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几年，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执着地书写武乡？答案其实很简单，那是我的家乡，我美丽而忧伤的家乡。
但是，书写武乡，又不仅仅因为她是我的家乡。
武乡，地处太行和太岳两座大山之间，北部的石盘山、广志岭成为从晋中谷地通往上党地区的天然屏障，历来为兵家必争之地。翻开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军史和中国的革命史，武乡这个名字出现频率颇高，八路军总部在转战中总共走过八十二个村庄，仅在武乡就走过九个村庄，也是转战三十五个县中走过的村庄最多的县。八路军总部朱德总司令、彭德怀副总司令和左权副总参谋长等领导人，从1937年11月14日首次进驻武乡，到1942年6月17日最后一次离开，先后进驻了五次，驻扎时间长达五百三十六天。在这里，他们与129师刘伯承师长、邓小平政委，在太行山上，指挥名震中外的八路军战胜了重重困难，与敌作战一万多次，歼敌十万余人，建立了晋察冀、晋冀鲁豫、晋绥、山东等抗日根据地。南至黄河和陇海路，北至大青山，西临黄河与陕甘宁边区相望，东至渤海之滨，把广大的华北敌后，变成了强大的抗日战略基地。抗战时期，先后有八个旅、三十一个团在武乡战斗生活。在这片热土上，留下了一代开国元勋与将领的光辉足迹，刘少奇、朱德、任弼时等一大批老一辈革命家都曾在此运筹帷幄，指挥华北抗日游击战争与根据地建设。开国将领中五位元帅、五位大将、十九位上将、四十九位中将、三百位少将都曾在此战斗、工作和生活。这里不仅是华北敌后抗日游击战争的司令部，也是华北妇女抗日救国运动的中心。中央北方局妇委领导人浦安修、刘志兰、卓琳、王泓、马玉书、孙明、黄娣、徐若冰等，“抗大”总校的郝治平、傅涯等，特别是我国现代革命斗争史上著名的妇女运动领导人康克清、李伯钊、刘亚雄等，均在这里长期生活、战斗，领导和组织了当地半边天的妇女解放运动，带领勤劳、勇敢的太行妇女冲破封建牢笼，走上抗日战场，投入大生产运动，为争取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做出卓越的贡献，在我根据地妇运史上写下光辉的一页。到1940年，八路军队伍已壮大到四十万人，收复县城一百五十座，解放敌后人民四千万，迎来了抗战胜利的第一缕曙光。进驻次数最多、驻扎村庄最多、驻扎时间最长，奠定了武乡在中国抗战历史中的地位。
抗战那些年，淳朴善良的武乡人民全民上阵，“出粮、出兵、出干部”，抗战支前，英勇献身。不足十四万人口的武乡参加各类抗战团体的人民竟达九万人之多，报名参加八路军的武乡子弟达一万四千六百多人，武乡兵民血洒抗日疆场为国捐躯的烈士近两万人之众！武乡全民投身于抗战洪流，一批又一批优秀干部调往各地，仅从武乡调出的区级以上干部就达五千四百名，正式载入《英名录》的烈士达三千二百多名。
在武乡战斗与工作过的老首长说：“领袖的足迹在这里留下，人民的军队在这里壮大，民族的脊梁在这里挺起，时代的精神在这里升华……”
武乡，是八路军之都，民族脊梁！
武乡，是一座没有围墙的抗战历史博物馆，一首永远唱不完的英雄之歌……
记得小时候，爷爷奶奶常常会提到日本人；上小学写作文，还在老师的指导下采访过村里放羊的爷爷，他时而怒气冲冲时而骄傲十足，因为他用鞭子赶走过日本人。那时候的电影，许多与战争有关。想看电影，却期待看结尾，因为只有结尾是欢乐的：随着嘹亮的冲锋号声，我八路军一举而上，消灭敌人。尽管如此，内心却常常有一种不安，日本人，会不会再回来？战争，会不会再发生？
忧伤的内心，缘于一段忧伤的历史。
2015年，是抗日战争胜利七十周年。因了这个节点，我走近一些参加过抗战的老兵。记得县民政局负责人与我核实采访人员时，提笔划掉两个名字，说是刚刚去世的；又勾出十多个，说这些或卧病在床或因听力、记忆力衰退已经完全不能沟通。说完后他自己轻轻叹了一声：名单一年比一年短了。
那是沉重的开始。就是那一刻，我觉出这份名单的分量，也觉出肩上的责任。几经努力，我接触到十三位抗战老兵。其实就是民政局精心挑选出的这十三个人，也大多听力不行，有两位完全听不到声音。
2016年到2017年，我又陆续走访了不少村庄，寻访到一些在抗战中遇难的烈士后人。这些人大多超过八十岁。岁月磨砺下，他们与那些老兵一样，最大的问题是听力障碍。然而这些老人家，一个一个，都努力想听清我的每一句话，也都非常努力地回忆尘封了多年的如烟往事。他们用并不清晰的表达，向我描述着当年。
我用每一次采访后嗓音嘶哑作代价，倾听着他们隐秘处的心灵。
当年，就这样一幕一幕，传递到我的笔下。
采访过几十位老人，每人与我的交流至少都在半天。他们中间，没有一个人停下来喝过一口水，没有一个人说过一句累。他们每一个人，都有长长的故事要向我呈现。每一个人，也总是带着不舍的眼神送我离开。
2015年初接触时，老兵当中年龄最大的已经一百岁，最小的也有八十八岁。郭贵云，在长乐滩大战现场，接受了我的采访，提起七十年前逝去的年轻战友，他几度哽咽，默默落泪；魏太合，今天谈起当年的老班长，还是忍不住问我：孩子，你说他身上的二十七刀，一刀一刀，日本人是怎么扎下去的？当年野战医院的护士王桃儿，曾眼睁睁看着无数烈士的鲜血，将蟠龙的石门、南郊的土地浸润得一片殷红。她在我面前长长叹息：“他们都死了，我怎么还活着？”
犹记，马家庄八十二岁的老人赵炳旺刚刚开了口便哽咽：不要说了，不想说了！犹记，胡家垴惨案幸存者边擦眼睛边说：等等再说……
每一次采访，都是一堂沉甸甸的课程。每一次倾听之后，都有一种感觉，土地不是我熟悉的土地，村庄也不是我熟悉的村庄。
提到战争初始的长乐之战，几位老人异口同声：血水！血水！当年的浊漳河，成为红色的海洋。他们说：一场大雨过后，涨了大水，才冲走两岸埋也埋不完的尸体。
关家垴，处在武乡东北的高地上。那里曾经发生过一场无比悲壮的战斗，大地刺眼地浸泡在鲜红中。2016年深秋，我终于来到这里。蜿蜒的山路，一路攀上，关家垴的村民正在收玉米。纪念碑前，杂草丛生，高近一米。我不知道草多长时间可以长这么高，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英雄的墓碑前全是荒草。问过村人，他们说国庆刚刚祭奠过。是的，杂草中散落着两个花圈，两个空啤酒瓶。证明村人来过，证明有人记得烈士的英魂。
半年之后，我再一次去了关家垴，这次是深入当年五百名日军负隅顽抗的关家垴村。曾经修筑的工事，早已灰飞烟灭。对面的柳树垴，依然平静地矗立在原地。小小的村庄，宁静的村庄，三三两两的老者在阳光下聊天的村庄，如果不是走近，谁能知道这里曾经那么悲壮那么血雨腥风！
近两年时间，我从武乡最西面的南关，行走到最东头的关家垴，足迹涉及全县14个乡镇中的11个，以及襄垣、太原等30个村庄（市县），文章内容涵盖了整个武乡县。一寸一寸的丈量中，曾经的岁月在我脑中一点点明晰。这些苦难深重的老人，这片英魂遍地的土壤，为我翻捡出一段一段血迹斑斑的历史。
近两年，我断断续续，却几乎走过整个武乡。作为一名武乡人，我深感惭愧。一边走一边想，我的家乡，原来是这般模样！原来是这般模样？
问过一些孩子：知道武乡的抗战史吗？家里有因战争死去的先人吗？孩子们茫然地摇头。一位老师告诉我：孩子们怎么会知道，书本里根本没有。
孩子们怎么会知道？连我这个从事文字工作的人，也竟然是在开始写这段历史之后，才知道我的曾祖父，竟是死于日本人之手。
生在新中国，长在红旗下的我们，欠下多少课程？
爷爷奶奶走了，讲故事的放羊老汉也到另一个世界去了。曾经悲伤的电影，也没有了。哪里都是莺歌燕舞，哪里都是春暖花开。
战争，真的远去了。
曾经悬着的一颗心，落地了。
可是，战争是不是真的远去了？
越了解，越忐忑。我怕我不能完整表述出这片土地，以及消失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
2017年，是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八十周年。我用近两年时间，重温了抗战路程。我不敢说，我走完了这片土地。因为，还有许许多多的沟沟坎坎，我没有去到；还有许许多多装着一肚子苦难的人们，我没有找到。
只能说，走过的路，问过的人，我侧耳倾听他们的心声，忠实记录他们的记忆。他们心安，我亦心安。
作为这片土地上出生的人，作为今后将继续从这片土地上汲取养分的人，我至少可以告诉他们，对这片土地，我越来越熟悉，也越来越爱得深沉。
从1937年到今天，整整过去八十年。而无论是老兵还是从战争中走过的老人，都对那段记忆清晰如昨。可是这样的老人越来越少了。今天，大多数六十多岁以下的人，对于这段历史都是摇头：不清楚。
而在脑子里保存着这段历史的老人们，一个一个，陆续要离开我们。他们终究要走，但历史不应该被带走。
感谢，那些虽然不清楚那段历史的村民，却愿意放下手头的活计，带着我推开一扇又一扇门，找寻一名又一名有历史记忆的老人。
如果，这些文字可以让更多的人看到，让所有的孩子看到，将是我最大的希冀。我希望若干年之后有人再问起这段历史，不必像我今天这样千方百计地去寻找。
一颗心，映现着一段历史。有幸，在那些大山深处的简陋窑洞中，我与他们一道回望家乡。
我知道，回望是一种痛苦。感谢那些老人，带着失去战友与亲人的苦痛，展现心灵。
写完这些文字，忧伤的气息扑面而来，如同行走在那片大地上。
这是一本献给武乡的书，也是献给所有被日军侵略过的中国大地的书。这是一本纪念在这片土地上牺牲的有名与无名烈士的书，也是献给所有为了中国抗日战争而牺牲的先辈的书！
如此，武乡就不仅仅是哪一个人的家乡，它是抗战那些年间，苦难中国的缩影。
致敬，武乡！致敬，中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