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抵是我固执，始终承袭不下来这座城市特有的巧致趣味。广州人很少有身型过胖的，跟他们接触下来，觉得他们享受谈论美食甚于享受美食。始终把自己放在一个局外人的位置上，可能也导致了大部分时候理性压倒感性，没能和这座城市来一场推心置腹的深谈。
但我不遗憾。如果你的心里已有了永不腐朽的气味，你就不是一个没根的人。
十余年前，人们尚不知高铁为何物。仗着一股子能熬夜的耐性和对目的地的憧憬之心——其实是出于境况窘迫而无法负担昂贵的机票费，选择了红皮/绿皮/蓝皮普快火车。至于我爸爸，我不清楚他是为了折磨我，还是为了考验他自己，总之在我印象里，小的时候，提起故乡，第一感觉是卧铺车厢里锈迹斑斑的气息和列车员机械一般的叫卖声。那时候没有“抽成”这样的概念，只觉得他们的喉咙大概是被设定了特定程序，以至于能不辞疲倦地叫卖数小时。
从广州到武汉，湖南是绕不过去的坎儿。也就是那些年，我知道了株洲、常德、娄底这样新鲜的名字，只是没想到多年以后，它们仍然只是卧铺车厢里徐徐路过的地名。
在少不更事的年纪，它们更加只是过客。不夸张地说，湖南对我而言，一度只是逃不掉的驿站。途经株洲的时候，往往是后半夜，我忘了是大站还是小站，但是当习惯了数小时的均匀行进频率，冷不丁一道刹车，再怎么不省人事的旅客也还是被催生了抹一抹哈喇子的工夫。从来没有福气深度睡眠的人如我，对午夜时分的株洲火车站不敢说是陌生。那是个连茶叶蛋都能引起共鸣的年代。
撩起一角帘子，就能看见睡眼惺忪的人拖沓一脚疲态，附带一些行李，像鬼魂一样出现又消失在站台。想来不过十来分钟的光景，那时候却犹如长达半小时的微电影。
所以，湖南对我而言，始终只是湖北的一份前菜。如果我的记忆没有出错，武汉就是湖北的第一站。无心记忆的我，终归是忘了当时抵达的是武昌还是汉口。唯一老老实实粘在回忆墙壁上的，是冬天那种死赖不走的刺骨寒冷，好像在路边拦出租车的间隙，就能顺利冻死街头。如果你亲历过，你一定明白，寒风从来不屑直击面部，而是从最缺乏防备的大衣底部钻入胸膛。
确凿可笑，这竟是我对武汉的原始印象。后来的印象多少有些不客观了，我被灌输进了太多的情谊和感怀。事实上，没有这些强迫性情结，我照样爱这片土地爱得炽热。但我不忍辩驳，而且一不忍，就不忍了十几年。
可我是爱它的，这种爱来得猛烈又持久。爱时常与记忆同患难共生死，在我这里，没有例外。
对于武汉的爷爷家，我的身份亲切又尴尬。武汉话管“想念”叫“欠”，我知道他常常“欠”我，而我却是百分之百地欠他很多。于我而言，他的形象是收音机里永不停歇的戏曲节目，更是过道里飘香的莲藕汤。
武汉人对莲藕真的是情有独钟，我爷爷兴许尤为是。可我不能扯谎说我不爱，在我的认知里，故乡和莲藕几乎就是连体婴的关系。每次我回去的前一夜，他会花若干小时煨上一锅藕汤，用最古老的方式。今天再想起来，应该是对不住他了：因为我的至爱，从来都不是一碗鲜美烫嘴的莲藕汤，而是看起来稀松平常的酸豆角炒肉末。他在自己不宽敞的起居室里支好饭桌，酸豆角炒肉末被盛在最不稀有的碎花瓷盘里，可是每一段豆角都是精品，每一团肉末都是心血。
令我不能忘怀的“爷爷出品”还有色泽红润的红烧肉，必定是用干子烧，即豆腐干。延续至今的对豆制品的狂热，恐怕因由亦是拜彼时所赐。他的作品里总有一种相通的气味，却又不觉乏味，只觉得尝到这味了，便是故乡了。有一回，他做红烧肉忘了放盐，好像是因为我压根儿没尝出来，是身边的人窃窃讨论，我才有此意识。再挖一口，仍旧是没尝出来：大概良久不能吃到的味道，本身已经裹了饱满的乡愁，而乡愁就是到了宇宙尽头都能当作傍身武器的东西。
但是你不能指望人人都懂你的乡愁。总有那么一些事，勾出你的婆娑泪眼，也成了别人的下饭好菜。对于故乡，我们一步一脚印地远离，又在心事无人问津的时刻，蓦然想起，这诚然不是选择，只是短暂人生里枯燥往事当中的动人插曲，即使五十年不管不顾，它还是像个哨兵一样，伫立成永恒的姿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