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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章 寓言

寓言的智慧

——读《中国古代寓言故事》

邶笪钟

我国历史悠久,具有灿烂的古代文化,有丰富的文学遗产。优秀的古代寓言就是其中的珍品之一。古代寓言是人民智慧的结晶,文艺百花园中的一株小花,应该给予更多的重视,进一步加以整理和研究。

寓言是一种用比喻故事说明道理的文学作品,大都是以简短的结构、鲜明的形象、夸张与想象的艺术手法,阐明某种道理,或讽刺某种社会现象。

寓言的最基本的特征是主题有寄寓性。它总是以此喻彼,以浅喻深,以近喻远,以小喻大,以古喻今。总之,寓深刻复杂的道理于浅显简单的故事之中。例如人们熟知的《守株待兔》的故事,绝不仅仅在于说明用什么方法可以逮住野兔,而是通过这样一个简单浅显的故事,讲出一个普遍而又抽象的道理:如果把事物发展的偶然性当成必然性,一心一意地期待着这种偶然性的再次出现,结果必然毫无所得。有些讽刺性的寓言,表面似乎看不出什么寓意,如宋濂《燕书》中的“成阳朒”“迂儒救火”的故事,讽刺那种事到紧急关头,还一味讲究客套、讲究排场的书呆子作风。但是,只要稍加思索就会感到,其中还是有更普遍更深刻的含义。所以说,寓言都是含有寓意的。

由于这一特征,寓言虽然也有人物或动物、植物拟人化的形象,但又不要求过细的人物性格刻画;虽然有故事性,但又不要求情节过分的曲折复杂;虽然也有夸张与想象,但又不能脱离社会现实走向荒诞离奇。这些特征把寓言同其他文学作品,诸如神话、童话、笑话、志怪小说等区别开来。

寓言大都运用比喻,它主要是通过恰当的比喻奏出弦外之音。然而,比喻并不就是寓言。古人写文章大都喜欢运用比喻讲道理,如《荀子·劝学》一连用了几十个比喻,其中“螾(蚯蚓)无爪牙之利,筋骨之强,上食埃土,下饮黄泉,用心一也;蟹六跪(步足)二螯(螯足),非蛇蟺(鳝)之穴无可寄托者,用心躁也”一段,就是很巧妙的比喻,文字也不短,但由于它没有形成一个起码的故事,因此是不能称作寓言的。相反,《汉书·叙传上》里的《邯郸学步》:“昔有学步于邯郸者,曾未得其仿佛,又复失其故步,遂匍匐而归耳。”这一段尽管文字不长,但已形成一个很简单的故事,可以用来说明某种道理,因而我们认为它是一篇寓言。

人们写作寓言的目的是为了说明道理,它用不着过多的抒情和细节描写,所以笔法总是很简练的,常常是用寥寥数笔勾出一个轮廓,这一点与现代漫画的笔法非常相似。像明代马中锡写的《中山狼传》那样的作品,既有曲折复杂的故事情节,又有铺张的场面和细节描写,同一般寓言的写法迥然不同,应该属于寓言小说的范畴。

那么,我国古代寓言是怎样产生、发展的呢?我国历代寓言的创作情况如何?下面打算略作探讨。

神话产生在远古的原始社会。从现在已知的材料判断,寓言的产生比神话略晚,但比其他许多文学艺术形式又早得多。在希腊、印度是这样,在中国也是这样。

为什么古代寓言恰恰都产生在这个历史发展时期呢?这一点如果从人类思维的发展规律上加以考察,就不难理解了。马克思说,神话是“历史上的人类童年时代”的产物,是“通过人民的幻想用一种不自觉的艺术方式加工过的自然和社会形式本身”。寓言则主要不是反映人同自然界的斗争,而是人类社会中的矛盾,它是在历史不断向前发展,人类对社会的认识已逐步深化的时期产生的。在这一点上,它比神话成熟得多。它不再是对自然界的不自觉的艺术加工,而是自觉地以自己的认识对社会的种种形态进行艺术加工。寓言产生于人类对社会有了较深入的认识以后,这是毫无疑义的。

寓言又是怎样形成的呢?任何一种文学艺术形式,最初都是来自群众的创造,寓言当然也不例外。最初的寓言是来自民间的口头创作。寓言在先秦两汉都被看成是小说的一种。古代所谓“小说”大约是指“非大人之言”、“街谈巷议,道听途说者所造”的传闻轶事。《汉书·艺文志》著录:“小说十五家,千三百八十篇”,可惜大都散佚了,具体内容不得而知。但是,《伊尹说》二十七篇、《师旷》六篇、《天乙》三篇之下,班固均注明:“其言浅薄”、“皆依托也”。由此我们推测这些通俗的依托之词,很可能有类似寓言的作品。据《庄子·逍遥游》记载,《齐谐》就是一部记些荒诞故事的书,庄周根据此书的一些内容,写成了鲲鹏展翅飞向南冥的故事。春秋战国到秦汉的诸子百家著作中引用了大量的寓言,其中如《揠苗助长》、《南辕北辙》、《鹬蚌相争》等,同人民群众的生产劳动和社会生活的联系非常密切。还有些寓言在不同的古书里重复出现,有些记载还略有出入。如《庖丁解牛》不仅见于《庄子》,在《管子》、《吕氏春秋》、《淮南子》都有类似的记载,内容有些出入,名字有叫庖丁的,有叫屠牛坦的,还有的干脆把他们说成是两个人。这说明此类故事在当时流传非常广泛。优秀的古代寓言是人民群众在长期斗争实践中创作出来的。当然,文人、策士们在群众口头创作的基础加以收集、提炼,形成优美的文学作品,其功劳也是不可抹煞的。

文学形式的发展,既有它本身的内部原因,也有它的社会根源。我国春秋战国时期寓言的发展最为兴盛,这当然不是偶然的。春秋战国之际,正是一个大变动的历史时期,社会阶级矛盾和各诸侯王国统治集团之间的矛盾都激化起来了,斗争十分激烈,思想也十分活跃,出现了百家争鸣的局面。依附于各个阶级和阶层、各个政治集团的知识分子,包括政治家、思想家、军事家以及专门替人出谋划策的“食客”、“策士”们,都在竭力地驰骋自己思辨的才能,宣传自己的哲学见解和政治主张。为了驳倒对立派别的观点和主张,他们有时真是挖空心思、绞尽脑汁地去寻找辩论的武器。这时,社会上广泛流传的含义深刻、简明生动而又富有生活情趣的寓言或其他小故事,便成了他们十分喜欢使用的材料,同时他们自己也常常模仿着进行创作。如孟轲用“攘鸡”的故事,驳斥宋国大夫戴盈之不肯立即免除关卡和商品赋税的意见,季梁用“南辕北辙”的故事,劝阻魏王发兵攻赵,苏代以“鹬蚌相争,渔人得利”的道理,说服赵王赞成“合纵”的主张,都是很有力的。

还有一点应该提及,古代君王多是极端暴虐凶残的,那些进谏忠言的谋士稍不留意,触犯了他们的尊严便会遭到杀身之祸,所以这些人都很注意怎样才能把话讲得得体。《韩非子》和《战国策》都记载了韩非、张仪对秦王说过这类话:“臣闻不知而言不智,知而不言不忠,为人臣不忠当死,言而不当亦当死。”可见他们说话是很留神的,而用假托的方式,在表达上有较多回旋的余地,既可以不直接指责对方,又可以得到较好的效果。所以,庄辛在劝说楚庄王不要只图眼前快乐时,一连用了“螳螂捕蝉,黄雀在后”等五个比喻。

由于以上种种原因,收集、编写和使用、传播寓言简直成了一代的风气,以至于我们今天在先秦著名的典籍,如《孟子》、《庄子》、《韩非子》、《墨子》中可以看到丰富的寓言故事。司马迁说:“庄周著书十万余言,大抵率寓言也。”这里所说的“寓言”与我们今天所理解的含义有些不同,不过《庄子》和《韩非子》确实都载有很多寓言。

先秦寓言思想深邃,哲理性强,生活气息浓厚,简明生动,清新泼辣,在文学史上久负盛名。如《刻舟求剑》、《滥竽充数》、《狐假虎威》、《五十步笑百步》等故事,早已是众口称颂的名篇。

我国古代寓言从春秋战国时期开始最为盛行,其后历代绵延不绝。纵观秦汉以后寓言的发展状况,大体可以分成这样几个时期:

汉魏六朝时期。这是我国由统一到分裂的历史时期。秦汉确立了中央集权的封建帝国,秦始皇焚书坑儒,汉武帝罢黜百家,统一文化思想,这在当时来说是必要的,但毕竟是封建专制主义的统治,因而造成思想方面的某些僵化,寓言的发展也不能不受到一定的影响。整个说来,这时创作较少,收集、整理先秦寓言的较多,如托名春秋时期列御寇所作的《列子》,便是如此。还有一些是模仿性的创作,如刘向的《新序》、《说苑》,刘安的《淮南子》。此外,《宓子》、《刘子》、《苻子》、《金楼子》等书中也零星夹杂一些寓言故事。这一时期虽然也出现了《叶公好龙》、《猫头鹰搬家》、《掩耳盗铃》之类优秀的名篇,但是无论数量还是质量都远不能和先秦相比。

唐宋时期。唐代文学在我国文学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特别是诗歌、散文以及传奇小说都有新的发展。寓言创作也展现了新局面。一些文人学者有意识地进行寓言的写作,如柳宗元、韩愈、王绩、皮日休、陆龟蒙等人都写了一些寓言。特别是柳宗元创作寓言的政治目的性非常明确。他参加了王叔文革新集团,因而遭到豪族地主集团和宦官的排斥、打击,失败以后,被贬为永州司马。也就在这时,他写了许多锐利、深刻的讽刺小品,著名的《三戒》就是其中的代表作。在《三戒》的序文中,柳宗元公开申明自己的寓言就是为了揭露他最痛恨的腐朽、黑暗势力,即“乘物以逞”、“依势以干非其类”、“出技以怒强”和“窃时以肆暴”的家伙们,警告他们不要得意忘形,自以为得计,预示他们最后必然遭到可耻的下场,表现了一个进步政治家的坚定的信念。另一篇《蝜蝂传》刻画出贪财好利的可怜虫形象,揭露他们贪婪地聚敛财富,临死前一分钟还在往上爬。真是淋漓尽致,入木三分!

宋代笔记小说盛行。李昉等人编辑了五百卷的《太平广记》,广采汉至宋初的小说、笔记、稗史,保存不少古小说的资料,其中也有一些寓言故事。沈括、岳珂等都是当时著名的博学家,他们无意模仿前人的笔法写作寓言,但在自己的笔记体著作《梦溪笔谈》、《桯史》中也都收集了一些精彩的寓言故事。一代文豪苏东坡在诗文、书法各方面均称大家。他的文章恣肆豪放,爽朗明快,笔力纵横,挥洒自如,善用夸张比喻,常有幽默谐谑之笔。他写的著名寓言《日喻》,用盲人不识日的浅显比喻,说明感性认识是理性认识的基础,理性认识必须依赖感性认识。深刻的哲理,发人深省,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明朝人有一部名为《艾子杂说》的寓言笑话集,伪托苏轼撰。当然从文笔风格上看与苏文相差甚远,但也可以看出苏轼确实爱写这一类文字,以致对后代产生深远的影响,多少年之后,还有人假托他的名字。

此外,宋代林昉(芳)的《田间书》(仅存一卷,收在陶珽所编《说郛》中),也是一部笔记杂著,其中也有一些很精彩的寓言,值得一读。

元明清时期。这时寓言又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数量之多,内容之丰富,又非前代可比。特别是出现了一些寓言体散文集和笑话寓言集。刘基的《郁离子》就是其中之一。刘基是元末进士,在元朝做过官,后来因与当权者不合,弃官还乡,隐居著书。至正年间朱元璋征召贤才,他才出山。后来成为明朝的开国功臣。《郁离子》是他在元末隐居时写的一部寓言体散文集,全书十八章,一百九十五篇,内容很丰富。这部书正是写在元朝统治风雨飘摇、农民起义烽火连天之际。作为一个地主阶级知识分子,他仇视农民起义,竭力主张进行残酷镇压;作为一个在野的反对派,他又无情地揭露了元朝统治者的腐朽、昏聩。徐一夔在《郁离子》的序文中说,刘基写书的意图“大概矫元室之弊,有激而言也”。正是一语中的。

《郁离子》的思想内容比较复杂,如《养狙》,揭露了统治阶级对人民的剥削和欺骗,指出人民一旦觉醒,就会把那些不劳而食者活活饿死。这就触及到社会的最根本的问题。这一点在古代寓言中是最为突出的。其他如《救虎》、《窃糟》、《蒙人》等篇也都很有意义,或嘲笑敌我不分,或痛斥社会陋习和人们道德上的缺陷。当然也有一些篇章反映出封建正统思想和伦礼道德观念,特别是表现出对农民起义的敌视态度。这些都是应该剔除的糟粕。

《郁离子》在艺术上也有独特的风格,形式活泼,每则都独立成篇。全书又用郁离子的议论贯穿起来,语言汪洋恣肆,颇有《庄子》余韵。

和刘基齐名的还有宋濂,他也是在元末隐居时写作了两种寓言体散文集《燕书》和《龙门子凝道记》,其中如《乌鸦与蜀鸡》、《白雁落网》等篇都是意味深长的典型寓言。

其他如刘元卿的《贤奕编》、《应谐录》,耿定向的《权子》,庄元臣的《叔苴子》以及江盈科的《雪涛小说》都有许多寓言,风格也各有不同,或文笔曲折,含义隐晦;或明白如话,清新活泼。

明清还有些笑话集,如赵南星的《笑赞》,李卓吾的《笑倒》,冯梦龙的《笑府》、《广笑府》、《古今谭概》,石天基的《笑得好》以及辑集的《笑林广记》、《笑笑录》、《嬉谈录》等,多数思想意义较浅,但也有些讽刺时弊的故事,至今仍在民间流传,如《外科医生》、《医驼背》、《灭神无祸》等,也是可以当做寓言来读的。

至于《聊斋志异》,本是一部文言短篇小说集,通过花妖狐魅的故事曲折地反映出清初社会的真实情况,表现了丰富的思想内容,赞美反封建反礼教的斗争精神。其中有不少文字十分简短的篇章,如《骂鸭》、《藏虱》、《大鼠》,都是含义深刻的寓言故事。

以上不过是我国古代寓言发展的大致轮廓,由于资料浩如烟海,很难说已经讲得很全面了,但由此可以看出,我国古代寓言确实是源远流长、气象万千的。

我国古代寓言内容庞杂,但按照思想内容,大致可以概括成三类。

第一类是以生动活泼的比喻讲出深刻的哲理,不仅给人以美的享受,而且给人以智慧。我国自先秦开始,就出现许多哲理性很强的寓言,形成中国古代寓言的一大特色。其中有许多闪耀着朴素唯物主义或辩证法的思想光辉。《庄子》中的《望洋兴叹》、《井底之蛙》都说明世界的广大,人们不可以囿于自己狭小的见闻而妄自尊大。《列子》中的《杞人忧天》说明天不过是积聚起来的气体,没有什么地方没有气体;地不过是土块积成的,土块塞满了四方,没有什么地方没有土地。因此,凭空怀疑天地将要崩坠的想法是毫无根据的。《画鬼最易》说明从客观实际出发,按客观规律办事是最难的,非下苦功夫不可。而远离实际瞎说一气,则是很容易的。

还有更多的寓言从反面辛辣地讽刺了唯心主义、形而上学的种种表现,惟妙惟肖地刻画了一些死抱住形而上学不放的各种丑态。《揠苗助长》告诉人们违反客观规律而做出的愚蠢行动,是多么的荒唐可笑;《穿井得一人》说明不进行调查研究,只凭道听途说和主观推想,就难免不出差错;至于《郑人买鞋》里的郑人,更是教条主义的典型。

第二类是具有“劝善惩恶”性质的,其中也有许多篇章给人以积极的启示。《海上沤鸟》、《啮镞法》说明心术不正,为一己私利不惜伤害恩人是很卑鄙的;《何待来年》、《猩猩嗜酒》劝人有错就改,不要借故推托,明知故犯;《蜈蚣自大》、《恃胜失败》教育人们不要骄傲自满,盲目轻敌;《束氏狸狌》、《翠鸟移巢》告诉人们过分地享受、过度地溺爱,都会带来不良后果。

这一类故事当中也有一些消极因素,如宣扬安分守己、因果报应的陈腐观点,对于这些我们应该善于鉴别,给予必要的分析和批判。

第三类是“揭发伏藏,显其弊恶”,具有讽刺性的。其中有些是针对时政,痛斥恶俗陋习的,在一定程度上暴露了封建社会的黑暗和腐朽。《强取人衣》、《高听嗜杀》揭示出世上恶人的巧取豪夺和极端残忍;《更渡一遭》、《猫祝鼠寿》嘲讽了伪善者的虚情假意;《后息为胜》、《争雁》斥责了那种崇尚空谈,进行毫无意义的争辩的风气;《黠猱媚虎》、《山魅漆镜》指明了喜欢奉承、厌恶批评都会自食恶果;《迂儒救火》、《傅显》表现出拘守封建礼教的迂腐可笑。

此外,还有专讲学习态度、学习方法以及斗争艺术的,特别有几篇关于伯乐相马的故事,今天读起来更觉得有新的意义。

我国古代寓言在艺术上也有自己的独特风格。寓言是用比喻来说话的,所以常采用拟人化的表现手法,赋予生物或无生物以人的思想、感情、动作和语言。这一点古今中外是共同的。我国古代寓言所用的比喻往往非常巧妙、非常贴切。如把驴子作为庞大而蠢笨的形象,老鼠是阴险、贪婪的角色,蛟龙、猛虎成了凶猛横暴的代表,猴子、狐狸是机灵、狡猾的象征,都是很自然的。至于用戴笠的蚂蚁比喻狂妄之徒,用蝙蝠比喻“不禽不兽”的骑墙派,更是独具匠心,别出心裁。

然而,我国古代寓言的最主要的特色,还在于以直接表现人物见长,这不仅给人以亲切的感觉,而且让人感到更加深刻透辟。《儒以诗礼发冢》里的大儒、小儒,一边干着见不得人的勾当,一边道貌岸然地念诵经书上的词句,真是一幅两面派人物的绝妙画像。《郑人买鞋》中那个“宁信度,无自信”的郑人,给人留下难忘的印象。寓言直接用人的故事来说明问题,要求有丰富的生活经验,善于摭拾典型,巧妙地运用夸张手法,否则便会让人感到平淡,这些方面处理得恰到好处,是颇为不易的。

我国古代寓言的取材是广泛的,有的采用假设的“宋人”、“郑人”、“楚人”等;有些是借助传说中的人物,如后羿、纪昌、西施、伯乐;有的直接采用历史上的真人真事,如吐谷浑首领阿豺教育子弟的故事;有的采用历史上的真名实姓而加以敷衍,如叶公真有其人,而真龙下世却显系虚构。有的材料,一经渲染便成了很好的寓言,表现了作者点石成金的高超技巧。

和世界上古老的伊索寓言、印度寓言以及十七世纪法国拉·封丹的寓言诗、十八世纪俄国克雷洛夫寓言一样,我国古代寓言反映出本民族的社会生活,绘出广阔的生活画卷。

我国古代寓言对后世文学创作和语言的发展都有很大的影响,许多著名的寓言早已凝练成人们熟知的成语,丰富了祖国的语言。寓言的创作对小说、传奇、话本都有借鉴作用。还有一些小说、戏曲、民间歌舞,也直接取材于寓言故事。

寓言的历史和未来

——读《中国现代寓言故事》

安武林

寓言是一个很特别的文体,它不像诗歌那样有一个鲜明的发展线索,也不像小说那样一下子能抓住很多人心。它像一条泥鳅一样在历史的长河里蛇行而过。在很多很多的文体里面,都有它的藏身之处。可以说它无处不在,几乎能在所有的文体中隐身、寄居。无论是神话,还是民间传说、散文、诗歌、小说,几乎都能找到寓言的存在。尽管它在开始之初,并不具有很强烈的独立性。这需要一个过程。所有的文体都有自己或快或慢的发展过程。当我们看明白了中国的文学史,我们就会明白,寓言在很多种文体都消亡之后,依然存活着,而且依然有顽强的生命力。这说明寓言这种文体既有悠久的历史,又有着年轻的活力。毫无疑问,文学的兴衰,文体的流变,都是和社会的需要以及人们的需要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的。

寓言从神话中产生,从民间故事中产生,从很多实际需要中产生。寓言是智慧的艺术。从认识论的角度看,尤其如此。因为它本来就是让人分辨是非,分辨善恶的。因为它是以让人心悦诚服的方式来接纳的,所以说没有智慧是无法做到这一点的。它有时候不得不含蓄一点,尤其是它被当做一种进言的武器使用的时候。我们称它为含蓄的艺术,也不是不可以。因为一个人想要达到自己的目的,直行固然是很好的,像愚公移山那样的英雄,但有时候也是一种吃力不讨好的事情,困难和阻力太大。这个时候,如果像水一样绕道而行未必不是一种明智的选择。所以,寓言在很多时候,都能起到水的作用。达到目的而避免了很多麻烦。春秋战国时代,寓言被运用得很广泛,政客和政治家们,为了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不得不去说服一些执政者们,让他们采纳自己的意见。他们会在自己的演说和演说词中添加一些极有说服力的寓言故事。这些故事或者是生活中发生的事,或者是传说中的事,或者就是自己创作的故事,其来源是什么,一点都不重要,重要的是寓言故事发挥了巨大的作用。我们骂一个执政者是傻瓜,那是会被砍头的,但如果说一个《守株待兔》的寓言,可能会受到执政者的欣赏。这就是寓言本身的魅力,这也是对寓言具有智慧和含蓄的一种证明。

不管来自民间,还是来自文人墨客的笔下,寓言的意义和价值都是相同的。但不能否认的是,一旦有了专门的寓言作家,寓言写作就会得到长足的发展,而且会被广泛传播。我们看到的不少民间笑话,其实就是寓言。寓言,在我看来,就是有寓意的言语。也就是说,它必须有一个道理存在。如果没有这个理的存在,那么寓言可以被称之为故事,或者笑话,但绝不是寓言。那些专门的寓言作家写的寓言,就像后来诞生的市井小说一样,有了更多的读者,而这种文体,也越来越完善,越来越繁荣。中国的寓言一直比较分散,而寓言作家们专门创作的寓言,也没有像伊索的寓言那样广为流传,更没有像克雷洛夫那样的寓言被人们所称道。这是个很大的缺憾。这种遗憾和我们的古文转为白话文有些关系。其实,我们专门创作寓言的寓言作家,从历史上也是为数不多的。应该说,进入了二十世纪以后,中国的寓言整理和创作才得到了巨大的进步,才受到了人们的高度重视。所以,我主编的这本寓言,基本上是二十世纪以后作家们创作的寓言作品。古代的寓言并没有被收进去,那是因为我们的课本中,或多或少已经收录了不少的古代的寓言故事。而我们所缺乏的,正是对当代寓言优秀作品的了解。而且,这些寓言几乎都是有很多儿童文学创作实践的作家的寓言作品。我觉得,儿童文学作家们所写的寓言,更适合儿童阅读一些。如张天翼的作品,严文井的作品。

我从来不认为寓言隶属于儿童文学范畴,儿童文学的历史是很短暂的。但不能不承认,有相当一批寓言作家在给儿童创作寓言故事,他们的寓言作品在某种程度上说,和童话有相近的血缘。而寓言这种文体,这种文体的许多特点,正在被别的文体的作家慢慢接纳,或者融进小说中,或者融进童话中,或者融进戏剧中,我觉得这是对这一种文体的高度褒奖。毫无疑问,它有很多值得借鉴的东西。而我对寓言的未来,是充满信心的。同样,寓言也可以借鉴很多别的文体的创作手法,诗歌散文小说童话戏剧,无所不能,只要我们的寓言作家有一个足够大的胸怀,有足够的创新意识和创新精神,一种全新的寓言形式的产生不是没有可能的。我们的寓言作家也正在积极探索寓言诗、寓言小说、寓言剧等等,他们正在为这一古老的文体注入新鲜的血液。而认识人生,认识社会,认识人性,认识事理,对一个中小学生来说,寓言无疑是一种很有意义的范本。其实,寓言是处世的哲学,是辨理的明灯,是智慧的闪光,是含蓄的艺术,是娓娓动听的故事,是读了以后慢慢让你有一点体悟的故事。我相信,人的一生也不过就是一则寓言。

永远的伊索

——读《伊索寓言精选》

陈洪文

寓言有着悠久的历史,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文学体裁之一。然而,就历史上所起的作用及后来对世界的影响而言,古代希腊的寓言堪称古代寓言中的珍品。

像其他古代民族的寓言一样,古代希腊的寓言最初是民间流传的口头文学,但有关其起源的详细情况,如产生的原因、年代等,已不得而知。

据推断,伊索生活在公元前六世纪前半期。传说他曾是萨摩斯岛的雅德蒙家的奴隶,由于他的才智受到主人的赏识而获得自由。伊索作为自由民,游历了当时的希腊各地,在撒狄得到了吕底亚国王克洛索斯(公元前560—前546年在位)的器重和信任,曾协助他处理过一些繁难的政务。最后,伊索作为克洛索斯的特使去德尔斐,被控亵渎神灵,为当地居民杀害。

由于史料缺乏,学者对伊索其人的看法很不一致。有人认为伊索是寓言作家;有人认为他只是一个讲述寓言的能手;有人认为“伊索”这个名字完全是后人的假托。

伊索对古代的希腊和罗马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几百年的时间里,他的名字和寓言紧紧地连在一起,在我们用“寓言”两个字的地方,古希腊人往往用“伊索寓言”。著名的希腊雕刻家吕西波斯(公元前356—前323年)曾为伊索雕像。公元前四世纪与前三世纪之交,雅典的哲学家得墨特里俄斯收集了近二百个寓言,编辑了《伊索故事集成》(已失传)。这是古代文献中提到的最早的希腊寓言集。

公元一世纪初,菲德鲁斯用拉丁韵文写了五卷寓言;公元二世纪,巴勃利乌斯留下一个古希腊语的寓言诗集。由于菲德鲁斯和巴勃利乌斯的寓言中有相当一部分题材是从“伊索寓言”中借用的,他们都把自己的作品称作“伊索寓言”。

在菲德鲁斯和巴勃利乌斯的影响下,公元四世纪或五世纪,出现了阿维阿努斯的寓言集和无名氏的寓言集《罗穆路斯》。这两个集子在中世纪得到了广泛的流传,而古代希腊的寓言,包括伊索这个名字,都被人们淡忘了。

十四世纪初叶,拜占庭的僧侣普拉努得斯搜集了约一百五十个寓言,使伊索重新引起了人们的注意。普拉努得斯搜集的寓言于1479年首次印行,成为后来《伊索寓言》刊印本的主要材料来源。1546年,罗伯特·史蒂芬出版《伊索寓言》,增加了他从巴黎皇家图书馆得到的抄本上的寓言。1610年,瑞士学者耐弗莱特刊印《伊索寓言》,把从梵蒂冈图书馆得到的未曾发表过的一百三十六个寓言、阿弗托尼乌斯的四十个寓言和巴勃利乌斯的四十三个寓言统统加了进去。此后,《伊索寓言》曾多次印行,在学者们研究的基础上又有所删减。

《伊索寓言》所收的故事中,《鹰和狐狸》在公元前七世纪中叶的诗人阿耳喀罗科斯的残诗中就已出现;《伊索在造船厂》把伊索本人编进了寓言;《旅途中的第欧根尼》以公元前四世纪昔尼克派哲学家第欧根尼为故事的主人公,明显地晚于伊索;《公鸡和鹰》无论是用词还是思想内容都清楚地打着早期基督教的印记。这说明,这些寓言既非产生于同一年代,也不可能是伊索一个人的作品。

上述情况告诉我们,现在流行的《伊索寓言》中,有一些寓言,如《鹰和屎壳郎》等很可能是伊索本人的作品或伊索生活时代的创作,但就整个集子而言,它无疑是古代希腊寓言的汇编,是古希腊人在相当长的一个历史时期内的集体创作。

寓言曾长期在下层社会口头流传,和社会的下层有密切的关系。这是寓言与其他古代希腊文学艺术作品的明显不同。也正因为如此,下层社会的生活和思想感情在《伊索寓言》里得到了较突出的表现。

一部分寓言反映了穷人和奴隶的处境,表达了他们对社会的认识,流露了他们对自由的渴望,歌颂了他们对贵族、奴隶主的斗争。《欠债人》揭露了富人的苛刻无情和贪婪自私,同时也描绘了穷人无可奈何的悲惨境况:穷人无力还债,要求债务延期又遭债主拒绝,不得不将仅有的一头老母猪赶出来卖掉。《赫剌克勒斯和财神》明确指出,财神(即财富)总是“和恶人在一起”,这等于告诉我们,富人即是恶人。《猫和鸡》等寓言勾画出了恶者的伪善,《狼和小羊》等寓言则揭露了“狼”的专横和残暴:他制造种种借口坑害弱者,他的谎言一旦被戳穿,便现出了凶恶的本相。读者可以看出,这“狼”就是那些为所欲为,横行无忌的贵族、奴隶主形象的写照。《燕子和蟒蛇》告诉我们,即使在法庭这个“受害者可以得救的地方”,弱者也会遭难,说明在当时的社会里只有强权,没有公理。当我们读《狼和狗》这则寓言的时候,如果我们想到,在奴隶社会中,广大的奴隶处在社会的底层,受奴隶主的野蛮压迫和残酷剥削,终年在锁链的束缚下从事沉重的劳动,过着非人的生活,我们就会理解“挨饿比戴沉重的脖套更好受”这句话的全部涵义。它不仅表达了奴隶对自由的渴望和向往,也是奴隶和时刻可能沦为奴隶的社会下层对奴隶制度的公开抗议!《农夫和蛇》这个寓言说明,生活已经使奴隶和劳动群众认识到,“恶人”的本性不会改变,不应该怜惜他们,而应当将他们消灭。《鹰和屎壳郎》、《野驴和狼》等寓言热情地歌颂了弱者的智慧,歌颂了弱者反对强者的斗争,说明了弱者只要敢于斗争和善于斗争,就能取得胜利的道理。

《伊索寓言》里,一部分寓言体现了唯物论的认识论和朴素的辩证法思想。《骆驼》通过人对骆驼的认识过程,形象地说明了实践出真知、认识来源于实践的道理。《驮盐的驴》用驴的遭遇批判了把局部经验绝对化的主观唯心主义思想。《年轻的浪子和燕子》告诉我们,凡是违反客观规律行事的人,都将自食其果。《两只青蛙》等说明观察问题应该全面。《鹰和屎壳郎》、《蚊子和狮子》等寓言的情节表明,人们那时已经认识到,“弱”和“强”是相对的,它们可以在一定的条件下互相转化:屎壳郎虽小,它却用毁坏鹰卵的办法战胜了宙斯的圣鸟;蚊子利用狮子的弱点,战胜了强大的狮子,却死在纤细的蜘蛛网上。

《伊索寓言》里,一些寓言体现了无神论思想。在《卖神像的人》中,神像是有人卖而无人买的东西,成了嘲笑的对象。在《打破神像的人》中,神像被用来比喻冷酷无情的人。《女巫》、《卖卜者》揭露了女巫和卖卜者骗人的假象,矛头直接指向宗教迷信。《沉船落难的人》实质上是贬低神的作用,肯定人的力量。

《农夫和他的孩子们》热情地宣传劳动创造财富,《蚂蚁和蝉》辛辣地讽刺了游手好闲。我们一眼就可以看出,这类寓言乃是平民或自给自足的小土地所有者的思想意识的反映。

《伊索寓言》中,大量的寓言是生活中的经验之谈。例如,有一部分寓言教人如何选择朋友、对待朋友。《狮子和海豚》说明应该选择能患难与共的人做自己的盟友;《野山羊和牧人》告诫人们不可结交喜新厌旧的人;《狐狸和伐木人》说明对人要听其言,观其行;《蝮蛇和水蛇》则是对那种只会空谈而没有丝毫实际行动的所谓“盟友”的讽刺。有一部分寓言,目的在于教人如何处世、如何做人。《狐狸和豹》告诉我们,对人来说重要的是智慧,而不是仪表;《乌龟和兔子》告诫人们不可恃才自负;《开玩笑的牧人》说明,撒谎终将危及自身;《老鼠和黄鼠狼》教人防止虚荣;《野猪和狐狸》指出,应该防患于未然;《小山羊和狼》说明不应越俎代庖;等等。这一类寓言是古希腊人日常生活经验的概括和总结,是集体智慧的结晶,内容极其丰富。

应该指出,《伊索寓言》的倾向并不是单一的,它具有不同的思想内容。这是因为,作为一种观念形态,寓言曾受到奴隶主阶级的重视(它在学校教育中的地位证明了这一点),不可能没有奴隶主阶级的烙印。因此,我们应该细心地加以鉴别,在充分肯定《伊索寓言》的精华的同时,扬弃其糟粕。

《伊索寓言》里,有一些寓言宣扬剥削有理,压迫有理,反抗有罪,反映了贵族和奴隶主阶级的思想意识。《野驴和家驴》等鼓吹弱者应该投靠强者,心甘情愿地忍受主人的鞭打和奴役;谁若向往自由,谁就要遭殃。《野鸽和家鸽》中,家鸽恬不知耻地对野鸽说:“维护主人先于照顾自己的亲族。”《狮子和农夫》等主张一切为了活命,否定弱者对强者的斗争。《逃走的穴乌》、《女主人和女奴们》让人们看到,逃亡是死路一条,反抗——哪怕是杀死报晓的公鸡这样微不足道的反抗,也只会使奴隶陷入“更难堪的境遇”。

《乌龟和老鹰》、《鹞子和天鹅》等寓言,借动物的本能宣扬才能并非出自实践,人不能获得先天没有的技能。

还有一些寓言宣扬天命和宗教迷信。《婴儿和大鸦》等企图使人相信,吉凶祸福是天命注定的,人力无法改变。《好恶作剧的人》这类寓言更公开鼓吹神是无所不知的,不信神的人将会受到惩罚。

总的来说,《伊索寓言》为我们描绘了一幅色彩鲜明的图画,反映了古代希腊社会的某些方面,使我们清楚地看出当时思想和道德的概貌,看出当时意识形态领域里的斗争。而奴隶和社会下层的思想感情,在《伊索寓言》里,比在其他的古希腊文学作品中得到了更为突出的反映。就揭露“强者”时所表现的鲜明态度和歌颂“弱者”时所表现的饱满热情而言,《伊索寓言》在古希腊文学中占有重要地位。

毛泽东同志在《将革命进行到底》一文中,曾引用《农夫和蛇》的寓言,教导人民不应怜惜濒于灭亡的阶级敌人。《乌龟和兔子》常常被用来帮助少年儿童形象地认识“虚心使人进步,骄傲使人落后”的道理。仅这两个例子就足以说明,《伊索寓言》中包含的古人在生活和斗争中认识到的真理,现在仍然值得我们借鉴。

《伊索寓言》在艺术上有自己的特色。

寓言是虚构的小故事,作者借它形象地说出某种思想、道德品质或生活经验,使读者(或听众)得到相应的教训。寓言中的角色可以是人,也可以是人格化了的动植物或无生物。

在我国古代的寓言中,较多地出现的是人。《伊索寓言》不同,它比较广泛、比较出色地运用了拟人化的艺术手法。除《农夫和蛇》以外,《伊索寓言》中那些流传最广的寓言,如《狼和小羊》、《乌龟和兔子》、《狐狸和葡萄》、《大鸦和狐狸》等,都是赋予各种各样的动物(甚至植物或无生物)以人的思想、性格和语言,让它们在故事中像人一样思考、行动、交谈,在我们的面前构成了一个活生生的世界。

在个别寓言(如《狼和小羊》)中,拟人化是由寓言的主题思想决定的,而在大多数寓言中,拟人化往往是艺术处理的需要。让人格化了的动物做寓言的主人公,可以利用它们的特点,使寓言精练,主题突出。以《乌龟和兔子》为例,如果不让乌龟和兔子做寓言的角色,而让两个人出场,首先就得花费唇舌,叙述这两个人在某种才能方面的悬殊差异,然后才可能进入寓言的中心情节。乌龟爬行,兔子善跑,这是每一个稍有生活经验的人都熟知的。让乌龟和兔子担任行动的角色,它们在速度上的悬殊差异不言自明,作者只需交代主要情节,寓言的主题就鲜明地表现出来了。

由于拟人化,一些动物故事在长期流传中形成了典型形象的一般特性,如兔子胆怯,狼贪婪,狐狸狡猾,等等。这些特性被广泛运用,讽喻人类的行为。然而,同一种动物有时也被赋予不同的思想或道德品质,以不同的、甚至是完全相反的面貌出现在不同的寓言里。《大鸦和狐狸》中的狐狸是一个狡诈、贪婪的谄媚者的形象,《狐狸和豹》中的狐狸则是心灵美的体现者。《农夫和蛇》里的蛇比喻本性不变的恶人,《黄蜂和蛇》里的蛇象征宁死也不容忍压迫的受害者。《狼和小羊》与《狼和狗》具有相同的思想倾向,在前一个寓言里,狼专横残暴,在后一个寓言里,狼却表达了对自由的渴望和向往。因此,我们欣赏寓言时必须具体分析,不能用一成不变的眼光看待以不同面目出现的同一动物的拟人化形象。

《伊索寓言》里,一部分寓言比较出色地运用了对比的手法,在对比中鲜明地突出主题。在《乌龟和兔子》中,乌龟的慢和兔子的快、乌龟的孜孜不倦和兔子的恃才自负形成两组鲜明的对照,寓言的主题给人留下了十分深刻的印象。《农夫和蛇》通过农夫的善良与蛇的邪恶的对比,农夫开始时对蛇的怜悯与后来对蛇的憎恶的对比,最后用农夫的感叹画龙点睛地把主题突出出来。大鸦的丑陋、愚蠢与狐狸的谀辞,鹿的情绪和认识的变化,都是采用了对比的手法。

《伊索寓言》中的表现手法是多种多样的。大多数寓言是直叙故事,最后用故事中某个角色的话点出主题。但有些寓言,如《狼和小羊》等,通篇都是在对话中展开的,通过对话揭示主题。在《骆驼》、《衔肉的狗》等寓言中,没有出场角色的片言只语,完全是白描式的直陈铺叙。《鹰和屎壳郎》富于夸张和幻想,《狐狸和葡萄》则近于真实事件的速写。

《伊索寓言》中的大多数寓言结构简单,情节紧凑,语言精练,往往只通过一件事就明确地概括出寓言的主题。《狐狸和葡萄》仅用四五十字,便淋漓尽致地刻画出了某些人那种自我解嘲的丑态。《狼和小羊》、《农夫和蛇》等优秀的寓言,艺术上可以说达到了完美的程度,稍加一点东西就会画蛇添足,去掉一点东西又会破坏寓言的完整。

当然,并不是《伊索寓言》中的每一篇在艺术上都是成功的。例如,《赫耳墨斯和手艺人》、《马、牛、狗和人》只不过是笑话或比喻;《小猴》、《河狸》没有个性,缺乏说服力;《橡树和芦苇》的情节充满矛盾,如果没有附加在后面的教训,就不知其所云;《人和羊人》是建立在作者对一因多果现象的错误认识之上的,它的情节和从中得出的教训粗看起来相似,实际上并无共同之处。

《伊索寓言》是古代希腊人留下来的一份宝贵文化遗产。它于1625年(明朝天启五年)初次介绍到我国,取名《况义》[2]。进入二十世纪以来,我国出版过多种规模、文字各不相同的译本,在群众中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伊索寓言》在欧美的影响远比在中国的影响大。无产阶级的导师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他们的著作中运用了《伊索寓言》里的语句和形象[3],列宁曾提到“伊索寓言式的语言”[4]。莎士比亚的作品中使用了《伊索寓言》的故事。法国的拉·封丹、德国的莱辛、俄国的克雷洛夫等寓言作家的作品中,都有相当一部分寓言的情节取自《伊索寓言》。直至今日,《伊索寓言》仍不时地被引用,作为抨击或讽刺的武器,出现在文学作品或政论中。不熟悉《伊索寓言》,我们就不能很好地阅读和欣赏有关的文学作品,就不能很好地了解后世的寓言作家如何批判地继承古代的文化遗产,做出了哪些新的贡献。从这个角度来看,《伊索寓言》也同样是我们不可缺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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