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玄宗李隆基生长在后党专政的时代，自幼就有浓烈的复兴李唐帝国的意识。韦后专政，太子重俊发动政变未遂，自己反被杀害。李隆基及其父亲相王李旦是支持太子重俊的，因而受到牵连。重俊政变后一年，即景龙二年（708年）四月，李隆基被从京城外放，任潞州别驾。这事实上是一次惩罚与贬谪。但他目睹了重俊政变的失败，总结了教训，在潞州别驾任上就开始为以后发动复兴李唐的政变进行默默的准备工作。
（1）潞州千隅，积蓄力量
李隆基走马上任，首先结交了“豪富”张日韦。景龙初，张日韦曾为铜革是令，热情好客，喜欢游猎。“会临淄王为潞州别驾，日韦潜识英姿，倾身事之，日奉游处。”这种交谊是以气味相投为基础，不见得有什么政治目的。但是，在地方豪强的心目中，李隆基俨然是一位“英姿”人物，博得了拥护。不久，有个“乐人”名叫赵元礼，来自山东，身边带有女儿，俊秀美丽，擅长歌舞。二十四岁的隆基看上了歌女，就在张日韦宅第里相爱起来，还生了个儿子。唐代诸王溺于女色，临淄王李隆基也不例外。此前，隆基已纳王氏和刘氏两妃。王氏后来为皇后，但一直没有生过儿子。刘氏生了儿子，名叫嗣直，即玄宗长子。至于歌女赵氏，后来就是赵丽妃，其子取名嗣谦，即玄宗第二子。应当说，隆基既以共同喜欢歌舞而相爱，也就不会因赵氏出身低微而嫌弃。这一点还算是难得的。赵氏的父亲和哥哥后来也都“擢为京职，开元初皆至大官。”
除了结交地方豪富外，还十分注意收罗心腹。李隆基在长安时已有一个贴身侍从，名叫王毛仲，系高丽人，此人出身微贱，但性识明悟，办事干练。这时，又添了个李宜德。“李宜得（德）本贱人，背主逃匿。”此人出身虽贱，但很有本领，“新捷善骑射”，所以隆基不惜以5万钱把他赎了过来。后来，“玄宗还长安，以二人（毛仲和宜德）挟弓矢为翼。”毛仲和宜德，成为李隆基发动政变时的得力助手。从出身低微者中培养亲信，这是值得注意的一种手段。
在潞州一年半，作为别驾，自然谈不到什么政绩。但是，这一年半，恰恰是李隆基平生的重要时期之一。史称：“州境有黄龙白日升天。尝出畋，有紫云在其上，后从者望而得之。前后符瑞凡一十九事。”所谓“符瑞”十九事，据说，是指日抱戴，月重轮，赤龙，逐鹿，嘉禾，黄龙，羊头山北童谣“羊头山北作朝堂”，仙洞，大王山三垒，疑山凿断，赤鲤，黄龙再现，紫云，李树连理，神蓍，金桥，紫气，大人迹，神人传庆。显然，这些是臆造、附会，有的则是别有用心的活动，李隆基当了皇帝以后，大肆鼓吹“祥瑞”，特地叫著名的文士领袖张说写了十九首“颂”。由此透露了一个重要信息：隆基在潞州时已产生政治野心。
景龙三年（709年）九日，隆基接到回长安的通知，便请一个名叫韩凝礼的搞“蓍筮”活动，“卦未成，而一蓍翘立。”凝礼说：“此天人之瑞。”这种占卜固然是荒诞的，但也清楚地反映了李隆基的政治企图。后来，隆基坐上皇帝宝座，授韩凝礼游击将军长上折冲。他之所以给韩凝礼如此高职是由于非常感激韩借卜筮之术给他提供的巨大精神支持。
十月二十五日，隆基经由潞南二里的金桥，返回京师。据载，这里常有童谣说：“圣人执节度金桥。”童谣有无，不得而知。即使有，原本是跟李隆基无关的。但是，隆基此行，在他的一生中，乃至在唐朝历史上，都有重要的意义。正如旧史所说：玄宗“定天位，因此行也。”十几年后，即开元十一年（723年）春，唐玄宗巡幸潞洲，重游故地，“宴父老，曲赦大辟罪已下，给复五年，别改其旧宅为飞龙宫”。飞龙宫，又名为“启圣宫”。这就意味着：李隆基登上龙位是从潞州起飞的，唐玄宗的帝业是从这里开始的。潞州，乃是他的政治发祥地。
（2）中宗韦后，不识隆基
李隆基返回京城，是在景龙三年（709年）冬。因为这年十一月中宗将亲祀南郊，祭拜昊上帝，举行极其隆重的礼仪。届时，大赦天下，流人放还，在外诸王包括隆基都要回为参加典礼。当然也有个别人例外，如中宗第二子重福。中宗原有四个儿子：长子重润，系韦氏所生，早在武则天时期，为张易之兄弟迫害致死。次子重福，系后宫所生，因与重润案件有牵连，所以一直被幽禁于均州。第三子重俊，死于政变。第四子重茂，年幼无知。中宗实在是个愚昧之人。太子重俊起兵主要是反对后党；但他彼时尚未识破事后之阴险用心，重俊死后，他又将防范的重点置于自己的次子重福。事后亦如是。他们完全没有意识到真正的危险乃是来自李隆基等相王诸子。
隆基回到长安，也就罢去了潞州别驾职务。当时，他居住的兴庆坊已叫隆庆坊。此坊南有一龙池。据《长安志》载，“至景龙中，弥亘数顷，深至数丈，常有云龙之谓，后因谓之龙池。”关于龙池的传说颇多，有的望气者说：“常郁郁有帝王气，比日尤盛。”所谓“望气者言”，不过是替唐玄宗制造舆论而已。景龙四年（710年）四月，中宗游幸隆庆池，结彩为楼，欢宴侍臣，“泛舟戏象以厌之。”胡三省注云：“时人以为玄宗受命之祥。”中宗的到来，主要是寻欢作乐，并顺便拜访相王“五王宅”。是否有意窥测隆基诸兄弟的动态，那就很难肯定了。以象厌之，近于儿戏。如果确已发现隆基的图谋，完全可以下令追查。看来，没有把相王诸子视为最危险的力量，尚不了解“五王宅”里的秘密活动，这是中宗和韦后在政治上的失算。
（3）长安龙池，广交豪俊
李隆基在长安是暗中进行政变准备的。当时正值中宗末年，王室多有困难，玄宗常常暗中帮助他们。也就是说，继续收罗亲信，加紧集结党羽。他把重点放在北门禁军万骑上，这是老谋深算的表现。众所周知，远在唐太宗时，选拔官户及“蕃口”骁勇者，著虎文衣，跨豹文鞯（马上被具），跟从游猎，于马前射禽兽，谓之“百骑”。武则天时，稍增为“千骑”，隶属于左右羽林禁军。中宗景龙元年（707年），又改称“万骑”。如果不拉拢这支禁卫力量，要想宫廷政变成功，是很难的。太子重俊失败原因之一，就是“千骑”王欢喜等倒戈。前车之覆，怎能不引以为戒呢？所以，李隆基特别加强这方面的工作。“王（临淄王李隆基）数引万骑帅长及豪俊，赐饮食金帛，得其欢心。”此中意图，心腹王毛仲一清二楚，故“亦布诚结纳，王嘉之。”结果是成功的，万骑帅长葛福顺、陈玄礼、李仙凫等都被拉了过来。
隆基还广泛地结交各种有识之士，以组织亲党。例如朝邑尉刘幽求，早年曾向桓彦范、敬晖建议，乘势杀武三思。桓、敬不听，后来反而被武氏诬构致死。对于这种博学多才、极有见识而又刚毅果敢的人隆基是很器重的，与之潜谋。又如尚衣奉御王崇晔，“倜傥任侠，轻财纵酒，长安少年皆从之游。”李隆基也慕名求见，并在聚会上碰到了禁苑总监钟绍京、利仁府折冲麻嗣宗等，彼此“言及家国，深相款结。”可见，共同的政治态度把他们连在一起了。尤其是钟绍京，以善书法著名，诸宫殿门榜皆其手笔。作为禁苑总监，对宫苑门廷了如指掌。隆基与之友朋，显然是另有图谋的。以上诸人，后来都是隆基发动政变的骨干。
“龙池跃龙龙已飞，龙德先天天不违。”李隆基回长安的半年多，在暗地里加紧策划政变，而这一切活动都是以隆庆坊“五王宅”为根据地的。社会上不时地流传着龙池“龙气”的说法，多少反映了李隆基跃跃欲试的状态。但是，在中宗去世以前，隆基仅仅是在窥测方向，决不贸然地举兵。这一点，正是吸取了重俊政变失败的教训，以免蒙受“上犯宸居”的恶名。
（4）母女联手，毒死中宗
景龙四年（710年）六月初，中宗之死，使形势发生急剧的变化。二十六岁的李隆基及其谋士当机立断，果敢地发动宫廷政变，一夜之间就取得了完全的胜利。
毒死中宗的凶手竟是皇后与安乐公主，这件事反映了封建统治集团内部斗争的残酷性。
自太子重俊起兵以后，虽然武三思死了，但韦后和安乐公主专权却愈演愈烈。景龙二年（708年）春，宫中传说皇后衣箱中有五色云出现，有人奏请：“则天皇后未受命，天下歌《妩媚娘》……顺天皇后（韦后）未受命，天下歌《桑条韦》，盖天意以为顺天皇后宜为国母，主蚕桑之事。”这完全是谄佞者的附会。硬将一首与韦后风马牛不相及的民歌与她的政治前途相联系，并将她与武则天相比，无非是为她专权广造舆论。就其本质而言也是一种自欺欺人之举。
安乐公主也没有从丈夫武崇训之死中引出必要的教训来。这时，又有了新丈夫，那就是武承嗣次子武延秀。此人有姿色，会唱突厥歌，跳胡旋舞，早已勾搭上公主。“及崇训死，延秀得幸，遂尚公主。”当了驸马以后，他的恃恩放纵，比起武崇训，真是有过之而无不及。连公主府属官也看出“延秀有不臣之心”，妄图篡唐。
总之，韦后、安乐公主、武延秀等人沆瀣一气，极谋篡政专权，取李唐而代之。可谓“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她们凶残暴虐，很多人敢怒而不敢言，连相王也如此。但还是有些人冒死上书，怒斥群邪。例如，景龙四年（710年）四月，定州人郎岌奏陈韦后等“将为逆乱”，结果遭到杀害。五月，洛州偃师人燕钦融多次上奏，揭露韦后、安乐公主、武延秀等“将图危宗社”，同样被害致死。这些事件表明，一股公开反对韦后和安乐公主的力量正在兴起。相王及隆基自然意识到这股力量的重要性，对郎岌与燕钦融寄予深切的同情。所以，睿宗即位后，追赠他俩为谏议大夫，特别赞扬燕钦融：“先陈忠谠，颇列章奏，虽干非其位，而进不顾身。永言奄亡，诚所伤悼。”
至于中宗，虽然昏庸愚暗，但他至少还是要维护“李家天下”。这一点，毕竟跟韦后、安乐公主、武延秀等稍有区别。韦氏之党极力唆使韦后效法武则天之故事，延秀党羽则扬言复兴“大周”。当中宗读到一系列揭发韦氏“将图危宗社”的上书；不能不有所触动。他曾面诘燕钦融，而看到钦融“顿首抗言，神色不挠”，不禁为之默然。钦融死后，中宗怏怏不悦。史称：“由是韦后及其党始忧惧。”韦氏之党开始“忧惧”什么呢？怕的是中宗一旦觉悟，不许篡唐，他们的易姓之事就难以实现。因此，韦后与安乐公主等合谋，干脆于六月二日毒死已经患病的中宗。
（5）韦后临朝，拟革唐命
中宗一死，秘不发丧，由韦后总理一切政务。为了应付非常局面，采取了几项措施。
第一，修改“遗制”内容。中宗既死于非命，也就不会留下什么“遗制”。怎么办呢？六月二日那天，上官昭容和太平公主谋草遗制，内容是：立中宗小儿子重茂为皇太子，韦后知政事，相王参谋政事。六月三日，韦后召集禁中会议，参加者有大臣韦安石、韦巨源、萧至忠、宗楚客、苏瑰等十九人。宗楚客说：“今须请皇太后临朝，宜停相王辅政。且皇太后于相王居嫂叔不通问之地，甚难为仪注，理全不可。”虽然有些人反对这种意见，但最后还是决定罢相王辅政。六月四日，发丧于太极殿，宣布遗制，改元“唐隆”。六月七日，皇太子重茂即位，时年十六，皇太后韦氏临朝称制，一手操纵朝政。
第二，安插亲党，掌握军权。韦后令从父兄韦温“总知内外兵马，守援宫掖。又引从子播、族弟璇、弟捷、濯等，分掌屯营及左右羽林军。”当时调集诸府折冲兵五万人，分屯京城，一概由诸韦子侄统率。为了使万骑听从命令，竟使用“榜棰”立威的办法。
第三，鼓吹“韦氏宜革唐命”。据《资治通鉴》卷209记载，六月十二日，宗楚客、武延秀、诸韦子弟以及司农卿赵履温、国子祭酒叶静能等“共劝韦后遵武后故事。”胡三省注曰“欲遵武后易姓事也。”尤其是宗楚客秘密上书，称引图谶，“谓韦氏宜革唐命。”
第四，为了防止中宗次子重福在均州起兵，“遽令左屯卫大将军赵承恩以兵五百人就均州守卫重福。”同时，加强东都洛阳的留守力量。六月十二日，遣使臣到关内道、河北道和河南道等巡抚。
从上述部署看来，韦后决不会仅仅以太后身份为满足。任其发展下去，很有可能重演武则天篡唐的故伎。
（6）隆基举事，颇得拥戴
韦后临朝称制的日日夜夜，也是李隆基策划政变的紧张时刻。自中宗之死，到隆基举兵，只有十九天。隆基及其谋士们采取了一系列有效的步骤，以保证政变的胜利。
首先，制造“受命”的舆论。中宗被害，韦后临朝，形势的变化已在舆论上有利于李隆基，因为再也不必担心蒙受“犯上作乱”的恶名了。“时京城恐惧，相传（韦后）将有革命之事，往往偶语，人情不安。”韦氏之党鼓吹“宜革唐命”，闹得人心惶惶。而李隆基则以继承“唐命”相号召，于是关于“龙气”符瑞的说法广为流传。“上（玄宗）所居里名隆庆，时人语讹以‘隆’为‘龙’；韦庶人（韦后）称制，改元又为唐隆，皆符御名。”其实，韦后改元“唐隆”，寓意原是使唐朝兴隆起来，以此掩饰其“革唐命”的野心。谁知“唐隆”与“隆基”有一个字巧合，竟成了李隆基“受命”的征兆，这是韦后所始料不及的。以“隆”为“龙”的舆论，确实使隆基“益自负，坚定了及时举兵的决心。看起来，无论是要篡夺李唐者，抑或维护李唐者均借助于符瑞迷信之说。这也是中国封建社会政权更迭时的一个特点。
其次，争取太平公主的支持。太平公主是中宗和相王的亲妹妹，也就是隆基的姑母。据说，公主丰硕，方额广颐，颇像母亲武则天。五王诛二张时，公主和丈夫武攸暨都有一定的功劳。中宗在位期间，太平公主是一股独立的政治力量，拥有一批党羽。由于“韦后、上宫昭容用事禁中，皆以为智谋不及公主，甚惮之。可见，太平公主和韦后之间有一定的矛盾。中宗一死，太平公主参与谋草“遗制”，地位相当重要，但韦后之党“深忌相王及太平公主”，竭力加以排挤。李隆基显然摸透了姑母的政治态度，“乃与太平公主谋之，公主喜，以子（薛）崇简从。”太平公主的合谋，是李隆基敢于发动政变的重要因素。
再次，进一步拉拢禁军万骑。隆基虽然早已着手收买万骑，但以前都是秘密地进行，也不轻易地吐露自己的意图。而当韦温接管禁军后，“榜棰以取威”，引起了万骑将士的不满；营长葛福顺、陈玄礼等“相与见玄宗诉冤”。时机成熟了，隆基“令幽求讽之，皆愿决死从命。晓以举兵意图，万骑将领踊跃请以死自效，说明诛韦后之党得到了广泛的响应。
经过一番紧锣密鼓的策划，最后共同商定了政变的实施方案。据《册府元龟》卷20《帝王部·功业第二》记载，参与“建策”的有刘幽求、薛崇简、太平公主府典签王师虔、尚衣奉御王崇晔、利仁府折冲麻嗣宗、押万骑果毅葛福顺与李仙凫、东明观道士冯处澄、宝昌寺僧人普润、前商州司马崔谔之、山人刘承祖等等。从这张名单可以看到，除了李隆基及其主要谋士刘幽求外，有太平公主势力的代表薛崇简与王师虔，有禁军万骑将领，还有道士、僧人、山人之类。值得一提的，僧人普润实际上代表了官僚中拥护李隆基的一股势力。原来，有个人叫崔日用，曾投靠过宗楚客、武三思、武延秀等，一下子升为兵部侍郎兼修士馆学士。中宗暴死，崔日用知道隆基将要举事推翻韦党，就同沙门普润等一起前往隆基住处五王宅，表示拥戴之意。崔某随风而倒，自出于政治投机，但此事说明朝廷官僚中有相当一部分逐渐倒向李隆基。
（7）夜战禁宫，大获全胜
举兵方案既经各方协商，周密策划，所以也就能顺利地执行。六月二十日，李隆基改穿平民衣服，在随从李宜德和道土冯处澄的陪同下，离开“五王宅”，外出与刘幽求、薛崇简、麻嗣宗等会面。近傍晚时分，隆基等约数十人自禁苑南潜入，聚集在苑总监钟绍京廨舍。据《资治通鉴》卷209载，“绍京悔，欲拒之。”这恐怕不是信史。很可能是，因为钟绍京没有参加“定策”会商，不了解举兵的具体时刻，所以看到隆基等数十人的出现，就感到有些突然。后经妻子许氏一说，又立即明白过来。“绍京乃趋出拜谒，隆基执其手与坐。”可见，彼此“以结其心”，心心相印。绍京对于举兵的态度，还是坚决的。《新唐书·钟绍京传》称“绍京之果”，就是赞扬其果敢的决心与行动。
及至夜晚，万骑将领葛福顺、李仙凫也来到苑中庙舍廨舍，请求下令行动。约二鼓时分，满天繁星如雪，刘幽求认为是动手的时候了。葛福顺奉命返回羽林将士屯守的玄武门，斩韦璇、韦播等于寝帐，“羽林之士皆欣然听命”。接着，把韦璇等头首送到廨舍，隆基“取火视之”，加以验证。这样，玄武门羽林禁军基本上解决了。
据记载，“时轩辕星落于紫微中，王师虔及僧普润皆素晓玄象，遂启帝（玄宗）曰：大王今日应天顺人，诛锄凶慝，上象如此，亦何忧也。”于是，李隆基、刘幽求等数十人，以及钟绍京所率领的手执斧锯的丁匠二百余人，出禁苑南门，勒兵于玄武门外。同时，令葛福顺和李仙凫分别率领左、右万骑，攻打玄德门和白兽门。预先约定：斩关而人，一旦会合于凌烟阁前，就发出信号，“即大噪。”三鼓时辰，隆基等听到噪声，就率众突入玄武门。太极殿里守卫中宗灵柩的是南牙诸卫兵，他们虽被甲应战，但很快就溃散了。
在禁宫一片混乱之际，韦后惶恐地奔入太极殿飞骑营，结果被军士所杀。安乐公主“方览镜作眉，闻乱，走至右延明门，兵及，斩其首。”武延秀逃出肃章门，也被兵士所杀。禁宫夜战终于取得了胜利。
第二天，即六月二十一日，关闭宫门及长安城门，分遣万骑收捕诸韦亲党，斩死韦温、宗楚客等。诸韦向来门宗强盛，于京城南杜曲聚族而居。崔日用率兵包围杜曲，将韦氏家族中人尽行诛杀，连摇篮中的婴儿也掐死。看来，崔日用这个原来韦党的人，现在反戈一击，格外凶狠。针对这种滥杀现象，隆基和幽求等颁布赦天下令，强调：“逆贼魁首已诛，自余支党一无所问。”京城内外才逐渐地安定下来。滥杀总是不好，不能说隆基树立了除恶务尽的指导思想。
（8）拥立相王，无奈之举
李隆基虽以“隆”为“龙”而自负，但在发动政变的过程中，却是以拥戴父亲相王重新登位为目标。这是当时政治斗争的客观形势所决定的。
据引《旧唐书·玄宗本纪上》记载，相王似乎根本不了解儿子的密谋活动。夜战禁宫前，有人建议先告诉相王，隆基不同意，说：“若请而从，是王与危事；请而不从，则吾计失矣。”至六月二十一日，诛韦党后，内外皆定，隆基才飞速向父亲禀报，并请求父亲赦免他不经请示就举大事的罪过。父亲拥抱儿子，泣曰：“宗社祸难，由汝安定；神祗万姓，赖汝之力也。”这里，把一切功劳都归于唐玄宗，显然是唐修实录时的曲笔。
其实，对于隆庆坊“五王宅”里的紧张策划，相王是知道的，而且是支持的。儿子既已“与太平公主谋之”，怎么不会跟父亲商讨呢？“时帝（隆基）侍相王在藩邸”，可见相王也是参与某些密谋活动的。当然，关于举兵的具体方案，考虑到相王的地位，考虑到以免“忧怖”父亲，所以没有“启请”。这丝毫不能，说明相王不晓得政变的情况。
相王在政变中的作用，主要是他的政治影响，这一点，恰恰是李隆基无法做到而又十分重要的事。相王早年当过皇帝（虽然无实权）；中宗复位初，他为皇太弟。中宗刚死时；“遗制”原先规定相王参谋政事；但韦后临朝称制，“深忌相王。”当时处境之险恶，正如睿宗后来所说：“韦温、延秀，朋党竞起；晋卿，楚客，交构其间。潜结回邪，排挤端善，潜贮兵甲，将害朕躬。”在这种情况下，相王成了各种反对韦后专权的社会势力的旗帜。例如，有个叫严善思的，曾对姚元之说：“韦氏祸旦涂地，相王所居有华盖紫气，必位九五。”而且，“善思此时，乃能先觉，因诣相（王）府，有所发明，讲论圣躬，必登宸极。”这是为相土登基大造舆论。又如，“及立温王（重茂为帝），数日，天下之心归于相（王）府。”可见，相王是众望所归的人物。
李隆基在策划政变的过程中，是以“立相王”作为目标的。中宗死后，有人劝说立即举兵，隆基则说：“今谋此举，直为亲，不为身。”发难前夕，他又强调：“我拯社稷之危，赴君父之急，事成福归于宗社，不成身死于忠孝。”这些表白，当然不能视为李隆基没有政治野心，只是说明他打着为国为父的旗号，利用相王的声望与影响进行活动。
六月二十日夜战禁宫时，十六岁的重茂即少帝，也在太极殿里。刘幽求建议：“众约今夕共立相王，何不早定！”隆基连忙阻止，叫他别多说。第二天，向相王汇报后，就迎接相王人宫辅佐少帝。
这样部署，是很得体的。过早地废少帝，拥立相王，在舆论上是不利的，可能被视为篡夺。而迎相王，辅少帝，这正是中宗“遗制”的原旨。同日，以临淄王隆基为平王，兼知内外闲厩，押左右厢万骑；薛崇简为立节王，钟绍京守中书侍郎，刘幽求守中书舍人，并参知机务。这样，实权仍操在李隆基手里。
六月二十三日，太平公主传少帝命，请让位于相王。相王故意推辞一番，后经隆基等人劝说，才答应下来。同日，以平王隆基为殿中监，同中书门下三品。六月二十四日，少帝坐在太极殿御座，相王立于中宗灵柩旁，太平公主故意发问：“皇帝欲以此位让叔父，可乎？”刘幽求跪奏，表示拥护。太平公主接着说：“天下之心已归相王，此非儿座。”于是，把少帝提了下来。二十六年前当过皇帝的相王，如今重新登上御座。睿宗即位这场戏，是李隆基政变的最后一幕。
应当说，李隆基是推翻韦党的六月政变的策划者与总指挥。他借此机会抢占大宝，并非没有可能。但他审时度势，暂时拥父即位，虽说也是一种无奈之举，但也表明青年时代的李隆基颇有政治远见。待到水到渠成之时，他也绝不客气。
