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宋时期，由于特定的社会环境——几乎贯串始终的民旋矛盾和频繁的国内阶级矛盾，武艺活动深受人们重视，得以普遍开展，形成了独富时代特色的体育风尚。
（1）深受重视的军事武艺
有宋一代，始终面临着辽、西夏、金等少数民族入侵和国内农民起义的威胁，故宋代统治者除采用一些防范措施和扩大军队编制以外，特别重视军队的武艺训练，并有一系列的规章制度或训练标准，如《枫窗小牍》记载：宋神宗熙宁元年（1068），“诏颁河北诸军教阅法：凡弓分三等，九斗为第一，八斗为第二，七斗为第三；弩分三等，二石七斗为第一，二石四斗为第二，二石一斗为第三。”宋孝宗时规定：“弓箭手以六十步，每人射八箭，要及五分亲”（《皇宋中兴两朝圣制》卷五三）。宋光宗时也有“殿、步司诸军弓箭手带甲，六十步射一石二斗力，箭十二，六箭中垛为本等弩手带甲，百步射四石力，箭十二，五箭中为本等”（《宋史·兵志九》）的规定。这是对当时主要兵器弓弩的训练标准，此外对枪、刀等的训练也有定规。据《韩魏公集》卷一一记载：宋仁宗时，韩琦以“马枪止试左右盘弄，而不较所刺中否，皆非实艺”，因而规定“凡马上使枪，左右十刺得五中木人，为及第。”《宋史·兵志九》记载：庆历六年，诏“枪刀术胜三人者，立为武艺出众格。”元丰元年十月，诏立在京试诸军技艺格中曰：“枪刀并标排手角胜负，计所胜第赏。”高宗建炎元年所颁枢密院教阅法中规定：习刀者须使“刀长丈二尺以上，毡皮裹之，引斗五十二次，不令刀头至地。”宋元丰元年（1078）在宋神宗钦定的考核士卒武艺的标准《元丰格法》中，对步射、马射、弩射等应得到的等级均有详细规定。
完备的训练制度和特定的社会环境，使两宋时代产生了不少武艺高强的名将。如威震金兵的名将岳飞、韩世忠，都能力挽三百宋斤（一宋斤相当今一点二市斤）。据《宋史·岳飞传》记载：岳飞与金人“战于太行，抢金将拓跋耶鸟。居数日，复与敌，飞单骑持丈八铁枪，刺杀黑风大王，敌众败走”。强将手下无弱兵，在岳飞麾下，武艺高强之士辈出，他们活跃于抗金前线，使金兵闻风丧胆，以致使其主帅发出了“撼山易，撼岳家军难”的感叹，李全“以弓马趟捷，能运铁枪，时号‘李铁枪’”（《宋史·李全传》）。王禀“马上运大刀，经造虏营中，左右转战，得虏级百十，方徐引归，率以为常”（《挥尘录》卷二）。
由于统治者重视军队武艺，使这一体育项目在军中蔚然成风。除常规的箭弩、枪刀等兵器的训练外，其他诸如舞剑、相扑、棍棒等术也是军中体育的活动内容，《东京梦华录》中就详细记载有北宋军队在京城进行武艺表演的情况：“……有花妆轻健军士百余，前列旗帜，各执雉尾、蛮牌、木刀，初成行列。拜舞互变开门夺标等阵，然后列成偃月阵。乐部复动蛮牌令，数内两人出阵对舞，如击刺之状，一人作奋击之势，一人作僵仆。出场凡五七对，或以枪对牌，剑对牌之类”。“或执刀斧，或执杵棒之类，作脚步蘸立，为驱捉视听之状”，或“执真刀，互相格斗击刺，作破面剖心之势”，或“百余人……各执木棹刀一口，成行列……两两出阵格门，作夺刀击刺之态百端讫，一人弃刀在地，就地掷身，背著地有声”，或“有马上抱红绣之球，系以红锦索，掷于地上，数骑追逐射之”，或“以柳枝插于地，数骑以癥子箭，或弓或弩射之”，“或横身鞍上，或轮弄利刃，或重物大刀双刀百端讫”，或“分两阵，两两出阵，左右使马直背射弓，使番枪或草棒，交马野战，呈骁骑讫”（《驾登宝津楼诸军呈百戏》）。由于这是专门为皇帝表演的，自然是集军中武艺之精华。“运动员”也多选自军中武艺的佼佼者，其实也是当时的专业武艺表演队。如宋太宗时，就曾“选诸军勇士数百人，教以剑舞，皆能掷剑于空中，跃其身左右承之，见者无不恐惧。”不仅如此，统治者还将此作为炫耀国威的手段。宋太宗时，契丹曾遣使修贡，在招待他们的宴会上，“因出剑士示之，数百人袒裼鼓噪，挥刃而入，跳掷承接，曲尽其妙，契丹使者不敢正视。及其巡城，必令舞剑士前导，各呈其技，北汉人乘城，望之破胆”（《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〇）。此外，宫廷中的职业相扑手“内等子”也多选自军中，他们均有专门机构管理：“军头司每旬休按阅内等子、相扑手、剑棒手格斗”（《东京梦华录·军头司》），至南宋时设的“内等于”还是由“诸军膂力者充应名额”的。这反映出两宋军中的武艺训练是丰富多彩的。特别是三月清明，“诸军排阵作迎敌之势……试弩射弓”（《梦粱录》）；诸军春教时，“禁中教场，呈试武艺，飞枪斫柳，走马舞刀，百艺俱呈”（同上《州府节制诸军春教》），“大军合教终日，犒赏毕，放教于路，各施呈武艺”（《西湖老人繁胜录·春教》），更是宋军武艺活动的黄金时节，体现着两宋时代军队体育活动的繁盛景象。
（2）流行南北的民间习武热潮
尽管宋廷为避免重蹈唐王朝毁于藩镇割据的覆辙而采取“守内虚外”的政策，对民间习武活动屡加禁止，如“禁民私有兵器”，“禁河北诸州民弃农业，学禁呪、枪剑、跳棒之技者”等，但有宋一代民间习武活动在边患频仍和国内阶级矛盾异常尖锐的夹缝中，在商品经济发展的刺激下，仍以燎原之势迅猛发展起来。其范围之广、形式之多样、参与人数之众，都足以形成一代特色，构成两宋体育风尚的重要一环。
在北宋初期，存在着深刻的民族矛盾，由于统治者在军队布防上采取“守内虚外”的策略，对少数民族政权的侵扰一味妥协退让，输帛纳币，先后与辽和西夏政权签订了屈辱的城下之盟，尽管如此，边境甚至北方地区的军事冲突仍持续不断。少数民族政权的大肆掳掠、输绢纳币的沉重负担，使边境和随着战火的蔓延而扩展的北方人民苦不堪言，加上国内频繁的农民起义，匪盗成灾，迫使穷苦人民纷纷组织起来，练兵习武，抵御外族入侵和匪盗的掠夺劫杀，并且随着民族矛盾与阶级矛盾的日渐尖锐而形成习武的热潮。
当时民间练兵习武的重要形式，莫过于民间结社组织——弓箭社。这种组织在北方地区几乎到处都有。他们平时种田，闲时习武，组织健全，纪律严明，起着保卫家乡的作用。据《宋史·兵志》记载：宋神宗熙宁三年（1070），定州知州滕甫奏请“令募诸色公人及城郭乡村百姓有武勇愿习弓箭者，自为之社。”元祐八年（1093）定州知州苏轼也曾对定、保等州的弓箭社作过调查，他说：“今河朔西路被边州军，自澶渊讲和以来，百姓自相团结为弓箭社，不论家业高下，户出一人，又自相推择家资武艺众所服者为社头、社副、录事，谓之头目。”社中成员“带弓而锄，佩剑而樵，出入山坂，饮食长技与敌国同。私立赏罚，严于官府。分番巡逻，铺屋相望。若透漏北贼及本土强盗不获，其当悉人皆有重罚，遇其警急，击鼓，顷刻可致千人。器甲鞍马，常若寇至。”据苏轼的统计，仅定保两州就有这样的弓箭社“五百八十八社，六百五十一伙，共三万一千四百一十一人。”
与弓箭社相类似的还有忠义、巡社，也是当时北方民间的抗金结社，他们“各随乡村多寡团结，推择豪右众所服者，以为正副，量置枪杖器甲之属”，除“依时农作”外，还“教习武艺，御贼备战”（《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一七七）。其范围也遍及北方各地。
在这种民间武艺组织日多的情况下，宋政府大概也看出他们是抵御外来敌人的重要力量，故也改变了他们对民间武装的成见，转而采取扶持的态度，以利用这些民间抗金力量。据《宋史·职官志》记载：设“提举弓箭手，掌沿边郡县射地弓箭手之籍，及团结、训练、赏罚之事。”这从一个侧面说明，北宋时期的民间习武活动是十分普遍的。
除民间结社外，宋代所设置的乡兵，也是两宋习武活动的重要推动者。乡兵各地均有，种类也很多。与弓箭社相同之处在于他们一般也不脱离农业生产，平时务农，闲时练习武艺。乡兵也是抗御外敌的重要力量，“宋边捍御，籍为军锋，素号骁勇”（《宋会要》）。各地乡兵习武内容有所侧重，如秦凤路“平居以田猎骑射为能”（《宋史·兵志》）“福建路枪林手，出入轻捷，取得其术，一可当十”（同上）。可谓武艺的地方性色彩。
民间武艺的活跃，不仅起到了一定的保家护园的作用，丰富了人们的体育生活，而且使武艺本身也得到了发展，十八般武艺，皆有绝招，特别是地区性的差异，使武艺有了门派之分，这样也使私人授艺成为了普遍现象。如南宋抗金名将岳飞，“生有神力，未冠，挽弓三百斤，弩八石。学射于周同，尽其术，能左右射”（《宋史·岳飞传》）。后经人引见，又从有名的枪手陈广学习枪技，终于使其成为一个名贯古今的英雄。再如僧真宝，“为五台山僧正。学佛，能外生死。靖康之忧，与其徒习武事于山中”（《宋史·僧真传》）。此外，家传武艺也很普遍，如《宋朝事实类苑》记载：“呼延赞以武勇为卫士直长”，“数子亦有勇力，日夕课其击剑、驰射、格斗、蹶张、挽强，持棰梃相击挞，殆无完肤”（卷五五）。再如“汪涣，字德济，武义人，父号汪铁棒，涣幼时，以杖击石，石碎而杖全”（《金华达贤传》卷二五）。这些私人授艺及家传武艺的发展，为城市街头武艺艺人的出现奠定了基础，为地域性的习武风尚提供了条件。
当然，作为一种习尚，虽然其产生的条件是一定的，但其流传却是无限的。产生于宋代民族矛盾与阶级矛盾异常尖锐的特定社会环境中的民间习武活动也是如此。一方面民间习武热潮伴随着宋金战争的扩大而在农村得以蔓延，另一方面，两宋时代商品经济的繁荣，也使这种民间武艺蒙上了商业化色彩，在城市中开拓了广阔的市场，成为一般市民精神文化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
北宋时期，京城的瓦肆技艺中，已有“小儿相扑、杂剧、棹刀、蛮牌”等武艺表演（《东京梦华录》卷五）。南宋商业的繁盛，更使这类活动增多。据《梦粱录》、《都城纪胜》、《武林旧事》诸史籍的记载，瓦肆表演的武艺表演活动已扩至于“角抵、使拳、舞斫刀、舞蛮牌、舞剑、射弓、使棒、乔相扑、射弩”等近十种。由于这类艺人在城市中的日趋增多，市民阶层对武艺的喜好日盛一日，在南宋都城临安，还出现了许多武艺结社组织。如摔跤艺人的“角抵（相扑）社”、弓弩艺人的“锦标（射弩）社”，使棒艺人的“英略社”（《武林旧事·社会》）等。据《西湖老人繁胜录》的记载，每社成员不下百人，而且必须是武艺高强的人才能入社，像角抵社里的“王侥大、撞倒山、刘子路、铁板踏、宋金刚、倒提山、赛板踏、金重旺、曹铁凛”等，“人人好汉”。再如时为“武士”所有的“射弓踏弩社，皆能攀弓射弩，武艺精熟。射放娴习，方可入此社耳”（《梦粱录·社会》）。他们出众的技艺，不仅增添了市民精神生活的色彩，而且使不少人对之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故也有“一等富室郎君，风流子弟，与闲人所习”（同上）。
除这些结社组织外，城市里还有许多专供各种艺人表演的“瓦子勾栏”，其中也有“作场相扑”、“使枪弄棒”的职业艺人（《西湖老人繁胜录》）。至于那些在“要闹宽阔之处做场，谓之‘打野呵’”的，则多是从外地来的“路歧人”（《武林旧事·瓦子勾栏》）。这些活动，丰富了城镇市民体育的内容，并且，职业艺人到处流动，在一定程度上对体育文化起了传播的作用，对各地体育习俗及其发展无疑起了推动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