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个最普通的中国字“李” “天” “农”，笔划简单，读起来都是平声，小学一年级时就学过，对大部分的人没有任何意义。但恰恰这三个字就是我这具皮囊的招牌、名称、认证，跟了我四十五年了。有时会莫名其妙地想；如果当初父母给我取了另一个名字，我这一生是否还会同样地度过？
也许，也许不，没人敢肯定名字对一个人的命运是否有重大影响。
真不敢相信日子过得这么快，一万六千四百二十五个白天和黑夜如风而逝。人生似跋涉，有时双足泥潭深陷，有时又像只陀螺在冰上滑过。在四十五岁生日那天，眼前的景色突然清晰起来，我看见自己翻过山梁，前面的小径蜿蜒而下，夕阳从背后照过来，长长的投影拖在脚下石板路上。
从镜中看见鬓边的头发已经一片斑白，脸容枯槁，嘴角下坠，一扬眉毛额上的抬头纹清晰可见。记忆力衰退，注意力涣散，平常会无缘无故地出神。全靠每天抽三十支烟来稳定情绪，尼古丁和焦油深深地浸入肺脏，渗入血液，使我手指颤抖却头脑清明。现在到处都是劝人戒烟的宣传广告，其实通向死亡并不是只有吸烟一途。去医院验个血都可能会染上艾滋呢，更何况其他了。与其过那种担惊受怕的日子，我倒情愿来个干脆利落的心肌梗塞。你想想，早晚会来到的死亡，总被不断地提醒，生活中处处布满了绊马索，日子还能过吗？相比之下，还是那狠狠的一击来得痛快，至少没有拖泥带水。
是的，死亡的问题已经狰狞地浮了上来。年轻时你是不会玩味“老” “死”这两个字的，但到了一定的年纪，死的阴影自然而然地一寸寸地掩了过来，你不正视都不行。陆凯歌四十还不到，也算是个长袖善舞的，一天驾着吉普车经过闹市，哪会想到建筑工地的独臂吊车会倾倒下来，而且还不偏不倚地就砸在他的车顶上，据他坐在车后面大难不死的老婆讲：凯歌从喉咙里轻轻地哼了一声，就像鱼一样地吐了口气，整个人只剩下一条手臂还完整。
还有我那位想做总理的同学华祖国，四十四岁得了肝硬化，已在病床上的方寸之地辗转了七个月，当年的雄心大志不知道被抛到哪个角落里去了。不能否认，生命到了这个尴尬的阶段，痛苦的成分要比快乐多得多。可能死神就站在下一个转角上，叉着手，冷笑着，斜眼瞥视我们这群营营碌碌不知生死的家伙。
站在这道中年之坎上回首遥望，消逝的日子只留下了遗憾和惆怅，前面的日子却混沌不明。回头长叹是没用的，生命既然不能如一局麻将重新码牌，那干嘛还浪费这个时间。前景虽然不明，但至少我当下还活着，活着就得背轭前行，就得打发日子，就得解决麻烦，而我的麻烦够多了，不提也罢。
最主要的，我告诉自己：要在某种意义上找回我的儿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