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整个中国和整个世界，正被不安定，不景气的阴云笼罩着，而我们却在此时，来筚路蓝缕，开始我们所认为对于国家最紧要的一件工作——这就是《立报》于中华民国二十四年九月二十日出版。
我们应深切了解，并永远记忆，《立报》，在今天，仅是一个刚刚坠地的婴孩，她的诞生，一方面离开我们过去最沉痛的一个节日，还只两天；一方面，眼看青面獠牙，世界最凶恶的战神，即将光临。灾难本已是人类的家常便饭，而此年，此时，此地的中国，却更已达到灾难的尖点。我们怀抱着这个吉凶未卜的婴孩，站在如此危险万状的尖点上，应如何才能打开当前的灾难，这的确是一桩最不容易的事。
我们不相信什么叫国运，我们相信，只有生息在这个团体中的全人类，共同奋斗，无论何种灾难，都自然可以度过。我们认为不仅立己立人不能分开，即立国也实已包括在立己的范围以内。我们要想树立一个良好的国家，我们就必先使每一个国民，都知道本身对于国家的关系。怎样叫都知道，这就是我们创办《立报》唯一的目标，也就是我们今后最主要的使命。
在今日以前我们曾向社会宣布过我们发刊《立报》的要旨，我们揭举两个口号：“报纸大众化”，“以日销百万为目的”。这两个口号，或许有人会批评我们，第一个很新奇，第二个太夸大。但我们的认定，却正在这种批评的反面。
第一，“报纸大众化”，这是十九世纪以来，近百年间，世界新闻事业，最共同普遍的一个原则。从一八三三年美国彭佳命创办《纽约太阳报》，到一八九六年英国北岩爵士发刊《每日邮报》，报纸大众化的潮流，实已弥漫了全世界新闻王国的任何角落。只有我们孤立自诩的贵国，到现今，所谓“精神食粮”也者，还只在极少数的高等华人中打圈子，也只有这极少数的高等华人，才可以有福享受这种高贵的食粮。占最大多数的劳苦大众不但不能了解报纸的使命，甚至见着新闻记者，还要莫名其妙地问：“恭喜贵行，究竟做的是什么买卖。”我们从整个世界新闻事业的潮流说来，“大众化”不但不新奇，而且腐之又腐。我们提出这个口号，正和民国初年，拿剪辫子，放小脚，当作新政，是同一的叫人惭愧。尚何新奇之有？
第二，“以日销百万为目的”，如果我们从中国的人口土地来比例计算，那只能说，这是“大众化”报纸的一个起码数字。我们试看，不满五千万人口的英伦三岛，只伦敦一处，日销两百万份的大众报，就有四家。即人口不及百万的比利时京城，仅一个《晚报》，就销四十万。那么，我们纵不拿全国四万万五千万人口做对象，而只就所谓将近四百万人口的大上海说，这个“日销百万”的数字，还能算是夸大吗？
不过我们虽然不承认“大众化”是新奇，“百万销路”是夸大，但我们所标举的“大众化”，与资本主义国家报纸的大众化，却实有绝对的差异。我们并不想跟在他们的后面去追逐，而是要站在他们的前面来矫正。因为最近的数十年中，报纸大众化，已被许多资本主义者，利用做了种种的罪恶。他们错将个人的利益，超过了大众的利益，所以他们的大众化，只是使报馆变成一个私人牟利的机关，而我们的大众化，却要准备为大众福利而奋斗。我们要使报馆变成一个不拘形式的大众乐园，和大众学校。我们始终认定，大众利益，总应超过于任何个人利益之上。
我们所揭举的报纸大众化，不仅是对于中国报业的一种新运动，并且也是对于现在世界上所谓大众化报纸的一种新革命。不过我们特别感觉到中国报纸大众化的需要，那就是因为中国近百年间，内忧外患，纷至沓来，甚至遇到了空前国难，而最大多数国民仍若漠然无动于心。根本毛病，即在大多数国民，不能了解本身与国家的关系。何者为应享的权利，何者为应尽的责任，都模糊印象，莫名其妙。一方面政治可以听其腐败，领土可以任人蚕食；一方面自己也不肯为国家有分毫牺牲。人人只知有己，不知有国家。其所以造成这样现象，我们敢确切断言，最大多数国民，不能读报，实为最主要原因中之最主要者。诚如韦尔斯氏所说：“中国报纸，内容艰涩，国民能完全了解报纸中所记载者，为数极少。”且中国多数报纸，定价高，篇幅多，文字深，所载材料，又恒与最大多数国民，痛痒无关。此种报纸，固然自有其宝贵的价值，但欲达到普及民众之目的，则显然十分困难。以致现有报纸，只能供少数人阅读，最大多数国民，无法与报纸接近，国家大事，知道的机会很少，国民与国家，永远是隔离着。在如此形势之下，要树立一个近代的国家，当然万分困难。要打破这种困难，第一步，必开创一种新风气，使全国国民，对于报纸，皆能读、爱读、必读，使他们觉到读报真和吃饭一样的需要，看戏一样的有趣，然后，国家的观念，才能打入最大多数国民的心中，国家的根基才能树立坚固。《立报》所以揭举大众化的旗帜，其意义在此，其自认为最重大的使命，也在此。
不过“唤起民众”的重大使命，决不是这样一个刚刚坠地的婴孩，所能负荷得起。尤其不是我们这十几个能力薄弱的创办人，所能保其必达的。我们仅是愿意在这划时代的中国报业新运动中，各做一名开路的小卒。我们正期望着中国——尤其是报业最发达区域的上海的先进同业，来共同努力。更期望最大多数的读众，在达到“立己”“立人”和“立国”的共同目的下来给我们许多的指导。
此外关于《立报》营业和编辑的方针，我们还可以向读者声明今后的四个原则：
凭良心说话。
用真凭实据报告新闻。
除国家币制，及社会经济，有根本变动外，我们当永远保持“一元钱看三个月”廉价报纸的最低价格，决不另加丝毫，以增重读众的负担。
除因环境及不得已原因外，我们认定报纸对于读众，乃一种无形的食粮，和无形的交通工具，应当终年为读众服务。无论任何节日，概不许有一天的休刊。
（原载上海《立报》，1935年9月20日创刊号第一版，李磊录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