愚前曾举罗斯福最近向新闻记者谈话，要求报界，对彼一切国策，严厉批评，为言论界与政府善意合作，打破国难之良好典型。固然，罗氏为一狡狯之政治家，所言未必出自至诚，然较之专以压迫异己求获言论统制之效者，究属彼善于此。按罗氏此种要求与报纸善意合作之行动，大战时英首相鲁意（易）乔治，实先行之。当战机初发，全国国民，激于爱国情绪，诚有生死祸福，一唯政府是命之概。及战局持久不决，死亡枕藉，饥饿日增，政府措施，亦难免无失当之处，虽政府对新闻纪载，特设专门机关，从事检扣，然国民对政府态度，则渐有日趋恶化之虑。鲁意执政之前，政府当局与新闻记者，接唔甚希，双方情感，时有疏隔。今情势日急，知非彻底改善政府与报纸之关系，不足以共当大难。彼更知国民忍耐苦斗之爱国情绪，必有赖于报纸之继续激发，而在大敌当前时政府之一切措施，更须报纸，随时向国民疏导解释。彼认定此点，因即任命与报界素有好感之苏德尔爵士（Sir William Sutherlend）为宣传部长。且时邀各重要报社社长及名记者趋唐宁街早餐。将战局真况，及国民对政府某种措施，不能谅解，而政府又无法正式宣布其内容者，随时以极坦白诚挚之态度在可能范围内为各报社长，分别剖析。外勤记者来访，苟为时间所许，无不立时接见。对各问题之询问，均于无关接资敌探以谍报危险之原则下，尽量解答。宣传部各种工作，多邀各报记者参加。各报因此，乃得与政府密切合作，共临强敌。其政府有确应改正者，一经报纸之善意纠弹，政府亦竭诚接受。而各报对政府在作战期中所予报纸之束缚，亦能完全谅解毫无怨色。说者谓英帝国所以能于亘五年之大战期间，举国上下，一致应敌，卒获最后胜利者，政府与报纸之密切合作，实为其主要原因。然则罗斯福氏之要求报纸，予彼以严厉批评，以共图解救经济国难，亦不过效法鲁意而已。彼日唯以国难当前不能统制国论为焦虑者，奈何不一鉴及此耶？
（原载《世界日报》，1934年1月25日第十三版《新闻学周刊》，李磊录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