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说家或者读者，总是喜欢小说里的某些人物，同时厌恶其中的某些人物。当在这两类人物之间发生纠纷时，小说家与读者的同情之心，往往总是在自己所喜欢的人物一边，并希望他们在纠纷中获胜，这自然是极可理解的事情。但是当人们所喜欢的人物理应受到法律的惩罚，而人们却希望看到他们能够免受法律的惩罚时，这种愿望就开始变得有点不合乎法律的普遍性原则了。
《蒋兴哥重会珍珠衫》(《古今小说》第一卷)里蒋兴哥的故事便是其例。蒋兴哥在合浦县贩珠，因与人发生争执，失手将人推跌致死，被人告到县里。正巧县主之妾三巧儿，乃是蒋兴哥的前妻，她得知前夫犯了凶案，念起旧日恩情，便谎称蒋兴哥是她亲哥，要求县主留情开脱。县主看在三巧儿面上，审判时果然从轻发落。三巧儿与蒋兴哥遂得重逢，并导致了他们的复婚。
是夜，吴杰在灯下将准过的状词细阅。三巧儿正在旁边闲看，偶见宋福所告人命一词，凶身罗德，枣阳县客人，不是蒋兴哥是谁！ 想起旧日恩情，不觉痛酸，哭告丈夫道：“这罗德是贱妾的亲哥，出嗣在母舅罗家的。不期客边，犯此大辟。官人可看妾之面，救他一命还乡。”县主道：“且看临审如何。若人命果真，教我也难宽宥。”三巧儿两眼噙泪，跪下苦苦哀求。县主道：“你且莫忙，我自有道理。”明早出堂，三巧儿又扯住县主衣袖哭道：“若哥哥无救，贱妾亦当自尽，不能相见了。”……三巧儿自丈夫出堂之后，如坐针毡。一闻得退衙，便迎住问个消息。县主道：“我……如此如此断了，看你之面，一板也不曾责他。”三巧儿千恩万谢……县主唤(蒋兴哥)进私衙赐坐，说道：“尊舅这场官司，若非令妹再三哀恳，下官几乎得罪了。”
事情很明显，如果不是三巧儿为蒋兴哥求情，如果不是县主为三巧儿徇情，这个人命案子不会是这样断法，蒋兴哥不会如此不吃一点苦头。但是因为小说家和读者都喜欢蒋兴哥与三巧儿，因而即使这是一起典型的徇私用情的审判，也没有因此而对其中的司法不公产生任何不满，反而感到这是一场断得合情合理的官司，并为蒋兴哥的未受大祸而庆幸不已。人们的感情不能说不好，但良知却稍有受蔽之嫌。
《三与楼》(《十二楼》第三卷)里的法律纠纷也是一个类似的例子。一个财主百般算计邻人的房产，最后终于全部贱买到手。这个邻人有一个轻财任侠的朋友，对此事感到非常的不平，于是向县里递了一张匿名状子，诬告那个财主是强盗窝家，祖孙三代俱为不良之事。县官因此将财主一家的人都抓了起来，严刑拷打，要他招出同伙之人，弄得这个财主几乎家破人亡。后来县官又查出了递匿名状子的人，原来就是那个邻人的朋友。而那个邻人是县官所尊敬的“好人”，于是县官不仅不追究递匿名状子者的诬告之罪，反而称赞他做了一件“盛德之事”，因为他替朋友出了一口冤气。皂快们的反应显示了此事的不合常规：
只有两班皂快，立在旁边，个个掩口而笑，说：“本官出了告示，访拿匿名递状之人。如今审问出来，不行夹打，反同他坐了讲话，岂不是件新闻！”
由于财主是小说里的反派角色，邻人及其朋友是正派角色，所以无论是小说家还是读者，其感情天平自然都是倾向于后者的。对于财主的受到诬告，人们只觉其大快人心；而对于邻人朋友的诬告行为，则也同县官一样感到钦敬。但是如果仔细想想，则财主虽然欺人太甚，却只是为人问题，并不曾触犯法律；而邻人朋友的行为，虽则豪侠可喜，却是典型的犯法行为。所以小说后面的评论中说道：“独是庶民之有财力者不当以老叟为法，因其匿名递状一节不可训耳。”只不过因为我们同情后者的关系，我们的良知便在不知不觉间休息了。
说起来，法律为了普遍实施的可能性，不得不要求某种规范性，无法针对千变万化的复杂情况，做出各种各样的灵活反应。为此在遇到“好人”误触法律的时候，人们总不免希望有法外之情；在遇到“坏人”钻法律的空子的时候，也总不免希望有法外之报。这种要求不能说不合理合情，也不能说一定违背法律的精神实质。
但是，所谓的“好”与“坏”，所谓的“善”与“恶”，大抵都是一些相对的人为的概念，随着利害关系的不同，也会有种种不同的理解。因此，以“善”、“恶”、“好”、“坏”为理由，要求法律作出不同的反应，虽说看起来好像合情合理，但有时候也确是危险之事。因为说到底，人性总是“自以为是”而“他以为非”的，因而所谓的“善”、“恶”、“好”、“坏”的尺寸，有时也就很难掌握。弄得不好，则只是以相对性原则破坏了普遍性原则而已。
上面两篇小说的描写，有助于我们认识人性的一个侧面，即人性有要求法律的相对性的侧面。比起那些谴责法制混乱和司法不公的作品，这些小说可以带给我们以更多的启示，促使我们作更深的思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