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名：翁有礼。中文
译名：乌尔里希·翁格尔。
德国汉学家。1930年出生于莱比锡。翁有礼从1966年至1996年在明斯特大学任汉学教
授。他的研究重点是中国古代文学，即公元前5至3世纪中国的口语。他致力于中国的古音构拟的工作。1998年以来，翁有礼任“古代汉语词典”（Wrterbuch des Klassischen Chinesisch）的项目负责人。他开发了自己的中国古典转录方法，即所谓的“昂格尔系统”（UngerSystem）。著有3卷本《古代汉语入门》（Einführung in das klassische Chinesisch. 1985），多年来被指定为德国大学汉学系古代汉语的教学用书。
德国汉学与美国汉学还有一个很大的不同。美国汉学家基本上不看我们的出版物，你们可能会觉得这是因为我们用德语写作的缘故，其实并不一定。往往我们用英文写的文章或书，美国汉学家也不看。这其中有几个原因：第一，我们不属于什么汉学的主流。对美国人来讲，我们的书没有什么用处。另外，他们觉得我们的思想、思路太传统。我们中不少人受到了形而上学（metaphysics）的影响，特别是我，美国汉学家不喜欢形而上学的理论，并且讨厌它。司徒汉原来不在明斯特大学，他出生于原属民主德国的吕根岛（Rügen）上的娄默（Lohme）。为什么当时西德汉学非常发达，而民主德国的汉学却不那么发达呢？有一个非常简单的原因是，在两德统一之前，很多西德的汉学家都是从民主德国来的。那西德没有汉学家吗？有，但是他们都离开德国，去了别的国家，比如美国。所以二战之后，因为政治原因，不少汉学家离开民主德国来到西德，包括司徒汉和他的老师翁有礼在内。我也是翁有礼的学生，他以前在明斯特大学任教，前几年去世，他的古代汉语特别好。翁有礼很有代表性，他觉得没必要去中国，他从来没有来过这里，他的中国是一个文本上的中国。我还记得有一次在他的课上，他告诉我：“你知道香港人看什么《孟子》吗？他们看的是现代汉语的《孟子》。”他把这个叫“中国的文化衰落”。他觉得没必要把《孟子》翻译成现代汉语，没必要到中国去，没必要学现代汉语，等等。但实际上，他自己在民主德国的时候还学过现代汉语。因为他是第一个把鲁迅（1881—1936）的《阿Q正传》翻译成德文的德国人。民主德国不主张学习古代汉语，而主张学习现代汉语。但奇怪的是，他们在培养现代汉语人才方面也没有取得什么成就，他们每年才培养一两个人作为大使馆的翻译。
接下来我给你们介绍司徒汉在2009年出版的《八十一首汉朝诗歌》这本书。这本书里包括了汉诗的汉语原文、翻译、注释、介绍和解释。另外，这本书是按照分类的主题编写的，主题有“皇帝与王子”、“文人”、“女诗人”、“平凡的日子”、“悲哀”和“爱情”等，还有曹操（155—220）、曹植（192—232）、曹丕（187—226）三位诗人的诗。司徒汉的德文很漂亮，你读这本书就会感受到这一点。我为什么告诉你们他的德文很好呢？因为有一些德国汉学家的德文很糟糕，他们觉得中文好就什么都好了。但德文非常复杂，特别是做翻译的时候。我自己的身份之中，还有一个可能你们不太熟悉，那就是译者，至今我已经翻译了五十多本书。在翻译中我遇到的问题不一定在中文，而是在德文方面，好的德文的确很难。如果一个译者的德文不好，无论他翻译什么，书一定卖不出去。司徒汉在这个方面是做得很好的，他的德文很优美，翻译得很到位。
通过这本书，我们也能思考司徒汉还没有注意到的一些比较大的问题。比如说我一直以来研究的“忧郁”问题，英文是melancholy，中文可以译成“忧郁”或“忧郁症”。忧郁症是depression，是一种病。如果得了忧郁症（depression）的话，得去看医生。例如波鸿鲁尔大学（Ruhr Universitt Bochum）的汉学家马汉茂得了忧郁症，拒绝大夫的帮忙，在1999年跳楼自杀了，非常可惜。一个人如果只是很忧郁（melancholic）的话，是没关系的。从德国的忧郁史来看，忧郁是一个现代人应该有的态度，是一种很好的态度。一个人如果不忧郁的话，就不能做一个很好的学者，不可能成为一个很好的文人、诗人，等等。忧郁似乎和文化、学问、学术、医术、文学是分不开的。那么忧郁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呢？我刚刚提到的现代性的忧郁在文艺复兴时期以后才出现。文艺复兴以前，人们有的可能只是悲哀的感觉，英文是sad，悲哀、难过。这两者的区别是什么呢？从哲学、神学、心理学来看，你今天忧郁、明天忧郁、一辈子忧郁，这是你对生活的态度，不需要什么原因。但难过、悲哀（sad）则有一个具体的原因。比方说，你的妻子或你的丈夫出门了，没回来，所以你难过，但是如果他（她）回来的话，你会高兴。这个区别非常重要。我记得在意大利举行过一次关于中国感情、中国情绪历史的会议。意大利有个汉学家用汉语或英文写中国感情史、情绪史，写得非常有意思。他知道我一直在研究忧郁，所以请我谈一谈中国文化和忧郁（melancholy）的问题。我那个时候就提出欧洲自文艺复兴开始有忧郁，但是中国到五四运动时期才有。有一个美国学者站起来说：“不能说我们有，中国没有，应该说我们有，中国也有。”但是忧郁对很多人来说不一定是好事，但是为什么因为我忧郁，中国人也应该忧郁呢？也许中国人并不想忧郁。后来，他勉强我同意中国从《红楼梦》开始有欧洲性的忧郁的说法，等等。今年4月份，我在科隆的一个会议上又谈到忧郁，我重新谈了谈在意大利已经说过的问题，这同时也是一个翻译的问题。比如你们在读司徒汉写的《八十一首汉朝的诗歌》时会发现，诗人用得最多的汉字是郁、悲、愁。怎么翻译呢？可以译成melancholic吗？还是应该翻译成sad？我觉得不能译成melancholy，应该译作sad。无论如何，这本书会让你用心思考悲哀、忧郁、发愁的问题。那汉朝的诗歌一直都用悲、郁、愁吗？也不是。你们在《楚辞》里面也会发现愁用得不少。唐朝的诗人，比如说李白也爱说发愁。那么，在《楚辞》、汉朝的诗歌，还有在李白的诗里，发愁的“愁”的内容是一样的吗？还是有所区别呢？应该是有区别的，只是现在我还不太清楚区别在哪里。
附录2.6
Helmut Martin（1940—1999）
中文名：马汉茂。中文译名：赫尔穆特·马丁。德国汉学家。1940年出生于德国卡塞尔。先后在慕尼黑、贝尔格莱德、巴黎和海德堡学习汉学和斯拉夫语言文学。1966年在海德堡鲍吾刚（Wolfgang Bauer）教授门下获得博士学位后，曾在台湾大学和日本京都大学从事研究。他曾任职于汉堡亚洲研究所，后为波鸿鲁尔大学汉学系教授，1984—1986年任东亚学院的院长，并于1993年建立了卫礼贤翻译中心（Das RichardWilhelmbersetzungszentrum）。马汉茂的研究兴趣非常广泛，从中国文学到台湾文学，从政治到翻译，多有涉猎。1995—1999年间任德国汉学协会会长。曾主编多种汉学丛书，其中Arcus Chinatexte (1994—2000)共19种，Arcus Texte (1994—2000)共7种，Chinathemen (1980—1996)共88种。并曾主编中文版《李渔全集》（共15册，1970年）。
司徒汉在序里专门谈了《诗经》和《楚辞》，但可惜的是，他没有谈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当然这只是我的感觉，《诗经》和《楚辞》之间的几百年间基本上没有什么有名的诗歌。可能有，但是不多，也没有很多人去研究。难道从《诗经》之后到《楚辞》之前，人们没有写什么诗歌吗？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我现在还没法回答。另外，司徒汉也提到这一点。《楚辞》编辑完了以后，等了两三百年，才发现中国有优秀的诗人和诗歌，那就是汉朝的五言诗。但是我们如果从《诗经》、《楚辞》，从唐朝的诗歌，从陶渊明（约365—427）来看汉朝的诗歌的话，我们会很失望。语言太简单，思想总在重复，没有什么诗意。不过，无论如何，我还是觉得我们应该读司徒汉的书，应该读汉朝的诗歌。通过汉朝的诗歌，我们可以感觉到当时的人的心事。汉朝的诗人谈的不一定是生活的快乐，他们谈的很多是他们生活的悲哀。为什么他们都觉得生活是悲哀而不是快乐的呢？这个问题我们可以好好考虑。我们发现汉朝以前的孔子、孟子或荀子（前313—前238）没有觉得生活悲哀。比如孔子，他是不怕死的，但汉朝的诗人都怕死，都不想死。那为什么中国文化上会发生从不怕死到怕死这么大的一个转变呢？另外，汉朝的诗歌说明从古代到中世纪发生了文学方面的变化，是什么变化呢？《诗经》和《楚辞》基本上代表所有人，代表一种集体的思路，这个集体包括王子、士大夫、农民。《诗经》和《楚辞》的背景跟宗教有密切的关系，跟先祖的崇拜有紧密的关联。这个我就不多说了，如果有谁感兴趣的话，可以参考我的《中国古典诗歌史》，此书作为顾彬教授主编的10卷本《中国文学史》的第1卷，中译本即将由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上海）出版。我在那里面把这个问题说得比较清楚。那汉朝的诗歌还能代表大家吗？不能。它只能代表一个群体，那这个群体是什么人呢？司徒汉讲得非常清楚。我应该感谢他，因为我至今还没有考虑到这个问题。我在《中国古典诗歌史》里谈到一群人作为一个团体写诗，但这个团体是谁，我说得不够清楚，是因为我不知道他们是谁，但是司徒汉知道。我等一会儿告诉你们这个答案，现在先按照我现在的思路继续下去。
司徒汉还提到一个大家一般都想回避的问题。当时诗歌一个重要的任务是什么呢？为皇帝说好话，皇帝、国王或王子通过诗歌来歌颂他们自己。在他的序里，司徒汉批评了德国和中国的学者，认为他们对汉朝的诗歌解释得不够。我觉得他说的不错，为什么我们解释得不够呢？因为汉朝的诗歌有不少地方是不清楚的，而司徒汉在翻译、分析汉朝诗歌的时候，会告诉读者，这个地方我不清楚，那个地方我不清楚。我觉得他这样做很好，有时候汉学家不好意思告诉人们自己不懂，实际上，谁敢说出来，才说明你真有知识。如果你想避免让别人知道你看不懂，那你的思路和说法就会有问题。司徒汉原来是历史学家，他对汉朝诗歌的兴趣在于他想通过汉朝的诗歌更多地了解汉朝的历史。他分析汉朝诗歌时，有时还是会运用一个批评家的眼光。
我接下来要告诉你们当时写诗的一群人是什么人。我觉得他写的第一篇很有意思，专门谈了当时皇帝和诸侯的问题。汉朝跟秦朝不一样，秦朝不允许还有诸侯存在，汉朝允许一批人做诸侯，但他们不是真正的国王。秦汉把当时的中国分成州和县。如果有州和县，为什么还需要国王呢？所以司徒汉把这样的国王翻译成Titelknig，亦即“空有官衔的国王”。皇帝的儿子都要求拥有土地，他们想统治一方，但是他们有了土地以后，如果他们成为诸侯的话，他们就可以从事政治活动。所以当时的皇帝允许他们作为某一块土地的国王，但是不允许他们搞政治，所以他们“王”的称号完全是空的。那他们怎么过日子呢？有土地当然就有农民，农民要给他们上税，国王可以使用所缴纳的税。如果这些空有官衔的国王和贵族不允许从事什么政治活动的话，那他们平日做什么呢？他们便开始写诗，在朝廷组织一些文艺、文学或文化的活动。到汉武帝以后，长安才有这么一个沙龙性质的文化中心。这也说明，当时并不是有文化人、做学术的人去写诗，只是这些没什么事可做的人才成为这一批写诗的人。
下面我们举几个例子，首先来看刘胥（？—前54）的一首诗：
欲久生兮无终，长不乐兮安穷！奉天期兮不得须臾，千里马兮驻待路。黄泉下兮幽深，人生要死，何为苦心！何用为乐心所喜，出入无悰为乐亟。蒿里召兮郭门阅，死不得取代庸，身自逝。
下面我跟随司徒汉来逐句解读这首诗。第一句“欲久生兮无终”：司徒汉总是谈生命的问题，诗里提到的“生”的生命是谁的，我们不知道。这里应该是“我”，“我”不一定是刘胥自己，因为如果一个人写“我”的话，“我”代表一首诗的声音，所以我们经常把作品里的“我”和作者的“我”分得很清楚。那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我想活很长时间。“无终”，我不想死。他为什么想活很长时间呢？这句话孔子会说吗？也许不会。为什么孔子不会说这句话呢？这个问题我们可以去思考。
第二句“长不乐兮安穷”：你看，他说不乐。有快乐，但是我们不能快乐很长时间。这个“安穷”和前面的“无终”正好相对，“穷”是穷尽，永远地拥有，不可能永远地拥有快乐。德文的翻译是说，如果我不能很长时间都拥有快乐的话，我的生活没有什么乐趣。
第三句“奉天期兮不得须臾”：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天决定了我能活多长时间，然后他谈到千里马。
第四句“千里马兮驻待路”：千里马就是上帝的马，上帝的马在路上。为什么谈马的问题，我不清楚。接下来他突然提到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