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0一二年年初，邹鹏从海南回到我们镇上办了婚宴。郑小波、王墨、杨磊、曹小宁都在，我还见到了另外两个毕业后就没见过的同学，许安志和毛强。许安志中专毕业后回到了镇上，他在小学任教。毛强中学毕业就去了贵州发展，他娶了个当地的姑娘，把家安在了那边。那天邹鹏很忙，我们一行人好不容易才逮了个空当跟他和新娘合了张影。
宴席摆在一个对我来说有些特别的地方：我们镇政府原来的多功能大礼堂（电影院）。我中专毕业后就没再去过镇政府，原来的几栋楼房早已被崭新的大楼所取代，唯有大礼堂还是之前的模样。
婚宴上碰到很多熟人，余老师也在，跟他同桌的还有我们的英语老师。也不知道是谁带了头，说过去跟两位老师打招呼、敬酒。其实我一点都不想去，他们一说敬酒我不自觉的就想起之前余老师的那场考验。虽然都已经过了十几年了，还是觉得很丢脸！我硬着头皮混在一群人里面去敬了那杯酒。
我很佩服把大礼堂改造成大餐厅的人，太能利用场地了，简直是把它的多功能发挥到了极致。但是看到曾经辉煌无比的大礼堂没落为了一个大餐厅也深感凄凉！因为它在我心中一直是高大、宏伟、神圣的。我知道一点它的故事。
大礼堂是砖木结构的，青砖灰瓦，窗框和几扇大门都是朱红色，我记不得窗帘是什么颜色的了，只知道颜色很深，因为放电影需要遮光。小时候第一次走进大礼堂就被震撼到了，那是我当时见过的最大的一间房子。爸爸告诉我：“修大礼堂用的木料是就地取材，砍掉了镇政府边上一棵三、四个人伸开双臂才能圈起来的银杏树。”我听了表示很不解，为什么非要砍掉那棵大树，不到森林里去采料呢？也不知道爸爸说的是否属实，如果是那未免也太可惜了！
大礼堂里立着的一千零八个坐位是用规格相同的长方形条石做成的，面上加了块木板。爸爸说：“修建礼堂时超过一千个坐位上级不予批准，所以只编了九百九十八个号。我们的电影票也只编到九百九十八号。”据我所知，多数时候电影院里的观众都会超员，很多人会想方设法逃票挤进去在过道上站着看，甚至还有人会挂在窗子外边偷看。当时也有负责安全，清场的人，不过根本就拿那些人没有办法。
以前，乡里的大型会议和文艺演出都是在大礼堂举行。还有些什么学习班之类的也是在礼堂里面讲课。我听奶奶说，她就在礼堂参加过妇女大会、扫盲班、选举大会。爷爷是大队会计，也到礼堂开过很多次村干部大会。中学时学校开展爱国教育，还组织我们去电影院观看过几场相关题材的电影。几百号人依次排成一条长龙穿过街道走到电影院去，那场面十分壮观！
每逢赶集放电影的日子，礼堂就是爸爸和他同事的主场。不赶集的时候，他跟同事就到各个村儿放电影。很多人不知道他的名字，都是叫他“关电影”。我问过爸爸记不记得一共放过多少场电影，他说哪里能记得清啊！
我跟妈妈是爸爸的VIP，他有空的时候会在家里单独给我们放电影看。那个时候我觉得爸爸超级厉害！长大后才知道他那份工作的艰辛。他们下乡的时候都是走路，而且还要挑着一百多斤的放映设备。每次放完电影回家都是三更半夜了。有一天半夜我迷迷糊糊的看见爸爸跪在爷爷奶奶面前哭，他哭得很伤心，我被吓得都不敢出声。第二天才知道爸爸存放在别人那里的电影片被人剪断了，六岁的我看到那一堆被剪成一截一截的胶片也哭了。我并不知道爸爸需要负多大的责任，只觉得后果肯定很严重很严重，不然他也不会哭得那么伤心了！
因为爸爸的工作，因为经常在大礼堂进出，我对它有一份特别的感情。最后一次走进大礼堂就是在邹鹏的婚宴那天。几年后听说那个大礼堂已经被拆掉了。我也明白，有些事物总会因为时代的变迁而消逝，可还是感到很不舍，现在唯一能做的就是把那座神圣的殿堂刻在心里，让它成为永恒的记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