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天之内石门顿成死市
1937年7月7日，日本帝国主义制造“卢沟桥事变”，开始发动对中国的全面侵略战争。侵略军于8月13日进攻上海，在金山卫登陆，到处狂轰滥炸。杭州时有空袭。爸爸他们暑假本来就是回故乡的，这时便派人把留守在田家园的徐家娘娘叫了回来。“行宫”暂时锁闭。后来杭州火车站被炸，杭州人纷纷逃难，爸爸又派人去把“行宫”取消，把其中的书籍器具装船载回石门。两处的器物并在一起，显得异常热闹。爸爸整理书籍，布置家具，忙了好几天。带回来的沙发和带开关的热水壶，镇上人从未见过。亲友们都来见识见识，我们小孩子总是喜欢热闹的，高兴得不得了，哪里想得到一场灾祸正在等待着我们！
11月6日，早上我和元草哥照例背了书包从后门大井头到西竺庵上学去。回家吃中饭时，天上有飞机声，这也不足为奇，石门上空常有飞机经过。但这次飞得很低，声音很响，引起了大家注意。走到外面一看，一架双翼侦察机低低地飞过，低得可以望见飞机上的人影。很多人都到街头来看热闹。
爸爸听人说，上海南市已成一片火海，但总以为小镇上安全，所以一直按兵不动，甚至还在红烛高烧，开设素筵，过他40岁的生日。不过众宾客席间谈论的已是看到听到的种种惨象。这是缘缘堂最后一次热闹。这以后的几天，石门镇上已是风声鹤唳，草木皆兵，到处都在谈论日军的种种罪行。
这天下午，我和二哥照旧去上学。两点光景，我们正在上课时，飞机又来了，还是飞得很低。盘旋了几个圈子，忽然接连“砰，砰”、“哒哒哒哒”、“轰！轰！”响得震耳欲聋。这一下，课堂一片混乱，同学老师都夺门而出，纷纷经操场逃往校外。我不管别人往哪儿逃，我第一个念头就是回家！对一个孩子来说，家是最温暖的，唯有家，才是自己的保护伞。
我逃到操场上，还没逃出校门，“哒哒哒哒”的机枪声又响起来。我连忙进旁边的厕所躲一下。机枪声一停，马上逃出校门往家里直奔。逃到大井头，还没进家门，离身不远处中了一枚炸弹。幸亏那时的炸弹杀伤范围不广，我才得无恙地逃进了自己家门。可是家里怎么一个人也没有？我一个个房间都走遍了，最后走到东房，也没人。可是听见爸爸的呼唤声：
“一吟快来！快来！”
只闻其声，不见其人。啊！原来爸爸躲在东房北边的方桌底下，桌上还盖着丝绵被。爸爸正在向我招手。终于找到“保护伞”了！我如释重负，连忙也躲进去。哈哈！不仅爸爸，妈妈和姐姐哥哥们都在这里，还有正好在我们家做客的外婆也躲在一起呢！我开头觉得蛮好玩的，差点笑出声来。
“你阿哥呢？元草呢？”
爸妈很着急地问我。
“不知道呀。我和他不是一个教室的，不知他逃到哪里去了。”
一家人在桌下躲了个把小时，飞机声渐渐远去，我们才一个个爬出来。下午四点光景，元草哥也来了。一家人如释重负。爸妈问元草哥逃往哪儿去了。
“我看见平伯，平伯对我说：‘元草，你要性命跟我来！’我就跟了他逃到了野外。”
元草哥的话引起了我们孩子们的兴趣。后来我们常常模仿这句话：“元草，你要性命跟我来！”孩子毕竟是孩子，苦中作乐。爸爸却急于了解镇上遭难的情况，出去探询，才知这两小时内日寇在这个没有任何设防的小镇上投了十余枚炸弹，当场炸死三十多个人。受伤的不计其数。镇民门纷纷逃离，石门顿成死市。
宁为流亡者不当亡国奴
我有一个小姑妈叫丰雪珍（又名雪囡），排行第八，下边两个弟弟都是夭折的。雪姑妈生下来后，我祖母患了一场大病。况且那时我祖父尚未考中举人。家里还很贫困。种种原因，改变了雪姑妈一生的命运，她从小就被送到离镇六华里的南圣浜蒋家当童养媳，后来嫁给了蒋茂春。从此我们多了一家亲。我也有赖于此，如今有了雪姑妈的女儿阿七（蒋镜娥）家可以经常去跑跑，享受农家之乐。雪姑妈生的孩子很多，大多夭折。只剩下女儿蒋坤豪、1993年去世的儿子蒋镇东以及小我8岁的阿七。
蒋家一家纯朴敦厚。小姑妈嫁过去后我们家似乎没对他们家有什么特别的照顾，可他们得知石门镇遭难，马上想到“慈哥”（爸爸小名慈玉）一家。傍晚，茂春姑父和他弟弟继春马上摇出一只船来，把我们全家在潇潇暮雨中接到了南圣浜。雪姑妈擎着一盏油灯，一双小脚踮着湿地，亲自到河岸上来迎接。那河岸，至今还没变样。我每次经过那儿，逃难时的一切如在眼前。
茂春姑父把我们一家十人安排在他的族人蒋金康家新造的两开间楼房的整个楼面上，大家席地而卧。说起这新屋，据说是由于在旧屋里大宴宾客时二楼地板坍下来，致使一个叫玉如的小姑娘落到底楼灶上沸腾的油锅里死掉了，才重建的。
后来，爸爸曾写了一首很长的打油诗，描写逃难的情况。可惜没有保存下来。我们东拼西凑，也只凑了零零碎碎的几句。开头是这样：
浙江石门湾，原来是故乡。六日掼炸弹，逃到南圣浜。
外婆一同来，又来姑婆娘。亲眷本来多，外加蒋金康。
金康有新屋，借来当栈房。老幼十个人，困在稻草上……
在南圣浜逗留了半个月。我们几个小的孩子无忧无虑，爸爸却日夜忧思，举棋难定。背井离乡，实非所愿。除非嘉兴失守，否则决计不走。于是他到邻家去听收音机里的日语电台，并托人每天走15里到练市镇去向我的二姑夫周印池借来报纸，关注时事。不仅自己关注，还把从报上和电台上得到的消息写出来贴在门口，以代壁报，和众人共享。报载有重兵驻扎嘉兴，金城汤池，万无一虑。爸爸很高兴，以为可以不走。
壁报贴出后，远近一一传开，知道我们一家已到南圣浜，于是众亲友纷纷前来联系。其中有我们的姑婆特地从崇德赶来，二姑妈的长女周镜涵，我们叫她“镜哥哥”的，也从练市赶来。她们两位都表示，如果我们走，她们都希望能跟着一起走。
我们这位姑婆，是爸爸的亲姐姐，对女红艺事十分擅长，曾与我祖父共同制作了迎花灯用的精美的彩伞，在石门镇上颇享盛誉。嫁到崇德徐家为继室，自己没生养。缘缘堂的“两代姑母房”就是为她和我们二姑妈归宁而设的。二姑妈丰幼，爸爸称她为“幼哥”，我们却叫她“练市姆爸”。“姆爸”是伯伯的意思，前文已提到那时对女的称呼和男的一样。据说她幼时自己掏耳朵时被人撞了一下，出了许多血，聋了一只耳朵。刚嫁到练市去时被小偷偷了首饰衣服去，价值当时的三千元！把另一只耳朵也气聋了。在婆家的处境可想而知。所以常以归宁为乐事。她在我家很受欢迎。记得有一次她突然来临，姐姐哥哥们高呼：“练市姆爸”来了，把我吓得非同小可，竟逃到妈妈怀里大哭。从此我见“练市姆爸”来就躲起来。不过，镜哥哥来，我是欢迎的。可惜后来我们逃难时终于没带上她和我姑婆。姑婆不敢长途跋涉，回崇德去了。至于镜哥哥，那时她暂时回了练市，时局紧张，没人敢冒被拉伕的危险去练市通知她。
在我们决定逃难以前，南圣浜来了驻军，领队的张四维连长曾向爸爸透露过：为求最后胜利，石门一带可能要放弃。爸爸连忙带了宝姐和染坊店的学徒章桂去了缘缘堂一次，！了两网篮心爱的、版本较佳的、新买而尚未读过的书，设法运回南圣浜。
2007年8月，我回家乡时拜访了年已90的章桂哥，承他告诉了我许多往事。据说我们逃离缘缘堂后，他曾在堂内宿夜。国民党的败兵闯进堂内骚扰，要他煮饭给他们吃。他说灶间里什么都有，你们自己去煮。败兵把我们家的箱子一个个凿破，倒出来都是些衣服。
章桂哥还说了一件从未向外人透露过的事。他说他是睡在缘缘堂楼下西后房的。有一天半夜里，他听见有两个人的脚步声走进厅内，转入东房，又走到后面扶梯间，然后转到厅后那间房。那是供奉我祖父母遗像的房间，平时也在那里上供。那两人的脚步声到了那间房就停止了。忽然听见那房间里的热水瓶重重地往桌上击一下。章桂哥放大了胆，突然启开了西后房通向厅后房的门。一看，什么都没有！他倒有点汗毛凛凛了，连忙蒙着被睡觉。
第二天，他赶到南圣浜，悄悄地把这事告诉了我爸爸。是祖宗显灵暗示这里已不可留吗？章桂哥说，促成爸爸决心逃离故乡的原因：一是张连长的一番话；二就是这件事。我虽已于1989年接受新加坡广洽法师的示意拜他为师皈依了佛门，其实对佛教毫无研究。我至今还不能相信“轮回”，也不相信死去的人会显灵。爸妈死后，从来没向我显过灵。对于章桂哥的一说，我认为也有可能是两个小偷进缘缘堂，走到厅后房，被不知哪里突然发出的一声吓跑了。不过，尚未证实的事，我也不敢轻易否定。况且这件事勾起了我小时候的一个回忆。有一天，缘缘堂正在祭祖，我和哥哥们却忙着捉迷藏。有一次轮着我找他们，找到祖父母遗像的供桌下，明明看见一个白蒙蒙的人躲在那里，我叫唤这人，这人却不睬我。后来哥哥们从别处出现了，我叫他们去看供桌下，却已经什么都没了。我只能把这事理解为起初大人在这供桌下放了什么，后来拿走了。
好了，这些阴阳之间的事不去说它了。却说形势急转直下。爸爸一直要等嘉兴失守才走。但日寇不直接打嘉兴，却从北面迂回，取濮院、桐乡、石门，以包围嘉兴。因此石门竟失守在嘉兴之前！
爸爸下了决心：宁为流浪者，不当亡国奴！爸爸懂日文，如留下来，不堪设想。他决计带全家逃亡。但往哪儿逃呢？这时石门的邮局已迁到了南圣浜附近，接着又要迁走了。就在这时，爸爸收到了最后一封信，是他敬重的马一浮先生从桐庐来信关心他的情况。这封信看来起了作用，使茫然不知所措的爸爸有了逃难的方向——去桐庐投奔马先生。
11月20日，族亲丰平玉，我们叫他“平伯”的（就是五爹爹的儿子，丰明珍的爸爸）带了一个我们从未见过的“丙伯”来共商逃往桐庐的事。丙伯是五爹爹的妻子五娘娘的妹妹的儿子，不过是前妻所生。这位丙伯竟是爸爸的私淑者。他家里有船，约定次日派船来接。
当天晚上，爸爸总算开始准备行装。这么多书是带不了啦。只能！几本重要的。铺盖衣服是必须带的。还有……啊呀，还有钱，那可是出门最重要的。爸爸在《辞缘缘堂》一文中说：
这晚上检点行物，发现走路最重要的东西没有准备：除了几张用不得的公司银行存票外，家里所余的只有数十元现款，奈何奈何！六个孩子说：“我们有。”他们把每年生日我所送给的红纸包通通打开，凑得四百余元。其中有数十元硬币，我嫌笨重，给了雪雪。其余钞票共得四百元。不知从哪一年开始，我每逢儿童生日，送他一个红纸包，上写“长命康乐”四个字，内封银数如其岁数。他们得了，照例不拆。不料今日一齐拆开，充作逃难之费！又不料积成了这样可观的一个数目！我真糊涂：家累如此，时局如彼，余不趁早领出些存款以备万一，直待仓皇出走时才计议及此。幸有这笔意外之款，维持了逃难初步，侥幸之至！平生有轻财之习，这种侥幸势将长养我这习性，永不肯改了。
次日，值得纪念的1937年11月21日，上午染坊店的阿康师傅从石门镇奔来，说缘缘堂门口已架了机枪，木场桥堍摆起了大炮，听说桐乡已经开火了。（阿康后来在梅纱弄里碰着日寇，被刺死于刺刀之下。）大人们整理了行物，凡不易带而且可以不用的，通通分送了村人，只带两担铺盖、一只箱子。下午，丙伯的船开到。我家除父母和六子女外，加上满娘和外婆，共十人。平伯同行。还有染坊店的章桂，爸爸喜其年轻干练，征得他本人和他父亲的同意，也一起走。我事后听章桂哥说，他爸爸给他20元供逃亡用。那时候20元是个大数目，难为老人家省出来给儿子。章桂哥把它珍藏在鞋底。可是一路奔波，竟把这来之不易的20元踩成了模糊不清的碎屑。
怀着痛心的惜别情绪，我们离开了南圣浜，往四五公里以外丙伯的家乡悦鸿村进发，开始了行程数千里、长达九年的流亡生活。
那时我们几个孩子什么也不懂，只觉得很好玩：经常换地方，看到新鲜的东西，美丽的风景。一路生活虽然苦些，但小孩似乎适应性强，不在乎。
在潇潇暮雨中，傍晚船到了悦鸿村。这么多人都在丙伯家吃晚饭。丙伯的父亲有两个都已成家的儿子，决定留下长子一家，让丙伯一家三口跟我们走。那天我们这么多人竟还在他家睡了几小时。半夜起身，丙婶妈把钞票缝在孩子的棉衣领里、背心里和袖子里了。他家又为我们办了两桌半夜饭，15人匆匆上船。
之所以半夜开船，当然是为了安全。但天总是要亮的，而且这一天偏偏大晴。北方传来隆隆之声。担心敌机来扫射，上午就在一棵大树下停泊了。我们上岸走走。岸上有一座白云庵，庵里一位老太太正在灶间里煮芋艿。爸爸给她些钱，托她煮了一些芋艿作为早饭充饥。
前面那首逃难诗，中间记不起来，后面又记起了一段：
……幸遇张连长。……平伯丙伯来，逃难共商量。
忙派超三伯，送信×××。……船到悦鸿村，半夜闹一场。
松下房栊静，满室×月光。……连夜×点心，忙碌到五更。
鸡蛋一大篮，粽子十八双。……庵里吃芋艿，濮院炮声响。
我们吃那芋艿，觉得比什么都香。下午不得不上了船，继续往塘栖进发。路上碰到对面开来的兵船拉伕。虽然是自己国家的兵，我们也吓得要命。丙伯船的一个小名叫“丫头”的摇船壮汉被他们硬拉了去，说好摇30里放他回来。爸爸觉得对不起“丫头”，便和他约定在塘栖等他。船继续往前开。
后来据章桂哥说，船到新市，爸爸想出个好主意，上岸去买了一套军装，还是有斜拉皮带的，让20岁的章桂哥穿上，站在船头。这一招还真管用。前面来的兵船见有“长官”站在船头，谁敢再来拉伕。两船匆匆而过，也看不清这个“长官”是没肩章的。这一路到塘栖都平安无事。可是到了塘栖，看见所有的商店都变成了兵营。我们不敢在这里等“丫头”，只能往前开了。爸爸觉得对不起“丫头”，请船人带去加倍的工资给他。可是谁又知道“丫头”终于是否能回到家里？半夜，船到杭州的拱宸桥。大家肚子饿了，船上可以煮饭，但有饭没菜。幸亏丙婶妈在枕头里装满了一袋青烘豆。于是用青烘豆加了船上的酱油下饭，吃得津津有味。“饥者易为食”，但青烘豆浸酱油其实本来就是一道美味的菜肴。如今，每到秋间毛豆出地时，我就能从故乡弄到青烘豆，隔天浸好酱油，吃起来较软，就像“酱豆”一样。“酱豆”现早已失传。但我自制的酱油浸烘豆，不仅成为我自己的美味粥菜，亲友们知道后也都纷纷仿效。谁又知道这办法竟源出于逃难时拱宸桥的一顿半夜饭！
爸爸吃了半夜饭，上岸打听，形势已很紧张，桐乡的日寇正在杀人放火。汽车哪里叫得着！只能步行。要步行，必须再一次精简行李。这么多人本来就只带了两担铺盖、一只皮箱。再怎么精简呀？但现在精简出来的东西还可以交船人带回悦鸿村，不致抛弃路旁。于是，大人们动起手来。从皮箱里拣出了一些必需品，把皮箱交给了摇船的人带回去。爸爸叫大家再睡一会，以便次日赶路。自己却睡不着。他在《桐庐负暄》一文中写道：
我想起了包裹里还有一本《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史》和月前在缘缘堂时根据了此书而作《漫画日本侵华史》的草稿。我觉得这东西有危险性。万一明天早晨敌人追上了我，搜出这东西，船里的人都没命。我自己一死是应得的，其他的老幼十余人何辜？想到这里，睡梦中仿佛看见了魔鬼群的姿态和修罗场的状况，突然惊醒，暗中伸手向包裹中摸索，把那书和那画稿拉出来，用电筒验明正身，“东”的一声，似乎一拳打在我的心上，疼痛不已。我从来没有抛弃自己的画稿。这曾经我几番的考证、几番的构图、几番的推敲，不知堆积着多少心血，如今尽付东流了！但愿它顺流而东，流到我的故乡，生根在缘缘堂畔的木场桥边，一部分化作无数鱼雷，驱逐一切妖魔；一部分开作无数自由花，重新妆点江南的佳丽。我坐着蒙眬就睡，但听见船舱里的孩子们叫喊。有的说胸部压痛了，有的说脚扯不出了，有的哭着说没处睡觉。他们也是坐着互相枕藉而就睡的，这时吃不消而叫喊了。满哥被他们喊醒，略为安排，同时如泣如诉地叫道：“这群孩子生得命苦！”其声调极有类于曼殊大师受戒时赞礼僧所发的“悲紧”之声，在后半夜的荒寂的水面上散布了无限的阴气。我又不能入睡了。
清晨五点，大家带了精！的两担行李上岸。好容易找到两个人挑了。轻物由各人手提。还有两个被包，包内有两条最上等的丝绵被和几件较新的衣服，再也带不动，爸爸擅自把它们放弃在船里了。以后每逢冬天就惋惜，妈妈甚至埋怨爸爸太孟浪，蛮好再努力去找第三个挑夫的。但爸爸肩负着一家和亲戚十余口的存亡，但求平安无事，哪里还顾得上这些！事后得知丙伯家在地方沦陷后又遭盗劫，我们寄存的东西都被抢走，交船户带回的东西等于抛弃路旁。大家就更惋惜。
拱宸桥离六和塔有30里。15人中有13人能走。丙伯的3岁的儿子传农走不动，由丙伯背着。我外婆那时快70岁了，又是缠小脚的，哪里走得动。爸爸出重金请我们船上一个名叫“阿芳”的壮汉背她。但没走多少路，外婆说她的胸部贴在阿芳背上喘不过气来。幸亏平伯找到了一乘轿子，当然是出重价的，抬了外婆走，这才解决了问题。
我那时虚龄9岁，走15公里路还是第一次。实在走不动时，章桂哥背背我。但主要靠自己。我一路只晓得跟着大人走，甚至此行的目的地是何方也一无所知。直到上世纪80年代我开始研究爸爸的生平和创作时，找到爸爸的轶文《桐庐负暄》后，才知他在南圣浜举棋未定时，起初曾考虑过去祖籍地汤溪。他在《桐庐负暄》一文开头处是这样说的：
中华民国二十六（1937）年十一月下旬。当此际，沪杭铁路一带，千百年来素称为繁华富庶、文雅风流的江南佳丽之地，充满了硫磺气、炸药气、厉气和杀气，书卷气与艺术香早已隐去。我们缺乏精神的空气，不能再在这里生存了。我家有老幼十口，又随伴乡亲四人，一旦被迫而脱离故居，茫茫人世，不知投奔哪里是好。曾经打主意：回老家去。我们的老家，是浙江汤溪。地在金华相近，离石门湾约三四百里。明末清初，我们这一支从汤溪迁居石门湾。三百余年之后，几乎忘记了自己的源流。直到二十年前，我在东京遇见汤溪丰惠恩族兄，相与考查族谱，方才确知我们的老家是汤溪。据说在汤溪有丰姓的数百家，自成一村，皆业农。惠恩是其特例。我初闻此消息，即想象这汤溪丰村是桃花源一样的去处。……心中便起了出尘之念，想率妻子邑人投奔此绝境，不复出焉。但终于不敢遂行。因为我只认得惠恩，并未到过老家。……今我全无介绍，贸然投奔丰村，得不为父老所疑？即使不被疑，而那里果然是我想象的桃花源，也恐怕我们这班四体不勤、五谷不分的人一时不能参加他们的生活。这一大群不速之客终难久居。因此回老家的主意终归打消。正在走投无路而炮火逼近我身的时候，忽然接到马湛翁（吟按：即马一浮）先生的信。内言先生已由杭迁桐庐，住迎薰坊13号，并询石门湾近况如何，可否安居。外附油印近作五古《将避兵桐庐留别杭州诸友》一首。这封信和这首诗带来了一种芬芳之气，散布在将死的石门湾市空，把硫磺气、炸药气、厉气、杀气都消解了。数月来不得呼吸精神的空气而窒息待毙的我，至此方得抽一口大气。我决定向空气新鲜的地方走。于是决定先赴杭州，再走桐庐。这时候，离石门湾失守只有三十余小时，一路死气沉沉，难关重重。我们一群老弱，险些儿转乎沟壑。幸得安抵桐庐，又得亲近善知识，负暄谈义。可谓不幸中之大幸。其经过不可以不记录。
我这才知道，爸爸如此趋之若鹜去投奔的马一浮先生，是一位了不起的儒学家。马先生是弘一大师在俗时介绍爸爸认识的。虽然马先生比弘一大师小两岁，但马先生饱读诗书，过目成诵，弘一大师很敬仰他。弘公曾对我爸爸说：“马先生是生而知之的。假定有一个人，生出来就读书；而且每天读两本（他用食指和拇指略示书之厚薄），而且读了就会背诵，读到马先生的年纪，所读的还不及马先生之多。”
爸爸带领我们前去投奔的正是这位圣人。
且说我们走到南山路上，空袭警报忽然响起。我们一行16人走得快慢不同，前后望不见，只好各自躲避。飞机来了，丢了炸弹，据说是炸钱江大桥，那正是我们要去的地方！幸而大家无恙。下午约两点，居然会聚于六和塔下。
江边船只全被封存，汽车也派作军用。正在为难之时，天又下起雨来。只得暂进小茶馆避雨。我们在这里逗留了三个小时。爸爸在这段时间内，为寻觅去桐庐的船，饱受焦灼、狼狈和屈辱的滋味。茶店老板企图提供我们一只敲竹杠的船而未得逞，就要赶走我们。爸爸答允付他加倍茶钱，他仍不同意。种种威吓欺骗、趁火打劫、冷嘲热讽，使爸爸永记在心，难以忘却。终于找到了一只船，爸爸来接我们时进茶店去付茶钱，看见茶店老板的棉袄非常褴褛，却又同情起他来，认为他的不仁大约是贫困所迫。
说起这只船，也是运气好。爸爸和平伯、章桂哥他们遇到了一位好心肠的姓赵的巡官。了解到我们有老有小一大帮人行路难，便从省警察局封存的船只中让出一只，送我们到桐庐。那船夫是富阳人，去桐庐顺便，所以很高兴。
我们上船后又遇到两个小插曲。有一个兵士把阿芳拉了去挑担，说是就放他回来；而我们的船头忽然跳上一个军人来，说声“借一借”，马上把船撑开了。幸而这两件事都只是一场虚惊。那军人只是借我们的船摆一个渡，摆到一艘大轮船上去取了东西回来就放我们走了。而且他还告诉了我们一个好消息，说是平望我军大胜，敌人死伤无数，他们无论如何打不到杭州。我们一船人都拍手称快。回到岸边，阿芳也放回来了。大家又拍手欢迎他。连忙开船。爸爸只有到这时候才放下了心中的大石头。
晚饭我们用茶店门口买的油炸粽子充饥。饥者易为食，这粽子特别好吃。吃饱了粽子，我们便进入梦乡，只有船夫一人在辛苦地为我们一船难民撑船。岂知船夫竟打起坏主意来。
船停下来了。船夫问平伯：到桐庐给多少钱？平伯说：讲好的25元，已付15元。船夫却一口咬定说那15元是给介绍船给我们的那个警察的。他竟罢起工来，独自上岸去了。爸爸怒斥船夫，平伯阻止了他。在这种时候，书生就不如机智的生意人了。平伯低声下气地对船夫说好话，船夫却说他撑不动了，还是平伯有办法，他也走上岸去，扶着一棵小树，和船夫谈判起来。终于谈判成功：六和塔下付的15元作废，到桐庐后再付他45元。平伯满口好话，陪了船夫一起下船。
平伯悄悄地告诉爸爸说刚才已在小树上用草柴做好记号，以便以后对付。爸爸是富有恻隐之心的。他竟然可怜起这船夫来。是啊，这船夫哪里比得上如今那些坏人。他敲诈竟不要求交现钱，相信平伯到桐庐后会践约付45元。爸爸说“盗亦有道”，为维护这一线“信义”，爸爸竟想履行条约，到桐庐时真的付他45元。但平伯定要惩罚他。次日，平伯坐在船头上考虑了一阵子，忽然眉头一皱，计上心来，说：
“我有办法，到桐庐发表。”
次日晨，船到富阳，大家肚饥，上岸吃早餐，美味之极，连素不吃肉的爸爸看了我们的肉馒头也感受到它的广告力。怕兵要拉船，匆匆回船，继续进发。晚上十点半抵桐庐。旅馆里住满了兵。爸爸只得带了我们十数人投奔迎薰坊13号马一浮先生家。战前在杭州，住在马先生家附近时，爸爸难得去访问他，而且选择阴雨天气，以免打搅他的诗兴游兴。访问回来，似乎吸了一次新鲜空气。这次在半夜造访，自觉狼狈失礼之至。但马先生竟邀请我们一船难民全部住在他家！事出无奈，我们只得像侵略军一样占领了他家一楼一厢。而且在他家客厅里演了一幕丑剧。
桐庐县政府为卫护马先生，在他宅门外安置了卫兵。那船夫一见卫兵，心就慌了。人和行李全部进了马先生家之后，他等候收取45元，这时，在荒郊低声下气的平伯忽然满脸溅朱，一把抓住他的胸部，骂他半夜敲诈良民，要拉他到警察局去。船夫那短小的破棉袄被他使劲一拉，半件缩了上来，露出裤腰和肉体。大人们上前劝解，平伯才放手，转身向马先生申诉。船夫在进马先生家时心里本来就有点慌，这时连忙跪倒在地，赌咒发誓。最后平伯才答应不送他去警察局了，照旧付了他10元钱了事。我想，爸爸这时心中可能又在同情那船夫了。他又会说：我“不见诸恶，只见众苦”。
关于这一段情节，在逃难打油诗里我们只记得以下几句：
平伯先讨饶，好话几千声。（吟按：‘声’念‘商’音。）……
船到桐庐后，寻着马先生。（吟按：‘生’念‘商’音。）……
平伯怒气冲，当厅倒扳账。船老大哀哭，××打圆场。
这天晚上，我们几个孩子因为没有垫被，半夜喊冷，惊动了爸爸。次日他就上街买来垫被。
晒太阳“偷”萝卜
16个难民住在马一浮先生家，终非长久之计。
马先生在桐庐时身边有两位门人，一位叫王星贤，另一位叫张立明。都是圣贤之辈。王星贤先生有一个学生叫童鑫森，早先曾通过某种关系向我爸爸要过一幅画。这天恰好来马先生家访问他的老师，知道我们一家逃难来此，便热情相助答应觅屋。那时马先生已决定迁居离桐庐20华里的阳山坂的汤庄。爸爸要追随马先生，也想在阳山坂附近找房子。恰好童鑫森有朋友叫盛梅亭的，在阳山坂附近的“河头上”当小学校长，他叔父是乡长，把三开间楼屋借给我们住，还不肯收房租，说是“我要感谢日本鬼。不是他们作乱，如何请得到你们来住。”后来我家从广西逃往贵州时，爸爸靠一幅画成行。友人称他那次逃难为“艺术的逃难”。其实，从桐庐开始，就是“艺术的逃难”了。如童先生不是丰画的仰慕者，爸爸又如何租得河头上的房子！
11月28日，在马先生家已打搅到第4天，我们一行16人，借助了马先生运书的船，沿桐江来到了逃难的第一个新巢——“河头上”。一路上，吸引爸爸视线的不是桐江两岸的美景，而是船头上的白布旗，旗上“桐庐县政府封”六字，是马先生亲笔所写。爸爸对马先生随意书写的字很欣赏，曾经拿他寄来的信封上“丰子恺”三字制版印到自己的名片上。
“河头上”盛乡长的三楼三底房子竟是新造的，连梁上的红纸儿都还没褪色。楼下大概是客厅厨房之类，不能住人吧。所以我们只能在楼上几间铺上稻草，设置铺位。这么多人，有男有女，有老有少，如何搭配，是有困难的。不知怎么一来，我这个女孩却被安排在平伯和章桂哥他们大男人的一间里。我为此表示抗议，却被爸爸骂了几句，哭了一场。是啊，男女老少16人，叫爸爸如何安排得过来呢。
一两天后，马先生迁到了汤庄，王星贤先生及其家属随行。两地相距不过半公里。爸爸从此常访汤庄（至多隔一二天），聆听马先生的教诲。冬天风和日暖，他们便在竹林旁晒太阳（即“负暄”），马先生学问渊博，见解高远，引证古人的话，都能背诵原文。他过目成诵，一目十行，爸爸佩服得五体投地。
爸爸常访汤庄，我们孩子们在河头上也玩得很痛快。有文的玩法，武的玩法。我两者都参加。三个姐姐年龄相近：18、17、16.她们常到屋后大院子里稻草堆上晒太阳，用稻草来编制指环之类的种种玩意儿。我也参加在内，向她们学编织。嘴馋了，就走出后院，那里有一大片萝卜地。我们悄悄地拔了几个，到旁边的小池塘里把泥洗干净就啃起来。又甜又嫩，味道真好啊！这种“偷”的行径很快就被萝卜地的主人家发现。可她们不但不骂，还争相“邀请”我们下次“偷”她们家的。那种晒太阳“偷萝卜”的情景，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至今难忘。
华瞻哥比元草哥大三岁，是玩儿的好搭档。他们才不参加我们女孩子玩呢。他们玩武的。我比元草哥小两岁，也喜欢和他们一起玩。我们住处附近有一座小山。我们常爬上山去玩。那山上只有野草。我们采了几个红色的小果子，不能吃的，我至今叫不出它的名字。我们拿回住处，把它们放在前院的水缸边上，用我们自制的弹皮弓射击，比谁击中得多。总之，在河头上的23天，是很值得憧憬的。
爸爸除了去汤庄负暄，聆听马一浮先生的教诲外，还有另外的交游。这里让我引用他在《桐庐负暄》一文中的一段文字，以代替我拙劣的转述：
这一住虽只二十三天，却结了不少的人缘。至今回想起来，还觉得有一根很长的线，一端缚在桐庐的河头上，迤逦经过江西、湖南、广西，而入贵州，另一端缚住在我们的心头上。第一是几家邻居：右邻是盛氏的长房，主人名盛宝函的，是一个五六十岁的laudspeaker（吟按：意即扬声器，这里指大喉咙），读书而躬耕，可称忠厚长者。他最先与我相过从。他的儿子，一个毛二十岁的文弱青年，曾经想进音乐学校的，便与我格外亲近。讲起他的内兄，姓袁的，开明书店编辑部里的职员，“八一三”时逃回家来的，和我总算是同事。于是我们更加要好。盛大先生教儿子捧了一甏家酿的陈酒来送我。过几天又办了一桌酒馔，请我去吃。我们的前邻是盛氏的二房，便是替我租屋的小学校长盛梅亭君之家，梅亭之父即宝函之弟，已经逝世。梅亭是一个干练青年，把小学办得很好。他的儿子七八岁，天生是聋哑，然而特别聪明。我为诸邻人作画，他站在旁边看。看到高兴的时候，发出一阵长啸，如哭如笑，如歌如号。回家去就能背摹我的画。他常常送酒和食物来给我。有一次他拿了一把炭屑来送我。我最初不解其意，看了他的手势，才知道是给我作画起稿用的。试一试看，果然！得粒粒都好，可以代木炭用。这聋哑孩子倘得常处在美术的环境中，将来一定是大美术家。他的感官的能力集中在视觉上，安得不为大美术家呢？我们的后邻是盛氏的四房。四先生也是耕读的，常和我来往，也送我一甏酒，又办了酒请我去吃饭。只有三先生，即我的房东，身任乡长，不住在这里，相见较少，特地办了酒请我到乡公所去吃。乡公所就在学校里。学校里的美术先生姓黄名宾鸿的（吟按：不是大画家黄宾虹），是本乡人，其家在二十五里外的一个高山——名船形岭——的顶上。有一次他特地邀我到他家去玩。他的父亲和祖父都是善良忠厚的山民，竭诚地招待我，留我在山顶上住了一晚，次日才回来。凡此种种人缘，教我今日思之，犹有余恋。使我永远不能忘记。
爸爸的“逃难诗”在这时还有继续，可惜我们只从孩子的角度记得四句有特色的：
中有盛真谦，身比丝瓜长。还有哑子倌，说话勿清爽。
我们以为在令人难忘的河头上暂避战乱就可重返故乡，岂料这只是逃难的第一站。
12月17日傍晚，有一支军队来敲门要求借宿一夜，明晨赴杭作战。长官告诉爸爸，说他们是从石门湾退出来的，听说我军和侵略军在石门湾相遇，打了个四进四出，终于不敌，侵略军就向杭州进犯了。他亲眼看见石门湾已成焦土。他说桐庐可能放弃，劝我们必须尽快离开。
在桐庐期间，爸爸曾接到开明书店长沙分店经理刘甫琴来信，代其兄刘叔琴（20年代爸爸在上虞春晖中学的同事）邀爸爸去长沙。
爸爸便考虑起筹款登程的事来。这一回不可能再像在南圣浜时那样拆压岁钱了。他便让章桂哥去一趟杭州，去取中国银行尚未到期的存款。据章桂哥在1985年第二辑《桐乡文史资料》上发表的《忆抗战期间的子恺叔》一文中说：
临行前，子恺叔因路费不多，曾命我进入被围的杭州，去取存在中国银行的尚未到期的二百元存款，谁知我到达杭州之后，因找不到保人，徒劳而返。
后来听章桂哥说，他此次去杭州，差点回不来。银行碰了钉子，只得速回长途汽车站，打算赶回桐庐。但汽车已停开。他连忙奔往轮船码头。轮船也停驶了。他想起那汽车站内还停着一辆车，想必是职工们留着自己逃离时用的。机灵的章桂哥又速速奔回长途汽车站，果然，职工们都在往车上爬。他从后窗倏地一下钻进汽车。人多得站立无地，只能腾空着脚挤在众人中间。人家也顾不得去认他是否自己同事，就这样逃离了虎口，回到了河头上。
河头上炮声也已隐隐可闻。大人们讨论：是远行还是避深山？爸爸主张远行，而且力劝马先生也走。马先生虽孑然一身，但有亲戚学生童仆相从，暂时不作远行的打算。我们一行16人，爸爸说当时已只剩盘缠300元了，况且有老太太，怎能远行！
张立名先生曾对爸爸表示：老太太可留在这里，由他照顾。爸爸感激他“老吾老，以及人之老”的一番诚意。最后，打算大家上船形岭暂避。爸爸和马先生等由黄宾鸿先生陪同，上山去过一回，受到热情款待和欢迎。但终于没有举家上山，只是把我外婆寄在山上。这里有一段令人伤心的过程。
这一天，爸爸再赴汤庄劝马先生远行，马先生仍不改初衷。爸爸随即找妈妈、满娘和宝姐一起商量，决定流徙远方，以长沙为目的地。但外婆年近七十，当时谣传前途交通极其困难，有时恐要步行。爸爸打算把老人家寄在船形岭黄家，便征求妈妈的意见。妈妈向来是服从爸爸的。何况那时还有旧思想残余，外婆长住女婿家，似乎不是应该的事。只因当初正在做客，才跟了一起逃出来。妈妈一直于心不安，这时只得答应。便与外婆商量。外婆自觉年事已高，不便远行拖累女婿，就同意了。于是爸爸就和黄宾鸿先生商量，蒙他一口答应。当天就雇了一乘轿子，由黄宾鸿先生带路，章桂哥陪伴，把外婆送上山去。临行时，外婆叫宝姐再为她“通一次眼睛”，也就是在棕绷上拔一根棕毛，把外婆的泪管通一下。其实这是一件很不卫生的事，但当时限于条件，只能用这种土办法解决困难，这种事还只有细心的宝姐会做。外婆对她说：“到了山上，以后就没人替我做这件事了！”妈妈和我们都偷偷地流眼泪。爸爸在《桐庐负暄》一文中说：
我心中除了离别之苦以外，又另有一种难过：我不能救庇一位应该供养的老人，临难把她委弃在异乡的深山中，这是何等惭愧的事！
送走外婆后，爸爸又到汤庄辞别马一浮先生，然后和诸位邻人一一告别，依依不舍，忙了一天。“悲莫悲于生别离”，爸爸鬓边平添了不少白发。
我到如今80岁的高龄，还时刻怀念着桐庐“河头上”和船形岭，想去看看。逃难一路，除了萍乡暇鸭塘和都匀没有机缘而未再去，其他地方我都去看过了，桐庐应该去看看了。黄宾鸿先生之弟黄宾笙先生就住在上海我家附近。二姐之子宋雪君志愿为我驾车，与妻乐岚同行。我们就烦黄先生带路，于2008年4月9日到了桐庐“河头上”。通过好几位引路人一路问去，居然看到71年前我们住过的那楼房还在，只是显得又小又旧，已变成回收废品的人所住。次日又上船形岭，受到乡亲们热情接待。外婆住过的房子居然还在。还有马一浮先生为黄家祖坟题写的碑文。我向坟内老者三鞠躬，以表示对他在危难之中收留我外婆的谢忱。
再回过来叙当年的事吧。12月21日，我们离开了河头上，先坐船到桐庐，再换大船往兰溪。盘缠不多，坐船较便宜。
这时，我们的逃难队伍虽然仍是16人，内容却已有改变。外婆寄到船形岭上去了，干练的平伯因为家有老小，不便远行，只身冒险回敌占区去了。阿芳也已回去。平伯有一个朋友叫车汉亮，据说是在分水江上游搞水文工作的，住在我们附近的江边。爸爸去托他找船时，知他也有远行之意，便约他同行。是他帮我们找了一只小船从“河头上”送到桐庐。他带两个儿子乔琪、乔德同行。这位车先生有一个口头禅，惯于在主语以后加“过之后”三字。我们就在背后学他，并加以夸张：“我过之后姓车”，“我的大儿子过之后在兰溪工作”。孩子一路不必操心，所以常找些小事开开玩笑。
下午在桐庐找到了一只大船，28元送到兰溪。两点开船，刚撑离岸，爸爸见妈妈别过头去擦眼泪，我们都神情惘然，若有所失。不知谁首先说破了：“外婆悔不同了来！”别的孩子也议论起此事来。
爸爸未尝不在考虑此事，他一路在观察，发觉舟车交通并不像想象那么困难，桐庐到兰溪的公共汽车还通。于是他马上下个决心，喊船夫停船，派章桂哥上岸步行回船形岭，把外婆接下山搭公共汽车到兰溪相聚。逃难诗中关于这一情节，我们只记得以下4句：
听说行路难，其实也平常。连忙派章桂，接待外婆×。
12月23日上午，我们的船到达兰溪。算算外婆也该到达了。妈妈和宝姐立刻上岸，向汽车站奔去。大约一小时后，他们回来了，宝姐向船里欢呼；“外婆失而复得！”好像报告战绩一样。我们在船里热烈欢呼响应。爸爸心里这才放下了一块大石头。
章桂哥后来叙述一路的经过。他说他是步行二十几里路到河头上的。半夜上山，雇了两顶“滑竿”（即简便轿子），接了外婆直接抬到桐庐。在桐庐遇到上海交通大学两个学生，便合作由章桂哥管双方的行李，学生上车为外婆抢座位，章桂哥再递上行李。汽车到了渡口，要摆渡改乘对岸的汽车了。人必须下车步行到很远的江边。章桂哥把行李交给二学生先走，他扶着外婆走得很慢。走到渡口，船已开到对岸，时局紧张，本不再开回来。正在为难之时，天无绝人之路，只见一批警察骑马而来，在六和塔把省警察局封存的船让一只给我们的那位赵巡官竟又重逢了。这位赵巡官一吹哨子，那摆渡船就回来了。马匹先下船，赵巡长叫章桂哥搀着外婆站在马头前，马就不会踢到他们。到对岸，末班汽车已开走。坐前头一班渡船的两学生虽能赶上坐那汽车，但他们不上车，带着行李在旅馆里等外婆，一起坐次日的汽车到了兰溪。
逃难一路上有这么多好人相助，使我们深感抗日期间民众团结一致的伟大精神！
决心去长沙
在到兰溪之前，我们的船停泊在建德附近的三河镇时，爸爸上岸了解情况，得知形势并不乐观，去长沙一路艰难险阻。但爸爸认为事已至此，非努力向前不可。他在1938年写的《决心》一文中下定决心说：
我定要带了完全无缺的团体到湖南！
船到兰溪，我们上岸到临江旅馆住宿。爸爸一路不想暴露自己的身份，所以在旅馆登记牌上写“丰润”这个旧时的学名。（当时的旅馆，都把住客的名字写上牌子挂在柜台上方。）事有凑巧，爸爸早年在浙江第一师范学校念书时的同学曹聚仁也住在这旅馆里。他浑身军装，担任着各报的战地记者。据章桂哥在《忆抗战期间的子恺叔》一文中说，曹先生担任中央通讯社东南战区特派员。文中还说：
曹先生……对子恺叔怕暴露身份的做法不敢赞同，劝子恺叔：为了在途中能得到各方协助，顺利到达大后方，一定要把“丰子恺”三字打出去，并且相帮用急件印了名片。这一改变，作用甚大，在兰溪就立即见效，那就是存在杭州中国银行的二百元存款，去杭州不能领取，在兰溪不用保人，只凭“丰子恺”三字就很顺利地取到了。
爸爸正要打听一路的情况，所以一遇到曹聚仁，如获至宝，马上问他去长沙的事。想不到曹先生断然地说：你们要到长沙、汉口，不可能！他说他们单身军人，可搭军用车的，尚且不容易去，何况带了老幼十余人！去了也一定会半途折回。他劝我们还是到浙江的永康或仙居，那里路近，生活水平又低，还有一个老同学叫黄隐秋的，家在仙居。爸爸听了他诚恳的忠告，一时就打消了西行的决心，同意去仙居。
这天晚上，曹聚仁先生在聚丰园请客。爸爸和满娘带了我哥哥姐姐共六人赴宴。回来后，爸爸和满娘及车汉亮先生商量一下，觉得还是非西行不可。于是写了一张条子，托旅馆老板转交曹聚仁先生，谢他招待的厚意，并为自己改变主意失约而道歉。我们另雇了一只船，往常山方向去了。
我后来读了爸爸的《一饭之恩》一文，认为这一重要的决定，和曹聚仁先生在筵席上的一番话有很大的关系。曹先生问我爸爸：
“你的孩子中有几人喜欢艺术？”
“一个也没有！”爸爸回答。
“很好！”曹先生表示赞许。
爸爸后来在该文中回答曹先生这“很好”两字，这样说：
我当时想不通不喜欢艺术“很好”的道理。……现在我们中国正在受暴敌的侵略，好比一个人正在受病菌的侵扰而害着大病。大病中要服剧烈的药，才可制胜病菌，挽回生命。抗战就是一种剧烈的药。然这种药只能暂用，不可常服。等到病菌已杀，病体渐渐复原的时候，必须改吃补品和粥饭，方可完全恢复健康。补品和粥饭是什么呢？就是以和平、幸福、博爱、护生为旨的“艺术”。
我的儿女对于“和平幸福之母”的艺术，不甚爱好，少有理解。我正引为憾事，叹为妖孽。聚仁兄反说“很好”，不知其意何居？难道他以为此次抗战，是以力服人，以暴易暴；想步墨索里尼、希特勒、日本军阀之后尘，而为扰乱世界和平的魔鬼之一吗？我相信他绝不如此。因为我们抗战的主旨处处说着：为和平而奋斗！为人道而抗战！我们的优待俘虏，就是这主旨的实证。
从前我们研究绘画时，曾把画人分为两种：具有艺术思想，能表现人生观的，称为“画家”，是可敬佩的。没有思想，只有技巧的，称为“画匠”……我以为军人也可分为两种：为和平而奋斗，为人道而抗战，以战非战，以杀止杀的，称为“战士”，是我敬佩的。抚剑疾视，好勇斗狠，以力服人，以暴易暴的，称为“战匠”，是应该服上刑的。……
杜诗云：“天下尚未宁，健儿胜妇孺。”在目前，健儿的确胜于腐儒。有枪的能上前线去杀敌。穿军装的逃起难来比穿长衫的便宜。但“威天下，不以兵甲之利”。最后的胜利，不是健儿所能独得的！“仁者无敌”，兄请勿疑！
爸爸对他的老同学显然很恼火。我后来又在他《未来的国民——新枚》（1938年作）一文中发现，原来曹先生还给他讲过一个故事，这故事讲得确实有点过分，难怪爸爸如此反感。引用如下：
去年十二月底，我率眷老幼十人仓皇地经过兰溪，途遇一位做战地记者的老同学，他可怜我，请我全家去聚丰园吃饭。座上他郑重地告诉我：“我告诉你一件故事。这故事其实是很好的。”他把“很好”二字特别提高。“杭州某人率眷坐汽车过江，汽车停在江边时，一小孩误踏机关，车子开入江中，全家灭顶。”末了他又说一句：“这故事其实是很好的。”我知道了，他的意思，是说“像你这样的人，拖了这一群老小逃难，不如全家死了干净。”这是何等浅薄的话，这是何等不仁的话！我听了在心中不知所云。我们中国有着这样的战地记者，无怪第一期抗战要失败了。我吃了这顿“嗟来之食”，恨不得立刻吐出来还了他才好。然而过后我也并不介意。因为这半是由我自取。我在太平时深居简出，作文向不呐喊。逃难时警察和县长比我先走，地方混乱。我愤恨政府，曾经自称“老弱”，准备“转乎沟壑”，以明政府之罪。
因此这位战地记者就以我为可怜的弱者，他估量我一家在这大时代下一定会毁灭。在这紧张的时候，肯掏出腰包来请我全家吃一顿饭，在他也是老同学的好意。这样一想，我非但并不介意，且又感谢他了。我幸而不怕麻烦，率领了老幼十人行了三四千里戎马之地，居然安抵桂林。路上还嫌家族太少，又教吾妻新生一个。……
爸爸常在关键时刻作出明智的决定。尽管我们一路艰辛，但始终没有陷入敌区，扬眉吐气地度过了八年抗战。
我们这回雇的船，船内是一隔一隔的，像没盖的棺材一样。每一隔睡两三个人，使我们小孩大感兴趣。我们哪里知道一路上大人们一直是心事重重的，想这想那。忽然满娘和宝姐耳语几句后，着急地对爸爸悄悄地说了什么。爸爸一怔，马上吩咐章桂哥上岸，步行回兰溪的旅馆去了。我们一直到章桂哥拎了一双旧棉鞋赶回来，大人们欢呼，才知就里。原来爸爸在兰溪中国银行领到一半存款后，和大人们一起商量如何隐藏这些钱，把其中40元缝在宝姐的旧棉鞋鞋帮里了。只因旧棉鞋湿了，宝姐换了一双，把那双旧的放在旅馆床底下竟忘了带走。幸亏是双旧鞋，谁也不在意，还在床底下。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车先生的幼子乔德看见船里有一根竹手杖，拿了到船尾把它插入水中玩起来。我们也觉得很好玩，在一旁看着。被满娘发现，大惊小怪地赶过来，从乔德手中把手杖抢走。我们觉得满娘真小气，玩玩她的手杖又怎么了！可是我们发现爸妈也很激动，分明是赞成满娘收回手杖。孩子们心中纳闷。事后我才知道，那手杖里有数百元钞票，是满娘把竹节挖空了放进去的。一路逃难，大人们用心良苦！
关于当时的情况，爸爸曾有《望江南》两首记述：
逃难也，万事不周全。袍子脱来权作枕，
洋火用后当牙签，剩有半支烟。
逃难也，行路最艰难。竹子心中藏法币，
棉鞋底里填存单，度日如经年。
且说船经衢州到达浙江边境常山，我们要往湖南长沙，必须舍船登岸，改乘汽车到玉山、上饶，再作道理。可是，16个人，加一个“失而复得”的外婆，老小共17人，行李也增加了，要搭车谈何容易！爸爸很焦急。我照常若无其事，只记得自己忽然胸口痛起来，告诉了妈妈，她说大概是刚刚吃过汤团，胃痛了吧。逃难略安定后问过医生，医生说大概是“神经性”的，也就一直让它伴随了我一生。
忽然，好消息来了。爸爸遇见了石门县立第三小学校时的同学魏达三（在石门镇上被日寇的飞机炸死）之弟魏荫松。关于这一节情况，当时我一无所知，只知道后来有了车子。车子是怎么来的，不知详情。幸亏1980年我开始研究爸爸时打听到魏荫松先生的通信地址，去信问了。让我把他当年12月23日复信中的一段引用在下面吧：当时我在常山浙江省公路管理局汽车修造厂工作。一天早上你父亲在我工作单位对面的商办常玉汽车公司购车票，拟去玉山。因该公司只一辆汽车，每日往返常山——玉山一次，座位不多，搭车的人很拥挤。你们全家人多，没法买到车票。子恺先生偶然遇到了我，喜出望外。经我们晤谈后，我请他把全家人从常山船上接到我宿舍里暂住。我即与汽车修造厂负责人商量借用大汽车一辆（汽油自费），因白天部队要扣车运兵，当天晚饭后我请同事两人连我共三人，由常山开车至上饶。这天晚上天雨，送入旅馆。在旅馆稍事休息，当晚回程由我驾驶开车回常山，天将亮了。我记得这次车上人数很多。你们全家中有你的外祖母，你姑母满先生，还有……自从这次我送你们全家至上饶分别后，后来我自浙江去贵阳工作时在广西宜山曾与你父亲会过面。当时你父亲和你哥哥邀我三人曾共过餐。抗战胜利后，1948年我在杭州结婚时，你父亲曾给我做过证婚人。后来一直没有会过面。子恺先生与我家兄系小时候同学，我在石湾时一向熟悉。……
多亏这位魏先生详细描述当时情况，给我留下了宝贵资料。
我们坐的是卡车。偏遇大雨，虽然有篷，人太多，坐在边上的淋湿了衣服。到了上饶旅馆里，就把衣服脱下来在炭盆上烤干——我们都只有一套衣服啊！
据章桂哥回忆，到上饶已是1938年1月了。
啊，我忘了爸爸写的那首逃难打油诗了。记得有下面几句：
兰溪曹聚仁，浑身穿军装。请客聚丰园，忠告两三声。
你们到长沙，想也不要想。三个勿相信，偏生犟一犟。
（吟按：“勿”用作“不”的意思。“声”念“商”音）
……荫松有汽车，冒雨奔出省（吟按：“省”念“赏”音。）
……发只炭火盆，困在竹榻上。（吟按：指上饶旅馆）
外面敲门问：“有否花姑娘？”……
打油诗虽然残缺不全，总是爸爸所作，不能不记。
到萍乡被挽留住了
再下一步怎么办？汽车极难雇到。十余人中有老幼，无法分班搭车。只得又改坐船。记得船经南昌时，日寇的飞机正在南昌上空投炸弹。我们吓坏了，爸爸镇定自若，满娘则不断地念佛。船远离南昌境后，大家才松一口气。
据章桂哥在文中的回忆，那时走的路线是：
从上饶坐船经余干，过鄱阳湖、南昌、樟树镇，至宜春，弃舟登陆，宿小客栈。因无客车，只得攀上货运列车，到萍乡已是半夜。火车不再往前，大家只得下车。站上人员要我们从南昌开始补票。我因年少气盛，与他们争了起来。子恺叔上前相劝。同时，火车站的站长也闻声赶来，彼此通姓名，子恺叔递过名片，站长非常客气，非但免补车票，还代为在旅馆订了房间。站长告诉子恺叔，上海立达学园的学生萧而化，是萍乡人，与他相识。站长还打了电话去通知。第二天一清早，萧先生就来探望子恺叔。原来萧先生夫妻都是立达学生，萧家是萍乡望族。他们夫妻热情挽留，一定要子恺叔在萍乡过春节。盛情难却，子恺叔就答应了。不久，我们从城里迁到暇鸭塘萧家祠堂，度过了流亡中的第一个春节。
以上的回忆应该是正确的。不过我得补叙一下：船到樟树镇时，我们曾上岸去。我的左耳下和脖子前长了一些包。爸爸带我在街头找个土郎中用刀替我割除了，涂点药。后来果然没事了，只留下了一些不甚明显的疤痕。
爸爸在樟树镇竟遇到了好朋友教育家郑晓沧先生。据先姐说，郑先生是爸爸住在杭州田家园时初次来访的。我对郑先生印象较深的是建国后的一件事。那时他来上海，和爸爸一起去观赏淮海路上的霓虹灯，啧啧称羡不已。爸爸后来对我说：
“郑晓沧先生是《小妇人》的译者，其实郑先生曾留学美国，见多识广，见过的霓虹灯比淮海路的一定辉煌得多。但他却像‘小妇人’一样天真地赞叹。如果我们都能学到他这种人生观，就会天天开心，天天幸福。”
这番话，我细细品味，很有道理。人就是应该这样生活！
却说爸爸和郑先生互道流离情况后，郑先生告诉爸爸：有火车可通。本来我以为那时我们就舍船登陆，改乘火车。但章桂哥写的是到了宜春才搭火车的。
火车到达萍乡的情况，在章桂哥文中已有交代。爸爸在一路上，真的是“艺术的逃难”，都是靠他艺术家的名望取得了种种帮助。
萧而化夫妇的一片盛情难却，我们就在萍乡住下了。萧先生的太太叫吴裕珍，所生两个女儿，像洋娃娃一样漂亮，深深地吸引了我们姊妹四人。萧先生把我们安排在萍乡彭家桥暇鸭塘萧氏祠堂内，那宅子是很宽敞的。
从萍乡去暇鸭塘有很长的路程。我不知逃难群中别的人是怎么去的。我们老弱则可以享受坐车的待遇。可那是一辆独轮车。九岁的我、外婆、丙婶妈抱着幼小的周传农，再加上并非老弱但要照顾外婆的妈妈，天哪，一共五个人，都坐在这独轮车上！途中翻过一座山。当独轮车推上山坡时推车人那吃力的样子，至今犹在眼前。由于天雨，道路十分泥泞，所以推车人没叫我们下来。唉，“苦力”吃口饭真不容易啊！
暇鸭塘四周是田，田外是山，寂静得似桃花源一般。我们孩子们玩的地方可真多，我和两个哥哥成天野在外面。妈妈呼唤一声“吃糖烧蛋了！”我们欢喜雀跃地往家里跑，因为这可是美味的食品啊！
1938年1月底，我们在暇鸭塘过逃难后第一个春节。这个春节过得很有意义。当地的乡邻特别好客，竞相邀请我们全家去“吃年茶”。各家茶食上都备有剪花覆盖，十分精巧。仔细一看，原来是用蜜饯冬瓜刻花制成的，而且竟没有一片花式相同。当地人称这种糖食为“花果”。他们不仅款待我们就地吃，还让我们带回去。爸爸惊叹这种民间艺术的精美，叫我姐姐们把这些刻花描印在纸上作为纪念。并盛赞江西人的好客。
爸爸在《还我缘缘堂》一文中还回忆了暇鸭塘的一个情节：
次女林先最爱美，关心衣饰，闲坐时举起破碎的棉衣袖给我看。说道：“爸爸，我的棉袍破得这么样了！我想换一件骆驼绒袍子。可是它在东战场的家里——缘缘堂楼上的朝外橱里——不知什么时候可以去拿得来。我们真苦，每人只有身上的一套衣裳！可恶的日本鬼子！”我被她引起很深的同情，心中一番惆怅，继之以一番愤懑。她昨夜睡在我对面的床上，梦中笑了醒来。我问她有什么欢喜。她说她梦中回缘缘堂，看见堂中一切如旧，小皮箱里的明星照片一张也不少，欢喜之余，不禁笑了醒来，今天晨间我代她作了一首感伤的小诗：
儿家住近古钱塘，也有朱栏映粉墙。
三五良宵团聚乐，春秋佳日嬉游忙。
清平未识流离苦，生小偏遭破国殃。
昨夜客窗春梦好，不知身在水萍乡。
平生不曾作过诗，而且近来心中只有愤懑而没有感伤。这首诗是偶被环境逼出来的。我嫌恶此调，但来了也听其自然。
邻家的洪恩要我写对。借了一支破大笔来。拿着笔，我便想起我家里的一抽斗湖笔，和写对专用的桌子。写好对，我本能伸手向后面的茶几上去取大印子，岂知后面并无茶几，更无印子，但见萧家祠堂前的许多木主，蒙着灰尘站立在神祠里，我心中又起一阵愤懑。
逃难诗最后只记得4句，以后就没了：
火车趁勿得，气煞车汉亮。……萍乡住三天，搬到暇鸭塘。
2月9日这一天，章桂哥从萍乡城里拿邮信回来，递给爸爸一张明信片，一脸严肃的表情，我们知道事情不妙。果然他说：
“新房子烧掉了！”
我们一家都惊呆了。连我这个不懂事的小孩，也感到可惜，我毕竟也在这新屋里度过了欢乐的童年啊！姐姐哥哥们七嘴八舌地可惜堂内的东西：橱里的衣服啊，新制的家具啊，大风琴啊，打字机啊，新买的金鸡牌脚踏车啊……妈妈则可惜那一箱锡器和一箱瓷器。估计那是她嫁妆中最精彩的一部分，她甚至有点眼泪汪汪，说早知如此，悔不预先在秋千架旁的空地上挖一个地洞埋了，有朝一日能回家乡，还可以去发掘。还可惜那橱柜里的衣服。如今三个姐姐中有人去做客时，总是穿那件其实已很旧的蓝地十字布旗袍。三人轮流穿。
那明信片上有一段话，说这消息是一月初《上海新闻报》上登载的。由此可以推算，缘缘堂毁于去年即1937年年底。至于是毁于暴敌的炮火还是我军抗战的炮火，不得而知，也不必深究。反正缘缘堂是暴敌侵略的牺牲品！
爸爸立即写了《还我缘缘堂》一文，在其中迸发了满腔怒火，文章末尾说：
在最后胜利之日，我定要日本还我缘缘堂来！
离缘缘堂忌辰百日时，爸爸又写了《告缘缘堂在天之灵》，回忆了堂内春夏秋冬的情景，以及最后与缘缘堂的永诀。1939年8月6日我们在广西思恩时，爸爸写完了第三篇回忆缘缘堂的文章《辞缘缘堂》，长达16700字，仅次于两万多字的《桐庐负暄》——这是他最长的两篇随笔。
据爸爸自己在《控诉日本罪行》一文中说：
我的胡须逃出来时是全黑的，到萍乡白了三分……
其一路辛苦可想而知。那还只是开始，逃难的路还长着呢！
我对于萍乡，还有一件事难以忘怀，就是那张“览胜图”。那是一种类似飞行棋的游戏。在约一米见方的一张纸的中心写着“萍乡东村萧氏家藏游玩品”，据说是萧氏祖辈设计出来供过年时儿孙辈游乐用的。由六个人轮流掷骰子玩儿。六个人各代表词客、羽士（即道士）、剑侠、美人、渔夫、缁衣（即和尚），从劳劳亭出发，一直走到长安市，中间几乎每一站都是一个典故或著名景点，如藤王阁、蓝关、东阁、金谷、洞庭、雁塔等等。难为萧家祖上如此精通古文史地，能发明这样高雅的游戏图。在逃难路上，我们每逢过年必玩这游戏，甚至到了建国后，尤其是住在上海陕西南路时期，兴味更浓。怕把萧家送的那张弄坏，宝姐还另外复制了一张。如今我已把萧家画的那张捐赠给家乡的桐乡档案馆珍藏。我们曾有复制供销售的念头，但在电脑游戏如此普及的今天，恐怕未必会有六个人愿意聚拢来玩这种古雅的游戏。
在萍乡住了一个多月，大约在三月初，爸爸收到长沙开明书店经理刘甫琴来信，告知开明书店上海总店毁于敌人炮火，总店拟迁武汉，要我爸爸速去长沙转武汉，他为我们预先在长沙附近的湘潭找好房子安家。爸爸的许多朋友都已到了武汉，爸爸是孤雁失群。他决定马上动身。于是，我们就离开了因被萧而化夫妇挽留而暂住的萍乡，顺渌水、湘江，往长沙进发。车汉亮父子就在这时和我们分手了。
渌水风光引起爸爸对江南的怀念。船泊湖南醴陵时，爸爸作了一首“高阳台”词：
千里故乡，六年华屋，匆匆一别俱休。
黄发垂髫，飘零常在中流。
渌江风物春来好，有垂杨时拂行舟。
惹离愁，碧水青山，错认杭州。
而今虽报空前捷，只江南佳丽，已变荒丘。
春到西湖，应闻鬼哭啾啾。
河山自有重光日，奈离魂欲返无由。
恨悠悠，誓扫匈奴，雪此冤仇。
3月12日船到湘潭，我们先在一个小旅馆里住下。次日早晨爸爸冒雪去乡下找开明书店为我们预订好的房子，打算安顿家人后自己好去武汉。岂知预订的房子已被兵士所占。附近找不到其他房子。湘潭已人满为患，要在旅馆里等十天八天，或许有希望。可这十天八天是开销不起的。于是当天全体乘轮船来到长沙。这是我们逃难的第三站，抵达日期是1938年3月13日。
萧而化夫妇那时也去武汉。他的叔父住在长沙南门外天鹅堂旭鸣里1号，房子很大。经萧而化介绍，我们在他叔父家住下来。
把家眷安顿好，爸爸就带了宝姐、先姐去武汉了，两个姐姐在武汉读书。丙伯一家和章桂哥同行，去武汉谋生。
以五寸不烂之笔抗敌
爸爸在武汉的事，我不很了解。只知道他们是住在武汉三镇的汉口交通路开明书店的仓库二楼。据章桂哥《忆抗战期间的子恺叔》一文中说：
1938年3月到武汉，子恺叔将我和丙潮分别安排到汉口和武昌的开明书店，他只带了陈宝和林先两个女儿在身边……
当时总政治部第三厅刚建立，爱国的文艺界人士，云集武汉，在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领导下，展开了轰轰烈烈的抗敌宣传工作。范寿康先生任第三厅副厅长兼第七处处长，负责对敌宣传工作。他是子恺叔的同学、同事、老朋友，所以子恺叔在武汉的时间虽短，但他除写文章、画画外，还做了大量对敌宣传工作。
据说爸爸到了这里，非常活跃。我印象中的爸爸，一向是穿长袍的。可他到了汉口，就穿起中山装来了。穿中山装而留长须，其实很不相称。爸爸当时才41岁。有人说他：如果剃去长须完全可以冒充年轻人了。可能是这话传了开去，竟成了一条新闻。亲友读者纷纷来信，说看到诸报均载有关“丰子恺割须抗敌”的消息，问他是否确有其事，并对他的老当益壮表示十分钦佩。据说此类信件竟达数十封之多。爸爸一时应接不暇，便在汉口拍了一张全身照分寄诸亲友，以明真相。这类信件，在我家迁居到了桂林后还收到过。看来亲友读者对爸爸的胡须挺关心的啊。
1938年4月6日台儿庄大捷。人人拍手称快。爸爸在《中国就像棵大树》一文中记录了一件事，讲他在武昌看见一棵大树被人斩伐过半，只剩一枝干。春来枝干上怒抽枝条，绿树成荫，仿佛是在为被斩去的同根枝干争气复仇。爸爸回去后就画了一幅大树画，并题上一首诗：
大树被斩伐，生机并不绝。春来怒抽条，气象何蓬勃。
当时在一旁看他作此画的是一个少年，他看了这幅画很感动。爸爸后来就送了他一幅。他拿回去挂在墙上，听到我军失利的消息时就看看这幅画，得到慰藉和勉励。
4月29日，武汉空战大捷。事后爸爸在桂林填了6首《望江南》，其中一首便是写武汉的，内容如下：
闻警报，逃入酒楼中。
击落敌机三十架，花雕美酒饮千盅，谈话有威风。
爸爸在武汉和许多新朋旧友相交往。3月27日，武汉成立了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5月4日创刊了会报《抗战文艺》。编辑委员会33人，其中就有爸爸的名字。爸爸还为《抗战文艺》题写了刊名。据范用先生回忆，这四个字还是他到我爸爸当时的居住地去取的，那时范用先生还只15岁呢。
爸爸在武汉时，还和一位叫周其勋的先生交往。爸爸去世时，周其勋先生曾发来唁电。后来我得识了称周先生舅公的张建智先生，才知道“文革”期间我曾和周先生的女儿同事过，当时却一点也不知道。
在汉口只待了两个多月，但爸爸发表了不少作品，还画了许多战时漫画，写文又写诗，并编辑出版了《漫文漫画》、《抗战歌！》（与萧而化合编）等书。
爸爸曾对好友宋云彬、傅彬然说：
我虽没能真的投笔从戎，但我相信以笔代枪，凭我五寸不烂之笔，努力从事文艺宣传，可以使民众加深对暴寇的痛恨。军民一心，同仇敌忾，抗战必能胜利。
有人认为抗战爆发，使爸爸改变了世界观。其实我看未必如此。爸爸皈依了佛教，却是一个“以出世的思想做入世的事业”的人。他看到世界上出现不平等、不讲理的事，都要以笔代枪，加以诛罚。战前，他暴露社会上的不平等；如今，他怒叱侵略者的横暴野蛮。岂非同一回事？只是环境改变了，而不是他自己改变了。
这里，我把章绍嗣先生于1998年1月19日发表在《武汉晚报》上的一篇文章全部抄录如下，以补充我对爸爸汉口时期情况了解的不足：
戈宝权江城拜师丰子恺妙语惊人
1938年春，著名散文家、画家丰子恺来到抗战烽烟中的武汉，从事抗日救亡宣传。
丰子恺博学多才，书画金石，久负盛誉，诗文音律，才艺惊坛，可谓“十项全能”艺术家了。丰先生平日生活十分俭朴。“大布之衣，大帛之冠”，足蹬布鞋，一身山村学究打扮。为人谦虚厚道，虽寡于言谈，但才思敏捷，偶有所谈，每每诙谐幽默，语惊四座。一日，文艺界同仁冯乃超、孔罗荪和刚从苏联回国的戈宝权等人会聚一堂，絮语家常，谈笑甚欢。戈宝权当时年仅二十五岁，对丰先生仰慕已久，第一次见面，便以师礼相拜。他对丰子恺一个鞠躬，毕恭毕敬地说：“丰老师，我从小就看您的书，知道您是一位作家、画家、音乐家，受到您的著作的很大启示，见到您很高兴。”年已四十多岁的丰子恺听到后生小子的这番话后，很觉过意不去，连忙说：“你不要讲我是画家。在江西时，有一次，我请人家买面包，因语言不通，我便在纸上画了个圆形的东西给那人看，结果人家买来了一个芋头。画解决不了问题。你看，我是个啥画家呀？”话刚落音，四座哗然，满室笑声。戈宝权捧着肚子，半天直不起腰来。这次初识，丰先生的谦逊幽默、急智奇思，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
爸爸去世后，戈宝权先生曾来我家访问我妈妈。是他力劝我让妈妈回忆一些旧事，要我记下来。他说这是很宝贵的资料。我果然照办了。如今我的卡片中还保存着妈妈的回忆，对我不无帮助。
却说后来时局紧张，马垱、湖口失守，武汉告急，开始疏散人口，爸爸和两个姐姐便都回到了长沙。记得他从行李中取出一本自己剪报装订的册子，封面上自己用毛笔题着“可歌可泣”四字。他叫我们没去武汉的人都看看敌军的残酷和我方的英雄事迹。
据丙伯回忆，约半个月后，爸爸发电报给他并寄旅费邀他一家也回长沙同住天鹅堂，后同往桂林。章桂哥则随开明行动。
再说说我们这些不就业不读书的家人留在长沙天鹅堂的情况。大人们做些什么，我们根本不关心。我只知道和两个哥哥整天玩。哥哥们手很巧，没有玩具，他们会用纸盒自己做卡车，做枪等等。在暇鸭塘时，连纸盒也没有，他们就把装牙粉的纸袋拿来玩。（那时连牙膏也没有，我们刷牙都用牙粉。）在长沙，我们竟发现本宅门口那家邻居（大概也是租客）有一只硬纸板的盒子放在室外。我经常跟着两个哥哥玩，他们就叫我为他们服务：窥伺那盒子。什么时候门内的主人不注意，就把它“偷”来。我奉命一次次假装出大门又回来，终于时机成熟，被我“偷”到了手。其实空盒子人家本来就不要的。但我们小孩子家总是认为拿别人家的东西就是偷。
盒子到手后，哥哥们把它制成卡车，然后利用大人买布零头回来取去布后剩下的那块板作为滑梯，把带轮子的卡车从上面送下去。四个轮子居然会动，一下子滑到了下面。这就是我们最喜欢的游戏了。
在长沙时，我曾和姐姐们一起“演”曹禺的《雷雨》。所谓“演”，其实既无任何道具，也不化妆。只是各人！定角色，念念台词而已。
我还记得那时我根本没有床睡，在长沙的几个月，我睡的就是两三张椅子拼拢来的床。买来的布是拣便宜的买，不管颜色。所以我盖的被是红黄相拼，大人们老是笑我的被像“盖尸被”。我们家乡就是用这两钟颜色来给死人盖的。
满娘是属于遇事就要担忧的人。对爸爸这个大家庭的关心，似乎胜过我妈妈。记得在长沙时，满娘有一次为家里经济开支庞大物价飞涨而在爸爸面前不断发愁。是啊，靠爸爸一个人要养活十口之家，怎么能不愁呢！爸爸却处之泰然，甚至说了些怪怨满娘多事的话。满娘委屈得哭了。我从未见爸爸惹满娘哭。他对这位姐姐是没话说的！可是爸爸毕竟是爸爸，他得全面考虑问题啊。妈妈和外婆听了满娘的话会作何感想！所以他不得不喝住了满娘的唠叨。其实满娘绝无讨厌外婆之意。况且她和妈妈相处得很好，绝不可能指桑骂槐。她只是关心爸爸，替爸爸分忧担愁。这件事就以妈妈对满娘的理解和平地结束了。
妈妈和满娘姑嫂之间确实相处得很好，那是因为满娘有佛教徒的修养；而妈妈敬重满娘犹如尊敬婆婆。妈妈是一个胸无大略的贤妻良母。我说她胸无大略，因为她一切听从爸爸，但从未为爸爸出谋划策，甚至也不过问爸爸的经济情况。她只是管好一家人的生活起居、吃喝穿睡。她是勤俭持家的模范，而且自奉很薄。有什么好吃的，总是让给别人吃，并声称自己不喜欢吃。怪不得她晚年患了老年痴呆症后总说虾仁“好吃来！”、“鲜得来！”老年痴呆症已使得她不再考虑别人，爱吃什么可以说心里话了。只怪我们没有保健知识，只知满足她难得的口腹之欲。她在88岁时死于心脑血管病，可能与吃虾过多有关吧？我心里一直感到内疚。
满娘那遇事就要担忧的性格似乎是天生的，到老了更甚。软姐大学毕业在杭州工作，她母女就离开舅家，在杭州独立生活。那时我去杭州住在她们家，每天早晨软姐骑自行车去上班时，满娘必谆谆嘱咐：
“软软，小心点啊！宁可小心点啊！”
傍晚必倚闾而望。可怜天下父母心啊！
《护生画集》
《护生画集》是爸爸一生最重要的作品。
1927年爸爸和满娘在上海江湾立达学园永义里宿舍皈依弘一法师后，于1928年开始与弘一法师合作《护生画集》（初集），字画各50幅。法师写字，爸爸作画。一面字，一面画。1929年2月由上海开明书店、佛学书局等出版赠阅。时值法师50岁整寿，爸爸谨以此画册恭祝。
抗战时期，我家避寇居广西宜山，时值法师60整寿，爸爸又与驻锡福建泉州的弘公合作《护生画续集》。弘公写60幅字，爸爸画60幅画，于1940年由上海开明书店、佛学书局、大法轮书局等出版发行。
其间，法师从泉州来信说：
朽人七十岁时，请仁者作护生画第三集，共七十幅；八十岁时，作第四集，共八十幅；九十岁时，作第五集，共九十幅；百岁时，作第六集，共百幅。护生画功德于此圆满。
我现在回想起来，弘公要爸爸为他祝百岁寿，其真正含义绝非在于祝寿。因为作为法师，一般是不做寿的。弘公显然已看到了护生画对于世道人心的莫大作用。他要这位善画的弟子完成这一伟大工程，是要借此拯救世人的心灵。你想，日寇如此狂暴侵略我国，屠杀无辜百姓，法师焉能无动于衷！
爸爸收到这封信后，十分惶恐。自己流亡逃命，生死未卜。即使太平盛世，到法师100岁时，自己应是82岁了，岂敢盼望如此长寿！但师命焉敢不从，便复信说：
世寿所许，定当尊嘱。
有人误以为佛教就是迷信，或者信佛就是靠佛图利。因此在得知缘缘堂被毁的消息后叹息“佛无灵”。爸爸写了一篇《佛无灵》的文章来反驳。他在该文中说：
……他们的吃素念佛，全为求私人的幸福。好比商人拿本钱去求利。……信佛为求人生幸福，我绝不反对。但是，只求自己一人一家的幸福而不顾他人，我瞧他不起。……这完全是同佛做买卖，靠佛图利，吃佛饭。……我也来同佛做买卖吧。但我的生意经和他们不同：我以为我这次买卖并不蚀本，且大得其利，佛毕竟是有灵的。人生求利益，谋幸福，无非为了要活，为了“生”。但我们还要求比“生”更贵重的一种东西，就是古人所谓“所欲有甚于生者”。这东西是什么？平日难于说定，现在很容易说出，就是“不做亡国奴”，就是“抗敌救国”。与其不得这东西而生，宁愿得这东西而死。因为这东西比“生”更为贵重。现在佛已经把这宗最贵重的货物交给我了。我这买卖岂非大得其利？……佛毕竟是有灵的。……毕竟，对佛是不可做买卖的。
爸爸在汉口时，有人告诉他说：
曹聚仁说你的《护生画集》可以烧毁了。
据资料，曹聚仁先生早在1933年就在报刊上批评“《护生画集》……十分荒唐”。那时爸爸没有理会。这回在抗战中说这话，爸爸十分反感。他在《劳者自歌·则勿毁之矣》短文中说：
《护生画集》之旨，是劝人爱惜生命，戒除残杀，由此而长养仁爱，鼓吹和平。惜生是手段，养生是目的。故序文（吟按：指护生画第三集的序）中说“护生”就是“护心”。顽童一脚踏死数百蚂蚁，我劝他不要。并非爱惜蚂蚁，或者想供养蚂蚁，只恐这一点残忍之心扩而充之，将来会变成侵略者，用飞机载了重磅炸弹去虐杀无辜的平民。故读《护生画集》，须体会其“理”，不可执著其“事”。说者大约以为我们现在抗战，正要鼓励杀敌；倘主张护生，就变成不抵抗，所以说该书可以烧毁。这全是不明白护生之旨及抗战之意的缘故。我们不是侵略者，是“抗战”，为人道而抗战，为正义而抗战，为和平而抗战，我们是以杀止杀，以仁克暴。
《护生画集》一书，以前被斥为“迷信”，一直作为佛教书籍印作赠送用。如今竟大受欢迎。上海人民出版社也印制了此画册。
从长沙到桂林
5月间，爸爸接到刚刚创办起来的桂林师范学校唐现之校长来信邀请前往任教。又接桂林教育当局来信，聘他去“广西全省中学艺术教师暑期训练班”教艺术课。两者时间并不冲突。爸爸素闻广西有“模范省”之称，乐愿前往。他在《未来的国民——新枚》一文中说：
在这禽兽逼人的时候，桂人不忘人间和平幸福之母的艺术，特为开班训练，这实在是泱泱大国的风度，也是最后胜利之朕兆，假使他们不来聘请我，我也想学毛遂自荐呢。
爸爸约了好友张梓生一家四五人，合包了一辆大汽车去桂林，车资270元。于1938年6月23日出发。没想到这一路上汽车颠簸得厉害。行李好像会走路的，从车尾走到了车中央。小孩嚼了舌头，有人呕吐了。我倒没事。我哪里知道爸爸正担心着两件大事：外婆和妈妈是否安全。
外婆一生从未坐过长途车，更别说如此颠簸的车。况且她最近一小时要小便一两次。现在我们都知道那是一种病，服药就能改善。可那是70年前在逃难的路上啊！唯一的办法只能在外婆面前放一只马桶。汽车开行时，桶里的小便颠簸震荡，臭气直熏她鼻子，爸爸真担心她发痧。
至于妈妈，好端端的，有什么好担心呢。谁又料到爸爸心中隐藏着一个只有他和妈妈才知道的秘密：妈妈怀孕已4个月！这是最容易流产的时期，汽车如此颠簸，爸爸怎能不提心吊胆。万一出了什么事，爸爸必须在中途留下，那庞大的逃难集团群龙无首，怎么办？在衡阳停车吃中饭，大多数人不想吃。晚上7点，车到零陵，住进了一个小客栈，形似牢房。但因坐了一天长途车，不堪疲劳，大家赶紧进屋休息。爸爸却忙着巡视各个房间。他看见外婆端坐在竹凳上摇扇子，妈妈不在房里，正拿了个电筒走来走去找手表（后来在草地上找到了）。爸爸这才放下了两块大石头。
爸爸心中有大石头的事，终于在零陵宣布了。我们知道将有一个弟弟或妹妹，都很兴奋。爸爸就和大家商量预先给孩子取名的事。想起在汉口看见大树被斩伐后春来怒抽条的蓬勃气象，爸爸打算给孩子取名“新条”。
“条字不好听！改成条枚的枚字怎么样？”宝姐说。
“好，好！就叫新枚吧！”爸爸赞成。
还没出生的孩子已经有了名字。可是当我今天写这件事的时候，新枚已从人间消逝了！人生无常如此！
伤心的事暂且搁在一旁吧。且说爸爸每到一个地方，总会说出些典故。在长沙时，他提到屈原和贾谊；到了零陵，他又说，零陵就是柳子厚所描写过的永州。爸爸这话是讲给我兄姐们听的。不过我也能听懂一点。在萍乡，满娘教我读《古文观止》时，曾教过王勃的《藤王阁序》，所以我也知道“屈贾谊于长沙非无圣旨”这句话；后来爸爸教我读过柳宗元的《捕蛇者说》。所以我一听这里就是永州，便想到“永州之野产异蛇”，原来我们是在“产异蛇”的地方宿了一夜。那种蛇碰到草木，草木尽死，别说咬人了。如今永州想必已是高屋林立，旅馆也不再是牢房了。不知那种能治病的“异蛇”还常出没否。
次日，我们又坐了大半天车。颠簸得更厉害，可以把人抛到半尺高。24日下午三点，车到桂林。全家暂住大中华旅馆。
独秀峰前谈艺术
桂林素以“山水甲天下”闻名，不过爸爸似乎更偏爱杭州的山水。他认为桂林山水只能称为“天下奇”。但他由衷地赞叹桂林的民风。街上有不少穿灰色制服的人。经打听，才知这是公务人员的制服。自省长以下，桂林的公务人员一律穿这种制服。每套只售“桂币”8元。广西有自己的币种，8元只相当于我们通用的“法币”4元。爸爸觉得实在太便宜了。他说自己在长沙花9元法币定制的那套中山装，已经算是最便宜的，要看服装店老板的脸色了。于是他也给自己买了一套灰布制服。
桂币与法币的折换，给家里人带来不少麻烦，等到习惯以后，却又闹了一些笑话：我们甚至把路程、日期全都打对折计算。
爸爸应桂林师范和暑期训练班的邀请而来桂林，桂林师范尚未开学，暑期训练班却开学在即。据说徐悲鸿、吴伯超等艺术界知名人士也曾在这训练班任教。爸爸在暑期训练班讲“艺术与抗战宣传”的课，深得学生好评。他们喜欢漫画，建议爸爸出一本如何画漫画的书。爸爸早有此心。因为有不少学生、读者向他提出漫画如何画的问题。他一次次写长信答复，不如写一本书出版。在训练班时期，他已粗定目录和大纲。可是训练班散后，此事又置之高阁。到1939年我家在宜山时，爸爸收到了托上海友人戴葆流夫妇从外国购寄的《怎样画漫画》英文书。装帧极其富丽堂皇而内容极其贫乏。爸爸在5月1日的日记中说：
既无确切之画法示人，更无真实之画理导人。吾购此书无异仅购厚纸及装潢也。早知如此，吾不愿于万里外托友购寄。吾自问所能编之《漫画描法》，内容之充实，指导之诚恳，至少当远胜于此类洋书。
《漫画的描法》直到1943年8月才由桂林开明书店出版。以后一再再版，直到如今还出了新版本。
爸爸在桂林讲课期间，我们家人也住在桂林城里。住旅馆非长久之计，据章桂哥回忆，说因校舍尚未竣工，曾暂住皇城省府礼堂。我却只记得住马皇背。关于“马皇背”这地名，我是不会记错的，可是1989年桂林市博物馆的熊善传先生来沪访我后回去调查，却说他们查了《桂林地名录》，得知清代有一地名叫“马房背”（不是“皇”），1930年已改称“榕荫里”了。但我们住的地方明明叫马皇背。
马皇背时期我能回忆起以下一些事。那宅院进大门就是一个天井，左右两套平房。我家住右边，三间平房。左边是另一家住的。我后来才知道，这里住的是钟敬文先生夫妇。2002年1月11日《文汇报》上登载了“百岁老人钟敬文教授逝世”的消息时，孤陋寡闻的我才知道钟先生是“中国民俗学之父”。他的岳父陈炽之先生常来看望女儿，因此也和我爸爸认识了。我家迁居桂林乡下两江的租屋后，爸爸床边的墙上一直贴着一张很大很大的文字碑拓，我只记得是“荔枝丹兮蕉黄”这几个字开头的。看了爸爸1938年12月8日的《教师日记》，才知这是陈炽之先生送的柳侯祠荔枝丹碑。
话扯远了。却说桂林当时没有木制家具店，爸爸到一家竹器店里定制了12人用的家具：竹床，竹桌，竹椅，应有尽有。总价只相当于在上海买一只较差的沙发。爸爸感叹这些竹器工人对社会的贡献远远超过他们制品的价格，又惊骇于广西民风的朴实：竹器工人为了对定制人约期不误，来不及做情愿回报生意，绝不欺骗搪塞。
我还记得一件事。妈妈有孕在身，家里想方设法让她吃得好一点。有一次，买来一个椰子，我们从未见过，不知其中有水，更不知可从上方先挖洞取水，以为只能硬来。丙伯气力大，就自告奋勇开硬壳。他开出了一身汗，还差点崩断了裤带，惹得我们哈哈大笑。好容易打开一点，倒出水来，似捧琼浆玉液般献给妈妈。大家在一旁看着她喝，期望她喝了会笑逐颜开。谁知妈妈喝了这水，说是没有什么味道。我们很失望，把硬壳用力甩掉，却发现壳壁上竟还有可爱的白色肉质，取而食之，味美胜过汁水。这才对椰子产生了好感。其实汁水虽不甜，毕竟很清凉啊。
桂林警报多，当局采取的防空措施很严格。我们住在大中华旅馆时凭窗眺望，曾看到一种奇怪的景象：楼下街上走过的穿白衣服的人，背上都有墨水画的圈或点。后来爸爸问了桂林的朋友才知道，那是违反防空禁令所致。桂林以前受空袭次数不多，不曾投过炸弹。但在我们来到此前9天，桂林遭敌机投弹，死了7人。此后，防空措施就很严格。白天行人不得穿白色或红色的衣服，违者由警察用墨水笔在其背上画圈点，据说还有画乌龟的。后来先姐有一次出门，白色的衣服背上也被涂上墨汁。
桂林还有一种防空措施：市区四周的山洞都被有计划地按街巷安排成居民的防空洞，画成地图，到处张贴。我家所在的马皇背居民被安排在老人洞。可是我们在马皇背时遇到一次空袭警报，大约因为很快转为紧急警报，敌机马上就来投弹，爸爸来不及扶老携幼去老人洞，所以全家都没出门。天井的大门对面有一扇小门，开门后走下去是一个河埠，地盘很小，大约是供洗衣用的，上方有一棵大树遮荫。我们全家就挤在这地方，感到比室内安全。机枪声炸弹声把我们吓得抱着头蹲下来缩成一团。满娘照例念佛祈求保佑。
爸爸在桂林作了6首《望江南》，其中两首就是写在桂林遇警报的：
逃难也，逃到桂江西。
独秀峰前谈艺术，七星岩下躲飞机。
何日更东归。
防空也，日夜暗惊魂。
月白风清非美景，倾盆大雨是良辰，
苦煞战时民。
崇德书店
我们住在马皇背时期，有一位叫杨子才（杨乔）的同乡青年（也是我诸姐的小学同学）也逃到桂林，在马皇背我们家住了一段时间。这时章桂哥也已到桂林，拟进开明书店桂林分店。爸爸真辛苦，他不仅要照顾家人，还时时考虑同行人的生活工作问题，毕竟同舟共济，他们对我家也多有照顾啊！这时，爸爸忽然动了一个念头，叫章桂哥别去开明书店了，决定在桂林开一家书店，让丙伯一家和章桂、杨子才二位得以谋生。爸爸拿出300元来，供他们进书和付房租用。书店设在桂西路南侧，据说该路旧名崇德街，石门原属崇德县，所以爸爸为书店取名“崇德书店”。9月1日开张时，还向顾客赠送了爸爸的石印画，印成单色，由宝姐、软姐涂彩。据杨乔兄所写《丰子恺与崇德书店》一文（载香港《文汇报》1985年7月8日）中说：
……崇德书店的招牌由子恺先生亲笔题写，所经销的图书绝大部分是开明书店出版发行的，同时也兼营外版书、科技书和各种期刊。数千册图书摆满了两边四个大书橱和一副大板台。来购书的顾客多数是男女青年学生、流亡青年、军人、机关职工、教员、店员学徒等。
周丙潮司理账目财务和里里外外，章桂长于营业进货，我则做一名普通的售书员，丙潮夫人每天管好五个人的伙食等生活杂物。桂林开明书店跟崇德书店相距一华里多，平日进货用板车装运。由于子恺先生的关系，该店经理陆联棠等人，和我们都很熟。他们知道我店底子薄，又是初出茅庐，在业务上一向通融，可以将书销售后再结账付款。
桂西路是当时书店的集中区，开设着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等多家书铺。由生活书店发售的《新华日报》这张用绿色土纸印刷的报纸，在当时的桂林，非常新鲜地吸引着广大爱国救亡的青年和各界进步人士的心。另外还有一张进步报纸《救亡报纸》（夏衍主编），刚从广州运来，正积极筹备出版。在桂西路的北侧，也开设着国民党的正中书局，但此店门可罗雀，根本无人上门，店伙计整天倚柜台无聊。……
崇德书店只开了100天，就毁于敌机的烧夷弹。据章桂哥口头回忆，那时书店诸人躲警报回来，见书店尚未烧掉，连忙把书全部抢出，堆在马路上。烧夷弹把空气中的水分吸光，使火焰容易蔓延。一条街都被烧光，街上的书当然也化为灰烬，连章桂哥的眉毛也被烧着。
这个月内，桂林被狂炸三四次，所投均烧夷弹。桂林城内被毁房屋约有三分之一，南门内一带，遭劫最大。那时我们已迁居乡下。爸爸进城，看到沿途断垣残壁，荒凉满目，不堪回首！
一只新枚酒一杯
暑假结束，爸爸要去两江的桂林师范学校教书，我家就迁居。桂师校长唐现之要爸爸带了家人住到校舍里去。虽然好友傅彬然、王星贤二位已到桂师成为同事，爸爸还把贾祖璋先生也介绍到了桂师。但爸爸喜欢自由，还是托人介绍，在离桂林35公里的两江乡下泮塘岭40号谢四嫂家租到了房子，于桂师开学前搬到了两江。泮塘岭离学校步行需35分钟。
这时妈妈已将临盆，不便到乡下待产。所以妈妈由19岁的宝姐陪伴，再加上一个10岁的我打打杂差，我们三人仍留在马皇背。
桂师校舍建造尚未完工，到10月24日这天才在斧斤影里、杭育声中先行开课，以后补行开学典礼。爸爸给学生讲了一堂课，问学生是否听得懂他那带石门腔学杭州“官话”的“国语”，听不懂的请举手。举手的人竟过半数。爸爸大伤脑筋。但我知道爸爸这情况是无法改变的。因为后来在四川，爸爸好几次为学生讲演，还是那种口音。我在一旁听了，常常窃笑。如今电视台来采访时常常问我有没有留下爸爸说话的录音。我记得1954年我们迁入陕西南路的房子以后，不知哪一年中央的什么电台曾要他作一次对台湾人民的广播，可惜那录音带恐怕再也找不到了。
不错，爸爸通晓日文、英文，建国后又学了俄文。他的译文著作等身，而且译文很优美。可是要他开口，大概只有日文行，因为他毕竟于1921年去过日本10个月。但英文、俄文发音都不行。看来爸爸在外文口语方面的成就，远不如笔译，远不如其他的文化艺术，而且也无法改进。
且说这天上午爸爸在桂师下课后正步行回家，途遇前往桂师报告紧急消息的章桂哥，说宝姐写来条子，妈妈在往省立医院做产前检查时突然患了子痫症，必须让她提前生产，要爸爸速去医院签字。
爸爸急速赶回泮塘岭家中，一边换衣服，一边叫华瞻哥查《辞海》中“子痫症”三字。我在一旁纳罕。我一向只见爸爸把那部《辞海》搬进搬出，却不知这是什么玩意儿。原来妈妈生的病也能在这里面查出来！等我长大后，每次我问爸爸什么问题，他总是十分认真地回答。回答不出或希望回答得更确切、更详尽时，他就查《辞海》。后来我也学习爸爸这种精神，用来对付我的女儿和外孙。而抗战时的那部《辞海》，后来是给幼小的新枚吃饭时垫在凳子上坐的；胜利后回江南时则是给我二姐的长子宋菲君垫高了坐的。我们逃出去时当然不会带这么笨重的上下两册《辞海》。我已记不起是在哪里买的。多半是为了备课在桂林买的。总之，爸爸为了求更多的知识，非常重视《辞海》，所以经济上一有可能马上先购置此书。新中国成立后，爸爸也为《辞海》的出版校订做了大量工作。
却说爸爸准备就绪，匆匆赶往赴桂林的汽车站，适逢农历九月初二，班车照例停驶。幸有一小汽车满载行客，司机同意他坐在司机椅背上，身体屈作S形。总算当天赶到桂林省立医院。郑万育医生是爸爸的读者（护士中有周女士曾是爸爸学生），医德甚高，另一医生也姓郑，却很凶，被我们称为“凶郑”，其实人家医术还是很高的。
“善郑”告诉爸爸，临产期还有三星期，但现在患了子痫症，今天非生产不可；如延迟，危险性会增大。又说，或破肚，或人工生产，须再诊后决定，万一不能大小两全，他问爸爸是保大还是保小？爸爸说：
“当然保大！”医生要爸爸签字盖章，爸爸蘸红墨水盖了个手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