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传统的农民分化为多个社会阶层，传统的农民政治意识和行为发生了很大变化。除农业劳动者阶层仍然保留了强大的“传统”外，其他社会各阶层的农民意识呈逐步淡化的趋势，他的政治心理发生了很大变化。私营企业主阶层逐渐进入社会优势群体，其政治地位上升最快，其分享社会政治权利的愿望强烈。农村知识分子阶层和行政经营管理者阶层是农村社会力量和政权力量连接的桥梁，其政治态度更多地反映了政权力量的要求。农民工阶层和乡镇企业职工阶层是农村工业化、城市化转移主体，共同寻求权利平等的意愿日渐强烈。“城市外来人口、流动人口，尤其是流动人口中的白领层、中上层提出了明确的权利要求。”“流动人口中的白领层要求取消就业中的户籍限制的呼声甚高，流动人口中的企业主要求给予企业经营所在城市的正式户籍等等。”李强.转型时期社会分层［M］.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2004年12月第1版第21页.个体劳动者阶层多为农村社会自由职业者，政治心理上追求稳定，其他方向的政治诉求并不高。
（二）政治发展的差序性
中国农民分化还有转型时期的过渡性、特殊性和不彻底性等特点，影响中国农村政治发展。首先，从地区来看，改革开放是从沿海到内地，从东向西渐次深化的，因此，中国农民的分化也是按此梯度发展的，而政治发展也是按此梯度展开的。如政治民主化、法治化，对政府发展的要求，农民社会权利的保障诉求，都呈现这种梯级特点。其次，农民阶层的多样性决定了各阶层的政治诉求差异很大，传统的农民阶级人数迅速减少，身份上、户籍上的农民多个阶层已实质上社会化为城市工商业者阶层，他们的政治诉求已不再是传统的农民诉求，而是进入城市社会的新阶层的政治诉求，如对农民进入城市社会障碍的批评，主要是这些阶层。他们更强调权利的增长。而在农村劳动者阶层则更强调土地制度的稳定，农民负担的减轻，农村社会的保障等。再次，由于中国农民分化是以职业的变迁为基础的，决定了家庭劳动者职业身份的多元性。一个家庭，多种劳动职业形态。社区也是一样。这样对农民分化过程中的政治整合带来了变数和不确定性，国家政治社会化存在较大的“差序格局”。对此，社会学家李强进行的政治分层与经济分层的分析有借鉴意义。“中国社会分层的一个重要特点是政治分层与经济分层的区分。中国改革开放前是政治分层为主的社会，那时候政治地位比经济地位重要，人们之间有较大的政治地位差异，政治地位具有重要的功能，政治斗争激烈，甚至存在较严重的政治歧视。”“中国改革以来，社会分层结构的一个重大变化就是，中国从政治分层为主体的社会转变为经济分层为主体的社会，是经济上的不平等代替了政治上的不平等。从另一个角度看，也可以说，政治分层差异的弥合，对于经济分层差距的拉大起到了一种平衡作用。”李强.转型时期社会分层［M］.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2004年12月第1版第22页.
（三）经济地位的不平等
农业和农村工业对农民收入分配差距的影响不同，农村中收入不平等的最大成因是在农村工业收入方面。张晓辉认为，农户来自家庭经营收入的比例对收入不平等程度的影响是负效应，中国农户家庭经营规模还处于极细小的程度。受经营制度和资金的限制，依靠家庭经营获取高收入的可能性还比较小。农户承包的耕地面积大小对农民收入不平等程度的影响是负值，按人口平均分配土地越多的地区，农民从事非农产业的动机越小，出现富裕农户的概率就越低。非农产业的发展加大了农户间的不平等程度；集体经济的不断减弱和承包田面积的不断减少都加强了农村不平等的趋势；净收入和非农产业收入两项对基尼系数（不平等程度）有正向影响，即当农民净收入水平上升或非农收入比例上升时，不平等度都会上升。另一方面，我们也看到，虽然中国农民在社会分化中分化为多个阶层，也存在传统城乡二元结构下的城乡关系冲突，但“改革开放以来的社会关系并不是更紧张，而是有所宽松。”李强.转型时期社会分层［M］.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2004年12月第1版第23页.由于消除了过去那种政治运动斗争、减缓了明显的政治歧视，经济发展速度较快，以经济不平等为表现形式的社会不平等，并没有表现为政治对立。由于消除了人为的政治分层，反而增加了人们对贫富差距的容忍度。但这不是说，对经济分层的政治影响可以任其发展。经济地位的不平等，如果控制不好，就会演变为政治地位的不平等和社会地位的不平等，因此，放任经济地位的不平等是错误的。我们注意到，源于经济分层的发展和城乡二元体制的存在，中国农民的社会分层事实上已经形成了两个政治边缘群体。一个是经济地位上升而政治地位相对于城市居民难以上升的城市边缘群体——农民工，他们被排除在城市政治体系之外。一个是经济地位相对下降而政治地位相对下降的农村经济贫困群体。这个群体在实际的乡村政治生活中也存在被边缘化的现象。
四、中国农民社会分化的政治控制
中国农民社会分化的速度受制于经济发展水平和国家宏观政策，不同经济发展水平的地区之间农民社会分化的程度是不同的。理论上，随着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逐渐建立和完善，以及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农民社会分化的速度和程度将进一步加快。但中国农村人口数量巨大，要使农民的社会分化不断在有序的体制中发展，还要以国家的力量，通过政策的调整、制度的创新来积极引导。换言之，中国的农民分化，是一个渐进的长期过程，既不能强制推动，也不能放任自流，必须纳入国家政治体系之中，积极引导、控制、有序推进。
（一）完善促进农民社会合理分化的政策体系
首先是稳定和完善农村土地制度。中国农民的分化，基本是农民从传统产业分化出来，进入新的产业领域，这种职业分化有个漫长的摆动期，涉及农民生活和权利的多个方面。尤其在农民工迁移中表现突出。中国农民工流动是农民社会分化的主要途径，中国农民工流动规模庞大，领域众多。但多年来，没有引起大的社会冲击，没有造成政治不稳定，一个重要的条件是土地制度的稳定，为农民提供了进退自由的制度保证。虽然中央就稳定和完善土地承包制度有明确的制度安排，但到地方政府，对土地制度稳定的政治意义重视不够。其次要建立农民社会分化后进入社会的安全体系，使他们分化后既有上升的渠道，也有竞争处于劣势时的生活保障。更重要的是要把内分化和外分化中出现的弱势群体全面的纳入社会保障体系，在经济、社会和政治权利方面予以救助。
现在，在土地资源稀缺的地区和城市化过程中对农民土地征用中，侵害农民土地经营权的现象不断成为社会热点问题，引发群体性事件。有的地方强行收回农民承包土地，强制农民转移，人为减少农民，实现农民分化，使农民处于进退无据的状态，这在政治上是非常危险的举动。中央特别强调完善农村土地制度，保护耕地，保护农民利益，保障农民在土地经营、流转中的自主权、受益权，有的就在于使农民在转移分化中，获取相应的制度资源和经济利益，为稳定有序的社会分化奠定基础。应完善土地制度，改革土地产权，明确农民预期。首先，完善土地承包经营权权能。十七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现有土地承包关系保持稳定并长久不变，夯实了党的农村土地承包政策的基础。《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2009年促进农业稳定发展农民持续增收的若干意见》又明确指出：“抓紧修订、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和政策，赋予农民更加充分而有保障的土地承包经营权，现有土地承包关系保持稳定并长久不变。强化对土地承包经营权的物权保护，做好集体土地所有权确权登记颁证工作，将权属落实到法定行使所有权的集体组织；稳步开展土地承包经营权登记试点，把承包地块的面积、空间位置和权属证书落实到农户，严禁借机调整土地承包关系，坚决禁止和纠正违法收回农民承包土地的行为。加快落实草原承包经营制度。”http：//news.xinhuanet.com/newscenter/2009—02/01/content_10746024_3.htm其次，规范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十七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允许农民采取转包、出租、互换、转让、股份合作等方式流转土地承包经营权，并限定了“三个不得”即不得改变土地集体所有性质、不得改变土地用途、不得损害农民土地承包权益。必须防止采用行政命令去推进土地流转，积极培育土地流转中介服务组织，加强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管理和服务。有利于减少现行农村土地产权关系中内含的不确定性，使农民形成长期的预期。韩俊.农村改革求“多点突破”土地及户口政策成重点［J］.了望新闻周刊.转载自：专家论坛.2009—1—5.最后，改革征地制度，建立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市场。要用实行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和最严格的节约用地制度，确保农民的土地权益。农民土地权益缺乏有效保障，侵犯农民土地权益的现象还大量存在，主要体现在征地制度的不合理。根据对全国2749个村庄的调查表明，村民上访反映最集中的问题是土地问题，因承包地流转问题引发的上访占26%，因土地征收、征用问题上访的占40%，合计为66%。在现行征地制度下，土地收益分配明显是向城市、向非农部门倾斜，农民得到的太少。对分布在四个省市1000多个被征地农户的调查显示，征地补偿费一般只够维持被征地农民6~7年的基本生活。因此要严格界定公益性和经营性建设用地，合理确定征地补偿标准，改革农村集体建设用地使用制度。韩俊.农村改革求“多点突破”土地及户口政策成重点［J］.了望新闻周刊.转载自：专家论坛.2009—1—5.这样有助于促进农民的社会分化。
（二）鼓励非农产业者参与对农业生产的经营
外力的介入对打破农村经济的单系统循环这种相对的平衡，从而使农业走向产业化、专业化、商品化、现代化的道路，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外部资金、技术、人才等生产要素为农业经营注入了新鲜的血液，创造了农业发展的新典范、新模式，而且在政治、文化、制度等方面也更新了农民的观念，拓宽了农民的视野。这在促进农业生产的同时，也为农民的进一步分化创造了更合适的条件。目前某些与农业有关的龙头企业与农民的种植或养殖专业化联合而直接闯入国内外市场，就是农民社会分化的一种新范式。这种非农产业对农业的参与，已经逐步改变了原来的农业发展的模式，而且在市场日渐成熟的条件下，双方互惠互利、互相参与、互相吸收、互相容纳而最终成为一体，从而使传统的农民变成了现代的农民，有助于促进农民的非农化。从更广的视角看，农村在过去的国家工业化、城市化过程中，一直是资源提供者角色，农民的分化与农村资源的输出结合在一起，现在非农产业者进入农村，在带动传统农民分工分业的同时，更重要的是改变了农村资源单向输出的局面，农村外的资金、技术、信息管理经验和公共服务逐步进入农村，使农村获得了社会资源，农村成为社会资源流动的平台，有利于城乡经济一体化和公共服务一体化的发展，从而构建和谐的城乡关系。
（三）广开提高农民收入渠道，夯实农民社会分化的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