之谜。毫无疑问，温特伯恩是虚伪的，他一方面担心黛西恪守礼节而不响应他，另一方面又热切地鼓励自己“应再接再厉而不应退缩”。在黛西率直而诚实地与他展开交谈后，温特伯恩得出了自己对这位女主人公的第一判断：“她是一位喜欢卖弄风情的漂亮的美国女郎”。这是詹姆斯在叙述技巧上耍的花招，聪明的读者可不会在自己刚翻开这本小说的前几页时就轻易相信这位“不可靠叙述者”得出的道德判断。温特伯恩对自己的判断感到得意并想进一步得到确证，他邀请黛西一起去游览古堡。发出邀请后，他又患得患失，因为他深知“一位日内瓦的姑娘这时可能会红着脸站起来”，可是黛西没有，她甚至要求温特伯恩与她单独去参观古堡。也许读者此时都会被黛西的大胆吓住并更加困惑：她究竟是个什么样的女子呢？是肯随意接受陌生男子邀请的交际花还是单纯并大胆行事的个性女？我们还不得而知。这时黛西的陪同者——欧吉尼奥出现了，他是个高大英俊的男人，他与黛西似乎亲密无间。他对温特伯恩出于私人的目的看得很清楚，因此对黛西的决定表示出了“嘲讽的意味”。这是作者第一次根据女主人公的感受进行描述，但同样，詹姆斯这一次在叙述中又耍了个花样，他平静地写道：“连米勒小姐自己都感觉到了，欧吉尼奥的语气显然带有嘲讽的意味，好像他已窥见了这位年轻小姐的心理。她回过头来看着温特伯恩，脸微微一红——只红了那么一点点”。这里，好像欧吉尼奥所窥见的黛西的心理是真实的一样，黛西的脸甚至配合的红了起来，但我们也应注意到：“只红了那么一点”。不明事理的读者这时或许会觉得黛西的确为自己的行为感到心虚，她的所作所为的确值得害臊，但我们应该从这另一位“不可靠的叙述者”身上看到：这一切是否是真实的？欧吉尼奥显然是黛西的护花使者，他的眼中看到的一定是“情敌”身份的温特伯恩。但他的下人身份又不能让他对黛西小姐一吐不快，他所能做的只是带有“嘲讽”语气的提醒自己的小姐。当然，这种语气在温特伯恩看来，“非常的不敬”。顺着欧吉尼奥的意思，作者让我们误以为他笔下的黛西小姐真的是善于卖弄风情、乐与男子携游的女郎。幸运的是，小说并没有结束，我们有大把的时间去探寻作者想要表现的真正的黛西。紧接着，温特伯恩从自己的姑母处询问黛西的情况，他所得到的结论是“俗气”和“可怕”。他很气恼，因为他“无法从本能出发公正的评价她”。读者也会跟着着急，因为到目前为止，由于“意识中心”的限制，我们几乎对女主人公一无所知，所有表现出的种种迹象似乎都对黛西的人品不利。女主人公在作者的安排下，又一次出场了，“她像一个慵懒的仙女一样漫游着”，似乎对世间的清规戒律都超然无睹一样。与温特伯恩愉快地交谈后，她又做出了惊世骇俗的决定：在晚上11点钟与温特伯恩去划船。在遭到自己管家的拒绝后，黛西小姐取消了约会，并对摸不着头脑的温特伯恩调皮的说：“我要的正是一点热闹！”一个可爱单纯的少女形象其实已经跃然纸上了。她不顾别人，我行我素，甚至有点刁蛮任性，但在行为处事上仍然有自己的原则。虽然温特伯恩依然莫名其妙，但他愿意继续与黛西交往并为之感到荣幸。读者也愿意与之一起完成黛西的伦理探寻之路。在与黛西一起出游的那天，敏感的温特伯恩一直在猜测揣度黛西。因为他坚信，在当地的道德规范中，“这次出游是一种越轨行为”。事实上，他已经做着他所认为的越轨行为，还希望黛西同样对此抱有相同看法。他的伪善其实已被詹姆斯表现得淋漓尽致了。与此形成反讽的是，黛西对这种大家公认的越轨行为表现的“兴致勃勃，情绪很好，……没有一丝忐忑不安”。她所作的一切都是坦荡荡的，甚至连欧吉尼奥眼中的一点点脸红都没有了。她尽情的享受着她的旅程，“滔滔不绝的发表了许多新奇的见解”。她口无遮拦，得知温特伯恩将赶回日内瓦之后就断然认定他在那儿有个“神秘的迷人精”。最后，她与温特伯恩约定冬天在罗马相见，并要求他为了自己而去。故事到此，黛西的伦理定位虽然仍是不确定的，但却一点一点地清晰起来。她的行为、语言始终是没有心机的，客观地展现在读者面前的。反之，温特伯恩却总是让人觉得他想得太多了。詹姆斯为了让我们跟着这位叙述者并不觉得厌烦，为读者也为自己的叙述方式的可信度找了个借口：“温特伯恩是一个富于想象力的人”。值得相信的是，读者渐渐地应该不会相信这位心思细腻、凡事挖根寻底的敏感男人眼中的黛西小姐了。
故事的发展和高潮在小说的第二部分——罗马。温特伯恩来到罗马。他原本兴冲冲地打算去问候也在罗马的黛西小姐，但他从姑母处得知黛西已经在此地“随手捡了半打罗马小子，带着他们到处去串门”，他“打消了立刻去看她的念头”。但他又对自己所听到的事实有些不确定，立即放弃拜访黛西是当地的礼俗所赋予他的压力，但他根据自己的判断又觉得不甘心：黛西的一颦一笑真实地浮现在他的脑海中，她所作的一切都让温特伯恩觉得她并不讨厌他。读者也该与温特伯恩一起着急了：这位美丽的黛西小姐究竟有无道德可言？温特伯恩决定不去看望黛西而去拜访华克夫人，一位早期定居欧洲，十分崇尚传统的欧洲社交礼仪的美国人。但在华克夫人的公寓里，他却意外地与黛西再次相见。作者展示给大家的黛西依然是毫无城府的老样子，而温特伯恩这时也发现了自己内心对她的激情，他“心里深为米勒小姐不能体会一个倾慕她的人心中的热情而愤恨”。这里，读者体验到了这位“意识中心”的两难境地：他多疑、敏感，一直在对自己心仪的对象进行道德评判，他下不了决心到底该如何认识她，但对于她与别的男子的交往，他却可以醋意大发，为黛西带上“的确卖弄风情”的帽子。他此时正式的作为黛西的一名仰慕者，目睹了黛西和沃尔克夫人因是否应遵从社交礼仪而起的冲突，之后体验了黛西和她的意大利男朋友并肩散步时自己内心不自在的感觉。他的周围充满了对黛西的批评：“不合这儿的规矩”、“她是天性粗俗”等等。温特伯恩开始试图反驳这种声音以便读者的思路能更加明晰，他开始替黛西的行为向华克夫人辩解，最后不得不主观地承认：“我非常喜欢她”。懦弱的他最终做出了自己内心的决定，他做出了抵制华克夫人——这位象征欧洲腐朽势力的代表的行为：让华克夫人停车，主动去找黛西。但他的性格使然，在他看到黛西与男伴一起的画面时，他还是黯然地离开了。黛西最后一次出现在公众面前时依旧是光彩夺目的，并随心所欲地调侃着温特伯恩。温特伯恩试图让黛西融入这里的气氛，但黛西大胆反驳了。当她遭到华克太太无理的拒绝后，黛西的脸变得苍白，她可能真正意识到了环境的压力。之后，勇敢的她依旧我行我素，自然率真地做着逾越当地礼数的行为。作者让温特伯恩再次放弃了，也诱使读者认为：“她确实是太过分了”。“她太轻浮、太孩子气、太没修养，太缺乏理智，太没见过世面”，这几个程度副词像是作者砸给读者的关于黛西的定义。但他似乎又怕读者真的会对黛西盖棺决断，作者又小心翼翼地通过温特伯恩矛盾的反面思考（事实上是对黛西的正面判断）来告诉我们以上那些仅仅是“意识中心”的思想涌动。故事快到尾声了，一直以来都在引导读者对黛西的道德进行猜测的温特伯恩终于在此时带着读者走向了正途：一个深夜，他在古老的罗马竞技场偶遇黛西并无意中看到了黛西与备遭非议的男伴之间清白简单的交往。他感到黛西是一个如此纯真、以至于无需男人去花力气研究的女孩。读者这时也应当兴奋起来，因为这本薄薄的册子已经快要接近尾声：我们女主人公的真面目也马上要揭晓了。在众人都对黛西夜间与男子出游而议论纷纷时，温特伯恩的态度已经不会再举棋不定了。事实上他推翻了早先一切对黛西不正确的定论，她自始至终都是纯洁无瑕的。黛西最后由于夜间的瘴气而染上了恶疾，离开了她饱受非议的世界。她是詹姆斯竭力刻画的一个现实主义的典型，是新大陆自由精神的体现者，是一朵如她的名字“Daisy”一样清新的“雏菊”。故事到此结束。
阅读本身就是一种道德行为。通过温特伯恩这个“意识中心”的有限视角或内聚焦，亨利·詹姆斯使读者在某种程度上产生了困惑，但他也从未放弃过试图引导读者正确认识黛西的努力。他与读者交流的过程就是分享他对道德、对人生看法的过程。这种限知视角增强了黛西的悲剧命运。读者在对黛西惨死唏嘘不已之时，也会为自己在生活中犯下的误解别人、一意孤行等错误产生反思。这才是詹姆斯间接表述方法背后真正的伦理意义。他的本意从来都没有期望去误导读者相信“邪恶”，他只是想用小说的技巧告诉人们：真正的道德是什么技巧都挡不住的，最终总会真实地展现出来。詹姆斯的技巧告诉我们：小说家是窃听者，是窥视者，但他必须具有异常敏锐的听觉接受能力，同时自然更有一颗好奇的心。詹姆斯的叙事技巧是复杂的，而他想体现的伦理取位也就蕴含在丰富的表达方式中。“表面看来，句子艰涩难读，句意朦胧，是他的创作习惯；实质上这种文风是为其小说的创作主题服务的。他的长句结构曲折，表达的概念极为复杂，在描述人物曲折的思维过程和复杂的心理状态时有独到的作用。在詹姆斯看来，艺术的真实与人生的真实是同一回事。因此，他笔下的人物寻求人生意义的过程，也就是作家艺术创作的过程。”王跃洪.情景·人物·结构——评亨利·詹姆斯的《四次会见》［J］外语教学2001年7月换言之，他笔下人物正是在叙事中寻求着伦理定位，通过叙事提出关于伦理的问题，从而营造具体的道德意识和伦理诉求。这正是作为批评家与读者们探寻叙事伦理的意义所在，也正如国内第一位将叙事与伦理联系在一起的学者刘小枫所说：“叙事伦理学的道德实践力量在于，一个人进入过某种叙事的时间和空间，他（她）的生活可能就发生了根本的变化。这种道德的实践力量是理性伦理学所没有的。”刘小枫.沉重的肉身—现代性伦理的叙事纬语.［M］北京：华夏出版社2004年1月第4-5页而亨利·詹姆斯正是用他高人一等的道德观念与娴熟的小说技巧为人们在看完小说后的伦理感悟上提供了楷模的力量。
①侯维瑞著.现代英国小说史.［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85，第43页
②伍茂国.叙事伦理：伦理批评新道路.［J］浙江学刊2004年第5期
③赵毅衡.苦恼的叙述者.［M］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94年第242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