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次，几个人在一起谈论当代的作家，认为贾平凹有窥阴癖，张贤亮是暴发户，卫慧有同性恋倾向。当然就写作而言，对于卫慧，我个人倒是比较看好，虽然她的小说很“色情”，甚至变态，深层里却有一些值得玩味的东西，更重要的，她的“身体话语”为私人化写作时代展现了亮丽的文本，语言也很有才华。张贤亮以“贩卖”苦难起家，后来日子好过了，却写不出东西了，生意倒是做的热火。他小说中的男女性爱描写，是比较老土和笨拙的。贾平凹情况严重，从《废都》《高老庄》到刚刚出版的《秦腔》，里面充斥着大量的性描写，好像不写性，就不是贾平凹似的。而且贾平凹把性写得很病态，脏兮兮的，有腐烂气息。如此，竟博得不少专家的好评，认为表现了文人的一种真诚的颓废。什么是颓废？克鲁亚克和郁达夫的小说，那才叫颓废！颓废也是需要境界的。像贾平凹这样的“腐朽文人”，虽然身处现代社会，思想却还停留在原始时代。
还有一类文学，就是目前社会上流行的那种所谓“反腐题材”小说。对这类小说，我是打心眼里看不上，全然排斥。无论就作品的思想认识价值，还是艺术价值，它都没能为我们提供有用的东西。按理说，反腐小说该是多么有力量、多么让人觉醒啊，我们看晚清的官场小说，如《二十年目睹之现状》《官场现形记》《老残游记》，对于非人的社会，产生那么深的洞察和揭露。现在的同类小说，如周梅森、张平等人的作品，却都只是在政治规定的禁区之外转圈圈。腐败只能腐败到一定的级别层次上，市长、副省长可以以权谋私，草菅人命，省长、省委书记就绝不可以。因为后者代表的是党和政府的正面形象，是正义与光明的化身，他们也跟着腐败起来，那还了得！如此，还写小说干什么呢？写出来，又有什么意义呢？
反腐小说在这种情况下出现，它的思想局限，就是显而易见的。连党中央都说，现在腐败很严重，有愈演愈烈之势，腐败关系党和国家的生死存亡。为什么我们的作家写起来，就不能稍稍放开一下呢？头上的紧箍咒，人云亦云的主旋律，“光明的尾巴”，模式化的人物打造，已变成他们的集体无意识了。在我看来，这不是“反腐”，这是在为腐败帮忙，是不折不扣的“帮忙文学”。以反腐之名所行的精神麻醉之实，给人的影响，往往是不容忽视的。我认识的一个女孩子喜欢读“反腐小说”，读着读着，就把自己读进去了，对人间的荣华富贵，无比向往。她曾对我说，看了人家（腐败分子）的生活，才知道我们过得猪狗不如。我说你哪里是人话，你认为自己“猪狗不如”，那是你的事，别把别人牵连进去。
诗人们在网上写诗，也制造了大量“猪狗不如”的东西，如这首《猪比我们幸福》：
猪比我们幸福
猪没有必要穿衣服和裤子
没有必要把身体遮得严严实实
猪可以把下半身露在外面
却没有人说他们有露阴癖
猪比我们幸福
猪想方便的时候不必上厕所
更不必分男厕所和女厕所
猪在方便的时候不必脱裤子
猪本来就没有穿裤子
看看，对生活的理解，已经沦落到这种地步了。古人在几千年前，就开始思考“我是谁？我从哪里来？到哪里去”的问题，现代人却还在说，我不如猪，猪比我幸福！猪幸福不幸福，这得去问猪，你又不是猪，如何知道猪比人幸福？
朋友推荐“垃圾派”诗歌，很多写得放浪形骸，虎虎有生气。但愤青们急于拉山头，急于标新立异，竟然敢挑战人类久已形成的道德文明底线，令人惊诧莫名。我见过一位小青年写的一首有关女人生孩子的诗，细节记不清了，大意是说那孩子生得很吃力、很痛苦，身体的其他部分都出来了，只有一个器官（鸡鸡）太大，在母亲的肚子里霸占着，不出来。费很大劲儿也不凑效。于是她的丈夫一边把婴儿往出拔，一边大骂：畜生，畜生！
谁说中国人的想象力不丰富呢？连自己的母亲都可以作为“意淫”的对象，连基本的人伦都可以践踏，还有什么事干不出来？
夏志清在他的《人的文学》里，对中国古典诗歌提出了批评，他认为中国传统诗文家缺乏“理智基础”和“哲学深度”，不是完全委身于真理与公义追求的知识分子。夏先生对古人太苛刻了，如果让他看看现在流行的这些缺乏“理智基础”的诗歌，老头子还不背过气去？
除了对“人”的践踏，把人不当人，另一方面，又是对人的漠视，把人排除在写作视野之外。读当代诗歌读得多了，我发现一个现象，即，许多人直到现在还热衷于写一些脱离生活的山水诗、景物诗。到某个地方转了一圈，或者做了一个“春眠不觉晓”的梦，就花呀，草呀，鸟儿呀，情抒到天上去了。我不是说这类诗歌本身写得不好，而是说这种现象不太值得提倡。古人写山水诗，写田园诗，有所谓“山水田园诗人”，那是特定时代里的产物。古典主义的一个特征，就是能回归自然。所以谢灵运可以“入境见祥云，振衣登马鞍”，李白可以“日照香炉生紫烟，遥看瀑布挂前川”，都很符合那个时代人的眼光和情怀。而且古代交通不便，一般老百姓难有出行观光的机会，世面少，看了诗人们描写山水景物的诗歌，也能产生需要和共鸣。现代人就不同了，现代人这么繁忙，生活节奏这么快，谁有闲情逸致“忘情于山水”呢？当然交通也发达，真想去自然界访幽探奇，也不是一件难事。你说“红杏枝头春意闹”、“燕山雪花大如席”，如何“闹”，如何“大如席”，乘车去看一下不就知道了嘛！何况，现代的影视技术，使我们足不出户便能躺在床上“卧游”，画面效果那么好，何必非要在诗歌的意象里寻开心呢？
这就是不重视“人的文学”所带来的后果。“人的文学”首先关注的人，永远是人，而不是别的什么。自然山水和人间花草固然好，但它们有它们自己的世界，不需要我们人替它们感时抒怀。动物可能也有文学，口头的表达，身体的抒情，眼光的审美，可能也有，只不过我们不了解，也无从破译。我们应该做的，并且能做好的，就是把目光扣紧我们人类自己，看看这些“水做的骨肉”（或“泥做的骨肉”）是如何在地球上生活的，我们的生与死，爱与恨，创造与破坏，以及喜怒哀乐挣扎过的痕迹。自然界产生了她的芸芸众生，“上帝在上，万物各得其所”，面对一个尚未完全异化的世界，“有思想的芦苇”如何在风中找到自己的位置，和自己应有的生活状态，这是一项重大的任务。我们当然可以描述我们之外的事物，但只有这些事物进入我们的存在现场，或者与我们的生命产生了某种关系，我们才可以描述它。否则，可能就失去了本分。
有人说，人性越发达，人的兽性也就越发达。如果将这里的“兽性”理解为人的“自然本性”，此话毫无疑问是正确的。但只对了一半。因为除这兽性之外，人还应当有一种特性，即神性。兽性和神性，是人存在的两端，缺一不可。周作人说“人是从动物进化来的”，就强调了两层意思，一是人的“动物性”（即兽性），二是由这动物性“进化”来的人的神性。人性愈发达，神性愈发达，而“人的文学”，侧重于发展这神性。
譬如，吃喝拉撒求偶做爱是人的“动物性”，在文学里要不要写？要写，不写就不是人的文学。但写过头了，变得到处都是“一地鸡毛”，到处都是“肉蒲团”，就有问题。按照人的“需要层次理论”，人在生理需求之上，还有尊重的需要，自我实现的需要。人当然还有更高的需要，上升到精神层面，带有那么一点“形而上”的意思。同样一顿饭，看阿城笔下的“棋王”，再看《圣经》中的“最后的晚餐”，从动物到神，天壤之别。再譬如，人身上都存在“奴性”，有的多一些，有的少一些。古人在“皇帝手下讨饭吃”，就不容易自主自由，偶尔有不听话的（如司马迁、嵇康、李贽等人），大都没好下场；今人生活在相对宽松的环境里，按说自由了，思想里却还留一个“猪尾巴”，像二月河的“清帝系列”小说，余秋雨的“文化散文”等，明目张胆地复古，为暴君歌功颂德。然而很多人看了都说好，男的羡慕皇帝，女的羡慕贵妃，心里是奴才，又想做主子。这该死的“主奴二重性”，把人仅有的可贵灵魂挤压到皮袍下面去了。
又譬如，人有同类相残的习性，人通过各种手段（甚至战争）来消灭人，清除异己。这反映了人的一种兽性。我看“动物世界”：沙滩上的海鸥，有的就专门偷袭同类的雏鸟；草原上的母黄鼠四处串门，把别人的幼仔叼回来作为食物，饲养自己的孩子；森林里的大猩猩抢夺别的群落的小猩猩，把他们撕开，拿在手里啃骨头。
假如这些猩猩有一天进化成了人，当他们搞文学时，肯定要写一写类似于“猩猩吃猩猩”的故事。我们这些已经进化成了人的大猩猩，不都在写“人吃人”的故事么？所幸的是，都是写“人吃人”，态度却有些不同。《水浒传》、《三国演义》一类的经典，把“吃人”写得鲜血淋漓，吱咂有声，津津有味，而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索尔仁尼琴的《古拉格群岛》，却对“吃人”表现出了怀疑和恶心。托翁和老索反对人的这种兽性，是因为他们身上有高贵的东西——上帝关于“人爱人”的福音。
因此，我很喜欢那些带着宗教情怀的作品，它们“发展了人的神性”，使人从“两脚动物”的境地超脱出来，活在神圣生命之中。能与上帝（佛）交流，该是一件很幸福的事吧？
但一切都不容易。生活给了我们压力，种种非人的遭遇，使我们无法顺利迈向神圣的彼岸，大多数人在世俗的繁务中奔波挣扎，自生自灭。由此，生活提供给“人的文学”的素材，也就非常有限。面对精神的空虚，灵魂的苍白，我们能坚持住人的文学吗？
不要说别人，就是周作人，当年那么尖锐地批判旧文学，呼唤新文学，此后却沉溺到自己原来所反对的东西中去了。他写闲适散文，恋旧书，就是一个例子。周作人后来当了汉奸，别说人的文学，就连做人，也有问题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