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村长的会谈并不怎么令K担心，这几乎让他自己也感到奇怪。对此他试图这样解释，亦即根据他到目前为止的经验，与伯爵辖下当局的因公往来十分简单。这一方面在于，对于处理他的事情，此地显然一劳永逸地颁布过一个既定的、对他来说十分有利的基本原则；另一方面则是因为当局办事的一致性令人赞叹，尤其在这份一致性看似不存在之处，格外感觉得到它的完美。偶尔，当K只想到这些事时，他几乎就要觉得他的处境令人满意，尽管他在这样的惬意感之后总是赶紧告诉自己，这正是危险之所在。
跟当局的直接往来其实并不困难，因为当局不管组织得有多好，总是只代表遥远而不可见的官员在维护着遥远而不可见的事物，而K却是为了某种活生生近在身边的事物而奋斗，为了他自己，而且至少在最初的时候是出于自己的意志，因为他是个攻击者，而且不单是他为了自己而奋斗，显然还有其他的力量也在奋斗，他虽然不识得这些力量，但是根据当局的措施他能够相信有这些力量。然而，由于当局从一开始就在比较不重要的事情上——到目前为止所涉及的就只有这种事——大大迁就了K，因此剥夺了他得到轻松的小胜利的可能性，而随着这种可能性也剥夺了他继之而来的满足感，以及从这份满足感而产生的合理信心，去进行更大的奋斗。当局反而让K到处通行无阻，不管他想去哪里，当然这只限于村中，借此宠坏了K，削弱了他的力量，根本就排除了任何奋斗，而把他放置到那非公务的、捉摸不透的、模糊而陌生的生活中。以这种方式，如果他不时时留心，很可能会发生这样的事：尽管当局对他多方关照，尽管他善尽了公务上各项过于轻松的职责，被表面上给予他的恩惠所蒙骗，有一天他会过于大意地去过平常的生活，乃至于垮掉，而当局仍旧温和友善，仿佛违反了自己的意志，却代表着某种他不知道的公共秩序，不得不来把他除掉。而所谓平常的生活在此地究竟是什么呢？K从未在其他任何地方见到公务和生活如此交织在一起，有时候看起来就像是公务和生活交换了位置。举例来说，和克拉姆实际上在K的卧室里所掌握的权力相比，克拉姆到目前为止对K的职务所行使的正式权力算得上什么。因此，在此地，只有在直接面对当局时适用一种较为随便的做法，适合稍微放松，除此之外则永远要小心翼翼，每走一步都要眼观四面。
在村长家，K起初发现他对此地当局的看法得到了证实。村长是个友善、肥胖、胡子刮得干干净净的男子，生着病，痛风严重发作，在床上接见K。“原来是我们的土地测量员先生。”他说，想坐起来打招呼，却办不到，带着歉意指着双腿，又倒回枕头上。一个安静的女子拿了张椅子来给K，把椅子放在床边，在这间只有小窗、由于窗帘放下而更加阴暗的房间里，在昏暗的光线中，她几乎像个影子。“请坐，请坐，土地测量员先生，”村长说，“并且告诉我您的要求。”K念出了克拉姆那封信，加上了自己的意见。他又有了那种感觉，觉得跟当局打交道出奇地容易。当局简直是挑起了每一个担子，任何事都可以交由它承担，自己则维持事不关己，轻松自在。村长仿佛也感觉到了这一点，不舒服地在床上翻身。终于他说：“土地测量员先生，想来您也注意到了，我晓得这整件事。我之所以还没有做任何安排，原因之一在于我的病，其次在于您一直没有来，我还以为您已经放弃这件事了。如今既然您这么客气地亲自来找我，我自然得把令人难堪的全部真相告诉您。您说您被任用为土地测量员，但可惜我们并不需要土地测量员。这儿根本没有工作给他做。我们这些小农地的界线是划定好的，一切都有条不紊地记录下来，地产易主的事几乎不曾发生，由于界线而起的小纷争则由我们自行处理。我们要一个土地测量员做什么呢？”K在内心深处确信他已经料到会听见类似的消息，虽然他先前并未思考过这件事。正因为如此，他能够马上就说：“这令我很惊讶。这打乱了我所有的计划。我只能希望这是桩误会。”“可惜不是，”村长说，“事情就跟我所说的一样。”“可是这怎么可能呢？”K大声说，“我走了这么远的路，可不是为了现在又被送回去。”“这是另外一回事，”村长说，“是我无权决定的，不过这桩误会何以可能出现，这一点我倒是可以向您解释。在一个像伯爵辖下当局这么大的机关里，有时候会出现这种情形，亦即一个部门这样指示，另一个部门又那样指示，部门彼此之间却毫不知情，在部门之上的管控虽然极为仔细，可是来得太迟，这是由于其本身性质所致，因此难免会产生小小的混乱。当然，这一向都只是些微不足道的小事，例如您这件事，在大事上我还不曾听说有过错误，不过，这些小事往往也够尴尬的了。至于您这件事，我愿意坦白地把事情的经过告诉您，不将之视为公务机密——就这一点而言，我不太像官员，我是个农民，这个身份不会改变。很久以前，那时候我当上村长才几个月，来了一份公告，我不记得是来自哪个部门了，公告中以城堡那些官员特有的斩钉截铁的方式通知，说要任用一名土地测量员，委托全体村民准备好土地测量员工作所需的地图和记录。这份公告指的当然不会是您，因为那是许多年前的事了，而我本来也不会想起来，要不是我现在生病了，有足够的时间在床上思考最可笑不过的事。”“米琪，”他说，突然中断了他的叙述，对那个始终在房间跑来跑去、不知道在忙些什么的女子说，“麻烦你去那边那个橱子里看一下，也许你能找到那份公告。”他向K解释道：“因为那份公告是在我刚当上村长的时候下达的，当时我还把所有的文件都保存下来。”那女子随即打开柜子，K和村长旁观着。柜子里塞满了文件，打开时两大捆档案滚了出来，它们被绑成圆圆一捆，就像一般人习惯绑柴火那样；那女子吃了一惊，往旁边一跳。“可能是在下面，在下面。”村长说，从床上指挥着。那女子听话地用双臂抱住那两捆档案，把所有的东西都从柜子里拿出来，以便拿到最底下的文件。那些文件已经铺满了半个房间。“办过的工作真不少，”村长点点头说，“这还只是一小部分。我把大部分保存在谷仓里，不过，绝大部分已经遗失了。谁能把所有的东西都保存起来！但是在谷仓里还有很多。”他又转而问他太太，“你能找得到那份公告吗？你得去找一份档案，上面在‘土地测量员’这几个字下面画了蓝线。”他太太说：“这里太暗了，我去拿支蜡烛来。”她从那些文件上踩过去，出了房间。村长说：“在这项沉重的公务上，我太太给了我很大的帮助，毕竟这份工作我们只能兼着做，虽然在文书工作上我还有一位助手，就是那位教师，尽管如此，工作还是不可能做完，总是剩下许多做不完的，都收在那边那个橱子里。”他指着另一个柜子。“而我这一病，工作就愈积愈多。”他说，疲倦地躺了回去，但仍旧带着自豪。当那个女子拿着蜡烛回来，在橱子前跪下来找那份公告，K说：“我能不能帮您太太找呢？”村长露出微笑，摇摇头：“我说过了，在您面前我没有什么公务机密好隐瞒，可是我也不能过分到让您自己在档案中找。”此刻房间里安静下来，只听得见纸张的沙沙声，村长说不定还打起盹儿来。一阵轻轻的敲门声让K转过身去。那自然是那两名助手。至少他们已经比较有教养了，没有马上冲进来，而是先从稍微打开的门里轻声说道：“我们在外面太冷了。”“那是谁？”村长吓了一跳地问。“那只是我的助手，”K说，“我不知道该让他们在哪里等我，外面太冷，在这里他们又太碍事。”村长和气地说：“他们不会打搅我，您就让他们进来吧。再说我也认识他们。是认识很久的熟人了。”“我却觉得他们碍事，”K坦白地说，把目光从那两个助手身上移到村长身上，再移回那两个助手身上，觉得他们三个人的笑容一模一样，无法区分，接着他试探地说，“不过，既然你们已经在这儿了，那就留下来，去帮忙村长太太找一份档案，档案上在‘土地测量员’这几个字下面画了蓝线。”村长没有提出异议；K不可以做的事，这两个助手可以做，他们也立刻朝那些文件扑过去，可是与其说他们在找，不如说他们在纸堆里乱翻，当其中一个把字拼出来，另一个人总是从他手中抢走。村长太太却跪在那个空空的柜子前面，似乎根本不再去找，至少蜡烛放在离她很远的地方。
“所以说，”村长带着自满的微笑说，仿佛一切都出自他的安排，可是别人就连猜都猜不到，“您觉得这两个助手碍事。可是他们明明是您自个儿的助手。”“不，”K冷冷地说，“他们是在这里才跑到我这儿来的。”“怎么说是跑到您那儿呢？”村长说，“您的意思应该是他们被派到您那儿？”“那就算是被派来的好了，”K说，“可是他们也可以说是天外飞来的，这个分派实在有欠考虑。”“在此地发生的事没有一件是有欠考虑的。”村长说，忘了脚痛，坐直了身子。“没有一件，”K说，“那么任用我这件事又怎么说呢？”“您的任用也是好好斟酌过的，”村长说，“只是一些附带情况造成了混乱，我将根据那些档案来向您证明。”K说：“那些档案是找不到的。”“找不到？”村长大声说，“米琪，麻烦你稍微找得快一点！不过，就算没有档案，我也可以先把事情的始末说给您听。我提到的那份公告，我们表示感谢地回复了，说我们不需要土地测量员。可是这个回复似乎没有被送回原先的那个部门，我姑且称之为A部门，而是阴错阳差地被送到了B部门。也就是说，A部门没有收到回复，但可惜B部门也没有收到我们完整的回复；不管是档案的内文被留在我们这儿了，还是在传送途中遗失了——我可以保证它肯定不在那个部门里——总之，送到B部门的也只有一个公文封，上面就只注明里面所装的公文是关于一名土地测量员的任用，只可惜里面并没有那份公文。与此同时，A部门还在等待我们回复，该部门虽然已经将此事做了备忘登记，可是部门负责人相信我们会回复，在我们回复之后，他要不就是任用土地测量员，要不就是按需要继续和我们就这件事进行文书往来。这种事经常发生，这也可以理解，在处理一切事情都一丝不苟的情况下也会发生。因为这样，他就忽略了那个备忘记录，而这整件事就被他忘了。可是在B部门，这个公文封却被送到了一个以认真闻名的负责人手中，他名叫索尔蒂尼，是个意大利人，就连我这个熟知内情的人都不明白，一个像他这么有能力的人何以被留在那个简直是最低阶的职位上。这个索尔蒂尼自然把那个空公文封送回来给我们，要我们补充内容。然而，自从A部门头一次发文来已经过了好几个月，说不定是好几年，这是可以理解的，因为依照惯例，一份公文如果循着正确的途径走，那么最慢在一天之后就会送达该部门，而且在同一天就会处理完毕，可是如果这份公文走错了路，由于整个组织的完善，它简直得要吃力地去寻找这条错误的途径，否则它是找不到的，在这种情况下，当然就会拖上很久。因此，当我们收到索尔蒂尼的短笺，我们只还依稀记得这件事，当时我们就只有两个人在处理公务，米琪和我，那个教师当时还没有被分派给我，我们只有在最重要的事情上才会保留副本——简而言之，我们只能十分含混地回答，说我们不知道有这么一桩任用案，还有我们这里并不需要土地测量员。”
“不过，”村长打断了自己，仿佛他在热心叙述时扯得太远了，或者至少是可能扯得太远了，“这个故事不会让您感到无聊吗？”
“不，”K说，“这故事让我觉得有趣。”
村长回道：“我说给您听不是为了让您觉得有趣的。”
“它之所以让我觉得有趣，”K说，“只是因为我得以一窥这可笑的混乱，在某些情况下，这片混乱会决定一个人的生存。”
“您还没有窥见什么，”村长严肃地说，“而我可以向您继续说下去。像索尔蒂尼那样的人当然不会满意我们的回复。我很佩服他，虽然他令我头痛。因为他不信赖任何人，举例来说，就算他在无数件事情上认清某个人再值得信赖不过，在下一件事情上他还是不信赖他，仿佛他根本不认识这个人似的，或者说得更贴切一点，仿佛他认得这个人是个无赖似的。我认为这是对的，一个官员必须这样做，可惜由于我的天性，我没法遵守这个基本原则，您也看见了，我把一切都坦白摊开在您这个外地人面前，没办法，我就是这样。可是索尔蒂尼看到我们的回复立刻就起了疑心。接下来就发展成大量的文书往来。索尔蒂尼问，我为什么突然想到不该任用土地测量员。靠着米琪优异的记忆力，我回答说最初的建议明明是当局自己提出来的（我们当然早就忘了当初提出的是另一个部门）。索尔蒂尼又问：为什么我到现在才提起这份公函；我则说：因为我现在才想起这份公函。索尔蒂尼说：这件事很奇怪；我说：就一件拖了这么久的事情来说，这一点也不奇怪。索尔蒂尼说：这件事明明很奇怪，因为我所想起的那份公函并不存在；我说：它当然不存在，因为整份公文都遗失了。索尔蒂尼说：可是针对那头一份公函想必有个备忘录，而这个记录并不存在。这下子我无话可说了，因为我既不敢宣称也不敢相信在索尔蒂尼的部门里出了错。土地测量员先生，您也许会在心里责怪索尔蒂尼，认为他若是考虑到我所说的话，就至少应该去向其他部门打听一下这件事。可是如果这么做，却正好错了，我不希望这个人身上留下缺点，哪怕只是在您心里。这是当局的一条基本工作原则，就是根本不把犯错的可能性考虑在内。由于整个机构的组织完善，如果想把事情尽快处理完毕，这条基本原则是合理的，也是必要的。所以，索尔蒂尼根本不能去向其他部门打听，再说那些部门也根本不会回复他，因为它们马上就会察觉这是在追究一个犯错的可能。”
“请容许我用一个问题来打断您，村长先生，”K说，“您先前不是提到过一个管控机构吗？根据您的叙述，这种办事情况让人一想到可能没有管控，就会感到不舒服。”
“您很严格，”村长说，“可是就算把您的严格乘上一千倍，比起当局对自己的严格还是微不足道。只有一个十足的外地人才会问您所提的这个问题。有没有管控机构呢？根本就只有管控机构。当然，它们不是用来找出粗略的字义上所谓的错误，因为错误不会发生，而就算偶尔发生了一个错误，如同在您这件事上，谁又能下定论说这是个错误？”
“这倒是件新鲜事。”K大声说。
“对我来说这已经老掉牙了。”村长说，“就跟您一样，我也确信是发生了一个错误，索尔蒂尼由于绝望而生了重病，第一级的管控机构也在此事上看出了错误，多亏了它们，我们才发现了错误的来源。可是谁能宣称第二级的管控机构也会如此判定，还有第三级和其余各级的管控机构？”
“有可能，”K说，“在这类考量上，我最好还不要插嘴，再说我也是头一次听说这些管控机构，当然还无法了解它们。只不过，我认为在这件事上有两件事得加以区分，亦即，其一是在当局内部所发生的事，然后又可以用官方的角度做出这样或那样的解释，其二则是我这个具体的人，位于当局之外的我，眼看就要遭到当局损害的我，这份损害是如此荒唐，乃至于我始终还无法相信这份危险的严重性。关于第一点，村长先生您用如此惊人的专门知识所说的话也许适用，只不过我也想听听针对我您有什么话说。”
“这我也将会谈到，”村长说，“可是如果我不把几句话先说在前头，您就无法了解。单是我现在提起那些管控机构，就已经是说得太早了。所以我再回到跟索尔蒂尼意见不一致这件事上。如同我提过的，我渐渐招架不住。而索尔蒂尼在面对任何人时只要手中握有一丁点优势，他就已经赢了，因为这下子他的注意力、精力、定力都更加提高，对于受他攻击的人来说，他那副模样很可怕，对于受他攻击之人的敌人来说，他那副模样很了不起。只因为我在另外一些事情上曾经体验过后一种情况，我才能够像现在这样谈起他。此外，我还从不曾亲眼见过他，他不能到村子里来，他的工作过于繁重。别人向我描述过他的房间，说所有的墙壁都被一大捆一大捆的档案堆砌而成的柱子给遮住了，这些还只是索尔蒂尼正在处理的档案。由于一再有档案从这一捆捆档案中被抽出来和塞进去，而且一切都发生得极为仓促，这些柱子一再垮掉，而正是这种不断接连响起的巨响，成了索尔蒂尼办公室的特征。嗯，索尔蒂尼是个工作者，事情不问巨细，他都同样细心处理。”
“村长先生，”K说，“您总是把我这件任用案称为最微不足道的小案子，然而它让许多官员十分费心，就算它刚开始时是件小案子，由于像索尔蒂尼这类官员的勤奋，它也已经成了一件大案子。这很遗憾，也非我所愿；因为我并没有这样的野心，要让与我有关的档案多到叠成柱子再轰一声垮下来，我只想当个小小的土地测量员，静静地在一张小绘图桌旁工作。”
“不，”村长说，“这不是件大案子，就这一点而言，您没有理由抱怨，这属于小案子当中最微不足道的那一类。工作量的大小并不能决定一桩案子的等级，如果您这么以为，那么您就还是远远不够了解当局。可是就算案子的等级是取决于工作量的大小，您的案子也还是属于最微不足道的，一般的案子，也就是那些没有所谓的错误的案子，产生的工作量还要更大，不过也更有成果就是了。再说，您还根本不知道您这件案子所造成的实际工作，因为我现在才要对您说。起初索尔蒂尼让我置身事外，可是他手下的官员来了，每天都在贵宾楼对村中大佬进行审讯，做下笔录。大多数人站在我这边，只有几个人起了疑心，测量土地这件事跟农民有切身关系，他们怀疑有某种秘密协定和不公道的事，此外还找到了个领袖，从他们的陈述中，索尔蒂尼不得不得出一个结论，亦即我若是把这件事在村民大会中提出来，那么并非所有的人都会反对任用一名土地测量员。就这样，一件本来理所当然的事——亦即我们并不需要土地测量员——被弄得至少是有了疑问。在这件事情上，一个叫作布伦斯维克的人表现尤其突出，您大概不认识他，他这个人也许并不坏，可是又愚蠢又爱幻想，他是拉塞曼的小舅子。”
“那个皮革师傅的小舅子？”K问，形容了一下他在拉塞曼家里看见的那个大胡子。
“没错，就是他。”村长说。
“我也见过他太太。”K随口说道。
“有可能。”村长说，随即闭口不言。
“她很美，”K说，“可是有点苍白、有点虚弱。她大概是城堡里的人吧？”这句话半带着询问的口气。
村长看看时钟，把药倒在一根汤匙上，急急吞了下去。
“关于城堡，您大概只知道办公室里的陈设吧？”K没礼貌地问。
“是的，”村长说，露出一抹嘲讽却又感激的微笑，“办公室里的陈设也是最重要的。至于布伦斯维克：假如我们可以把他排除在村民之外，几乎我们这儿所有的人都会很高兴，拉塞曼高兴的程度也不会小。可是当时布伦斯维克赢得了一些影响力，他虽然不擅长演说，但是嗓门很大，对某些人来说这也就够了。于是我被迫把这件事在村民大会上提出来，而这起初也是布伦斯维克唯一的胜利，因为村民大会中绝大多数的人不想要什么土地测量员。这也已经是好几年前的事了，可是在这整段时间里，这件事都没有平息，这一部分是由于索尔蒂尼的认真，他透过极为仔细的调查，试图查明多数派和反对派的动机，另一部分则是由于布伦斯维克的愚蠢和野心，他跟当局有各种私人的关系，而他一再用他想出的新招数来动用这些关系。不过，索尔蒂尼并没有受布伦斯维克的骗——布伦斯维克怎么可能骗得了索尔蒂尼？——但正是为了不要受骗，就必须做新的调查，而这些新的调查还没有结束，布伦斯维克就已经又想出了新招数，他是很机灵的，这就是他愚蠢之处。现在我要谈到我们当局机构的一个特质。与它的一丝不苟相应，它也极为敏感。如果一件事被斟酌了很久，那么有可能会发生，在这些斟酌结束之前，在一个无法预见、事后也不再找得到的地方，突然闪电般地冒出一个解决办法，从而了结了这件事，虽然大多十分正确，却毕竟还是有点随意。那就像是当局机构再也受不了由于同一件事而产生的长年刺激和紧张，这件事就其本身而言也许微不足道，于是不借助官员的协助，自行做出决定。当然，这并非奇迹发生，而且肯定有哪个官员写下了这个解决办法，或是做出了一个没写下来的决定，无论如何，至少从我们这边无法确定，就算是当局也无法确定，究竟是哪一个官员在这件事情上做了决定，还有他做此决定是出于哪些原因。过了很久以后，才由管控机构确定了，但我们不再得知，况且也几乎不再有人感兴趣。嗯，我刚才说过，这些决定多半极佳，令人困扰之处只在于众人太晚得知这些决定，这种事通常都是这样，因此在这段时间里还在热烈讨论早就已经被决定的事。我不知道在您这件案子上是否做出过这样的决定——从某些迹象看来是有，从某些迹象看来则无——假如做出过这样的决定，那么就会有一张任命状寄给您，您会长途跋涉来到这里，这会花上许多时间，而在这段时间里，索尔蒂尼还会继续处理同一件事，直到筋疲力尽，布伦斯维克还会继续耍阴谋，而我则被他们两个折磨。我只是暗示有这个可能性，但我确实知道下面的事：一个管控机构后来发现，在许多年前，A部门为了土地测量员一事向村里询问过，但一直没有收到回复。他们又再一次来询问我，而这整件事自然就被澄清了，A部门对我的回复表示满意，亦即我们不需要土地测量员，而索尔蒂尼不得不看出这件案子不归他管，看出他平白做了这么多劳心伤神的工作，虽然错不在他。假如新的工作没有如常从四面八方涌来，假如您的案子不是明明只是桩极小的案子——几乎可以说是小案子当中最小的——那么我们大家大概全都会松了一口气，我认为就连索尔蒂尼自己都会松一口气，只有布伦斯维克不高兴，但那只是可笑罢了。而现在，土地测量员先生，请您想象一下我的失望，当这整件事如今已经幸运地了结之后——从那以后已经又过了很长的时间——您突然冒了出来，看来这件事似乎又要重新来过。我下定了决心，就我能力所及，绝不让这种情况发生，这一点您应该可以了解吧？”
“当然，”K说，“但我更加了解的是，在这件事情上我受到了可怕的利用，说不定就连法律都受到了可怕的利用。我会知道该怎么自卫的。”
“您打算怎么自卫呢？”村长问。
“这我不能透露。”K说。
“我不想强人所难，”村长说，“我只请您考虑这一点，亦即我是您的——我不想说我是您的朋友，因为我们其实完全是陌生人——但可以说是您公事上的伙伴。我只是不容许您被任用为土地测量员，在其他的事情上您却永远可以怀着信赖向我求助，不过要在我的权限之内，而我的权限不大。”
K说：“您一直用假设语气提起我是否被任用为土地测量员，但我明明已经被任用了，这里是克拉姆的信。”
“克拉姆的信，”村长说，“这封信由于克拉姆的签名而具有价值，令人肃然起敬，这签名看来是真的，可是除此之外——不过，我不敢单独对此表示意见。米琪！”他大声喊道，接着又说，“你们这是在干吗？”
很久没被注意的那两个助手和米琪显然没有找到他们要找的档案，于是想把所有的文件再锁回柜子里，可是由于档案太多又未经整理，他们没能办到。那两名助手大概就在那时候想到了他们此刻正在付诸实行的主意。他们把柜子倒放在地板上，把所有的档案都塞进去，然后和米琪一起坐在柜子的门上，试图这样子慢慢地把柜子门压下去。
“所以说那份档案没有找到，”村长说，“可惜，不过您反正已经知道了事情的始末，其实我们也不再需要那份档案了，再说肯定还是找得到，很可能是在教师那儿，还有很多档案在他那儿。不过，米琪，现在拿着蜡烛过来吧，把这封信念给我听。”
米琪过来了，当她坐在床缘，依偎在充满生命力的强壮丈夫身上，而他搂着她，她看起来还要更苍白、更不起眼。只有她那张小脸此刻在烛光中引人注目，轮廓清楚严肃，只由于年纪大了而显得温和一些。她才往那封信上看了一眼，就轻轻交叠起双手，说：“是克拉姆写的。”接着他们就一起读那封信，彼此轻声说了些什么，最后，当那两名助手正好欢呼一声，因为他们总算把柜子门压紧了，而米琪感激地静静望向他们，村长说了：“米琪完全同意我的看法，现在我想我可以大胆说出来了。这封信根本不是官方的公函，而是封私人信件。单从‘敬爱的先生！’这个称呼就能清楚看出来。此外，信中没有一句话提到您被任用为土地测量员，而只是笼统地提到领主的服务人员，而且这一点也说得并不具备约束力，只说‘如您所知’您被任用了，意思是您被任用了这件事，要由您自己来证明。最后，您被指示在公务上只和村长我接洽，作为您的直属上司，说我将告知您一切细节，这一点我已经做到绝大部分了。一个人若是懂得阅读官方公函，就更懂得阅读非官方的信件，对这样一个人来说，这一切最清楚不过；身为外地人的您看不出这一点，这并不令我感到奇怪。总的说来，这封信的意思无非是克拉姆打算亲自关照您，如果您被任用为领主的服务人员的话。”
“村长先生，”K说，“按照您对这封信的解释，到最后所剩下的就只是签在一张白纸上的名字了。您不觉得您这样做是贬低了克拉姆的名字吗？您假装敬重的克拉姆？”
“这是个误会，”村长说，“我没有低估这封信的意义，我的解读并未贬低它，正好相反。克拉姆的一封私人信件当然要比一份官方公函更具意义，只不过它偏巧并没有您所赋予它的意义。”
“您认识许瓦泽吗？”K问。
“不认识，”村长说，“米琪，你认识吗？也不认识。不，我们不认识他。”
“这很奇怪，”K说，“他是一个副管事的儿子。”
“亲爱的土地测量员先生，”村长说，“我怎么可能认识每一个副管事的每一个儿子？”
“好吧，”K说，“那么您就得相信我的话，相信他是一个副管事的儿子。在我抵达的那一天，我跟这个许瓦泽就有了一番不愉快的争执。接着他就打电话去向一个名叫弗里兹的副管事询问，得到的答复是我被任用为土地测量员。这一点您要怎么解释呢，村长先生？”
“很简单，”村长说，“这表示您根本还从不曾真正和我们的当局有过接触。所有这些接触都是表面上的，而您却把它们当真了，由于您不了解情况。至于电话：您看，在我这里没有电话，而我明明得常跟当局打交道。在旅店或是类似的地方，电话也许能提供很好的服务，就像一架音乐播放器一样，但也就仅止于此。您曾经在此地打过电话吗？打过？那么您也许会懂得我的意思。在城堡里，电话显然发挥了极佳的功能；别人告诉过我，在那里电话打个不停，这当然能够大大加快工作的速度。这种打个不停的电话在我们这里的电话中听起来就是沙沙声和歌唱声，这您肯定也听过。可是这个沙沙声和歌唱声就是我们这里的电话所传送的唯一可信的东西，其余的一切都靠不住。这里跟城堡之间并没有特定的电话线路，没有替我们转接电话的总机；如果有人从这里打电话给城堡里的某个人，那里最低阶的部门里所有的电话都会响起来，或者应该说每个人的电话本来都会响起来，要不是几乎每个人都把电话的声音关掉了，这一点我确实知道。可是偶尔会有一个疲劳过度的官员想要稍微放松一下——尤其是在晚上或是夜里——于是把电话的声音打开，那么我们就得到了回应，只不过这个回应就只是个玩笑。这其实也很容易理解。谁有权利拿起电话，为了他个人的小小烦恼而用电话铃声去干扰极其重要的、总是飞快进行的工作？我也不明白，就算是一个外地人，他怎么会相信如果他打电话给索尔蒂尼，来接电话的人就真的是索尔蒂尼，这是举例。来接电话的很可能是完全不相干的另一个部门的小小记录员。不过，相反地，在极少数的时刻，也可能发生，当有人打电话给那个小记录员，来接电话的却是索尔蒂尼本人。在这种情况下，当然最好是在听到对方吭声之前就从电话机旁跑走。”
“我的确没有这样看待这件事，”K说，“这些细节我不可能知道，不过，我对这些电话交谈并不怎么信赖，我一直都知道，只有直接在城堡里得知或达成的事才具有真正的意义。”
“不，”村长说，抓住了K话中的一点，“这些电话中的回应当然具有真正的意义，怎么会没有呢？一个官员从城堡中做出的答复怎么会没有意义呢？在谈到克拉姆那封信的时候我就已经说过了。所有这些陈述都不具有官方的意义；如果您赋予它们官方的意义，您就弄错了，相反地，在表达友好或敌意上，它们的私人意义很大，通常是官方的意义永远无法相比的。”
“好吧，”K说，“假定一切都如您所说，那么我在城堡里就有许多好朋友了；严格说来，在许多年前，当那个部门想到可以找个土地测量员来此，这个念头就已经是对我的一桩友好行动，在那之后，友好行动就一桩接着一桩，直到我最后被引诱到这儿来，而别人又威胁着要把我赶走。”
“您的观点有某种真实性，”村长说，“您说得对，一个人不能把城堡的意见按照字面去接受。但毕竟不管在哪里都需要小心谨慎，不只是在这里，而且涉及的意见愈是重要，就愈需要小心。可是您接着说到您被引诱到这儿来，这我就不明白了。假如您更仔细地听了我的说明，那么您就该知道，您被任用到此地这个问题实在太难了，不是我们在一番短短的交谈中就能回答的。”
“那么，结果就是，”K说，“一切都不清不楚，而且无法解决，除了要赶我走这一点。”
“谁会胆敢赶您走呢？土地测量员先生，”村长说，“正是因为在真正的问题之前还有问题需要厘清，才保证了您受到最礼貌的对待，只是看来您过于敏感。没有人留您在这儿，但这可还不能算是赶您走。”
“噢，村长先生，”K说，“这会儿您又把某些事情看得太过透彻。我将向您列举几件把我留在此地的事：我为了离开家乡所做的牺牲、那辛苦的长途跋涉、由于在此地被任用而让我合理抱持的希望、我的一文不名、如今要在家乡再找一份合适的工作不大可能，最后，很重要的一点的是我的未婚妻是个本地人。”
“噢，芙丽妲，”村长毫不惊讶地说，“我知道。不过芙丽妲会追随您到天涯海角。当然，至于其他几件事，的确需要做些斟酌，而我将会向城堡报告。要是有决定下达，或是在决定下达之前需要再询问您一次，我会派人找您来。这样您同意吗？”
“不，一点也不同意，”K说，“我并不要城堡的施舍，我只要我应得的权利。”
“米琪，”村长对他太太说，她仍旧依偎着他坐着，怔怔失神地玩弄着克拉姆那封信，把它折成了一艘小船，这时K吓了一跳，把信从她手里拿走，“米琪，我的腿又开始痛得厉害，我们得重新热敷了。”
K站了起来，说道：“那么我就告辞了。”“好，”米琪说，她已经准备好一贴膏药，“这风也太大了。”K转过身，那两个助手一听到K说要告辞，以他们一贯不恰当的工作热情，就把两扇门都打开了。为了让病人所待的这个房间，免于受到强烈涌进来的寒气侵袭，K只能匆匆在村长面前一鞠躬。然后他拉着那两名助手一起跑出房间，迅速把门关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