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天前，当弗朗索瓦丝·萨冈的儿子建议我写一本关于她母亲的书时，我正潜心写我的第三部小说。德尼斯·韦斯特霍夫是个50来岁的男人，听他说话是一种享受：他的声音温柔地流淌，有中断，但总体很流畅，就像缝衣针一针针地扎进厚厚的棉布里。
“她去世很快就要10年了。已经10年了。我想让大家记起《你好，忧愁》1954年出版时在社会上引起的反响。那是60年前的事了！”
我觉得他的建议是理所当然的，就像是一个信号。我应该去做。为了她，我放下了我正在写的小说。
为了弗朗索瓦丝。
我打电话给埃杜阿尔，很高兴地把这个消息告诉了他。但我们起了争执。他问我是否为自己的名字与弗朗索瓦丝·萨冈的名字并列印在封面上感到荣幸？别这么虚荣好不好，等等。
我给他写了一封电子邮件，对他说我受到了伤害：
有时，朋友会让你难堪，用刺耳的话损你，因为他们看得很准，他们看到了你身上隐藏得很深的东西。你的朋友会对你说：
“我爱你，所以才看到你想掩饰的面孔。看着这张面孔，我会继续爱你。也许更加爱你，爱你并且更加知道爱你的原因。因为你我都一样，我们是各有秘密的兄弟姐妹。”
如果是这样的话，你的朋友们就和你心连心了，这远不是爱情的表白能做到的。
当你的朋友跟你算账的时候，他们转过脸，透过你看着别人，通常是他们自己——也就是说，他们没有看你，而是在他们跟你之间竖起了一面镜子——那时，你的朋友就完全远离你了。
埃杜阿尔提醒我：这是一个误会，我把他的话理解歪了，他善意地嘲笑我夸大了友情；还说我认识他差不多15年来，一直在帮他的忙。我们在我工作的图书馆的大门对面那家意大利小餐馆里吃了一顿饭，和解了。
埃杜阿尔认识弗朗索瓦丝·萨冈。他跟我讲起她的往事，模仿她打电话。为了躲避纠缠，她常常用西班牙口音回答那些陌生人：“不在，萨冈夫人不在。”
我问他：“你是那么喜欢她，我不明白，作为你的朋友，我写一本关于她的书，你为什么不高兴？”
他回答说：
“我高兴，但问题不在这里。让我生气的是，你放弃了自己的小说。”
埃杜阿尔很慷慨，这一点很像弗朗索瓦丝·萨冈。
10多天来，他一直在问：“你现在在干什么？写作？”我回答说：“是的，写一本关于弗朗索瓦丝·萨冈的书。”
第一反应总是相同的，一种化学反应，好像词汇的有机组合可以引起微笑。
说出“弗朗索瓦丝·萨冈”这几个字，你便会让人们露出微笑，就像你问他们“要不要来杯香槟”一样。
我在想，接受了写她的任务，我是不是陷入了一个困境，侵犯了属于大家的东西？我突然害怕起写这本书来。
昨天，我问了德尼斯·韦斯特霍夫许多问题（她用什么香水？她是哪一年遇到帕索里尼的？1954年1月的时候，她哥哥雅克住在哪里？），他告诉我一件重要的事情：
“我母亲从来没有害怕过。”
“甚至在1954年，当她还是一个女孩的时候，还没有出版处女作的时候，您觉得她不怕吗？”
“不怕，她什么事都不怕，也不怕任何人。”
“她一定会想，评论界的反响是不是好？”
“这是她告诉我的事情之一：别害怕。”
我在笔记本上写下了这些字：
“表现出弗朗索瓦丝·萨冈什么都不怕。”
我在头脑里记下：告诉我的女儿，别害怕任何东西，只害怕一件事——害怕。
当然，弗朗索瓦丝·萨冈如果和我在一起，有可能会情绪低落，我会抱紧她——就像一个肖像画家，用别人的肖像画自己的轮廓。
我会把她推到我的床上，不安地盖上被单，擦去她脸上因担忧而冒出的汗水，那种忧虑是我引起的，跟我自己的忧虑相似。她不怕，可我怕。于是，我把自己的黑发与她的金发混杂在一起，一个极欢快的身形“显影”了，正如在相纸上那样。我只能这样做，要么就别来找我。
那是在1954年1月11日。
外面太冷了，弗朗索瓦丝的母亲玛丽·夸雷兹同意把自己的松鼠皮大衣借给女儿，尽管松鼠已死，但银色的皮毛并没有褪色，腹部处更是白得像白雪公主的大腿。这件毛皮大衣穿在弗朗索瓦丝身上太大了，以至于玛丽仿佛看见了18年前的女儿，那个新生儿，就像天赐的礼物，裹在一张被单中。
雅克在卢泰西亚饭店[32]一边喝干马提尼，一边等她。
弗朗索瓦丝坐在出租车上，穿过全城，若有所思地看着消失在车窗后面的彩色广告牌。奥斯曼风格的大楼布满了广告：“弗里杰科冰箱”“巴黎渔夫”“苏夏巧克力”“雅尼克”“格瓦潘”，尤其是“大马尼埃”的那几个哥特式字母，勾起了人们想在柴火前喝烈酒的欲望。
弗朗索瓦丝的出租车沿着还没有布伦柱[33]的皇宫广场，路过还没有金字塔的罗浮宫和还没有马约尔[34]青铜像的卡鲁塞尔花园。白天，巴黎漆黑一片，煤烟一般黑；夜晚，天空变成了海蓝色。
弗朗索瓦丝通过旋转门，走进卢泰西亚饭店，耳边的嘈杂声顿时消失了，好像来到了一个隔音的世界。她的小脚在大厅的大理石地面上小跑着，她还记得，巴黎解放时，雅克的未婚妻，德尼丝·弗拉尼埃，战前叫弗朗肯斯坦，开着一辆芥末黄的罗维恩D4，把他们送到了巴黎。经过这家饭店门前时，她告诉他们说，有的家庭全家都在这里等待父亲、母亲、兄弟、姐妹、孩子回来，等待来自波兰和德国的消息。
弗朗索瓦丝忘不了那些全家消失的家庭，尽管她从来不说。有的事情在沉默中大家都心照不宣。
弗朗索瓦丝舒舒服服地坐在铺着红色丝绒的宽大扶手椅上，品着古典鸡尾酒，充耳不闻像碎玻璃渣一样割着她的心的笑声，不理睬哥哥的那些已经醉了的朋友。
此时，弗朗索瓦丝陷入了回忆当中。
冰块发出咔嚓咔嚓的响声，尖利、清脆，非常悦耳，把她带到战争年代。
那时她才7岁。
7岁，已经很老了，老得都可以称之为“理智的年龄”了。
她那时住在韦科尔山脚下圣玛瑟林的伊塞尔。由于战争，全家离开了巴黎。离开那天，他们不得不又折返，因为母亲玛丽忘了带她那些从宝莱特买来的帽子。那是一家著名的帽店。
几个星期后，德国士兵来搜查那栋不吉利地叫做“费西耶”[35]的屋子。他们在寻找武器，因为抵抗组织有辆小卡车被人看见停在那儿的角落里。搜查过程中，夸雷兹一家被迫面壁而站。事情最后结束得还算不错，德国人什么都没找到。
不过，弗朗索瓦丝还记得，她双手抱头，听着陌生的语言发出命令、狗汪汪地大叫时，自己的呼吸声。她还记得，自己并没有害怕。
我觉得，对那一代法国孩子来说，也就是说，战争期间年龄还小的人，他们当中有许多想起那段往事时并不痛苦，几乎不感到害怕，常常有人说那是“放大假”。可以举两个例子：被剪光头发的女人；发现纳粹死亡集中营的照片。提起这两件事，人们很少会联想到战争，因为它们都发生在战后，却很好地回答了这个问题：“关于战争，你还记得些什么？”
弗朗索瓦丝呢？她想起的是这些：11岁时，她去圣玛瑟林的一家电影院看《芝加哥大火》，泰隆·鲍华[36]演的一部美国电影。那是在1946年，电影放映前都会放新闻。布痕瓦尔德和奥斯维辛的画面出现了，人们看见扫雪车把山一般的尸体推到一边。弗朗索瓦丝至少要过好几秒才意识到发生了什么。
我的朋友热拉尔·朗贝告诉我，他在父母的暖气散热器罩里发现一些照片时，看到的只是丘陵。他不明白父母为什么要把“丘陵的照片”藏在散热器罩里，过了好几天才知道原因。如果说，在阿尔钦博托[37]的油画中，人物的脸是用蔬菜水果做的，热拉尔父母的照片上的丘陵则是骨头和残肢堆成的。
帕特里克·莫迪亚诺[38]后来写过一本《犯罪档案》，书中写道：
我13岁时发现了集中营的照片。那一天，对我来说，什么东西发生了变化。
一切尽在这两个句子当中。
这句“那一天，对我来说，什么东西发生了变化”，对我们当中的每个人来说，都是一种共有体验，不管是什么年龄，什么文化背景，是哪一代人。
我回想起“对我来说，什么东西发生了变化”的那天。
当时我应该六七岁左右。
母亲在她铺着桌布的书桌上放了一本大大的历史书，我们趴在上面看。我不肯定自己完全看懂了所看的东西——我既不是说意义，也不是说内容，而仅仅是说，很难看懂那些照片的主题。
母亲告诉我，我们就属于这个团体。我们是“犹太人”。
那一天，对我来说，什么东西发生了变化。
我之所以提到这些，跑题跑得比我想的要远，是因为我从弗朗索瓦丝·萨冈的轻率举动、不敬重的言行和过于随便的态度中，看到的不是失望的潇洒，而是人类痛苦的秘密。这里面没有道理可言，她不是受害者，甚至也不是刽子手。弗朗索瓦丝·萨冈将不断挖掘被认为是毫无价值的忧伤，但我却觉得弗朗索瓦丝·夸雷兹发现了其中有一种很庄严的东西，她对它太敬重了，很难把它变成自己的东西。我知道，她小时候所住的村庄里，有个被剃光头发的妇女老是在街上走来走去。那样子，折磨了她一辈子。
“这么说，你就这样等出版商的回答了？”
弗朗索瓦丝从幻想中惊醒过来，被一个正在跟她哥哥雅克调情的女友吸引住了。
“是的是的，走着看吧！”她说着，捋回垂到额头上的一绺头发。
“怎么，有回复了？”另一人又问。
没有比这更让她尴尬的了，她想走。哥哥说得太多了，弗朗索瓦丝对他很生气。
“没有，还没有。我上星期才送稿子去……需要几个月呢！”
于是，大家纷纷发表意见，讲述逸事，说某某人在伽利玛出版社被纪德[39]选中了，另一人收到了回信，希望很大，还有人说普鲁斯特当年是自费出版的，等等等等。弗朗索瓦丝火了，她不想再听他们说话，她头都晕了。
这时，她的朋友韦罗妮克对她耳语道：
“跟我来，我带你去市场，我们去抽签。”
两个女孩拿起大衣，然后开着一辆黑色的汽车上了拉斯帕伊大道。
“我们去皮加勒[40]。”韦罗妮克声音庄严，好像情况很特别。
于是，两个女孩在黑夜里开着车去迎接自己的命运了。弗朗索瓦丝见算命先生已不是第一次。去年，在格鲁尔修道院路，一个大胸脯的金发女人就曾向她宣布：“您将写一本书，它会漂洋过海。”结果，她受到鼓励，把躺在抽屉里睡大觉、已经被抛弃的几页纸又拿出来。
由于那个善良的女人，一切开始了，因为她预言说，弗朗索瓦丝将会写书，获得巨大的成功。
我并没有看见未来，但我这种本领，一种神奇的本领，它能让弗朗索瓦丝陷入皮加勒的黑夜当中。
在那个地势较高的街区，从12月中到1月中，临时搭建了一个市场，有几十家奇特的小屋，从布朗什广场直到安特卫普地铁站，沿罗歇舒阿尔大街一字排开。在那里可以看到用纸牌算命的女人、打靶摊档、大胡子女人[41]，也可以钓鱼。
我在这里提一下摄影师克里斯特·斯特伦霍尔姆[42]，他在20世纪50年代拍过这类市集。
我们可以去看自由式摔跤比赛……有些大胡子的侏儒会邀请我们看一小时的演出。
耍蛇的女人站在玻璃房中，让懒洋洋的蛇无精打采地缠绕着她的身体。要付钱才能看。我们被迷住了，看了足足一刻钟才走。
她工作的时间很长，休息的时候，便离开玻璃房，但从来不离开她的蛇，它们紧紧地缠绕在她半裸的身体上。“豹女人”那里总是人多得要爆棚，她让我们抚摸她毛茸茸的斑点。
我想象着弗朗索瓦丝和韦罗妮克在货摊和马戏表演场之间来往，看见她们在电动碰碰车前大笑，咬着又圆又甜的鲜红的苹果糖葫芦，贴着男人用的大胡子，在鳄鱼女子（半人半鱼）的小屋前乐得直不起腰来。
她们提着良家少女的皮手袋，走进算命女人的小屋。
算命女人的桌子上放着几块灰色和橙色的石头，烛光突出了她脸上的皱纹，人们会猜她可能有100岁了。她戴着首饰，很多首饰。算命女人要弗朗索瓦丝抽几张牌，放在桌上，然后站了起来，拿起一个摆锤，直盯着弗朗索瓦丝的眼睛，用沙哑的声音说起了一个神奇之人：
“我看见一个人，他会栖居在你身上。几天后，有个人会来。
“某个你心里认识的人。
“某个你会喜欢上她、她也会立即喜欢上你的人，因为你有让人喜欢的本领。不过，要小心，你们的关系会走极端，因为她很无礼，很任性。她会像孩子一样喜欢上你，毫无理由。她会像女人一样爱上你，不能被人冷落。
“这个人你将交往一辈子，在你陷入巨大的痛苦时，她有时会抛弃你。她经过的时候，你总是会叫她的名字。你应该敬重她、爱戴她，因为你属于那些人，他们懂得如何让她幸福、让她欢笑、让她开心。她正在朝你走来。你一打开门，应该就能迎面看到她。”
“这个人是谁？”
“运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