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9月20日
德国思考历史、政治、文学的方法跟你们不一样，有时我也在思考为什么会这样，因为思考有助于更好地了解中国的历史、政治、文学，等等。比较大的差别在于，中国很多学者的方法通常还跟马克思主义有关系。我不反对一个人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来分析中国的历史、文学，等等，但是希望能较好地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早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非常丰富，很有意思。但很可惜，国内外不少学者对马克思主义的了解比较粗浅，如果他们仅用这种简单的理解来分析中国文学作品，我觉得是不够的。经常有学生问我：马克思现在德国的地位高不高？不太高，但是他早期的理论还有不少人会运用到。比如他早期的作品专门谈过金钱为什么会使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变成物质关系的问题。马克思对金钱的了解是了不起的，如果要了解今天中国重视钱的后果，可以从马克思早期作品来思考到底对不对。
我们外国汉学家在方法上不一定一致，有时分析问题也会用不一样的方法，我们的方法基本上来自于历史学、哲学和文学史。我们一般会用不同的方法来分析中国哲学、文学等作品，根据对象来决定方法。你们在读我的翻译成中文的或是用英语写的论文时，会发现我提出的问题大多来自于哲学或神学，而不一定是文学。
上个星期我给你们介绍了我的古代汉语老师——司徒汉。今天我还想继续谈一谈他的作品，这样我可以具体谈一谈德国汉学的情况和问题。
我上次给你们介绍的和今天我马上要介绍的书都是他的学生出版的。在中国，你们作为学生，能创立出版社吗？如果能的话，你们能将李雪涛教授的书出版吗？大概不能。不仅在中国是这样，在美国情形也一样。美国会有学生创立他自己的出版社吗？学生能出版宇文所安的书吗？大概也不会。为什么在德国可以呢？德国有不少重要的、大的知名出版社，跟中国一样，他们出版的书一定是好书。同时，德国的小出版社也非常多。小出版社的意思是，可能这个出版社只有一个人，所有的工作都是由一个人来完成。可能司徒汉的学生，毕业后在社会上没找到合适的工作，所以就创立了自己的出版社，出版关于中国的丛书。不少人很奇怪，为什么我能够出版那么多本书？我没有数过我的书，我写了二三十本书，另外大概五十本是我自己编辑的，我还出版过一些文学作品。我之所以能出版这么多书，就是因为德国有很多小出版社的原因。2009年中国是法兰克福书展的主宾国，很多出版社都来找我，问我有没有什么书可供出版。比如，一个很简单的例子，1975年我从中国北京回国以后，我的一位中文老师是从中国大陆来的，告诉我他要编歇后语词典。于是，我们一起编好了
《汉德歇后语词典》Elke SpielmannsRome， Wolfgang Kubin (Hg.)， Wrterbuch der chinesischen Sagwrter (Xiēhòuyǔ). Hamburg： Helmut Buske Verlag， 2009. 全书共623页，收录了1380个汉语歇后语，除了汉语原文、汉语拼音、德语解释之外，还有丰富的例句。，但当时没有出版社愿意出版，直到2009年有家小出版社说他们乐于出版这部词典。另外，二十年前，我和学生们翻译过鲁迅和许广平(1898—1968)的通信集《两地书》，当时也没有出版社愿意出版。但2009年，因为法兰克福书展的原因，也有家小出版社愿意为我们出版。Lu Xun und Xu Guangping. Liangdishu： Briefe aus zwei Welten. Aus dem Chinesischen vom Arbeitskreis für Moderne Chinesische Literatur an der Universitt Bonn. Herausgegeben und mit einem Nachwort versehen von Wolfgang Kubin. München： Edition global， 2009.三十年后我出版了歇后语词典，二十年以后我出版了鲁迅和许广平的书信。可以这么说，如果没有司徒汉的学生开的这家小出版社，也许我今天没办法给你们介绍这本书。还有很重要的一点，这种小出版社能赚得到钱吗？不一定，但是他们能得到资助。比如司徒汉教授，作为汉堡大学中文系退休的教授，他在汉堡有他自己的诸如俱乐部之类的机构，汉堡也有他主持的“汉堡中国协会”，所以这两个机构出资帮助出版社出版有关中国的博士论文、教授论文，等等。
附录3.1
Steven Owen (1946—)
中文名：宇文所安。中文译名：斯蒂芬·欧文。
美国汉学家。生于1946年。他从小就对诗歌感兴趣，中国诗歌的英译本对他影响很大。1972年，宇文所安获得耶鲁大学东亚系博士学位，之后执教于耶
鲁大学。他的唐诗研究，对中国学界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宇文所安的作品介绍到中国来的有《初唐诗》、《盛唐诗》、《迷楼——诗与欲望的迷宫》等多种。
今天我想谈两个问题。第一，给你们介绍中国方志里面的木刻版画。第二，谈谈德国汉学的开始，关于一百多年以前在汉堡建立的“殖民学院”，德语Kolonialinstitut，德文的Institut在英文中是institute，从拉丁文institutum来的，不应该翻译成“机关”或者“部门”。
我先介绍这本书，这本书比较薄，原来是一个报告，只有50页，但在德国可以出版，还有不少读者想买。为什么呢？因为这里面木刻版画比较多。德文的书名是Zwischen Bildungsstreben und Picknicklust： Chinesische Landstdte und Landschaften in Holzschnitten aus dem 17. und 18. Jahrhundert（《在追求文化与享受野餐之间：17和18世纪小镇和风景木版画》）Hans Stumpfeldt， Zwischen Bildungsstreben und Picknicklust： Chinesische Landstdte und Landschaften in Holzschnitten aus dem 17. und 18. Jahrhundert. Gossenberger Chinahefte 7. Gossenberg： Ostasienverlag 2010.，
可以翻译成《学问和玩赏》。我告诉过你们，司徒汉是从东德，当时的民主德国来的。他原来住在一个非常漂亮的地方，在18世纪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岛，这个岛叫吕根岛，现在也很重要。他是在这个岛上长大的，自然从小就对这个岛的历史非常感兴趣。由于从小研究吕根岛的地图的原因，他后来发现中国书里有不少方志，对此也很着迷。汉堡大学藏有两千多本中国的方志，他读了大概一千本，专门研究方志里的木刻版画。他研究得不错。一般人都觉得方志很无聊，里面的木刻版画意义也不大，但是你读了他这本书之后，会发现有些地方值得我们思考。书的开头有句非常重要的话：“一个真正的学者应该知道自己和所研究的题目有什么关系。”一般说来，我们觉得学者不应该告诉读者他的心在哪里，好像学者最好应该把自己的心藏起来。所以，不少学者认为写东西写得冷静才好，用英文说是cold。上个星期，以前跟着我读博士、获得教授资格的一个学生来信说，他刚刚看了我两个月前发表在《东方/方向》（Orientierungen）上的一篇文章，这篇文章是一封公开信。他说他不喜欢我的书评、我的悼词，这类的文章我写得很多，并且在其中我总是谈到我自己，他
不想了解我，他只想了解诗人和书。是的，在悼词中，我总是告诉读者我跟诗人有什么关系。你们可以看一看我给张枣（1962—2010）写的悼词，被译成中文，在中国非常受欢迎，但在德国没人爱看。人家说书评不应该有我，应该只有作者和书的内容。而20世纪80年代初，我在国内受到了女权主义者的批判，他们说：在你的文章和书里，我们找不到“你”，一个“我”字都没有，不应该是这样的。另外，司徒汉也说过，我们应该告诉读者我们和所研究的对象之间的关系。看到他这句话以后，我觉得我应该告诉读者为什么我做这个研究，而不是其他的，所以我开始用“我”。
司徒汉也许是德国或欧洲唯一对方志里木刻版画这么感兴趣的汉学家。方志里描写了传统中国小镇的居民、经济、文物、名人、风俗，还会按时间顺序撰写当地的历史，当然如果有什么名人在那里写过什么重要的文学作品，也会包括在内。但是
为什么会有这么多方志呢？是谁写的？写给谁看的呢？作者基本上都是当时的士大夫，是当官的人写给他们的后继者们看的，想让他们了解当地的情况。因此，司徒汉从方志和木刻版画中看到比较固定的目的：第一，某个地方想赞美自己；第二，当官的想把他们管理的地方理想化。
西方人的中国形象（Images of China）从何而来？这一类的图画我们到处都能看到，不管是中国的图书馆，还是欧洲的图书馆，到处能看到这类的图画和版画。我们德国人、欧洲人看到这些版画和图画以后，都觉得中国太美了，太干净了。我们心目中的中国基本上是这样的，是一个书本上的中国。我上个星期告诉过你们，以前有汉学家拒绝来中国，他们觉得没有必要来，因为他们心目中的中国是这么一个美丽的国度，他们知道，如果他们来到中国，所看到的一定和他们心中的不一样，他们想保留他们心中的形象。比如翁有礼教授——司徒汉的老师，也是我的老师——他的古代汉语特别好，著作也非常重要，但他比较奇怪，他完全创造了自己的世界，别人很难进入，他担心他来华会破坏他心中的那个世界，所以不来中国。那么，按司徒汉的了解，方志、版画都有一个既定的目的，就是帮助来这个小镇的人了解情况，让前来做官的人知道我要去管理的地方有些什么。
现在我们都看不太清楚这个目录了。在某一个县，有山、有船、有古迹。非常重要的是，还有书院。司徒汉觉得非常奇怪，为什么方志、木刻版画里面总是介绍小镇的书院，我一会儿告诉你们为什么书院在方志里那么重要。
这个地图——福建省《福鼎县全图》Hans Stumpfeldt， Zwischen Bildungsstreben und Picknicklust： Chinesische Landstdte und Landschaften in Holzschnitten aus dem 17. und 18. Jahrhundert. Gossenberger Chinahefte 7. Grossenberg： Ostasienverlag 2010， S. 14.告诉了我们哪里有寺庙，哪里有书院，哪里有学校，等等，这是方志、木刻版画第一个重要的目的——介绍小镇的环境。如果是这样的话，也可以说方志是作为一种当时的旅行指南，司徒汉的这个观点是有道理的。我研究过中国自然观的发展，在研究中国南北朝时期的方志时，我也感觉到中世纪的方志的任务之一就是帮助读者找到他想参观的地方。方志的第一个作用是告知某一个地方的环境；第二就是告知小镇具体情况是什么。
你看，这是一个小镇，这里说得很清楚，哪里有书院、哪里有学校、哪里有衙门等。司徒汉告诉读者，方志的第三个作用跟“分野”有密切的关系，古代中国以十二星次的位置划分地面上州、国的位置，以使两者相对应。这就天文说，称作分星；就地面说，称作分野。通俗地讲，就是说某一个地方跟宇宙有什么关系。举例来讲，《国语》中就常以“鹑首”对应“秦”，“鹑火”对应“周”，“寿星”对应“郑”，“析木”对应“燕”，“星纪”对应“吴越”，等等。今天在北京的古观象台，还能看到一个现代化的这样的模型，可以用灯光的显示很好地展示与星次相对应的地域。
在这样的图上我们可以看到的有：第一，环境；第二，城市的情况；第三，分野；第四，小镇里的各种建筑。这是衙门。那这个衙门的历史是什么呢？司徒汉告诉读者，“衙门”的“衙”是到了唐朝以后才有的。我没有查词典，但我相信他的说法，因为他的古代汉语非常好。你们可以看到这里是文庙、学宫。司徒汉说学宫是当时谁都可以上的学校。是这样吗？对此我不太了解。他说是一个公共的学校，我有点怀疑。但是如果司徒汉说得对的话，那么我们对中国学问的了解就有些问题，因为现在我们汉学家基本上还是认为，在辛亥革命和“五四运动”以前，只有少数人能够在家里或在家里的学校接受汉字、中国文学、哲学等的教育。那么如果小镇真的有公共的学校，谁都能上的话，那就是说我们以前的观点是错的。这是为什么说司徒汉的发现很重要的原因之一。
这个介绍小镇具体情况的版画，不仅告诉读者哪里有衙门、哪里有文庙、哪里有学宫（就是学校的意思），还告诉人家城隍庙在什么地方。更重要的是，书院在哪里。为什么在木刻版画中我们能经常看到书院呢？司徒汉说一个原因是，当时做官的人和当地的人都想告诉读者，我们不落后，我们有水平、有学问。那当时的书院是谁资助的呢？当地的有钱人。在方志的木刻版画里，不少地方都可以看到书院的建筑和描述。司徒汉觉得非常奇怪，因为他认为书院并不代表当时思想方面的主流。今天我们用Dissident（意思是“持不同政见者”，德文和英文都用这个词），这个词很难翻译成合适的中文，意思是他不同意上面的观点。
司徒汉还有一个发现，请大家予以思考。他说方志到1979年以前，都是不公开发行的。真的是这样吗？如果是，那又是为什么呢？他没有回答这个问题。但是我觉得奇怪，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现象，方志有什么可怕的地方吗？还是方志很珍贵，所以在1979年之前可能不会给大家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