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兵是初七才从二大队回支队的，二大队的春节过得还算平安祥和。只是三十晚上，李兵与几个干部喝酒，李兵喝高了，胡乱说了一气儿浑话。初一下午，脑子才清亮起来，隐约记得自己说了些过头话，于是问王凡：“我都说什么了？”
王凡狡猾地笑道：“我不好意思说。”
这下李兵就更想知道自己究竟说了什么了：“你不告诉我，有你好看的。你信我不会给人穿小鞋是吧？错了你。”
王凡说：“直说了，你可别跟我急眼啊。”
“说，快说。”李兵催道。
王凡告诉他，当喝到一斤二两时，李兵的话又高又狂了，李兵说：“操，这点酒算什么？在军区时，你们知道不？麻司令员是抗战时期喝一斤半酒砍十个鬼子头的英雄，他是杀敌和喝酒双英雄，甚至酒名在英名之上。那年‘八一’我跟他叫号，哥儿们再来一瓶不……”当听到这儿，李兵说：“这不算啥，确有其事嘛。那次楚政委批评我好狠，都要给我处分，还是麻司令保护我。
“麻司令当时说：‘老楚啊，别批他了。啥司令带啥兵啊。’然后哈哈一笑就过去了。后来麻司令给我讲他的故事，说他有一次临战前喝酒，在敌营里埋伏，那个死静死静，那个火烧火燎地等待冲锋，把神经都差点绷断了。结果高度酒精加高度紧张，不知谁憋不住放了个悠长悠长的响屁。麻司令误以为是冲锋号响了，一跃而起挥刀就冲了出去。结果打乱了整个战术，那个损失惨重啊！军法处查实后把他绑起来了。还是由他同样嗜酒的老团长救了他。老团长算了算账说：‘敌人的碉堡如此坚固，火力又如蛛网，正常进攻也得牺牲这些人，留他一命吧。’于是把麻司令由营长降为排长以观后效。从此，麻司令用军刀把酒壶劈成两半，发誓麻二小再喝就是混蛋。”
王凡奇怪了，问：“那后来怎么又喝得那么凶了？”
李兵说：“我敢问吗？麻司令后来叹口气说不打仗几十年了，身体各关节都发皱了。不用酒刺激刺激，恐怕活不长了。”
王凡悟道：“多大官儿也是人啊！”
李兵说：“我们谁能够理解枪林弹雨中拼杀出来的军人，没仗可打闲起来时候是一种什么心情啊！”二人光顾说麻司令，把正题儿忘了。
“我又说别的什么了？”李兵问。
王凡接道：“你说，如果在战争年代你肯定能够当将军，区区三团不在话下。”
“我真的就这么说的？”李兵追问。
王凡说：“后悔了吧？酒后吐真言呀。”李兵觉得说出去的话，泼出去的水，后悔也迟了八百辈子了，不喝酒能说这样的话吗？
年三十晚酒后睡得沉如死狗。结果那晚，几名老兵在菜窖里偷着喝酒，喝醉了，互相言语唐突，一个老兵抡酒瓶打破了另一个老兵的头，缝了几针。田义和占大军要给那老兵处分，李兵说：“先给我处分吧。”他们二人就不再说什么了。
春节过后不久，干部转业令下来了，后勤处副处长华江转业走人了，支队为他的接班人开了一次常委会。对这次会议，刘飞峰比谁都关注。因为，二大队取暖改造成为二支队后勤工作的一大成就，刘飞峰的人气骤然上升，正在这时，华江转业，腾出了个位置，机关上下都认为后勤处副处长非刘莫属。刘飞峰万万没有想到的是，他觉得最有把握投他赞成票的李兵却投了他的反对票。对这个结局王凡多多少少有些预感，他觉得李兵是个持强者哲学的人。他以其善良本性同情弱者，但是，这种同情绝不是一种无原则的馈赠。
李兵在常委会上说：“刘飞峰是个忠厚老实的干部，但是他的能力实在令人惋惜，当后勤处副处长会很吃力的，所以，我不同意这次选拔他，我建议推荐他参加总队举办的高中文化补习班。”
张喜全问他：“副处长人选呢？你有想法没有？”李兵提出的人选令在座的各位都很惊讶，后来听说内情，连王凡自己都感到不可思议。
李兵说：“王凡可以担当此任。”
林战一听这话冷笑一声说：“笑话，教育干事提后勤副处长，没听说过。”
张喜全也颇感意外。在这个人选上作为政治委员他是费了一番心思的，也私下征求过一些同志的意见，并与政治处主任齐建军和林战交换过想法，无论是谁都没有把王凡列入人选。因为，这是个常识，不能说隔行如隔山，但毕竟隔着个行嘛，谁也不会缺了后勤干部把目光投向其他部门去寻找的。
张喜全说：“李兵同志说说你的理由。”于是，李兵同志就毫不保留地说了他的理由。
他说：“很简单，优中选优吗。我们一两年才空出个位置，就应该在全支队范围内选最优秀的干部上来。至于司政后业务，只要是文化基础高，个人素质好的，互相转换并不难，我对王凡最有信心。”
林战说：“我不是说你提的人选，我是反对你这种方式，这样的选人法，会挫伤了广大后勤干部的积极性。政治处的干部因其业务性质，能说会道一些，这样有了位置就让他们捷足先登，后勤干部们会怎么想？”
李兵说：“你这是自贬后勤干部，我认为后勤干部优秀的照样可以当司政部门的领导。”
林战在常委会上第一次遇到有人直接与他辩论，他觉得不能再容忍了说：“李兵同志，你来二支队才几个月，你知道多少情况，了解多少干部？不要觉得跟你下两次基层，你就感情用事，你知道王凡过去捅的娄子吗？”
李兵打断了林战的话说：“听说了，他外号叫王不凡，说他幸好没有长尾巴，如果有尾巴肯定当旗杆子立着。”
“知道你还这样。”林战说。
“正因为知道才这样。”李兵说。
张喜全见这架势赶紧劝阻他说：“李兵同志，不要抬杠好不好！这是常委会。”
李兵说：“畅所欲言嘛，我也不是犯自由主义背后议论。”
张喜全尽管不完全赞同李兵的建议，但是受到不小的启发。是啊，他相信王凡当副处长肯定比刘飞峰，甚至比其他人选都干得好，但是这样不拘一格的选人法，他也觉得有些过了。除了他以外，连政治处主任齐建军在内都不同意王凡，王凡落选是必然的，结果刘飞峰也没有份。林战也认为，刘飞峰当个股长都吃力，最后议定财务股长张文任副处长。表决时，李兵保留意见，他说：“我推荐王凡，他任副处长干不好，我有责任。张文干不好，谁负这个责任？”
林战说：“这是我们党委集体做出的决议，当然集体负责任，这你不必担心。”李兵还要说什么，张喜全宣布散会。
会后，林战对张喜全说：“老张啊，李兵直接与我对着干，今后我还怎么工作？”
张喜全说：“这样的人你不必担心，他搞阳谋不搞阴谋，你可以找机会好好跟他谈谈，沟通沟通，互相消除一下误会。”
林战哼了一声说：“他来几个月瞒着我干了多少事，我都忍了，但是他这么快就笼络人心拉帮结派我不允许。”
张喜全心想，你说人家，你极力主张提拔张文，还不是因为他是你们辽西老乡嘛。张喜全说：“你这个帽子扣得太大了，我觉得李兵的方式不一定得当，但是，他是出于公心的。”
林战暗忖，李兵这些天干的出格的事，哪个不是你张喜全暗中支持的，否则李兵也不会如此嚣张，他们二人的谈话也就不欢而散了。
总队办一期高中文化补习班，给三支队四个名额，三个营职、一名团职。要求是有培养价值的后备干部，也叫第三梯队干部。团职里不包括支队主官，对此林战暗喜，现在他就怕别人谈论文凭，不仅是谈论他，谈论别人他也觉得是说给他听的，跟前没有别人的时候他对张喜全说：“老张，文化补习怎么就没有我俩，我真想去补一补，借机会也休息休息呢。”
张喜全拿出刚接到的另一份文件说：“你看看这个，机会来了。”
林战就接过来看。这是一份关于部队干部参加军事院校的函授大专的通知。其中专门列了一款：鼓励营团职干部踊跃参加，但是要经过考试录取。林战的目光在考试这两个字上停住了，好像这俩字是专门针对他，为他设卡似的，刚才张喜全说的“机会来了”还不如说“狼来了”更恰当。
张喜全说：“老林，我俩一起报名吧，这也没有名额限制。”
林战干笑了一声说：“算了吧，部队这么多事哪有时间鼓捣这个。”
张喜全知道他这个搭档想的是什么，也就不便再去恶心他。张喜全想，文凭二字成了某些人头上的癞头疮，由此联想到知识、文化、大学、现代、学问、学术、考试等都在忌讳之例。林战转身要走，张喜全说：“你等等。”
林战问什么事，张喜全说：“总队派一名副支队长来，分管生产经营。”
“这好哇。”林战说。
不久前，总队开会分析了全总队的生产经营形势，深深感到远远落后了。不用说与沿海开放地区的部队相比，就是与比邻的兄弟总队相比也差距很大，于是成立了生产经营办，又专门下发文件，要求部队把生产经营纳入党委议事日程，作为后勤工作的重要内容来抓。把生产经营的意义提高到为国分忧，用生产经营的收入弥补军费不足的高度来认识。而且在会上逐一分析各个支队的生产经营形势，又感到二支队人又多，底子又薄更应该加大力度。于是，决定派被装科副营职助理员固世荣任二支队副支队长，专司生产经营之责。
林战不知固世荣根底，说：“这小子有什么本事？连跳两级。”
张喜全说：“领导眼皮底下的人才呗，我们欢迎一下吧，明天下午的火车。”
第二天晚饭时，在支队干部食堂设宴，由部门以上首长参加欢迎固副支队长。固副支队长酒豪，人也豪。老三团的传统是不管欢迎谁来，每人敬一杯。今天，部门以上首长九人参加，每个人敬了老固一杯，共九杯，这还不算支队长、政委共提议的官方三杯。十二杯北大仓下肚，固副支队面不改色心不跳，回过头来从支队长开始又敬了每人一杯，他说这叫反攻。对他这种目空一切的做法，李兵看不下去了，几次想摊牌一比高下，都让张喜全用眼神示意压下去了。张喜全想起了诸葛孔明的一句话，想试试他到底在多大酒量上吐出真言，林战好像也有相同的想法，举杯与固世荣碰了两杯说：“老固你是领导身边的人，有什么新精神该给哥儿们透点风嘛。”
固世荣想也不想就说：“什么新精神，我告诉你们，把生产经营搞好了，什么都有了。今后干部的岗位津贴下不保底上不封顶，全由我们自己，多赚多发，少赚少发，不赚不发。”
林战问：“说倒是好说，我们都搞什么赚钱呢？”
“哎呀，我们北方部队就是思想僵化，南方早就热火朝天地干开了。”
李兵忍不住插话：“固副支队，经你这么一说，我们第二支队也该改名了，改称万能公司算了。”
固世荣侧身瞅了瞅同僚李兵说：“我早就听说了，二支队有个李兵，原来是你呀。”
李兵笑道：“就是我。我也听说了，总队后勤部有个弼马温是不是你呀？”
弼马温是固世荣的绰号，但不是总队的人给他起的，而是他从A北省公安厅带过来的。他原本是省公安厅武警处的被装助理，三警合一成立总队时改成现役了。这样改现役很正常，主要是固世荣的绰号弼马温颇有来历。弼马温和齐天大圣都是孙悟空的封爵，而且弼马温是玉皇大帝金口玉牙下令任的职。按说放在固世荣头上并不合适，他戴不起这天大的帽子。固世荣再没有文化，再没有看过《西游记》，但是也知道孙悟空七十二变，且又大闹天宫是个不得了的猴子。但是，他确实不知道孙悟空有个官职叫做弼马温。起始人们叫他弼马温时，他从字面上理解成这是最难听的骂人话，所以他就急眼，后来有人给他解释说给你起这外号算抬举你了。
固世荣听明白了就有些洋洋得意，弼马温是谁？弼马温就是齐天大圣。再后来，他又觉得不得劲，这么多瞧不起他的人都叫他弼马温，这里肯定有猫腻。于是，他向一位朋友刨根问底，朋友架不住纠缠告诉他说弼马温马养得好，而且养马的诀窍就是会拍马屁。听了这话，固世荣一跳，差点头撞房顶，从此，凡带马字的话他都不爱听。今天刚到新单位，他希望把马字绰号抛弃在千里之外的省会，干干净净赴任，没想到影子一样跟着来了，而且头一桌酒席上，由同僚毫不客气地点了出来。固世荣按捺不住这口恶气，站起来骂了一句极为到位的话。李兵腾地站起抬手把一杯酒全泼在固世荣的脸上，然后转身扬长而去。
人一生仅存的零星记忆，或许只有耻辱和伤痛，换句话说，刻骨铭心的记忆只是耻辱和伤痛。李兵毫不客气地掀掉了固世荣的遮羞帽子，亮出了他的癞头疮，他如果不把它记到棺材里去，他就没有人性了。
对这种人生常识张喜全何尝不懂，但是出于班子团结的考虑，他分别找二人谈话，并进行了严肃的批评，尤其是对李兵更是毫不客气。
李兵觉得张喜全的批评是能够接受的，张喜全的批评之中透出一股兄长对顽皮小弟的味道。
张喜全说：“李兵啊，凡成大事者，都有个藏锋芒之说，你却反其道而行之，你这是自己跟自己过不去，自己给自己设计障碍啊。”
李兵说：“政委，你听听，他说得对吗？按他的说法，我们部队还叫部队吗？”
张喜全说：“你呀，固世荣再没有脑子，没有上头的精神他也不能够胡乱说呀。你分析分析，专设了生产经营的机构和人，这是固世荣能做得了的事吗？再说，班子里有一个通天的人，你就不用想过安稳日子，你还不懂病从口入，祸从口出，不知谨慎，凭血性乱来。你主动找固世荣谈谈吧。”
“让我去给他赔礼道歉？”李兵问。
“至于讲什么，怎么讲，我不管，但是你必须主动找他，主动，懂吗？”张喜全说。
“凭什么必须我主动？”李兵犯倔。
“我觉得你似乎比他觉悟高一些。”张喜全的话犹如大雪天的北风。
李兵和固世荣究竟谈了一些什么，张喜全也没有过问，因为他们两人至少表面和解了。张喜全深知这类事情上求得这样的效果已经很可观了。在固世荣的主持下，支队名目繁多的经营项目陆续展开了。支队卫生队改称武警医院对外营业，聘请了几名退休的当地名医；在郊外买了块地，建了综合养殖场；腾出几个运兵车，跑运输。固世荣又提出往外租两副车牌照，一年10万元。林战动了心，张喜全暂时没有松口，这事儿就悬着了。刘飞峰按业务对口，当然成为生产经营的主将，成天跟着固世荣东跑西颠忙忙碌碌，倒也十分惬意。暂且把没有当上副处长的烦恼丢在一边了。
李兵清楚地记得，到二支队的第二年开春，雪下得不比头年差。春节前召开的总队党委扩大会上，二支队重又被评为先进支队，林战、张喜全领着司政后三个部门的正职扛回了锦旗，又开回来一辆新款的北京212吉普。这是专门奖励生产经营先进单位的。二支队在仅大半年中一跃而成为生产经营先进单位，纯收入达到31.5万元。李兵虽然不分管后勤，但也知道些情况，他跟林战说：“支队长，咱们哪儿有那么多钱啊？”
林战说：“你别吱声，总队有规定，超过30万元的奖励一台北京吉普，我们先把吉普弄上再说。明年的奖品就更高了，超过40万元，奖励一台日本三菱吉普，今年的基础数字不高一点，明年怎么办？”
“这不是弄虚作假吗？”李兵仍改不了心直口快的毛病。
林战瞪眼道：“你别乱说。”
二支队的团职干部中，固世荣因为在短短几个月中有如此令人瞩目的成绩而荣立了三等功，玉穆受到了嘉奖。二支队老先进打了翻身仗，在总队范围又悄悄传开了林战和张喜全双双提拔的消息。那时候，传播这种人事消息现象，叫做“业余组织部长”，是属于地下组织。传播的渠道和手段都有些神神秘秘，鬼鬼祟祟的，不像如今全公开议论着，谁也不拿这当回事了。对张、林二人的消息，最关心的当然是他们二人，与他们二人在一个关注层面上的还有他们二人的几个副职，犹如榆树根上的蘑菇，只有把上头的拱上去了，下边的才有出头之日。
玉穆就有些担心，张喜全走的过早了，他接不上茬儿。那时，还没有颁布《现役军官服役条例》，对每个职位上的任职年限还没有明确规定。所以那年头，半年提两级的也有，八年没动地儿的也有。玉穆也常打听谁破格了，或者是谁半年八个月就提了的消息，但是怕这种馅饼掉不到他脑袋上。还是实际一点为好，熬够年头最有把握了，所以他还真不强烈希望张喜全过早提拔走人。
李兵估量着自己，认为林战空出位子也不一定轮到他填充，他越来越感到弼马温的本事真不小，他太低估他了。固世荣尽管经常念文件念出白字，这绝不能说明他的智慧，人脑子大小差不哪儿去，就看用在什么地方了，李兵突然悟出了这么一个道理。而且，弼马温用脑子之处，完全是实现自我价值的黄金地带，不像我李兵虚漂浪漫不着边际，虚掷智商，诸多浪费。李兵第一次对自己失去了信心，但是又从心底里不服气，他不就是拍马屁吗，谁不会呢？想到这儿兀自就脸红了。
果然，过了春节不久，总队政治部主任领着干部处长来二支队考核班子。部队所有各类工作组中，最令人畏惧、又最令人兴奋的工作组就是考干组，暗地里官兵们称之为考命组。考核过程中，本来张喜全的口碑高于林战，李兵等人暗暗高兴的时候，命运这个无形而又无情的因素，按自己的法则发挥了作用。
那两年全国普遍开展了“深挖三种人”，全盘否定“文革”的斗争。自打学习第一份文件起，张喜全心里就疙疙瘩瘩的。春节前，按例进行走访慰问的时候，他偶然见到了20世纪60年代支左时管制过的一名“走资派”，这个人刚调到该市任政协副主席。
副主席仔细地打量了一阵张喜全说：“你还认识我吗？军代表张喜全。”
张喜全握了一下他的手说：“老人家身体还硬朗。”
“硬朗着呢，打也打不死哟。”副主席的这句话使张喜全浑身发冷。
副主席仔仔细细地打听清楚了张喜全的现状后，给部队写了一封检举信，检举张喜全曾经亲自动手打过他，是品质极为恶劣的“三种人”。
张喜全恍恍惚惚记得有一次批斗十几个“走资派”时，有一个“走资派”昂首挺胸不低头，台下群情激愤，呼声震天，为了稳住秩序，张喜全使劲摁下了那个“走资派”的头颅，与此同时，不知谁啪啪掴了那个“走资派”几个大巴掌。在那个年代，张喜全不可能产生向“走资派”表明不是我打你耳光的念头，完全没有那个必要，其实张喜全早把这件事淡忘了。然而那个“走资派”把这几个响亮的耳刮子铭刻在骨子上，记在血液里，而且时间越长记忆越强烈。后来得知这个老干部在整个“文革”期间就挨了这几巴掌，所以记得如此深刻，再说张喜全也没有记住趁机下手的那个人是谁。这一点是最要命的，张喜全现在无法举证维护自己，他辩解那不是我是别人，等于耍活赖一样令人不可信服。
在那个全体都患了精神瘟疫的年代，打人几个巴掌实在是算不得最恶劣的，何况，张喜全实在没有打。但是那位老干部在所有疯狂过程中只记得这一幕，咬得也是死死的，张喜全的政治前途由此逆转。张喜全确实是打了人了，理应品德上受谴责，政治上似乎也冤枉，因为支撑他的精神图腾是不受谴责的。考核组还没有离开，张喜全就停职检查了。政治部主任就势代表总队党委与他谈了话，并把部队初步采取的措施向地方清理“三种人”领导小组作了通报。地方领导说，到底还是军队，干什么都雷厉风行。
张喜全龟缩在家里，等候最后的处理，刚才还是堂堂正正的政治委员、党委书记，被谈过话后，就成了有严重问题的异己分子了。部队上上下下一时不知怎样对待，甚至不知道怎样称呼这位方才的政委了，他是隐藏在我们队伍里的什么分子？那时“文革”式的思维模式本身至今没有摒弃。过了第二日，首先是机关干部们开始调整好了各自的态度，张喜全一下子变成了传染力极强的瘟疫。
李兵无论如何也不相信，心地善良的张喜全会乘人之危动手打人，他无法把打人的张喜全与当政委的张喜全联系起来。这可能吗？他甚至想，那个时代，革命者几乎都在动手，一两个巴掌又如何？我李兵在学校里第一个组织了红卫兵顶逆流战斗队。幸亏我老父亲也在第一轮被打倒了，我成了狗崽子，否则我非造反，弄他个天翻地覆不可，凭我的好斗性格，绝不会只用肉做的巴掌。
一个周六晚饭后，李兵敲开了张喜全紧闭了几天的门。真是忧愁催白发，张喜全乌黑的头发几天之间灰白了，张喜全的媳妇一见李兵就掉起眼泪。
张喜全说：“李兵，还敢喝我的酒吗？”
李兵笑道：“你敢给我喝吗？”
张喜全的夫人下厨弄酒菜，摆上桌后，二人斟了“北大仓”默默地开喝。
张喜全给夫人递了个眼色，夫人就躲开了，李兵说：“政委，我问些事，你不会伤心吧？”张喜全说：“已经伤成这样了，再伤点又有什么？我苦于无人跟我唠伤心啊。”
“那事是真的吗？”李兵单刀直入地问。
“我说是假的，你相信吗？”张喜全反问。
“我相信。”李兵肯定地点头。
张喜全摇头道：“不堪回首了。我一直受良心的拷问，尽管我确实没有动手打过人，但是，我是在台上，以革命的名义来专政了那些老干部。他们都是在敌人的枪口下生存下来的人，有的在敌人的监牢里被严刑拷打也没有低下头啊！我却让他们一个个在我这个晚辈面前，把直直的腰弯成了一张老弓，我有罪啊！”
“这不能怪你，你是在奉命执行任务。”李兵说。
“是啊，奉命执行任务，但是，在这堂皇理由背后深藏着我私利之心。我考虑的是我的政治前程，怎样表现得更加积极，丧失了辨别是非曲直的能力，甚至丧失了善良本性。我们往往拒绝进行个人道德的拷问，把个人责任往大历史上一推便完事大吉，过得心安理得，不少人躲在‘文革’这个屏障之后苟且偷生，我做不到啊。如果这个老干部不采取这么一种手段，我确实是淡忘了那段历史，但是经他这么一提醒，这几天我每时每刻都在拷问我的灵魂。我有这个下场，罪有应得啊。我想好了，等组织上的处理下来后，我就回我老家，守着我父母的坟，养羊种地用劳动来洗刷我的耻辱，贴近人的本质，后半生会过得安生，这就是我这两日闭门思过的结果。”
面对如此认识的张喜全，李兵还能说什么呢？一切劝慰都是苍白的。李兵只是一杯杯地喝酒。
半个月之后，张喜全一家人走了。从此后，中国人民解放军序列的光荣三团，最后一任政治委员、党委书记，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序列的A北省总队第二支队首任政治委员、党委书记张喜全，只是在组织史料里留有黯淡无光的名字而已。
李兵想，张喜全是军营里真正的男子汉。他不为自己辩白，不为自己开脱，悄然地走了，走向了可以放置灵魂而不受污染的土地，李兵感慨良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