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福君 林分份
五四文学革命之前，清末民初中国文学的变革主要表现在以西方近代文学范型为参照，不断粉碎传统的旧文学体系和引进、吸收西方文学观念与文学思潮，建立新型的文学形态两个方面。对旧文学的不满与批判，正是孕育新质的开始。维新派矫枉过正式的激愤之辞，很快便为理性的思考所取代。他们发现，彻底抛弃与摆脱母体文化和文学，是决计不可能的，唯一的出路在于打破封闭、僵化的传统文学体系，在于输入新的能量与物质，使其焕发新的活力，产生新的机制。有鉴于此，维新求变的思想家们开始了各种尝试。
严复、夏曾佑1897年在《国闻报》创刊号上合作发表《本馆附印说部缘起》，首次把进化论与人性的理论引入文学研究。文章把人和人性看作是人类文明进化的产物，而人性的共同点在于“崇拜英雄”、“系情男女”。中国古典的说部、戏曲之所以经久不衰，为人所喜爱的程度远远超出圣贤经传及一般史书，关键在于它反映了“英雄”、“男女”这些普遍的人性，这便为小说、戏曲的登堂入室找到了理论支点。谭嗣同、夏曾佑试图向旧体诗发动冲击，他们袭用格律诗的形式，撷取佛教与基督教经典中的典故，掺杂以科学术语及外国语译音，写出诸如“纲伦惨似喀私德，法会盛于巴力门”一类“挦扯新名词以表自异”的新派诗。梁启超以中西兼采、平易畅达、“笔锋常带感情”的“新文体”鼓吹变法维新，其文赢得“一纸风行，海内观听为之一耸”的赞誉，使一切古文派相形见绌。
戊戌变法失败后，维新思想家把政治热情转移到以新民为核心的思想启蒙运动中来，文学因其具有左右人心之“不可思议之力”，而被认作是新民救国的最好途径。作为整个新民救国运动领袖人物的梁启超，相继打出诗界革命、文界革命、小说戏曲界革命的旗帜。梁启超为诸种文体革命所设置的目标，很大程度上以西欧、日本资产阶级近代文学的范型为依据，充分表现出维新派对西方资产阶级上升时期进取风貌的热切追慕。与此同时，梁启超还为国人编造了许多有关域外文学救国的神话。这种“求新声于异邦”和“托外改制”的手段，有力地推动了文学改良运动的发展，并促进了域外文学的介绍与引进。
这一时期，虽然旧的文学形态与守旧的文学流派并未销声匿迹，但新的文学风气与充满新思想的文学作品，已经逐渐成为文坛的主导潮流。一向不登大雅之堂的小说，因其向民众启蒙最为得力，被推为文学的最上乘，占据了中心地位。在接踵而来的各种文学改良与革新运动中，新小说、新传奇杂剧、新文体散文、谴责小说等等新的文学类型，占据了文坛的主流。新式话剧也诞生了，就连旧的地方戏京剧也有了时装新剧的种类。而伴随散文的通俗化运动，白话文也开始被自觉采用，并形成相当大的声势。以启蒙、新民为目的的晚清白话文运动明确提出“崇白话而废文言”的口号，康有为、梁启超、章太炎、秋瑾、柳亚子、李伯元、吴趼人、苏曼殊等成为这一时期的代表作家。文学各个方面都呈现出新的面貌，预示着一个新时期的到来。
为适应资产阶级维新、启蒙的需要，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白话报刊陆续出现。从章伯和、章仲和兄弟主办的《演义白话报》，到陈独秀主编的《安徽俗话报》、胡适等人主编的《竞业旬报》，清末白话报刊的发展势头可谓迅猛。蔡乐苏曾著《清末民初的一百七十余种白话报刊》一文，可见数量之多。此一时期白话文的提倡和白话报刊的繁荣，为后来的五四白话文运动打下了重要的基础。然而，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对文字通俗变革的鼓吹，都是从政治宣传的角度来认识的，并没有考虑白话本身的美学价值，这也是文体改革基本囿于散文领域的根本原因。在韵文范围内，只有为了进行通俗教育而撰写的歌词，因与散文变革的目的相同，有明显的通俗化表现。在传统的诗歌领域，则基本还是旧体式。提倡“言文合一”的黄遵宪的诗歌仍然是文言旧体，而且用典甚多，其诗歌美学观并没有发生根本的变化。提倡诗界革命的梁启超，也还高举“以旧风格含新意境”的旗帜，明确主张旧瓶装新酒，显然还在传统诗歌审美趣味的左右之下。资产阶级革命文学团体南社的诗歌，表现了民主革命的新思想，但体式格调仍与旧体无异。可是，在与思想启蒙关系密切的散文领域，梁启超则带头创造了更适宜自由表现新思想与更适应广大读者接受的“新文体”，“平易畅达，时杂以俚语韵语及外国语法，纵笔所至不检束”[6]，实际上是报章文体的进一步发展。
在由文言向白话转化的历史性变革中，梁启超从文学进化的观点谈了其必然性，这是一个明显的进步。他说：“文学之进化有一大关键，即由古语之文学，变为俗语之文学是也。各国文学史之开展，靡不循此轨道。”[7]虽然看到文学语言和文体的变革是一种必然趋势，但由于传统文学观念、审美习惯的作用，其创作实践仍然呈现出艰难复杂的状态。为了向民众进行思想启蒙，梁启超很强调文学语言的通俗，但涉及到文学的美学价值，却又不免踌躇起来。为此，他将文章分为“传世之文”与“觉世之文”，并对之提出不同的要求：“传世之文，或务渊懿古茂，或务沉博绝丽，或务瑰奇奥诡，无之不可；觉世之文，则辞达而已矣。当以条理细备、词笔锐达为上，不必求工也。”[8]“传世之文”追求美学价值，“觉世之文”则不追求美学价值，清楚地反映了清末维新派的这种思想状态。事实上，此一时期的思想家、文学家中，不少人难以摆脱对古雅美的恋旧情结，抱着古语文学不肯放，甚至思想很新而文体却极其守旧。严复是传播西方资产阶级主要思潮最为得力的人物之一，他的政论文《救亡决论》、《原强》等，笔锋之尖锐，思想之激进，都可谓深具近代性质，但他却是坚持古文最力的一员。翻译了大量西方小说的林纾，更是顽固地坚守古文堡垒。即算是思想方面同西方更为接近的鲁迅、周作人兄弟，在他们翻译、介绍西方文学的《域外小说集》中，所用的仍然是佶屈聱牙、令人费解的古文。因此，近代作家、学者们从美学意义上对白话进行自觉的肯定和推崇，则是到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的事了。
经由晚清以来作家、学者们的种种努力，传统文学的根基被动摇了。与此同时，新的文学形态、文学表现形式乃至新的语体文纷纭呈现。如此空前未有的喧嚣与骚动，绵延到民初，最终酝酿成五四文学革命的大潮。在此过程中，中国的文学乃至文化产生了诸多方面的内在新变：
文学重在表现人之情感的观念被普遍接受。严复、夏曾佑以表现人类共性的多寡和方式评判小说、戏曲与经史贤传，梁启超以“薰、浸、刺、提”来概括小说支配人道的力量，都是以情感作为其立论支点的。稍后，系统地接受了康德、叔本华、席勒美学思想的王国维，对情感说的认同则表述得更为明确：“若夫知识道理之不能表以议论，而但可表以情感者，与夫不能求诸实地，而但可求诸想象者，此则文学之所有事也。”[9]这种对文学特质的认识，已接近西方近代关于文学的理念，一定程度上完成了对中国传统的杂文学体系的超越。鲁迅、周作人兄弟留日时期的文学观念，虽曾受维新派的影响，但也都超越了维新派。他们对文学的认识，已不再像梁启超那样视文学为宣传新思想的工具，或者把文学作用夸大到不符合实际的地步，而是在明白文学具有社会效用的同时，也认识到其“涵养人之神思”、“不用之用”[10]的一面。
文学进化的观念被相当一部分人接受。求奇创新，不依傍古人渐成为新的文学风尚。同时，以进化的观点看待中外文学史的递进，古语之文学变为俗语之文学被看作是历史发展的必然。王国维在民国二年（1913）完成的《宋元戏曲史》一书中认为：“凡一代有一代之文学，楚之骚，汉之赋，六代之骈语，唐之诗，宋之词，元之曲，皆所谓一代之文学，而后世莫能继焉者也。”[11]而到了民国六年（1917），胡适更从进化论的角度对此作了进一步的发挥：“文学者，随时代而变迁者也。一时代有一时代之文学。周秦有周秦之文学，汉魏有汉魏之文学，唐宋元明有唐宋元明之文学。此非吾一人之私言，乃文明进化之公理也。”[12]
小说戏曲被引进文学的殿堂。小说被推为文学之最上乘，改变了诗文被视为正宗，而小说戏曲往往不被人看重的传统文学观念。随着小说地位的提高，各种小说刊物与新小说如雨后春笋，令人目不暇接。政治问题小说、社会谴责小说、言情小说、科幻小说等，品种繁富形式多样，给文学界带来异常喧闹的热烈气氛。小说堂而皇之地成为20世纪中国文学中的巨大家族，而观念的转变，却是从这里开始的。
现代悲剧意识的萌生。在戏剧界革命的讨论中，蒋观云以西方为参照，指出我国戏剧界的最大缺憾，在于缺乏震撼人心的悲剧，因而热情呼唤“陶写英雄之力”的悲剧在中国早日出现，以传达民族蒙难时期悲壮的美感与崇高感。这种对英雄悲剧的呼唤与时代的牺牲、尚武精神取得了完美的和谐。几乎与蒋观云同时，王国维在《红楼梦评论》中，也吸收运用了西方悲剧观念。但他较多地接受了叔本华哲学思想中的悲观主义成分，用生活、欲求、痛苦无限循环的观点来看待人生和描写人生悲剧的作品，更赞赏悲凉的美感。他们对悲剧的召唤和对悲剧意识的阐发，无疑开启了现代悲剧意识的先河。
创作方法的区分。梁启超在《小说与群治之关系》中，把小说分为表现理想与反映现实两种。表现理想的称之为理想派小说，反映现实的称之为写实派小说，表明在这一时期中国文学家对艺术地把握世界的不同方式——创作方法的区分有了初步的认识。而五四时期创造社所代表的浪漫主义创作倾向与文学研究会所代表的现实主义创作倾向的双峰并峙，则是这种认识的进一步深化并走向创作自觉的体现。
文学批评的更新与学术视野的开阔。在这一时期的文学批评中，中国传统评点式的文学批评方式虽仍被沿用，但批评的原则与方法却有了更新的趋势。王国维《红楼梦评论》第一次尝试运用西方哲学、美学的观点和方法研究中国文学作品，建立了一个严谨缜密的批评体系。更为重要的是，该文突破了传统诗歌、散文为正宗的研究传统，按照西洋的文学观念，将小说作为学术研究的对象，这是中国文学研究与世界学术接轨的重要一步。此后，王国维又在《宋元戏曲史》中将“戏剧”、“戏曲”作为研究对象，无疑是新的文学观念与学术视野进一步开阔的体现。而五四时期鲁迅对中国小说史的相关研究、胡适的《红楼梦》、《水浒传》考证等，则是学界在文学观念、研究范式转换之后所取得的代表性成果。
翻译文学的独立和自觉。埃兹拉·庞德说：“一个伟大的文学时代必定也是一个伟大的翻译时代。”翻译文学作为一种新的文学发展过程中必不可少的养料成分，被清末民初的文化人置于非常突出的位置。严复、林纾、包天笑、伍光健、吴梼等对西方学术、文学的翻译，不仅滋润了“五四”一代，而且引领了20世纪翻译文学的高潮。据施蛰存对1890年到1990年的文学翻译所做的统计，认为：“从1890年到1919年这三十年，是迄今为止，介绍外国文学最盛的时期”，其间翻译小说是创作的两倍；从1918年到1950年又是30年，其间外国文学的译本“反而少于前一个三十年”；从1950年到1990年又是四十年，“外国文学……出版数字恐怕更少”。[13]
“立人”意识与个体精神的确立。近代以来文学与文化的变更，集中在对国民意识的重铸上。晚清一代的思想家、文学家没有也不可能充分意识到，中国传统文化中群体与个体的冲突，以及这一冲突必然会因为中西文化冲突交汇而变得日趋激烈、难以调和。因此，在重铸国民意识的同时，忽略了个体意识的确立与人的本体存在问题。而“五四”一代的文学家，自他们的青年时代起，便纷纷把重心转移到这一问题上。鲁迅从“立业”到“立人”的转变，以及他在《摩罗诗力说》、《文化偏至论》中所呼唤的正是“独立自由人道”与“掊物质而张灵明，任个人而排众数”的个体精神。这不仅是文化意识的变革，也是哲学主体意识的变革。这种具有强烈自我意识的“立人”精神，至五四时期，终于演化为“人的文学”和对传统（包括晚清鸳鸯蝴蝶派等）非人文学的彻底批判与否定。
从以上所列举的几个方面看，我们不难得出结论：清末民初的文学，实乃中国文学发展的重要阶段，正是其文学与文化的不断新变，引领了后来五四文学革命的爆发，也直接启蒙了现代文学的发生。而在清末民初时期成长起来的一批作家、学者，不仅得益于彼时文学革新成果的润泽，而且亲与时代的变革，不懈探索，最终成为五四文学革命的中坚力量。因此，《中国现代文学编年史》的“清末民初的文学”部分，我们重点关注的内容主要有四类：一、重要作家、学者的相关文学、文化和社会活动；二、重要作品的刊发、出版及演出等；三、在文学史上具有重要影响的报刊杂志、文学社团的创办和发展；四、对文学史产生重要影响的相关政治、文化事件和社会思潮。总之，这一部分力求通过对这几个方面的爬梳、扫描，以期书写中国现代文学“前史”的大事记，由此展示中国现代文学从古代文学、近代文学中脱胎、成长的历史演变线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