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围着头巾，或者可以说是一条宽宽的发带——像我的母亲有时候在家里那样——除此之外，全身赤裸。那条头巾是那幅画中唯一的一片亮色，剩下的便是站在深棕色帷幔前面给人以冷意的肌肤。她皮肤白皙，长得秀丽精明。不过她实际上还是个孩子，和她瘦弱的身躯相比，脑袋显得太大，也少了几分天真。她左手放在腰际，手里拿着一条浴巾，右手——实际上是右胳膊，背在身后，向前腆着干扁的胸脯和肚子。她直盯盯地望着画家的眼睛，审视的目光里有几分嘲讽。那脸上的表情使我想起战争年代报纸上刊登的伦敦街头的妇女。她已经认定从男人那儿不会再得到什么了。
我意识到维多利亚头上裹着的既非头巾，又非发带，而是一条浴巾。一条包裹湿头发的浴巾。看清了这一点，这幅画的构图所要表现的主题便“跃然纸上”。她肯定是刚刚洗完澡回自己的房间。本来披着一条大一点的浴巾，后来取下来，放在腰际。她在楼梯平台上碰见了画家。而这邂逅是她预料之中的事情，因为她知道他在那儿，在为母亲布置楼上的房间和过道。
肯定早在一年前，他刚来这儿的时候，她就偷偷打上了他的主意。起初，她只是在他画速写的时候，站在他面前空旷的田野，占据他画面上的一个角落。但她坚持不懈，直到他选取景物的目光一次又一次地落在她的身上。随着时间的流逝，她不断调整自己的位置，终于占据了他的整个画面，成为他唯一的表现对象，而且毫无疑问，成了他生活的全部内容。在这张画上可以显示出她的目的已经完全达到。对他不可能再有更高的期望。他们的关系复杂得令人难以置信。对于他来说那是一种微妙的，掩盖着的欲望。这对她的八个姐姐是一种耻辱，对她的母亲是一种折磨。他把她的肌肤表现得灰暗、阴冷，没有在画儿上签名。她的轻蔑是冲他的绝望而来的。
1908年，作为一个三十岁的女人，维多利亚或许会记下，她十一岁时的心境：
站在树木稀疏的森林边上看画家在前面的草坪上作画的那位姑娘珍藏着一个日记本。夜里，她一个人待在顶楼上面自己房间里的时候，就把心里的想法和关于北半球的新发现记到本子里。她怀着一种爱慕和只有自己才能体会到的快乐，仔细地、从容不迫地记下那个英国画家。她的观察十分准确，而且小心谨慎不让自己充当一个过分主动的角色。她意识到那人对她的吸引很可能使她变得想入非非，并且清清楚楚地知道这危险确实存在。她发现，一个人尽管可以胡思乱想，但决不能失去理智。她不知道她的探究会发现什么，也不知道这个故事会有什么样的结局。她怀着以自我为中心审视自己，并且使之具体化的愿望，在心底书写着。她逐渐深入，巧妙探索，被自己引诱，嘲弄那位画家的力量强烈地吸引，又感到几分害怕。下面是她日记的片断：
他刚来那天，吃过晚饭，我从阳台上望去，看见母亲和他在花园里散步。那天，他除了里格罗斯先生和斯莱德美术学院什么也不谈，就好像这都是他自己的发明，他也不仅仅是那些美术大师门下一位才气不足的学生。那天晚上，一轮枯黄的月亮照耀着缓缓流淌的雅拉河河水。母亲和他没有走进凉亭，而是在那雕梁画栋下面踟蹰不前，随着夜色渐浓脚步也有些不稳。母亲如数家珍般地介绍她的“领地”。在空旷的夜空中，声音清亮，甚至有几分悲凉。她比比画画，伸开右臂，从河岸到残存的丛林画个半圆。“我想让你把所有这一切都画下来，”她对他说，“夜景最好。不过我想最好先把我们说过的屋子里面的摆设画下来。”他们又绕着凉亭转了一圈儿，就像水手绕着一座神秘的岛屿航行。他们没有进放船的棚子——如果是真正的水手肯定会进去——就好像那儿压根儿就没有这么个棚子。但是，我看见他们从那儿走开的时候，他回头朝棚子瞥了一眼，垂柳在河面上荡起层层涟漪，空船使人生出带一个女人扬帆远航的念头。
那个小姑娘就是我。她还站在高高的阳台上，眺望河对岸里克蒙德的烟囱升起的缕缕青烟。城里的穷人在那儿居住，做工。在她下面的草坪上，母亲的长裙和画家的皮鞋像勾勒地图似的在露珠晶莹的绿草上留下行行印迹。她想着他，在月光下开始编织自己的故事。
他在昏暗的、没人居住的屋里作画时，那姿势无疑十分优美。但她坚持让他画外面的风景。他终于在一幅很大的油画上为她画了几笔。这幅画准备挂在餐厅东墙上。画面开阔，中间是那座凉亭，斗拱飞檐，完全是东方的风格，精心设计的凉亭顶直指苍穹。亭子那边是一株株又细又高的当地的树木，画家目光敏锐的眼睛一定被另外一双眺望着一片荒野的眼睛所引领，画面上出现了那条弯弯曲曲的河流。就在河水融入天色的地方，他用朱红点了几笔——一个孤独的身影，站在森林的边缘。
他极力让她明白，他之所以把她画在这幅画上是为了满足她要引起他注意的愿望，为了迎合雇主的女儿。然而真实原因更凄惨，更浪漫。他之所以把她画在画上是以一种最为隐秘的方法减轻自己失败的痛苦，而逃避这种痛苦正是他来这儿的目的。他在斯莱德美术学院学习期间很受冷落，为了理解和掌握绘画的奥妙与技巧，导师要求他刻苦学习。他的同学们却不然。他们似乎个个才华横溢，文学和艺术不过是唾手可得，自然天成的技艺；一条经过艰苦努力才能到达光辉顶点的道路，似乎不需努力便畅通无阻。他没有什么特别的门路，费尽九牛二虎之力才搞到尤格尼·范·杰拉德的一封介绍信。此人是一位画家，过去有一定影响，曾任维多利亚国立美术馆馆长，兼美术馆附属美术学校校长，1881年退休回到英格兰。
他知道，他不像他的指导老师那样是个敢于冒险的探索者，而是一个逃亡者。他知道，不会再看到亲爱的英格兰了。在冯家的宅第，他找到一种乡情，一种友爱。那个孤独的小姑娘总是用一双神秘的东方人才会有的眼睛凝望着他，就好像世界上只有她才理解他的困难和失望，就好像她和他一起从北半球逃亡而来。
那幅草坪、凉亭的风景画画完之后，那个朱红的人影填补上去之后，画家开始给她画像。他反复揣摸，多次修改，小心翼翼地在画面上表现她的性情和气质。渐渐地，她成了他最愿意表现的对象，直到他终于画出了一幅她弹钢琴的画，这幅画赢得了她母亲的朋友们由衷的赞赏。为了画这幅画，她在钢琴前面坐了好长时间，这当儿她生出请他画一幅全身像的念头，并且定下成为他的作品唯一主题的志向。她像藤萝缠绕河边的桉树一样，依附于他。在他为她作画的时候，她就和他一起编织关于北半球的故事。除此而外还有什么呢？和他结束了这层关系之后还会有别的什么呢？孩子毕竟是孩子。她不关心故事的结局，只关心故事的过程。她还要骑着她那匹金黄与翠绿相间的天马到中国去漫游呢！
已经凌晨两点，她还在写，直到一阵夜风从西南吹来一朵乌云，遮住渐渐沉没的月亮，眼前的日记本消失在黑暗之中。
浪子从林德纳的画廊带回维多利亚那幅画像之后，一直把它放在客厅珍品橱前面。他打断我的思路，很不耐烦地要我去看他画的画。据我所知，这是他挂在家里唯一一张自己的作品。“这幅画儿不怎么样，”他说，用手里的酒杯指了指全身赤裸的维多利亚，“别浪费你的时间了。”我开玩笑地说他是嫉妒。
事实上，我一直在想浪子这幢房子很可能就是维多利亚那幢。我是从她写的那本《冬天里的客人》得出这个结论的。再加上浪子对他父母的叙述突然使我生出一个重新设计那两位长者的念头。这是一个无法确定的设想，不仅对他，对我自己也一样。2月份的时候，我把这幢房子的破败归咎于浪子趣味高雅，对这等小事不屑一顾，或者手头拮据无钱修缮。到了秋天，我便完全改变了自己的看法。我觉得这是几十年来维多利亚故意不想修缮这幢房子的结果，是她对母亲过去的“领地”有疏忽，或者是因为她一生都沉湎于对另外那个世界的遐想，而无暇顾及这种“凡人小事”。我越来越觉得浪子是由于偶然的原因最近才成了这幢本来属于维多利亚的房子的主人。
沿岗坪园驱车前行，一眼就能看见这幢房子。这一地区刚刚开始兴建的时候，这座房子可以称得上富丽堂皇，可惜日久年深，早已失去往日的风采。修修补补的痕迹和设计者的趣味不仅表现在室内——挂了不少那位英国二流画家的作品——更表现在它的外观：维多利亚女王时代的“门脸”上面高耸着哥特式拱顶。幸亏花草树木和游廊、墙壁上到处爬着的藤蔓或多或少遮盖了这种强烈的反差。由于维多利亚的疏忽，紫色的九重葛[20]长得十分繁茂，几乎统治了整个庭院，反倒把来东澳大利亚旅游的观光客颇为欣赏的铁线莲和香气袭人的茉莉花挤到一楼门廊旁边一个小小的角落。花园和庭院，母亲和女儿相互竞争所产生的影响，就像两个精疲力竭的摔跤手，保持暂时的平衡。在这种情形之下，浪子便不可能产生决定性的影响。
浪子听我责备他嫉妒那位英国画家的作品，十分生气地转过身，走到煤气加热器旁边。他没有点火，只是直盯盯地望着挂在壁炉上面的那幅画，也许心烦意乱，不知道该说什么才好。
屋子里还有十二三幅素描和油画。除了维多利亚那幅画像之外，还有三幅少女的画像。有一幅画的是一位坐在钢琴旁边的女孩儿的背影。这幅画色彩艳丽，装饰味儿很浓，毫无疑问出自那位英国画家之手。
两扇窗户中间挂了一幅少女的头像，戴一顶插着花的帽子，颇有赛克特[21]的风格。浪子声称这是赛克特的朋友南·哈德逊的作品，他认为，赛克特和惠司勒[22]、德加[23]一样，是他那个时代最伟大的画家之一。他认为对赛克特的作品的忽视恰好证明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来，西方艺术向错误的方向滑得有多远。他极力为自己这个观点辩解，从中看出他对那个阶段美术界的情况相当熟悉。尽管他长于辞令，说话拐弯抹角，但我还是很快就听出他为赛克特辩解，实际上是为自己作为一个画家被人忽略而鸣不平。这番“含沙射影”的辩论实际上把他自己和赛克特等同起来。我由此看到，重新塑造他的父母的形象的目的实际上是为他自己——一个名不见经传的澳大利亚华人画家浪子“树碑立传”。
从某种意义上讲，如果我对维多利亚和她的那位画家比对浪子更感兴趣，那是他自己的过错。是他劝我应当好好读一读《冬天里的客人》这本书，而这本书又一下子吸引了我。现在他拒绝和我讨论这本书，而且总是尽量避免在我面前提起维多利亚和那个英国画家。似乎倘若我过多地介入维多利亚的事儿，就不会把他和他所崇拜的瓦尔特·赛克特相提并论，而是把他和那个可悲的英国“流亡者”归为同类。维多利亚一直忍耐着，没有流露对他的失望，直到完成她那幅画像，才表现出一点嘲弄。说来好笑，浪子就是怕我看穿这一点。
壁炉上方挂着第二幅年轻妇人的画像。这幅画由于位置显著，在屋子里众多的图画之中颇有点“鹤立鸡群”居高临下的气势。这幅画是浪子二十五岁时画的。那时他正和画上的姑娘恋爱，或者是一心想和西方世界这样一位尤物为伴。这是一个漂亮的英国姑娘，风姿绰约，就其画风而言，与乔治·兰伯特[24]早期作品的风格相似。如果这幅画是画在1910年而不是1950年代，美术界或许会对这位年轻的澳大利亚华人画家发生兴趣。然而现在我看不出有什么高明之处。听说是浪子自己的作品之后，我很不以为然，只不过没有表现出来罢了。
他朝那幅画吐了一口烟。“你知道我为什么要把她挂在这儿吗？她是我的妻子。”他笑得咳嗽起来，弯下腰，把酒泼在炉膛里，“在一起过了一年。”他补充说，语气十分轻松，还故意模仿纨绔子弟的样子，似乎他们曾经过着阔绰的日子，拥有豪华的轿车和赛马。过了一会儿他才恢复常态，走过来挽起我的胳膊，抓着我的肘子拉我朝前走，就像鼓动一个瞎子去一个未曾去过的地方。他的手指非常有劲儿。“我要让你看点儿你一定会感兴趣的东西，斯蒂文。”他把我领进了餐厅。
餐厅里放着一张很大的红木桌子，桌子四周摆着十八张高靠背、皮革面椅子。那天晚上，维多利亚是坐在哪张椅子上打开父亲的礼品盒的呢？一家人围坐在这张桌子四周吃饭，送给母亲的西藏地毯搭在一把椅子上，还有送给另外几个女儿的五彩缤纷的杭州丝绸。大家都看着维多利亚。她最后一个打开礼物。那位画家也在座吗？是坐在她的身边吗？这天晚上，我很难想象出当时的情形。要描绘得栩栩如生，还得回忆那本书的内容。
餐厅拉着窗帘，空气里有一股霉味儿。巨大的桌面上堆满了没有装在框子里的油画、水彩画、素描、书、目录册以及和澳大利亚美术有关的其他东西，足有半米高。实际上是浪子从三十年前在巴拉腊特美术学校念书起一直不问青红皂白收集的宝物。
“瞧，”他说，“真让我惭愧。”实际上他在夸耀。他为此而骄傲。这是他的“战利品”，一个“匪徒”一生的积蓄。是从拍卖行、废品店、私人收藏以及像林德纳那种高档次的画廊购买而来、积攒而成的“艺术宝库”。这些“财宝”唯一的共同之处是具有澳大利亚属性。
浪子摸摸这儿，弄弄那儿，把书里要掉出来的纸片重新夹好，再拿起一幅油画，赞叹几句。他挽着我的胳膊，转过脸直盯盯地望着我，好像要找出可以入画的某种特征，呼出来的热气拂着我的面颊，那只总是冷冰冰的右眼冷漠地看着我。“她的东西在下面。”他等待着，希望看到我为这个信息所动。然后放开我的胳膊，不无夸张地把手放到我们面前的那堆东西上面，“就在这下面，斯蒂文，在我的东西下面。”
我们默默在那儿盯着那张桌子，就好像等待着什么东西从那下面钻出来。“瞧！”他大声说，见我一言不发很有点得意洋洋，“我把我的东西放在她的上面了，我搬进来的时候只是想临时放放，打算过后抽时间再清理。她可真是留下一个烂摊子。”他把一本突出在外面的《约耳目录》[25]往里推了推。这是那个年代出版的一本用卡钉钉着的目录册。“瞧，都在这儿放着！我动都没动。”他从我身边走开，沿着桌子漫无目的地察看上面放着的东西。他小心翼翼就好像面对一个研究地质断层的考古学家，只要知道一块化石是从哪一层发现的，就能搞清它的内涵与奥秘，所以生怕眼前这堆杂乱无章的东西挪动了地方。
“于是，我就一直往上摞。我曾经想过，哪天假装自己的身体垮了，用不着出去奔波就有时间整理这些东西了。”他淘气地瞥了我一眼，“你觉得这个主意怎么样？”他继续察看着，嘴里嘟嘟哝哝，不知道说些什么。
他在桌子那头停下，那座“宝库”像碉堡似的隔在我们中间。“我们俩一块儿整理吧，斯蒂文。两个人更快些。我们从上面开始，一直干到最下面一层。”他等待着，眼巴巴地看着我。“她是半个华人，”他说，“你不会理解她，有些事情你也琢磨不透。你不得不翻一遍对你来说或许毫无意义的东西。”
客厅里电话铃响了。他望着我，并不马上去接，只管让那铃声响下去。
官方的档案里没有她的名字，我并不指望在FENG（冯）字下面找到她的词条：维多利亚（1878～1968）。毕业于牛津大学……我从来没有把这件事情想得这样简单。但是我在读内蒂·帕尔墨那本获奖专著《现代澳大利亚文学》时，后面的作者索引给了我一线希望，这本书出版于1924年，按出版者的话，“旨在激发国人对我们自己文学的兴趣”。《冬日里的客人》出版于1912年，从时间上看，正好包括在这部评论1900至1923年出版的文学作品的论著之中。但是无论这本书还是其他版本的《澳大利亚文学史》都不曾提到维多利亚和她的著作，我又跑到文物商店，他们也没有听说过她，但是对《冬日里的客人》表现出了浓厚的兴趣。从弗格森长达7卷的书目提要和国立图书馆浩如烟海的目录索引都找不到一点儿线索。
我把手放在脸前那一摞摇摇晃晃的书上，稍一用力就可以把它们推倒。我能感觉到她就在这儿，以一种文件的形式藏在我的手下，等待我去“发掘”。我试验性地前后摇晃那些书，桌子吱吱嘎嘎响着，下面好像有什么东西掉了下去，我弯下腰想看个究竟。桌子下面塞满了东西。木箱子、纸盒子中间有个粘满颜料的画架，还有一摞摞报纸、杂志。一个很大的陶罐里塞满了画画用的画笔。我跪下来想看得更清楚一点。浪子在门口喊道：“这就对了，斯蒂文。你的兴趣已经上来了。”
他走进来，把一杯酒放在地毯上，然后在我身边坐下。“这里面还有我母亲的一大笔钱呢！”他从椅子腿中间望进去，把手伸到一个纸箱子里面。“瞧！”他说，递给我一大捆似乎是崭新的纸币似的东西，“上海的债券。我有成千上万张。这玩意儿曾经是一大笔财富，现在却是一堆废纸。”
他从画架的“羁绊”中揪那张椅子。“是格特鲁德打来的电话。她从拍卖行搞到点儿东西，是我祖父的。你要是想知道维多利亚，早点儿来就好了。”
他还在揪扯那张椅子。1878～1968，她几乎熬完了60年代。我觉得甚至无法想像她会读到肯尼迪总统被暗杀的消息。在我的心目中，她是本世纪初期一位三十几岁的妇女，坐在书桌前撰写自己作为一个孩子在19世纪末年的经历。这个女人和她笔下的孩子一直在我眼前萦绕盘桓，她们和我一样没有历史的存在，只不过弥合了一条裂缝。
他终于揪出那把椅子，把它推到一边。“我要让你看点儿东西，斯蒂文。看点儿你感兴趣的东西。”他点燃一支香烟，吸了一口，吐出一团发黄的浓烟，就好像他是一个中国巫师，这不过是他的开台锣鼓。他狡黠地望着我，一双眼睛闪闪发亮，从桌子下面小心翼翼地拖出一个利普顿公司的茶叶箱子。这个正方形的樟木箱子年代已经十分久远。离底部几厘米画着一条黑线，就像探险者海图上弯弯曲曲的滨线。“维多利亚对我不感兴趣。你早点儿来就好了，可以劝劝格特鲁德的父亲。”他把箱子放在我和他中间，“瞧瞧这个，斯蒂文。”他打开盖子。
我认为会看到维多利亚那匹唐三彩天马，但是箱子里放的居然是一具头颅骨。那具头骨面朝上，清理得很白，很干净，眉棱骨很高，牙齿平整漂亮。“多赛特”，他怀着一种敬畏说，“我们喝杯酒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